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少数族首先是指某个社会中在数量上少于其他群体、因而也易受多数族势力侵害的一个群体。因此，少数族经常意指低级的社会地位或边缘化的利益，原因是当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利益时缺少权力。同理，做少数族(尤其是种族上的少数族)可以导致不平等和错误表述的状态。有时也有寡头政治的情况”( [1], p. 66)。《天生有罪》是美国脱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的自传，讲述了他在南非的成长经历。他一出生就犯了罪，因为他的父亲是白人，母亲是黑人，而在当时种族隔离的南非，这样的结合属于犯罪，不仅父母会面临五年有期徒刑的惩罚，诺亚自己也会被送到孤儿院。为了保护诺亚，他那位勇敢、反叛、幽默、坚强、虔诚信教的母亲，想出了各种极端甚至荒唐的办法，在歧视、贫困、暴力的怪圈中，竭力为他创造了一种正常的生活。而自幼便遗传了母亲性格的诺亚，除了像大多数青少年那样成长外，还需要学会如何尴尬地在一个他本不该存在的世界上生活。作为种族隔离制度背景下出生的混血儿，诺亚一出生便是一个“少数族”人，他既不属于白人，也不属于黑人，虽然诺亚的出生证明上判定他为有色人种，但他在文化上却认定自己为黑人。从这本自传我们可以一窥南非少数族人成长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到家庭，社会和自我的多重因素如何影响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
2. 种族隔离制度催生的少数族裔
“正是少数族的出现与存在才引起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边缘国家或地区少数族裔知识分子的忧虑与不安；正是少数族裔在居住地、在宗主国中心所饱受的歧视与压迫、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方面的被边缘化，才导致远见卓识的文人学者对世界主义的重新倡导。同时，他们也看到在战后新独立的后殖民国家，主流民族控制着生杀大权，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族在摆脱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后，并没有真正地、或者完全地像原来设想的那样，获得独立与解放、民主与自由。因此，后殖民知识分子在世人一片漠视的眼光中，将注意力投向了被消音的少数族、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族群(群体)，或者那些被称为‘第四世界’的移民、难民、流散者，而在很多时候，这几类人往往都是交叉或重叠的”( [1], p. 66)。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一道抹不去的疤痕。“作为非洲殖民主义权力机构与种族歧视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漫长的种族隔离史给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族群带来不堪回首的苦难。白人处于权力的顶峰，享有全部政治话语权与经济资源，在以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制度庇护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他人种特别是黑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受到歧视”( [2], p. 36~44)。种族隔离是贯彻本书也是特雷弗·诺亚人生的一个主题。诺亚出生于1984年，此时距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还有约10年，也是社会动荡与暴乱最严重的时期。“种族隔离制度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能说服绝大多数人相互敌对。用隔离制造仇恨，整件事就是这么简单。你把人分成不同的群组，让他们相互仇恨，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他们全部人”( [3], p. 7)。暴力、贫苦和荒谬是童年诺亚眼中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生活的关键词。
杜波依斯于1945年提出“准殖民地”这一概念，它提醒我们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道德曲解还没有变成过去，坚忍的诗学还要求我们在双重目的的矛盾之内生活并工作。时至今日，杜波依斯关于准殖民地的概念及其修辞性和道德热情，并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贫苦是黑人群体的生活主题。诺亚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一样，南非的黑人也接受了殖民者的宗教”( [3], p. 9)。诺亚在书中以轻松诙谐的的叙述方式嘲讽白人向南非原住民宣传宗教，要求其向耶稣祷告，宣称耶稣能拯救原住民。但可笑的是，原住民的痛苦无一不是来自于殖民者，而被殖民者却需要向殖民者的信仰寻求拯救和希望，这难道不是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吗？诺亚的黑人公民意识也由此体现，诚如曼德拉说，“如果黑人在其政治斗争中期望白人的鼓励或帮助，这只能是浪费时间并使自己的力量偏离方向”( [4], p. 11~20)。因为母亲的信仰，诺亚每周日都会去教堂做礼拜。他们会去三个教会：多种族融合教会，白人教会和黑人教会。其中白人教会活动只有一个小时，而黑人教会一开就老半天。诺亚得出的结论是，黑人社群要和耶稣相处的久一点，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有更多的痛苦。你不得不说诺亚的喜剧天赋真的是与生俱来，但即便是以幽默搞笑的方式，这种切身经历的差异显现出的黑人经历的疾苦更为令人唏嘘和心痛。诺亚五岁的那一年，纳尔逊·曼德拉出狱，他虽然不懂得人们为何欢呼雀跃，但他却也感到高兴，因为即便是懵懂如他，也能感知到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了。不过，曼德拉出狱虽然预告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却也造成了黎明破晓之前更无尽的黑暗。“民主战胜种族隔离的过程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这场革命中，白人没怎么流血受伤。但是革命之后，街道上淌满了黑人的血”( [3], p. 15)。诺亚母亲工作后需要把全部钱财上交给外婆贴补家用，这让诺亚看到有太多的黑人家庭穷极一生在填补过去的缺口。这是身为黑人以及贫穷的诅咒，这也是一代代人无法逃离的梦魇。因为长辈们已经被剥夺殆尽，所以后人不能把这些钱用在自己身上，让自己进步，只能把挣来的钱给他们，把他们拉回生活的起点。造成南非贫穷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殖民主义对南非人民的剥削是一把镰刀，割断了许多代的希望。
“少数族化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少数族那种寄人篱下的生存状况，他们的身份被擦抹、声音被消弹，他们居于一种夹缝之中，从来就不是完全的公民，只享有部分的身份资格，他们没有被包括进民族空间内”( [1], p. 70~71)。诺亚会在上学的路上看到街边被烧焦的尸体，也会和妈妈看着家里的黑白电视机播报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由于制度的各种不合理，黑人创造了一套自己的生活系统，一套游离在法律之外，却能让人正常生活的系统。比如非正规的民间巴士系统，由私人公司承运，等同犯罪集团。“这里面充斥着贿赂与暧昧的交易、无数的暴力，以及无数为了避免暴力而上交的保护费。你绝对不能去偷属于对手管辖的小巴路线。偷抢别人线路的司机都会被杀”( [3], p. 17)。诺亚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坐上这样的巴士，还会面临巴士司机的威胁，因为司机和诺亚母亲来自不同的黑人种族，彼此之前相互敌对，她甚至需要带着两个孩子跳车逃生。暴力不是电视上的新闻，而是南非人民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生活。
“在所有的现代民族中，唯有受到剥夺的人——那些被殖民的和被奴役的——才坚信，在现代社会，试图使歧视、隔离和全球性的非正义永久化在道义上是不可能的”( [1], p. 66)。荒谬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色。“种族隔离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南非变成一个白人国家，试图取消黑人的南非国籍，将他们全部安置到黑人家园‘班图斯坦’去，那里将会成为一个半自治的黑人领地，但其实还是受制于首都比勒陀利亚的傀儡政权。不过这种所谓的白人社会，依旧离不开黑人劳动力的奉献，而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让一部分黑人住在白人社区附近”( [3], p. 26)。白人一方面想要将南非据为己有，一方面却又想让黑人群体为自己工作。于是他们制定出的政策也反映出了白人的这种矛盾心理。不允许黑人居住在白人区和乘坐公共交通，却又让黑人来家里打扫，这种政策实在是荒谬可笑，充分暴露出白人的傲慢无理。诺亚作为一个混血儿的出生，固然是其母亲反叛性格的结果，却也说明了种族隔离制度违背人性的特点。不同种族生活在一起，必然会产生种族融合。“在任何将种族歧视当作惯例的社会中，种族融合这件事不仅质疑了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揭露了其无法良性运转且不合逻辑的事实。种族融合，不仅证明了不同种族可以融合，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还希望去融合。一个混血儿就能够折射出社会逻辑的可笑荒谬，因此，种族融合变成了一个比叛国罪还严重的罪行”( [3], p. 24)。诺亚本身就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一种批判，他的存在充分说明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合理也批判了西方的种族优越性。
3. 以少数族裔的身份成长
“民族不是种族(race)。种族又称人种，指具有共同起源和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如黄种、黑种、白种等。种族是用以将人类区分为身体上、生理上、和遗传上不同的群体。种族观念首先假设人类可被区分为不变的自然种类，这些种类通过由血缘传递的身体的特征得以识别；其次该术语隐含这样的观点：人类的个体性格、思想和能力，以及智性和道德行为等，可以被关联于种族始源，而有关其始源的知识会为其行为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 [1], p. 37)。在美国，只要一个人身上有一丁点儿的黑人血统，就会被视为黑人。但在南非不是，南非会把人分为白人，黑人和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活在种族隔离的炼狱之中。在政府的人种注册中，有色人种被划为“近白人”一类。他们是二等公民，没有白人的权利，但是可以享受一些黑人没有的特权，并且有机会被提拔为白人，这让他们处于一个中间地带，既不被白人群体认可，也不被黑人群体认可。诺亚的妈妈是黑人，准确的说是科萨人，爸爸是白人，准确的说是德国或瑞士人。但是诺亚的出生证上没写他是科萨人，也没写是瑞士人，因为政府不允许。诺亚的出生证上写着他来自另一个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下，诺亚对自身的认知是，“我是混血儿，但我不是有色人种——在肤色上我是，文化上不是。因为这样，我被视作了一个不想成为有色人种的有色人种”( [3], p. 114)。于是诺亚的成长与生俱来的没有归属感，即便外人看来他属于有色人种，一个少数族。“人们常常会忽略民族社群之内的地区差异和文化差距，以及本土的少数族的日常矛盾和移位流离”(生安锋，68)。诺亚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差异巨大的灰色地带野蛮生长，在矛盾与移位中颠沛流离，找寻一个少数族人的自我。在诺亚看来，有色人种严格地说没有可追溯的历史，在这方面，南非有色人种的历史比南非黑人的历史还要糟。尽管黑人受了很多苦，他们起码知道自己是谁，但有色人种并不知道。“如果他们往上查自己的家谱，到了某一点上，就会分叉形成白人、原住民和一个叫作‘其他’的复杂网络。由于他们的原住民母亲那个派系已经消失，他们所拥有的最明显的血统联系就是他们的白人父亲——南非白人。大多数的有色人种都不会说非洲语言，他们说的是南非荷兰语。他们的宗教、政治体系，以及所有一切和文化相关的东西，都来自于南非白人”( [3], p. 110)。霍米巴巴认为最真的眼睛是属于少数族裔的。特雷弗·诺亚在他的这本自传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真实的视角来看待少数族裔的成长历程以及伴随少数族成长的身份认同问题。
4. 身份认同与文化选择的难题
“文化的定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文化的选择。当我们说将当今文化定位在某处时，也就是我们选择将文化定位在那里”( [1], p. 50)。诺亚属于少数族，生活于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的夹缝之中。处于这样的一种边缘地带，诺亚他知道在某一个时刻必须要做出选择，黑人还是白人，他得站个队，因为生活总会强迫你站队。“对身份的复杂找寻包括对历史的探索，这需要书面记录所不能提供的更多信息”( [5]，p. 224)。“在作者的成长叙事中，除了家庭教育之外，我们也看到了自我教育、社会教育”( [6], p. 72~75)。诚然，母亲，社会以及诺亚自己的经历都影响了他的身份认同。
“今日文化的定位不在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在我们日益跨国的、全球化的、后现代的时代中，边界越来越定义着核心，边缘也日益建构着中心”( [1], p. 51)。诺亚11岁时才第一次真正认识自己的国家，彼时他在公立学校H.A.杰克小学上学。在那以前诺亚对于种族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不认为黑人与白人有什么不同，因为其母亲给予的家庭教育非常平等，她的妈妈一直是在平视白人和黑人，没有给诺亚种下种族不平等的观念，而且诺亚先前读的小学是私立小学，不同肤色孩子混杂生活，却没有种族歧视。但是在杰克小学，不同种族的孩子明明处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却选择互相不进行任何接触与交流。那一刻，诺亚忽然看到、感觉到了人们之间存在的界限。也是在这里，小诺亚做出了自己的文化选择。虽然诺亚一开始被分去了成绩较好的白人班级，但是在那里，他是一个少数族。午间休息时，白人孩子向左，黑人孩子向右，独留他一人站在中间思考，他该往哪里走。而同班的另一个少数族，一个印度孩子促成了诺亚的选择。他把诺亚带到黑人孩子的群体中，因为诺亚会说好几门非洲语言，黑人班的孩子们惊讶不已，因为在他们看来，诺亚不是黑人，是有色人种，属于比他们高级的种族，却会说非洲本地语言这种低等的语言。这让诺亚认识到，语言中蕴含着你的身份和文化背景，如果我们说一样的语言，那么我们就是一样的。如果说不一样的语言，那么我们就是不同的。种族主义说人们因为肤色的不同而不同。但种族主义者很蠢，很容易被骗。如果你是个种族主义者，你遇到一个和你长得不一样的人，恰巧他说话的方式和你也不一样，这只会加深你的种族偏见。但当他的说话方式和你一样时，你的大脑就会难以运转，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因此，黑人班的孩子们一开始都很迷惑。因为诺亚的肤色，他们觉得诺亚是个有色人种，但是诺亚又能和他们说一样的语言，这说明诺亚和他们是一族的。这让他们想了好一会儿，诺亚也想了好一会儿，于是在当天快放学时，诺亚坚持转班到黑人班，也是坚持转向了黑人群体的怀抱。对此，他也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选择黑人文化。“在H.A.杰克小学，我才意识到我是个黑人。在那个午间休息之前，我从来不需要做这种选择，但当我必须要选的时候，我选择了黑人。整个世界看着我时，都觉得我是个有色人种，但是我一辈子又不是盯着自己看。我一辈子都在看别人，在我看来，我和我身边的人一样，而他们都是黑人。我的表兄是黑人，我妈妈是黑人，我外婆是黑人，我在黑人中长大。虽然我有个白人父亲，我上的是白人的主日学校，我能和那些白人小孩玩得来，可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我虽然不属于某个黑人部落，但是黑人孩子接纳了我。‘来吧，’他们对我说，‘你和我们玩。’和黑人小孩在一起时，我不必总是努力去做谁。和黑孩子在一起时，我做自己就行”( [3], p. 61)。因此，虽然外婆等家里的长辈都会把诺亚当作白人看待，比如只会打黑人孩子，而不会打诺亚，但是诺亚的同辈中黑人孩子选择了接纳他。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少数族身份认同的关键是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同世代的朋友对他的态度。
“在当今民族和人种极度混杂的世界上，纯洁的民族观念和纯真民族文化的观念都受到致命的冲击，不再拥有原先的稳固状态。而频繁流动的‘位移’也引发了位移者和接纳者的焦虑，但焦虑也会引发对于文化差异的能动性的商讨互动，而在这种被迫或者自愿的邻近状态中，在这水之边缘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接碰撞处，就有生发出自由的表述权或公民权的可能性。当今的文化就定位在这种罅隙性的、居间的混杂地带”( [1], p. 50)。之所以诺亚认同自己的黑人身份，另一个关键是他自身的成长经历。诺亚童年时一个主要的成长环境是外婆的家——索韦托。这是殖民者用来囚禁黑人群体的地方，设计目标就是人口爆炸，用一块小地方圈养住尽可能多的黑人，以便能在发生暴乱时直接一网打尽，因此你也可以称索韦托为靶子的中心。但同时，这地方给了诺亚一种自主掌控的感觉。索韦托是属于黑人群体的，它有一种自立自强的气息，是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在诺亚看来，如果说美国梦就是努力奋斗离开贫民窟的话，那么在索韦托的梦想就是改变这个贫民窟。这说明相比起白人群体的美国梦，诺亚更为赞赏黑人群体对家园概念的看重，这让诺亚更容易有归属感。诺亚情窦初开发生在一次情人节。女孩叫做梅林，也是学校里唯一的有色人种女孩，而诺亚是学校里唯一的混血小孩。“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外表相似的人。那些白人女孩坚持要我选梅林做我的情人节对象，就好像在说，特雷弗，你必须找她，你们俩是唯一的两个，这是你的责任。就好像我们两个不在一起，我们的种族血脉就要断了似的。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发现，原来白人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有这样的思维逻辑”( [1], p. 125)。杜波依斯在他的自传《黎明的黄昏》(The Dusk of Dawn)中写道：“我并不是一个美国人；我并不是一个人；多年的教育和不停的强制措施使我每天都感觉到是一个在白人世界中的黑人。这个白人世界时刻都在保持警惕以使我处于被控制中。”虽然杜波依斯讨论的是生活在美国的黑人群体，和诺亚的处境不同，但相似之处更为突出，因为诺亚生活在白人政府的统治下，同样接触到了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更为复杂的是，诺亚生活在一个少数白人群体统治多数黑人群体的政治环境下。如果说杜波伊斯的黑人身份认同是外界给予并强化的，那么诺亚则是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做出的选择，他自己也清晰的知道这一点，当他高中毕业以后和黑人朋友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时他就明白，他的朋友们无法离开黑人的世界，但他还有选择。这里的世界不仅仅是指地理空间的划分，更是文化、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区分。这样的社会教育让诺亚清楚的知道白人身份与黑人身份的差异，也更让其不认可白人文化，因为是白人文化在精神上剥削了黑人群体，抹灭了黑人群体的自尊和希望，让多少黑人沉沦颓废，让他们内心认定自己难以改变这个社会，难以突破阶级的桎梏。
“采纳一种少数族视角不但是一种在学术上避免人云亦云、获得独特眼光与洞见的必要策略，也是换位思考、避免两极对立和二元分割的手段”( [1], p. 68)。诺亚的好朋友之一叫希特勒，在诺亚看来“西方人对这样的取名方式感到震惊且迷惑，但是，这其实是西方人自食其果的典例。殖民者瓜分了非洲，让黑人变成劳动力，但与此同时，却并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教育。白人也不会和黑人交流，所以黑人怎么会了解白人世界发生了什么？正因为如此，很多南非的黑人并不知道希特勒是谁”( [3], p. 186)。白人思维只会是批判别人而从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指责黑人的无知，却不会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彼时南非的学校并没有教学生如何批判性地去思考希特勒、反犹太主义，还有大屠杀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教学生如何思考，学校的老师只是机械的陈述史实。诺亚遇见的西方人全都坚称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史上最可怕的暴行，但是诺亚却觉得非洲的屠杀暴行仅仅是因为没有影像资料证据和确切的数字，其恐怖程度就被淡化了。不得不说，诺亚的少数族裔视角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思考的大门，迎合了世界主义的浪潮，从历史角度为去白人中心化做出了贡献。
5. 结语
“南非文学是奴役中的文学，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充满了无家可归的感情和一种对无名自由的渴望”( [7], p. 98~99)。“自传式写作在南非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学传统，作家们会借助于自传来书写自我和属于他们的团体，通过直抒胸臆、融入内心独白等方式拉近读者的感知距离”( [8], p. 124~132)。诺亚的这本自传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少数族裔视角，让读者为诺亚的成长经历感动，不仅看到了他文化上所属的黑人群体的生活还有身体上所属的有色人种的生活。《天生有罪》用真挚的情感抨击了殖民主义带给民众的伤害，让少数族裔的声音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来，为世界主义的发展提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