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攻击性(Aggression)是指个体对他人或自身身体和心理上的一种故意伤害性的心理倾向(赵兰等，2011)。在特定情况下，个体的攻击性将转变为对人或事物的伤害行为、侵害行为或破坏行为(陈怡，2015)。高攻击性个体不仅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直接伤害或间接危害，还有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性(刘四云等，2016)。有调查显示，27.7%的大学生呈现出中等以上程度的攻击性倾向(郭梅英等，2010)。大学生攻击性与其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辛素飞，郑阳，2019)，因此揭示大学生攻击性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对于促进大学生心理积极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和谐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1.1. 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
大学生攻击性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家庭因素(如父母冲突，父母教养方式等)备受关注。家庭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发展受到家庭成员间行为模式、情感模式及应对方式相互作用的影响(吴雨薇，2017)。而父母冲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作为一种由于父母双方因某些原因而产生争执与攻击的行为和情感模式，会对大学生攻击性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子女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冲突时的攻击行为并将其逐渐内化成个体的攻击性(刘春莉，2021)。众多国内外研究也直接证明家庭中的父母冲突会对大学生攻击性产生直接影响(Lemola et al., 2012; 夏天生等，2016)，父母冲突发生的频率越高、强度越大，大学生的攻击性越高(缪绿青等，2021)。
1.2. 父母冲突、敌意认知与大学生攻击性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攻击性行为还受个体对其所处环境的认知加工的影响。根据家庭系统溢出理论，子女在父母冲突的情境下可能会产生敌意认知(Hostile cognition)，指一种对他人和事物稳定存在的愤恨、怀疑等态度的内在认知过程，包括个体对事情或人生持有的消极看法以及与他人不合的意见等内容(王欣，2019)。即子女被卷入冲突情境，进而承受父母消极情绪的外溢(Anderson et al., 1992)带来的压力而引发焦虑或愤怒，因此对冲突情境及情境中的当事人产生敌对想法。敌意认识一旦形成便具有长期性和自动化特点(刘春莉，2021)，有研究证明敌意认知与个体攻击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廖小伟等，2015)。据此，提出假设1，敌意认知在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父母冲突、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攻击性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作为攻击性的保护因子而受到学者广泛关注，是一种能在个体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产生降低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等积极影响的人际互动(周林刚，冯建华，2005)。有研究证明社会支持水平高的大学生遇到问题时应对方式多样且较少产生愤怒情绪和攻击性(刘晓秋，陈丽萍，2014)。而儿童和青少年社会支持的最主要直接来源是父母和其他相关的家庭成员(严标宾，2003)，当父母处于冲突中时容易将敌意和负面情绪转移到子女身上，使子女缺乏来自父母的充足的社会支持，且无法应对父母冲突引发的应激压力和负面情绪，从而形成不良的压力应对方式，引发高攻击性(朱晶晶等，2017)。因此提出假设2，社会支持在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父母冲突、敌意认知、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攻击性
有研究者认为早期经验可能是敌意认知形成的原因之一，父母冲突高的家庭，子女获得敌意认知经验，且敌意认知对象会从父母身上逐渐泛化到外界的一切人和事上，进而容易产生愤怒沉浸(朱文凤，夏凌翔，2021)。当个体沉浸在对愤怒事件的思虑中，会限制其社会支持领悟(石晓辉，陆桂芝，2018)，即，个体对外界社会支持信息的感知及转化利用率降低，同时也削弱了对自身攻击性的抑制。因此提出假设3，敌意认知与社会支持，在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及溢出假设、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在父母冲突、敌意认知、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深入探讨父母冲突影响大学生攻击性的机制。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武汉、孝感两个城市大一、大二学生为被试发放问卷，共发放987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34份，回收率为84.58%。其中男生349人(41.85%)，女生485人(58.15%)。被试年龄18.16 ± 0.9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攻击性问卷(CC-BPAQ)
选用中文大学生版本Buss-Perry攻击性量表(吕路等，2013)，共22题，包含4个因子：敌意(hostility)、身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冲动(impulsivity)、易怒性(anger proneness)。量表使用5点计分法，总分越高代表个体攻击性越强。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2.2. 父母冲突子女知觉量表(CPIC)
父母冲突子女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由Grych等人(1992)编制，后经赵梅、莫忠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修订(赵梅，莫忠健，2006)。共38题，包含7个维度：父母冲突的严重程度、子女知觉到父母冲突对自己的威胁程度、涉己冲突、父母冲突的解决情况、对父母冲突的归因、对父母冲突的应对效果以及父母子女间的三角关系。量表使用5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子女对父母冲突的知觉程度越强，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也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总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
2.2.3. 敌意词句联想范式量表(WSAP-H)
该问卷由Dillon及其同事(张秦，2019)编制，杜欣蔚等人修订(杜欣蔚等，2020)。量表共有16句模糊性质的句子，每个句子以非连续形式呈现2次，分别与善意相关词和敌意相关词进行匹配，要求被试对两类词和句子相似程度进行评定，分别测量善意和敌意两个维度的得分，量表使用6点计分法。被试对模糊词与善意词之间相似程度的评定均值得分越高表明善意认知越强；对模糊句与敌意词的相似程度评定均值得分越高表明敌意认知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肖水源(肖水源，1994)编制，包含3个维度：客观实际的物质支持、主观感知到的精神支持以及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共10道题。总分越高，代表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采用方便取样法在大一、大二学生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受过训练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主试统一发放并回收问卷。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效应，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施测，测试时间约15分钟。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5.0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SPSS Process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Bootstrap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共有20个，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了16.73%的变异量，小于临界值40% (周浩，龙立荣，2004)。说明本研究的数据在共同方法偏差上不存在严重问题。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与相关分析
父母冲突知觉、敌意认知与大学生攻击性变量之间呈现两两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和大学生攻击性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冲突与敌意认知均和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p < 0.01。
3.3. 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对四个变量做标准化处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敌意认知两个变量符合进一步做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学要求(温忠麟，叶宝娟，2014b)。依据SS Hayes编制的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6，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Bolin, 2014)，将性别和是否独生作为控制变量。
父母冲突显著正向的预测大学生的攻击性(β = 0.30, p < 0.001)。将敌意认知与社会支持代入方程，结果(见表2)显示，父母冲突显著正向预测敌意认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攻击性；父母冲突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敌意认知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攻击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hain mediation model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and aggression (N = 834)
表2. 父母冲突与攻击性之间链式中介模型的回归分析(N = 83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温忠麟，叶宝娟，2014a)。路径1，2，3的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表明这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全部都达到了显著水平，敌意认知和社会支持两变量在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总的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0.07，在总效应中占比为25.8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
Table 3.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hostility perception an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and agg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表3. 敌意认知与社会支持在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注：路径1：父母冲突→敌意认知→攻击性；路径2：父母冲突→社会支持→攻击性；路径3：父母冲突→敌意认知→社会支持→攻击性。
中介效应由路径1：父母冲突→敌意认知→攻击性(在总效应中占比16.13%)；路径2：父母冲突→社会支持→攻击性(在总效应中占比6.45%)；路径3：父母冲突→敌意认知→社会支持→攻击性(在总效应中占比3.23%)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模型图如图1所示。
注：**p < 0.01，***p < 0.001。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model diagram
图1. 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4.1. 敌意认知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敌意认知在父母冲突对大学生攻击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验证了研究假设1。一般攻击模型认为：个体自身(如认知风格)和情境均是引发个体产生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杨丽珠等，2011)。敌意认知作为个体自身因素，决定了大学生如何解释所处的情境：对方是开玩笑还是恶意攻击？也决定了大学生采用何种方式应对情境。敌意认知的形成深受成长过程中父母相处模式、亲子相处模式的影响：父母间的冲突直接威胁子女的情感安全，还造成亲子间的消极互动。冲突的负面榜样作用还可能泛化影响子女对亲密关系、同伴关系互动模式的消极解释即敌意认知，以及消极应对即冲突中的互相攻击。
4.2.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父母冲突对大学生攻击性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验证了研究假设2。肖水源和杨德森(1987)提出，个体的社会支持由三个方面构成，分别为客观实际得到的物质性支持，主观体验到的情感性支持，以及个体积极主动地对支持的利用率。根据家庭系统理论、溢出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Patrick & Meredith, 2008; 梁宗保等，2013)，处于紧张冲突关系中的父母没有很多精力关心子女需要，在子女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方面不能给予足够的支持，导致亲子间的疏离和子女对父母的不信任感，降低了子女对父母社会支持的感知和主动利用倾向。有研究证实父母冲突的强度、频率、内容以及对冲突的处理方法均能对子女的朋友数量和社会喜好维度起负向预测作用(郑建梅，2010)，这说明父母冲突高的家庭里，子女感知到的父母社会支持或同伴、其它社会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均低，对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倾向也低，致使子女无法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多样化的应对方式处理应激压力或消极情绪，形成高攻击性倾向。
4.3. 敌意认知与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还发现敌意认知和社会支持在父母冲突和大学生攻击性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即，父母冲突情况越严重，大学生敌意认知水平越高，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少，表现出的攻击性越强，验证了研究假设3。社会学习理论强调，冲突较多的家庭会让卷入其中的子女直接模仿父母在冲突中表现的敌意认知和攻击行为。而父母冲突时对子女情感需要的忽略，使得子女不得不压抑对社会支持的需求、感知和利用。即便在成长过程中，子女将对社会支持的需求转向同伴或社会网络其它成员，也会因为父母冲突的经历更容易体验到人际关系压力：因为童年观察父母对人际冲突产生的敌意认知，以及模仿父母应对人际压力时的攻击性行为，直接导致儿童在面临人际压力时适应不良，也同时导致儿童对父母以外的社会支持需要不能被满足(陈会昌等，1998)，而未被满足的社会支持需要会诱发消极情绪体验和挫折反应，最终导致攻击性增加。
4.4.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探讨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敌意认知和社会支持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解释了父母冲突对大学生攻击性的影响机制，对创设良好家庭教育环境，促进子女身心健康，提升子女社会适应性有积极启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认为家庭中父母冲突对子女的影响不局限于情绪压力、敌意认知和有限的父母社会支持，这种消极影响还泛化到子女对同伴等其它社会网络成员的社会支持需要和利用。原生家庭的消极影响可以弥散在子女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因此，研究者对家庭教育提出两点建议：第一，降低家庭冲突中消极情绪的外溢，保护子女免受过度的情绪压力；第二，增加解决冲突的应对方式，如，非暴力沟通。为子女树立积极行为榜样的同时引导子女掌握更多积极应对方法。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的样本代表性主要来自两个城市，不能代表全国大学生群体，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研究可以尽可能扩大样本量和被试地域范围，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第二，尽管本研究构建的链式中介模型有助于理解父母冲突、敌意认知、社会支持和大学生攻击性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但本研究是横断研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变量之间的因果推论。未来可以考虑使用纵向研究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5. 结论
1) 父母冲突、敌意认知、社会支持和大学生攻击性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
2) 敌意认知在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3) 社会支持在父母冲突和大学生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4) 敌意认知和社会支持在父母冲突和大学生攻击性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形成了“父母冲突→敌意认知→社会支持→攻击性”这一路径。
基金项目
武汉市属高校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059)；江汉大学学生科研项目(编号2021yb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