1. 引言
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1出生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1960年代末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在英国定居并开始以英语写作，其作品主要以殖民主义及流散给非洲人民带来的痛苦和身份危机为题材。《赞美沉默》2的主人公及叙述者通过模仿周围的英国人来避免面对两个社会之间的矛盾，他穷尽一生寻找身份、找寻家园，最终被两种文化抛弃。在叙事手法方面，全书以主人公为第一视角，用一个个看似孤立、碎片化的故事来讲述主人公的双面人生，主人公的双重身份与叙事时空的切换相呼应。
2. 后殖民主义与流散
后殖民主义，也称后殖民理论，是积淀着人类辛酸苦辣、悲凉沧桑的血泪历史的理论。约1500年前，殖民主义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而产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殖民国向非洲、美洲、亚洲等地进行殖民扩张，掠夺低廉原料，扩大其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传播欧洲的制度与文化，建立全方位的霸权帝国。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殖民主义罪恶，揭露殖民主义的丑恶行径。“后殖民主义突出的特点是批判西方人眼中、心中、手中的东方主义，批判帝国主义与欧洲文化中心论” [1]。杰出的殖民主义批判者有弗朗兹·范农、爱德华·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Young在《后殖民主义：简论》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后殖民主义已经形成了一套书写体系，试图改变那些在西方人和非西方人关系中及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这将颠覆世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看待东西方的关系” [2]。
“流散”(diaspora)一词本是植物学术语，源于希腊语dia和speirein，意思是“散落”、“离散”。起初，“流散”与“故乡(homeland)”紧密相连，后被用来代指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及希腊人等民族的迁徙与分散。历史学家George Shepperson引入非洲人流散这一概念，并将巴勒斯坦人的流散称为“灾难性”的流散。在全球化背景下，流散的意思不仅是犹太人的亡国、离土和飘零或因人口贩卖带来的强迫移民，更重要的是指代一种跨国流动现象，它包括多方向的文化迁徙和混杂，以及占有不同文化空间的能力。这种流动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移动，它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构成了一种连锁、互动的全球性文化与社会关系。流散是一种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文化位置，它既不依赖于中心，也不固守边缘。借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这种以“混杂性(hybridity)”为特征的“第三度空间”，“隐含着一种认识论优势，一种“既在内、又在外”的双重视角，它提供了一种颇具创造性和颠覆性的书写空间” [3]。
Brubaker提出，流散主要由三个结构性的概念组成：空间上的分散(dispersion in space)；对“家园”的渴望(orientation in “homeland”)；边界的维持(boundary-maintenance) [4]。书中，主人公远渡重洋，从非洲逃到英国，与家人分别近二十年，体现了空间上的离散；主人公费尽心思讨好艾玛一家，想要融入他们，找到新的家园，体现了对“家园”的渴望，这里的“家园”更多指心灵的相通；包括艾玛一家在内的英国社会始终没有完全接纳主人公，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折射出西方和东方的边界始终存在。
3. 殖民者的凝视与漠视
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一书中指出，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成——“东方的” [5]。东方主义是一门学科，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代表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看法、态度和表达，其基础是东西方的二元对立，西方人民主、克己、理性、坦率，而东方人则专制独裁、耽于声色、愚昧迷信、满腹阴谋诡计。西方人以其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标准评判东方，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进行帝国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通过“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建立霸权体系，用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来审视东方。此外，西方人建构东方主义并受其影响，不仅会用自身标准衡量东方，还会用上位者的姿态评判东方，漠视东方。
主人公去找家庭医生看病时，医生对待他就像是在怜悯一个智力低下的小孩或是中风瘫痪的老人，进行一番初步检查后，医生说，“加勒比海周围的非洲人心脏都不太好，容易得高血压、痴呆、糖尿病等十几种疾病，你用不着太担心。”家庭医生作为一个英国人，从西方的角度自说自话，认为处在东方的加勒比非洲人都像他们以为的那样饱受疾病折磨，但其实主人公并非来自加勒比海地区。接着，医生像发射连环炮似的问了一串问题，“你第一次心脏不舒服是什么时候？你有家族遗传史吗？不必担心，只是个小问题，你这个年纪的黑人都会出现这些问题...你是自付还是用医保？如果用医保付能更快进行检查，没必要害怕，你知道了吗？” [6]，一大段文字都是医生的独角戏，并没有给主人公时间回答，表面上该医生一直在安慰主人公，但其敷衍之意昭然若揭，漠视主人公的感受和真实身体情况。医生还特地强调“something not entirely unexpected of someone of your age and race”，反映出医生对主人公的黑人种族身份持有刻板印象，认为东方人不仅头脑简单，身体素质也很低。巴巴在其《文化的定位》一书中写道，“如果在殖民话语中出现殖民者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只能用固定性或僵化性(fixity)来理解。殖民者的话语策略是以刻板印象为形式的矛盾心理，他们不断重复对被殖民者种族的刻板印象，表现出其内心强烈的矛盾情绪，即反复重构统治主宰关系的迫切需要” [7]。
威洛比先生即主人公的岳父，沉浸在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中无法自拔，喜欢听主人公讲述所谓的“empire story”来满足其对国家的幻想和虚荣心，这是主人公对威洛比先生唯一的用处。主人公与艾玛的父母威洛比夫妇初次见面时，威洛比先生问了很多问题，“你学的是什么？之后能用它谋生吗？是英国政府资助你的吗？我们解放了你的国家，你会不会觉得解放得太早了？你们那儿政治局面怎么样呀？”英国本是侵占其他大陆及国家的殖民者，给被殖民地人民带来了苦难，但在威洛比先生看来，给坦桑尼亚自由独立是英国殖民者的功劳，是值得炫耀的，他还总是说英国当时不应该“抛弃”桑给巴尔和其他殖民地。为了满足威洛比先生的好奇心和虚荣心，主人公编造了很多“帝国故事”，讲述英国及英国人像英雄一般带给桑给巴尔人民“幸福快乐”，比如一个英国女孩曾经救了主人公一命，英国给桑给巴尔带来了曙光等等。霍米·巴巴提出，“殖民者建构殖民话语的的目标是将被殖民地的人们塑造成种族低下、堕落退化的形象，为了使他们的侵占合理化，建立统治体系” [7]。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建构的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福柯认为话语由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规则构成，权力决定话语权 [8]。从威洛比先生的种种表现来看，英国对殖民话语的建构是成功的，英国人民也深信他们的对外殖民是合理的，是造福于殖民地人民的。
在主人公对艾玛一家的描述中，用来表示战争、冲突的词语频繁出现，比如attrition，ambush，open war，assault，enlist，attack等，营造出剑拔弩张、消极对立的语义倾向，表现了艾玛的父母对主人公和艾玛的恋人关系并不满意。在谈及生育孩子的问题时，威洛比夫人说主人公和艾玛的孩子将没有身份，“它什么也不是”。在威洛比夫人看来，黑人和白人结合孕育的后代将被两个种族抛弃，陷入苦难之中。不仅是身为黑人的主人公遭受来自西方的审视，他的后代也是如此。威洛比夫人并未用言语直接表露对主人公的不满厌恶，相反，她总是很礼貌客气地对待这个黑人女婿，他们中间始终存在着隐形的边界，从叙述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她在场时，我仿佛是个透明人”“她总是很好地保持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亲密也不至于尴尬”。此外，主人公在学校的工作也并不开心顺利，他称其为“每日一次的迫害”，害怕“学生们会起义反抗并羞辱我”，“学校里都是无知、精神失常的疯子，他们似乎都怕我”。
4. 被殖民者的沉默与谎言
面对殖民者的羞辱嘲弄，被殖民者往往处于失语、沉默的状态。斯皮瓦克曾发问，“Can the subaltern speak?(属下能说话吗?)” [9]，她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印度女子芭杜莉加入印度独立武装组织但无法完成政治暗杀任务，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无权发声，最终自杀的故事。沉默的他者，无论是用手势还是口头都保持沉默，变成弗洛伊德所说的“集体中的无组织者(haphazard member of the herd)”。
模仿(mimicry)被霍米·巴巴定义为“殖民国家希望创造一个经过改革的、可识别的他者，作为一个几乎相同但不完全相同的有差异的主体” [7]。在《赞美沉默》一书中古尔纳选择了一个模仿西方新殖民主义者声音的叙述者，他所说的话与他的对话者“几乎一样”，但仍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为叙述者创造了颠覆霸权话语的空间，他通过巧妙的讽刺揭露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关于非洲“他者”的仇外谬见。然而，在模仿中重建的叙事空间是一个矛盾的场所，即使叙述者是发声的主体，但他被剥夺了身份，在此情况下，叙述者无法将他的过去转化为现在，他在东非度过的青年时光与他在伦敦的生活毫无关系。古尔纳的小说表明，这些“帝国故事”虽然揭露了移民国文化的虚伪，但并没有为叙述者提供足够的基础来创造一个跨国的侨民身份 [10]。主人公虽然竭力模仿西方话语，但受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他无法获得话语权，也没有明确的身份，对西方人来说他一直都是沉默的。
在《赞美沉默》中，面对医生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话语，主人公一言不发，他只是在心里想着，“我没那心思去告诉他我不是加勒比非洲人……他没提到艾滋病，我们那儿是这种病的总部，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猴子的关系太近了”。通过反讽，主人公也表现出了对种族歧视的不满，但他并未直接与医生争辩，维护自己以及其他非洲人的尊严，而是用沉默来表示对医生的尊重。为了融入英国社会，主人公俨然不在乎自己的种族被抹黑贬低。主人公对远在家乡的家人也保持沉默，很少给家人写信，更从未提及他与一个英国女人在一起的事，“无论如何，我不知道如何给她写信。我和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英国女人住在一起。在桑给巴尔，这样的事情是可耻的。对我的妈妈来说，艾玛就像是令人不耻的情妇。”主人公知道一个桑给巴尔人是不能这样做的，但他为了自己的欲望，背弃了家乡的道德标准，选择保持沉默，在阴影里生活。
对《赞美沉默》主人公这样的流散者而言，身份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他渴求获得艾玛一家和其他英国人的认同，为此他不惜背离自己的过去，用谎言来自我粉饰，迎合讨好英国人，寻求新身份、新家园。第二章开头，主人公就坦白，“我没有叔叔，也没有父亲。我以我的一个继父为原型，为艾玛创造了这两个人物。”“Uncle Hashim”在全书中共出现79次，在主人公编造的回忆中，叔叔促成了他父母的婚姻，无私地照顾父亲一家人。主人公将其父母的爱情故事描绘得十分浪漫，他的“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觉得她身上萦绕着玫瑰和薰衣草的香气，总是隔着院子偷看她，后来在叔叔的促成下，他们在一起了，但父亲比较贫穷，总是接受叔叔的接济，渐渐觉得自卑与无力，与母亲渐行渐远。主人公编写故事的能力很强，艾玛是叙事符号学的博士，专攻叙事，但也只能偶尔发现几处矛盾的地方。每次艾玛的父母要来看望他们时，主人公就会提前好几天编故事，讲给岳父听。为了满足岳父对英国昔日辉煌的渴望与偏执，主人公叙述说，“大英帝国的统治是公正坚定的，他们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当严苛的法令被颁布时，我们知道英国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享受文明社会的光芒，教我们遵从于理性的政权，反对专制独裁……但最重要的是，大英帝国无私地带给我们知识、教育等等欧洲已经学习到的好东西，这些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没充分掌握的。我们没有被困在落后退化的黑暗中等待几百年，而是用短短数十年就进入了人类的新时代。”作为一名坦桑尼亚人，主人公本是英国的“他者”，但他从英国或西方人的角度来描述殖民对坦桑尼亚产生的影响，被东方主义蒙蔽了双眼，一昧鼓吹西方，颠倒黑白，用谎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5. 无名的流散者
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的《赞美沉默》《在海边》《抛弃》三部小说都围绕着共同的主题，即移民所产生的异化和孤独，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支离破碎的身份和“家”的真正意义的反省问题，这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流离失所的人，同时被移民国和祖国排斥。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本书从未提及主人公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个到英国求学的非洲学生，这就像是《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等人的判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范农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了自己作为黑人在白人世界里生活的经历与感受，当他第一次遭遇种族歧视时，他迷失了心灵的方向(disorientation)。本书的主人公也遭遇了多次的种族歧视，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他编造了各种故事来使自己更容易被接纳，童年的记忆已经被浪漫化和夸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无法区分真实发生的事情和他虚构出来的事情。当主人公年过不惑时，他和艾玛以及他们的女儿阿米莉亚关系疏远，这时他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得知桑给巴尔宣布赦免之前所有非法出逃的人，萌生了回到家乡的想法。当他回到曾经居住的房子，发现家人住的房子破旧不堪，平时缺水缺电，马桶堵塞，物质资源匮乏，感到有些愧疚。之后当地政府官员向他提供了一份相对有声望的由政府资助的工作，他的母亲也主张让他与一名年轻的医学生结婚，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坦白了他在英国的真实情况，包括艾玛和阿米莉亚。他所供述的事情对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让他们在社会中蒙羞，主人公无法再在桑给巴尔立足。当他回到英国，却得知艾玛已经和另一个男人离开了，不久之后阿米莉亚也离开了他，在英国主人公也是孤身一人，漂泊无依。
主人公在书的后半部分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一方面，英国种族主义和充满敌意的氛围让他渴望回家，但另一方面，这种渴望经常被对家的恐惧所抵消，因为家意味着承认失败和对自己的失望：“我对突如其来的事情感到惊讶，当我意识到我被困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地方，我不知道如何与人交谈并说服他们时，我感到孤独和恐惧，银行、食堂、超市、黑暗的街道似乎都太可怕了，我无法回到我来的地方——我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一切。 [6] ”桑给巴尔文化部常务秘书宣布大赦的演讲让主人公觉得他可以很容易地恢复他桑给巴尔公民的身份，这就和摘帽子一样容易。他作为桑给巴尔人的身份从未受到除他本人以外的任何人的质疑，但古尔纳无情地拒绝为他提供名字，使得这个角色成为一个“无身份者(non-identity)”。他往返奔波于不同家园之间，但两个社会都无法提供他所渴望的情感稳定，隐喻着许多后殖民流散者无根无依、无家可归的处境与命运。通过这次回乡之旅，主人公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不再属于坦桑尼亚，也不可能完全融入英国社会，只能作为一个“流放者”在英国和坦桑尼亚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空间。
在《赞美沉默》的结尾部分，主人公的文化身份经历了数次的重构，实际上他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而是处在夹缝之中。根据古尔纳的说法，这就是流散者的命运，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感到舒适，注定是一个永远格格不入的人，无法在世上扎根，永远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找不到心灵的栖息之地。
古尔纳的小说以非洲移民的故事为主题，深入解析了他们面对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残余时的痛苦与迷惘，用异化的人物性格映射了当代英国社会的脆弱一面。移民作家对英国的矛盾态度通常以创作形式上的矛盾与偏离表现出来。“在古尔纳的小说中，时空中穿梭往来的碎片般的故事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而这种断裂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些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状态” [3]。
在《赞美沉默》一书中，叙述者模仿西方人的声音，从而暴露和扰乱了帝国所控制和占有权威地位的话语。然而，在模仿中重建的叙事空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在离家出走的痛苦和被新环境疏远的压力下，主人公求助于模仿可能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他试图坚持一种至少在最初为英国敌对环境所支持的话语。最终，叙述者被剥夺了身份，仍然无法将过去转化为现在，而模仿最终被证明不足以维持有意义的跨文化关系。主人公一直用谎言为自己建立想象中的美好世界，但他的内心独白却一直叙述着事实，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西方人的凝视和排挤，他选择保持沉默，却始终被当做他者。回到家乡，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从虚构的回忆中抽离，是个桑给巴尔的外来者。当他的谎言被揭穿，背叛种族的行为被发现时，他只能被迫沦为一个流放者，在英国和桑给巴尔的夹缝中生存。
致谢
感谢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他的背影隐没于人群中，为人所不知，但他一直在为非洲黑人同胞发声，是非洲文学的无名英雄。感谢为本文写作提供指导的老师，感谢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作出研究与调查的学者！
NOTES
1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也译作阿卜杜勒扎克•格尔纳。
2原著名为Admiring Silence，现无中文译本，也译作《慕静记》《令人羡慕的宁静》《欣赏沉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