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城镇化建设高速发展，据资料显示，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4.72%。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旅游业也已经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成为推进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判断我国将进入大众旅游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旅游产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相互关联、互为促进，两者间存在明显的内在关系和互动关系 [1]。城镇化发展给旅游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温床，而旅游业也能够在另一方面反哺促进城市的发展 [2] [3]。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严重依赖性 [4]，而且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对区域转型的推动作用 [5]。研究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于提升区域旅游和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关系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多从时间角度进行研究，时空结合较少，且多集中于单体城市和内陆，对于东部沿海省份的研究探讨较少。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东部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区域城镇化的进程，而作为其发展空间载体的城镇化对其发展和制约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研究东部沿海省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的问题，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理论，促进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发展。
长三角地区是著名的旅游开发地，旅游资源互补性强且文化和景观资源丰富，其常住人口超过2.2亿，是国内外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在此背景下，随着旅游消费层次的不断提高和旅游市场饱和度不断加强，旅游与城镇生态环境如何和谐发展等问题逐渐产生。该地区文旅融合战略不断深入实施，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对其进行东部沿海省域旅游经济和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对其他沿海省份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与参考意义。
2.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
综合叶雷 [6] 等对人口城镇化的研究、杨钧 [7] 等对经济城镇化的研究、李琳 [8] 等对生态城镇化的研究及王少华 [9] 等对旅游经济及城镇化相互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共选取27个具体指标，构建城镇化和旅游经济系统两大指标体系(表1)，其中，旅游经济系统包括旅游收入、旅游效益、旅游市场、旅游要素等四大子系统共9个指标，城镇化系统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等四个方面共18个指标。在这些指标中，正向指标为多数，而单位工业产值废水和SO2排放这两项指标所占比重为负向指标，在进行标准化时按照正负指标的公式分别进行处理。
Table 1.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表1.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指标体系及权重
2.2. 研究方法
2.2.1. 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模型
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模型是依据每一个指标在系统中所占比重不同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到系统综合评价水平的一种方法。本文中旅游经济系统与城镇化系统作为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可以运用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模型来实现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水平。采用区间化处理对正向和负向数据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处理，并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权重，并利用权重求出综合评价指数，具体计算公式见文献 [10]。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共涉及3个指标值的计算，分别是耦合度C值、协调指数T值和耦合协调度D值，利用处理好的标准化无量纲数据进行耦合协调度计算可求得相应的C值和D值，具体计算公式见文献 [10]。
2.2.3. 相对发展度模型
通过引入旅游发展对于城镇化相对发展度的概念，即旅游综合评价指数与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发展指数的比值，可以来更好地反映旅游经济子系统与城镇化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发展的特征。通过综合评价指标值可以求得R值，具体计算公式见文献 [10]。
结合旅游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耦合协调类型的划分标准，可将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划分为5种类型(表2)，具体见参考文献 [10]。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s
表2. 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
从整体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和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自2010年来都表现出上升趋势。浙江省旅游经济综合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城镇化发展速度，旅游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四个省市相比较起来，浙江省的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最高，在2010年就高达1.909，而最低的安徽只有0.104。但从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来看，2010年最低的反而是浙江为0.169，最高的是江苏为0.451。
在2015年，浙江省的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仍居首位，但相对有所下降，为0.950，而最低的是江苏省为0.338，因此从2015年起，江苏省开始高速发展旅游经济，其召开的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把旅游业发展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从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看，2015年最高的是浙江为0.557，最低的是上海为0.376，因此2015年开始，上海城镇化进行加速发展，于“十四五”期间正加快建设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大新城，推动城市多中心发展。
到2019年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浙江省为1.601，而上海、江苏、安徽分别提高到了0.646、0.688、0.896，除浙江外增幅最大的是安徽，其次是江苏。对于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来说，增幅最大的是安徽为0.878，其次是上海，上升到了0.681。下面是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和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三年的基本趋势图，见图1。
Figure 1. Change chart of tourism econom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and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图1. 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和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图
3.2. 旅游经济和城镇化耦合协调特征
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涨趋势，见表3，浙江省从2010年的0.191上涨到了2019年的0.548；上海市从0.289上涨到了0.439；江苏省从0.211上涨到了0.663；而安徽省从0.151上涨到了0.695。其间涉及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水平即极低水平协调、低水平协调、中等水平协调、高水平协调。
在2010年，长三角地区处于极低水平协调，浙江处于城镇化发展滞后，上海和安徽处于旅游发展滞后，而江苏刚好同步。在2015年，长三角地区进入中等水平协调阶段，浙江省新《浙江省旅游条例》正式出台，旅游业的加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提升，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61.62%提高到2015年的65.8%；上海城镇化发展极大提升了旅游经济发展优势，“十二五”期间上海旅游产业大会召开并出台《关于加快上海旅游业发展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意见》，国内旅游收入突破3000亿元，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由88.1%上涨到88.86%；江苏省于2015年进行“畅游江苏”体系建设，城镇化推动旅游经济，旅游人均花费从1207元上涨到1420元；安徽省在2015年创新“1 + N”的旅游营销新模式，城镇化进一步拉动旅游经济发展创新，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由2010年的11.29%上涨至18.72%。
2019年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协调度不尽相同，江苏和安徽进入高水平协调，江苏旅游经济拉动作用明显，而安徽发展类型进入同步型，发展稳步提升。浙江协调度发展平缓仍保持中等水平协调，而上海协调度下降，与2015年相比下降为低水平协调。虽受疫情因素的影响，但长三角地区未来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Table 3. Chang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s
表3. 耦合协调类型变化
3.3. 旅游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空间特征和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
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呈现南北两侧高，东西两侧低的空间格局，区域空间分异性较为突出。2010到2019年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以上升趋势为主，2010年、2015年、2019年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平均为0.69、0.52、0.95，增幅最大的是安徽省，其中高于平均的唯有浙江。而上海市是旅游综合评价指数平均值最低的，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比较明显。
城市群城镇化综合水平比较高的是南部的安徽和浙江，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平均值最高的是安徽为0.51，其次是浙江为0.50，最低的是上海只有0.35。区域空间差异较为显著。
从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看，2010年、2015年、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度平均值分别为0.2105、0.558、0.586，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整体来说，长三角地区区域差异不大，协调水平最高的是安徽平均协调度为0.49，最低的是上海，平均协调度为0.40。
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的演化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异特征。由2010年、2015年、2019年这三年看，2010年，长三角地区总体都处于极低水平协调，且耦合度区域差异小。中等水平协调在2015年长三角地区全部满足，其中耦合度更高的是安徽和浙江，分别是0.638和0.615。相较于其他两个省份，浙江省的旅游经济带动作用更加显著，旅游综合评价指数高达0.95，拉动作用明显。高水平协调主要集中在江苏和安徽两地，在2019得以实现，两省中江苏省主要从旅游经济中获得拉力，该省促进文旅消费和培育新兴业态，大力发展数字化新兴业态，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发展潜力。而在2019年上海从中等水平协调下降为低水平协调，浙江保持在中等水平协调上但耦合度由原来的0.615下降到0.548。
3.4. 相对发展度空间变化
三角地区旅游经济和城镇化相对发展度计算结果表4，整体上说，相对发展度是波动增长的，说明城市旅游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总体上是在提高的，但是地区增长是存在波动的。浙江和江苏在2019年仍保持在城市滞后，两地将发展旅游产业作为发展规划的重点内容，城镇化增长速度相较于旅游经济还是缓慢的。而上海市和安徽省已经由旅游滞后转为同步型，说明在2015年后，两地旅游产业加速发展，向旅游新型城市进一步发展。总之，旅游经济在长三角地区作为拉动经济，未来还将有上升空间。
Table 4. Relative development degree of tourism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表4. 旅游经济和城镇化相对发展度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2010年、2015年、2019年三年的数据对旅游经济和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旅游综合水平和城镇化综合水平均在不断提高，旅游经济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趋向良好，耦合协调虽存在空间差异，但差异度较小，总体向高水平协调发展。相对发展水平出现明显分化，形成同步性和城市滞后型两极分化的格局。
长三角地区作为沿海旅游经济发展的代表性区域和优先反映区，对沿海省份未来旅游经济和城镇化如何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方面，应积极利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优势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该地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无论处于哪一层次，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始终高于城镇化发展指数。因此，继续和坚持大力发展地区旅游业，推动旅游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全域旅游来带动区域城镇化进程，如发展“旅游+”等来打破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瓶颈，推动城市化转型升级。发展特色旅游城市、特色沿海城市和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
另一方面，应制定相关的旅游和城镇化耦合发展规划。该地区距离高水平或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旅游和城镇化融合发展规划还比较少，多以独立的旅游规划和城镇化规范展现。因此，重视制定旅游和城镇化耦合发展规划，建立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打造旅游和城镇化发展一体化来推动高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