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经历了十八、十九世纪英国的变革与危机。作为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海外殖民势力不断扩张。然而在帝国的内部，危机与矛盾也在逐步加剧。一方面，政府用严苛的手段镇压群众运动，阶级矛盾反而日益激化，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不少人迷失在喧嚣与狂躁中。另一方面，英国城镇人口激增，高度机械化与结构化的城市生活造成了人心理上的疏离感与分裂感。在不确定的时代中，心灵急需良师指引何去何从。诗人即人师1，华兹华斯的《序曲》创作于世纪之交，书写了时代危局中诗人的个人经历，着眼“具体的人”，呼唤“回家”以恢复本真的自我。《序曲》中饱含华兹华斯对湖区的眷恋之情，精神上，诗人向往湖区的自然美景与人际关系，并从童年记忆中不断汲取心灵复元的养分。行动上，诗人于1779年同妹妹多萝西回到格拉斯米尔湖畔终身定居，实践“有机的生活”。简言之，华兹华斯笔下的故乡是他在精神危机中重振心灵、稳定心智的力量，也是他给世人的一剂良药。本文聚焦《序曲》，从人与自然的互动融合、人与人的和谐共生、过去与现在的互联互通，三个维度来解读诗人笔下的故乡。
2. 人与自然的互动融合
华兹华斯出生于英格兰湖区坎伯兰郡(Cumberland)的科克茅斯镇(Cockermouth)，这里湖泊星罗棋布，山峰连绵环绕，诗人从小沐浴在自然的壮观优美中。《序曲》中不乏对湖光山色的描写，华兹华斯以优美的笔触记录了大自然带给他的宁静与崇高之感，以及他与大自然建立的情感联结。
华兹华斯自幼在对山水湖泊的欣赏与礼赞中感受宁静，在《序曲》第一卷中，诗人提到在自己还是怀中孩童时，就常常注视着蜿蜒在小岛间的德伦河(湖区的河流)，这“让我在多忧的人间早早地品味到/大自然在林地与山间弥发的一片/静谧，对它产生朦胧的预感”( [1], p. 15)。在与童年伙伴纵情玩耍时，小华兹华斯也常常离开群体的喧嚣，独自欣赏天宇中的孤星与冬夜下如镜的冰面，独享与自然的灵交，感受孤独与宁静带来的力量。策马嬉戏时，华兹华斯对霍克斯海德村的一片幽谷情有独钟，不禁感叹“好一个/幽秘的山谷，好一处保护我们/安歇、给予我们安谧的境地”( [1], p. 38~39)。自然以其静美安抚人心，即使“鸢飞戾天者”也能“望峰息心”，远离案牍劳形，获取心灵的宁静。成年后的诗人曾在都市寄居，童年时的这份“淡泊宁静”感仍是他安定心绪，抵御城市嚣躁的心灵良药。
根据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定义，崇高感来源于一种“激情，近似于恐惧的激情”( [2], p. 121)，这正是华兹华斯对自然的感受之一，在第一卷中诗人就言明是大自然的秀美与震慑共同孕育他成长。童年的一个夏日傍晚，诗人独自划船回家，为了保持直线行驶，小华兹华斯双眼紧盯前方的山崖，不想划了一段后，山崖后被挡住的凶险巨峰进入视线，好似扬起黑色的头颅。这巨峰是阿尔斯华特湖周围的山峦，被认为是湖区风景最为壮美之地。小华兹华斯在目睹这壮美之景后心生恐惧，随即颤抖地掉转船头，上岸走回家，随后数日被一种对“永存客体”朦胧不清的意识所笼罩。渐渐地，诗人对自然的恐惧里夹杂了敬畏。在冬夜滑冰时，小华兹华斯欣赏周围连绵的山峰，形容它们是庄严的队列；独自在星空下漫步时，他能感受到自然里种种声音的内涵，“听它弥散出超逸于形状/或形象的崇高情绪”( [1], p. 47)。大自然以其壮美与永恒使恐惧变得圣洁，崇高之感已在诗人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奠定了大自然在华兹华斯心中神圣的地位，诗人欣赏自然亦崇敬自然。
诗人感应自然，自然也同样参与诗人的生活，二者互融互通。第一卷中记录了诗人九岁上学后在湖区的埃斯威特湖畔的生活日常，在秋日的夜晚，华兹华斯背着索套，登上山梁捕鸟，为了掏鸦巢，他孤身一人爬上悬崖。悬在空中的华兹华斯没有恐惧，反而感受了自己与永恒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快乐，呼啸的狂风在诗人听来是“以何种奇妙的语言/在耳际吐泻……一种不可捉摸的匠艺神秘地/调解着不和谐的因素，使它们/簇拥在一起，密不可分”( [1], p. 17~18)。身临天地间，渺小的自我融入无限的自然，因而生出了不朽的精神，消弭了痛苦、遗憾、倦怠等负面情绪，华兹华斯渐生对生命处之若素的淡然。此外，华兹华斯在与童年伙伴游戏时，大自然也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冬日太阳落下后，诗人常与伙伴们在冰面嬉戏，其乐融融，此时，大自然也参与其中——悬崖峭壁被喧闹声击打而高声回应，枯枝与岩石作响伴乐，连远处的山丘也以回音应和孩子们的喧嚣。华兹华斯直言每一次与伙伴们的玩耍都能随时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妙，“否则/玩耍中就少了些快意”( [1], p. 36)。
华兹华斯在人生拂晓时，就自然而然地体验着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有机互动感，与自然结好联系的纽带。故乡承载了这些“纯粹的、有机的愉悦”(pure organic pleasure)，是诗人心灵的土壤与养分，牵引着诗人“回家”。
3. 人与人的和谐共生
华兹华斯笔下的故乡不仅包括他的个人生活，还包含湖区和谐的乡村社会生活。青年华兹华斯曾在伦敦、巴黎等大都市暂居，陌生的邻里关系、喧嚷的城市生活让诗人的心灵钝化、创造力减弱，诗人更加思念湖区温馨有序的社交、亲密共情的人际关系。
《序曲》第八卷开头记录了湖区的格拉斯米尔村集，集市上并不拥挤，主要是羊倌与农夫，乞讨的跛子和盲人，每年守时远道而来的老妇、卖水果的甜美的姑娘。大家都热望这欢快的一天，“集市上充溢着欢快与欣愉……似乎每个人都来分享这喜悦的/气氛”( [1], p. 216)，环绕他们的则是宽阔的海尔富林山、憩息的白云以及山涧的溪流。湖区的乡间市场与光怪陆离的都市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约瑟夫·阿狄生(Joseph Addison)在随笔中记录道，在十八世纪的伦敦，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最为惊讶的莫过于伦敦的叫卖声了，“不仅嘈杂不堪，而且也与公众无益”( [3], p. 28)。第七卷结尾，华兹华斯描述的伦敦圣巴塞罗缪大集就反映了这般嘈杂乱象。各色人等汇集在此，声嘶力竭地推销自己的买卖，充斥着“野蛮人的或地狱般的无序/与嚣噪”( [1], p. 209)。喧嚣的叫卖声取代了乡村生活里的山鸣谷应与虫鸣鸟啼，诗人用“暗淡与疯狂”、“无意义”、“无秩序”来形容这样的生活。而在恬静有序的乡村集市，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轻松与愉悦，疗愈了诗人在城市声音中受到的压迫感，是诗人在漂泊伦敦时仍能获取些许安定的力量之源。
湖区亲密的人际关系亦是华兹华斯的眷恋所在。在伦敦，诗人常困惑“那里的人们/怎么可能互为邻舍，却永远/不相往来，竟不知各自的名姓”( [1], p. 183)。而在华兹华斯的家乡，人们彼此熟稔，不拘礼节，生命与生命相互映照，同感共生。第四卷中，诗人暑假返乡时遇到从前的女房东，她热情地伴随诗人出门，一起同所遇的每位邻居打招呼，有的在田间劳动，诗人便和他们遥声问候，熟不拘礼，诗人甚至觉得每个人的脸庞都像一本可读的书籍。诗人在湖区闲逛力竭之时，也会在农舍的长椅旁略作休息，与人交谈，“每遇一人都似曾相识”( [1], p. 352)。更不消说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诗人在湖区的生活，常有妹妹的陪伴。华兹华斯沐浴在她柔美的感化与兄妹情谊之中，直言“是她/为我维系着与真实自我的联络/因此而将我拯救”( [1], p. 321)。
此外，乡村生活加深了诗人对普通人的同情心，使诗人将对友伴之爱扩展到对陌生人、对人类的爱，诗人也在共情中体验到自我与他者深层的情感联结。居于湖区时，华兹华斯喜在闲暇之时观察幽居林中的山民以及畅游山野的牧羊人，试图理解普通人的见解和思维。诗人曾在晚归路上偶遇一位老兵，听他讲完自己服役、历经瘟疫、被遣散、最后回到家园的故事后，诗人心生怜悯，一路搀扶老兵直至找一家农舍。华兹华斯热心地恳请主人关照老兵，直到他安歇才肯离去。老兵在谈及过往时十分坚韧平和，但此刻也忍不住情感流露与诗人互相致谢。老兵面对苦难无声的承受令诗人感动敬畏，诗人萍水相逢的帮助让老兵感激心暖，这是一个情感上互动合作的过程，让湖区生活更添温情的色彩。此外，羊倌是华兹华斯特别欣赏的一类人。在第八卷中，诗人记录道，牧羊人在冬日需要对抗暴风雪，春日来临后又得紧盯日渐活泛的羊群，更不消说日日拂晓时就要开始劳作，还得面对山间不期而来的危险。然而他们却始终坚守职责，在不停的劳作中更有一分慵懒与逍遥，诗人说“我已感觉到他在/自己的领地中这样生活，就像个/君主……我在远处看见他，背衬着/天宇，一个孤独而超然的物体”( [1], p. 225)。诗人能设身处地地体会牧羊人生活的千姿百态，赞赏他们的使命感与自由超然的生活态度，常常由此引致对人性与全人类的热爱与尊崇。需要注意的是，诗人也指出这些羊倌亦是普通人的一员，具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恶念与苦恼。但总体而言，华兹华斯仍将老兵、羊倌的形象称为“净化的人类形象”，是心灵的启蒙因素之一。诗人与他们的亲密接触、同情同感是后来心灵抵御卑劣、庸俗、自私的力量源泉。
城市化给人的身与心带来了有组织性的压迫，导致了人的分裂与疏离，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评，在伦敦“华兹华斯看到的则是种陌生感，联系被切断的感觉”( [4], p. 214)，这也正是华兹华斯想要通过“回家”恢复的情感联结。在湖区，人与人建立了真实而亲密的联系，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滋养了诗人健全的人格。健康共生的氛围涤荡了诗人的城市焦虑，消弭了人际情感的断裂。
4. 过去与现在的互联互通
华兹华斯故乡情结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寻根”，他常用“长河”比喻生命或心灵历程，指出只有折返、回溯过去的经历，才能复归河流最初的流域，“过去的价值”通过“当下的反思”得以生成。《序曲》中，华兹华斯对湖区“往事与故人”的回味和顿悟即是他的寻根之旅，诗人借此联通了过去与现在。
《序曲》中华兹华斯的童年记忆占据了大量篇幅，王佐良指出，在华兹华斯这里“童年虽消逝，但余烬犹温……通过回忆他仍能寻回童年的某些东西——欢欣与自由、新生的希望等”( [5], p. 85)。在第十卷中，诗人回忆了童年良师威廉·泰勒，即霍克斯海德学校校长。泰勒逝世后埋葬于湖区南部，诗人恰于1794年借住在南部一位亲戚家，于是一日清晨诗人出发去寻找泰勒的墓碑。诗人站在碑前，回顾这位“可靠的向导”，他热爱诗歌与诗人，墓碑上刻着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临终前亦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告别世人。泰勒是华兹华斯终身事业的启蒙者，诗人最初正是依从他的教导开始诗歌创作。华兹华斯在出发前原本有些感伤，然而回顾了良师在诗歌上的启蒙，再读墓碑上的挽歌，诗人感到温馨的快意，似与良师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心灵相通，“今天他若活着，一定会喜欢我，/会认定这不是个没有出息的来者”( [1], p. 301)。通过想象良师泰勒今日的认可，诗人肯定了自己创作的初心，确认了自己献身诗歌的价值与意义。诗人的母亲亦是他的童年良师，忆起母亲时，诗人对她的教育理念赞不绝口。她没有受到功利主义教育的影响，而是尊重孩子们的天性，不惧怕孩子在成长中有些许错误，从没有过度的关心，也不拔苗助长，“她爱童年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怀着永远骚动的/虚荣，频频举目于其未来的成就”( [1], p. 123~124)。十九世纪英国盛行的功利教育触发了诗人对童年的反刍，在对已故亲人的虔诚怀念中，母亲的育儿实践与华兹华斯的教育理念合二为一。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言，只有将家庭成员的思想紧密放置在一起时，并以某种方式重新结合，家庭记忆才能转变为可以把握和理解的思想( [6], p. 54)，华兹华斯因此对幼时母亲的教育产生新的感知，在功利教育背景中恢复了心灵的镇定和方向感。
华兹华斯在第十二卷中进一步强调记忆对心灵的复元作用，他认为生命中的一些“时光瞬间”(spots of time)会清晰地存在于脑海中，在日后回忆之时，它们具有“复元”心灵的能力，“当荒谬的见解与纷纭的思想/使我们消沉……它们却能滋补我们的心灵，/无形中修复它的创伤”( [1], p. 339)。1793年左右，在法国大革命和英法战争的影响下，华兹华斯经受了情感与道德的双重打击2，诗人的想象力被削弱，心灵仿佛“被拔起，离开/这如意的位置，在旋风中被抛来抛去……情感从根子上枯萎、烂掉”( [1], p. 289、313)。在对“时光瞬间”的追忆中，华兹华斯的想象力逐渐恢复，正如徐红霞所言，华兹华斯着力培育读者的“诗意想象力”，他的策略是先回忆自己诗心的成长( [7], p. 93)。第十二卷中，诗人回顾了在同一地点两次不同的情感体验，来说明想象力的作用。诗人五岁时在湖区彭里斯镇(Penrith)附近骑马与父亲的一位老仆行于山中，老仆为诗人引路，不过诗人不幸与他走散。小华兹华斯害怕地牵着马，独自走到山谷底部，那里曾发生过一起凶杀案，留下隐约的痕迹。四周是荒凉的山野，凄清的水洼，对面的孤峰上有座烽火台，稍近处一位姑娘头顶水罐在疾风中走来。这本是寻常的场面，诗人却甚感悲凉与恐惧。然而十七岁时，诗人与妹妹多萝西、后来的妻子玛丽·哈奇逊故地重游，再忆那悲凉的场面，“却有快乐的/情绪与青春的金色辉光洒落”( [1], p. 341)，扭转第二次体验的正是“诗意想象力”。诗人在对两次经历的回忆中感受到了心灵强大的想象与创造能力，正如刘晓晖所言，“(华兹华斯的)时光瞬间叙事结构让过去的经验在后来的某个阶段展现出新的意义”( [8], p. 72)。“诗意想象力”能帮助心灵从过去的事件中得到启迪，扭转外界对心灵的消极影响，华兹华斯正是借此来面对他当时遭遇的精神危机。
华兹华斯从“余烬犹温”的“过去”中，提取了重振心灵的思绪，做到自知与自洽以接纳自我，以此来缓解“现在”的精神危机，复得生命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值得注意的是，华兹华斯回忆的目的，不是谱一曲感伤怀旧的田园牧歌，其着眼点在于当下的人，目的是让眼前的、具体的人收获心灵的安稳。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华兹华斯践行着他的诗教理想，也超越了他所批驳的葛德汶主义3对“未来之人”的功利关注。
5. 结语
华兹华斯亲历了法国大革命点燃的民主热情，英国工业革命促成的生产方式革新，但这些“进步”都没能解决底层人的生存问题，这造成诗人理想的幻灭和心灵迷失。华兹华斯既出世又入世，他对工业化之下的生活方式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对处于成熟期的政治运动有清醒的认识，正是因此，诗人才在“进步”的社会中，背其道而行之，选择“回乡”。在《序曲》中，华兹华斯对故乡的回溯既是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也是心灵之旅，诗人勇敢地探寻人在工业化、城市化时代诗意生存的可能性。他笔下的故乡，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亲邻友人情感相连，过去与现在融会贯通，自我生活在一个内外和谐的有机环境里。在各种价值观相互冲突的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华兹华斯以书写故乡的方式，践行他“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反观当下，疫情已然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的科技不断冲击传统行业，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此起彼伏，同样身处不确定时代中的我们，不妨回望华兹华斯“回乡”的足迹，并从中得到些许慰藉与启发。
NOTES
1“诗人即人师”是华兹华斯在1808年写给友人博蒙特爵士(Sir George Beaumont)的信中所说，体现了华兹华斯以诗为教的情怀。在信中，华兹华斯回应了当时部分读者认为他诗歌语言不精准的批评。华氏对他们的文学品味深感绝望，并说道“即使最聪明的头脑，在发表评论前也应该先仔细品读诗歌本身”，进而表明“伟大的诗人都是人师，我希望自己要么被当作人师，要么就做无名之辈”(William Wordsworth. 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The Middle Years, Volume I: 1806-June 1811.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170)。
21791年底至1792年底，正值法国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彼时华兹华斯暂居法国，深受感召，怀着正义与民主的美好理想，坚定地站在革命与人民一边。而1793年始，英国开始与欧陆各方势力结成反法联盟。华兹华斯一向深爱祖国(私人生活方面，诗人因此不能返回法国探望安奈特和女儿，但在《序曲》中未提及)，因此经受了道德与情感的双重打击。
31794年前后，华兹华斯曾有不到两年的时间视威廉·葛德汶(英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唯理性哲学为明灯。葛德汶强调通过后天学习完善人性(但贬低心灵在其中的力量)，倡导社会改良与进步思想。诗人在1795年与妹妹重逢、并结识柯尔律治后开始进入精神复元期，逐渐与葛德汶主义决裂。华兹华斯在《序曲》后几卷中论述心灵的想象力时，曾多次驳斥葛氏观点，反思自己的“幼稚病”(如第十一卷223~235行、306~320行)。丁宏为也指出，要理解为何华兹华斯会强调诗意视角的重要性，了解诗人与葛德汶主义的关联是必要的(参见丁宏为“华兹华斯与葛德汶：‘一场大病’”载《欧美文学论丛》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