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华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五彩缤纷的服饰。服饰作为构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地域特色、人文历史和民族精神。陆锡兴(2001)将服饰归为十七类器物中的一类 [1]，作为器物中一种的服饰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武斌(2008)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总共经历了四次跨文化传播高潮(汉、唐、宋、明清)，而每一次高潮都伴随着器物的外传 [2]，例如，第一次传播高潮中，我国丝绸在汉代通过对外贸易受到西方的热烈欢迎，不少外国人借此了解到了中国文化。中国典籍翻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传播中国文化，不少典籍中存在着大量古代服饰术语，而这些术语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外国读者对此鲜有了解，因此考验着肩负语言和文化沟通桥梁的译者。然而，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为了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不少译者选择在目标语中用中性词替代源语中的服饰术语，这一做法剥夺了外国读者拓展视野、了解中国服饰文化的机会，也无法帮助中国服饰文化海外传播。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中国史书中具有十分突出和特殊的地位。它记录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作为一本记载详尽的史书，《资治通鉴》中存在着大量的器物术语，包括兵器，刑具，工具，礼仪用具，和服饰等等。目前为止，《资治通鉴》共有两个广为认可的节译本，译者分别是张磊夫(Richard Rafe Champion de Crespigny) (第54卷到第69卷)和方志彤(Achillies Fang) (第69卷到79卷)，本文选取《资治通鉴》中的服饰术语英译为研究对象，以张磊夫和方志彤的英译本为语料来源，通过分析两个译本中服饰术语的英译，探究服饰术语的英译方法及译文的接受效果。
2. 接受美学和典籍英译
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它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型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与英伽登的现象学，代表人物是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接受美学重视读者的反应，认为读者在文学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具有能动性，而不是被动接受 [3]。“视域融合”和“审美距离”是接受美学的两个重要概念。接受美学认为，任何读者在阅读一本作品之前，已经具有了由以往阅读经历，素养和趣味构成的先在结构，即“期待视野”。由于生活环境、社会文化、思维模式、审美情趣等差异，不同文化的读者具有不同的期待视野，所以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视野可能无法总是达到完全一致，因此会产生“审美距离”。审美距离太近会枯燥乏味，读者无法通过阅读拓展视野，太远又不利于读者理解。因此，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一来，就能保持陌生效果的同时也能够为读者理解，所以读者因此能在阅读过程中会不断修正以往的阅读体验，与作品视野融合，形成新的视野。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表现为读者期待视野和作品视野的融合，即“视域融合”。
接受美学虽为文艺批评理论，但其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典籍翻译，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自接受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后，开始运用于翻译研究，可具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肯定接受美学理论在翻译中的积极作用。侯向群(1994)指出，文学翻译就类似于一种文学活动，接受理论在翻译领域大有建树，能为译者再创作、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的理论依据 [4]；吕俊(1994)提出接受理论中的具体化原则无论是对译者的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5]；胡安江(2003)表示，接受美学让人们跳出传统翻译批评模式的框架，在译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孙淑芬(2007)从接受美学的审美经验出发，指出在文学翻译中，译文的接受者具有举足轻重作用，其影响也不能忽视 [7]。张军历(2009)从接受美学角度探讨了古籍英译，并表示在翻译时应考虑到古籍的特殊性 [8]。
第二类，探讨接受美学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谢华(2000)探讨了接受美学理论对广告翻译起到的正面意义和影响，并表示在翻译广告时，读者应该是这一过程的主体 [9]；谭慧(2009)指出接受美学对儿童卡通影片具有积极意义，并指出儿童卡通影片翻译应在接受美学的指导下进行 [10]；金文丽(2015)从接受美学角度出发，肯定了接受美学理论中读者中心概念在陶瓷英译中的积极作用 [11]。
第三类，从接受美学角度探讨某类文本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陶友兰(2006)以接受理论为指导，探讨了减少诗歌翻译中的文化亏损的翻译方法 [12]；李林菊(2006)同样以接受美学为指导，提出将英文电影翻译成汉语时应该把观影者放在中心位置，并且主张翻译应该具有灵活性 [13]；王琦(2009)从接受美学角度分析了中国诗歌英译的效果，以及在翻译此类文本时如何选择归化和异化两大翻译策略 [14]；袁式亮(2010)从接受美学角度探索了会展商标的翻译，指出商标翻译应注重参会者的接受，翻译方法应灵活多变 [15]。贺娜娜(2017)从接受美学视角分析了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的英译，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 [16]。
总之，接受美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不断多样化，研究趋势大致是由从一般到具体，从文学翻译大类具体到典籍、诗歌等的英译；研究应用的领域也不断增加，从文学走向电影和陶瓷等领域。接受理论在研究服饰英译时也大有可为。在典籍英译中，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译文读者对中国特有的服饰术语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若译者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那么译本的接受结果可能不如人意；如果译者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对源语文本任意删改，那么通过典籍英译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恐怕难以实现。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合适的审美距离，创造陌生感的同时又不影响目标语读者理解，如此才能使译作更好地为读者接受，从而达到传播中国服饰文化的目的。
3. 接受美学视域下《资治通鉴》中服饰术语英译分析
服饰一般包括服与饰，“服”指覆盖人类身体的各种衣物，一般由织物等软性材料制成；“饰”指用来装饰人体的物品，包括衣服、饰品、附属品及携带品等。在中国古代，不同社会等级的服饰也不尽相同。例如，《资治通鉴》中有不少关于帽子的术语，“冠”和“帻”都是头上佩戴之物，却有很大的区别，“冠”在古时并非什么人都可以佩戴，只有达官贵人或皇帝才有资格，而普通百姓只能戴头巾，即“帻”；同时“冠”也分成好几种。其中，弁，是古代一种尊贵的冠，男子穿礼服时所戴，可以分为爵弁、皮弁、韦弁、冠弁等种类；此外，帽子上的装饰也大有说法，不同的装饰和颜色可以帮助辨别所戴之人的身份地位。仅帽子这一种服饰就琳琅满目，十分考究，可见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博大精深。《资治通鉴》中涵盖大量服饰术语，下面将选取《资治通鉴》两个英译本中的各四个例子进行分析。
3.1. 张磊夫服饰英译分析
Example 1：
ST：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馀万，皆内属，受冠带，开置七县。(《资治通鉴》第五十六卷)
TT: In the winter, Gu Yong the Grand Administrator of Yulin, by his honest and gracious conduct, induced the surrender of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of the Wuhu people. All of them were brought into settlement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empire, [their leaders] were granted caps and belts [as marks of official authority], and seven new counties were opened up and established.
在该案例中，张磊夫采取直译和文内注释的方法翻译受冠带。受冠带的意思是被聘为政府官员，但西方读者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并不理解中国文化中受冠带的内涵，所以译者采用文内注释补充说明。这种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不仅保持了一种陌生感，还让目标语读者理解了其内涵，所以审美距离是合适的，视域达到了融合。
Example 2：
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资治通鉴》第五十卷)
On another occasion, they were playing with dogs in the Western Garden, and the Emperor dressed one of them with the Cap of Worthy Advancement and tied a sash about it.
进贤冠是古代汉族冠饰之一，古时朝见皇帝的一种礼帽。通常以铁丝、细纱为材料，冠上缀梁，以梁的多少区别等级，常见有一梁、二梁、三梁数种，以三梁为贵。冠的前高后低，前柱倾斜，后柱垂直，戴时加于巾帻之上。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直译，进贤的翻译是翻译难点，进贤在中文中指进荐贤能，译者将其翻译成worthy advancement，意思是值得晋升，换句话说帽子是贤能之人专门戴的。该译文不仅贴近原文结构，达到了一定的陌生效果，但又能为译入语读者理解，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
Example 3：
ST：河岸高十馀丈，不得下，乃以绢为辇，使人居前负帝，馀皆匍匐而下，或从上自投，冠帻皆坏。(《资治通鉴》第五十三卷)
TT: The river bank was over a hundred feet high and the people could not get down. A carriage chair was made from the silk, a man in front supported the Emperor, and others made their way as best they could. Some jumped from above, and their caps and headgear were all ruined.
张磊夫将帻翻译成headgear，采用了功能对等翻译。帻其实指黑纱头巾，在中国文化里，只有皇帝或官员才能戴冠，平民只能戴头巾。而headgear根据牛津字典的含义是包括帽子在内的。所以该翻译可能会让译入语读者产生困惑。译者最好指明冠和帻的区别，这样才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古代服饰文化，营造陌生效果的同时还能获得视野上的拓宽。
Example 4:
ST：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资治通鉴》第四十六卷)
TT: Since the Yanping period [of Emperor Shang], they have steadily increased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With ornaments of jewellery and furs, they occupy formal positions of close attendance, and everything at court passes through their hands.
貂珰指貂尾和金﹑银珰，古代侍中﹑常侍的冠饰。张磊夫将其翻译成ornaments of jewellery and furs，采用的是功能对等翻译方法，即用中性词ornaments代替中国古代特有的饰品珰；此外furs和jewellery 是冠的饰品，这点译者并没有指明。所以审美距离过小，作品视野和译文读者期待视野没有实现融合，没有起到传播中国服饰文化的作用。
3.2. 方志彤服饰英译分析
Example 1：
ST：赐延年杖、冯几，使著布单衣、皮弁以见。(《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
TT: He conferred on him a Cane of Longevity and a desk at which to recline, and allowed him to appear at court wearing a hempen garment and a leather cap.
在该例子中，方志彤将皮弁翻译成a leather cap。中国古代很重视冠帽的礼仪，将其尊称为首服。皮弁就是华夏衣冠体系中首服的一种。它以白鹿皮为冠衣，冠上当有饰物，一般是皮革缝隙之间缀有珠玉宝石，天子和大臣冠上的装饰有所区别，用以象征身份。方志彤在这里采用了功能对等翻译方法，将该服饰术语翻译成中性词皮帽。然而，译问没有体现出皮弁的独特外观，外国读者也不能从该翻译中了解到中国服饰文化。该翻译的审美距离过小，视域融合并没有实现。
Example 2：
ST：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硃组，佩青绂。(《资治通鉴》第七十二卷)
TT: To be able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ravel afar, wearing the cap of a soldier, leaving off the vermilion strings (of a feudal lord), and having my pendant made of blue strings (like a general).
此例中，方志彤将硃组翻译成the vermilion strings (of a feudal lord)，将青绂翻译成blue strings (like a general)，使用了直译且用加括号补充说明的方法。硃组指红色丝带。古代达官贵人用以系冠﹑佩玉﹑佩印之用，亦借指高官；而青绂指的是青绶，用来佩系官印的青色丝带。这句话出自曹植，曹丕登上皇位后他被封为诸侯。这里的青绂指武官用的配饰，硃组是诸侯的配饰。不同颜色的配饰象征使用者不同的地位。不具备历史文化背景的外国读者并不知道这两种配饰的含义，所以译者在相应译文后的括号中补充说明，这样就保持了合适的审美距离，达到了视域融合。
Example 3：
ST：故虽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犹未有废衰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
TT: Therefore, even at the end of the Three Dynasties and during the decline of the Seven Hegemons there never was one who laid aside his unhemmed mourning clothes of sackcloth for even ten days or a month, or who desisted from wearing the hempen band on his head, or from carrying the bamboo mourning staff on the day when he returned from the grave to wail over his decreased parents.
此例中，衰斩指中国古代丧服中最重的一种。方志彤在这里采用描述性对等的翻译方法，不仅表明了衰斩的主要功能，还提到了这种丧服的材质和特点，即用粗麻布制成，且没有镶边。在西方文化中，人们一般在葬礼上身穿黑色服饰，所以中国古代用粗麻布做成的丧服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审美距离。方志彤的翻译不仅让西方读者理解了衰斩的含义，还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丧服的一些特点，拓宽了西方读者的视野，达到了视域融合，也起到了传播中国服饰文化的作用。
Example 4：
ST：始岱亲近吴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褠，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资治通鉴》第七十七卷)
TT: LU TAi has befriended HSU YUAN of Wu-chun 吴郡 intimately. He was a man of grand spirit, talented, and with high aims, Convinced that he was a man of excellent part, (LU) TAI gave him a headgear and a robe as gift, and exchanged views with him. Afterwards, he recommend him for office, having him appointed as shih-yu-shih.
方志彤在这里将巾褠翻译成a headgear and a robe，采用的是功能对等翻译。巾褠是指头巾和单衣，在古代是士人穿的盛服。这里赐巾褠的行为显然是表达岱对徐原的看好，认为徐原有士人的风度。但是这一行为对于不了解“巾褠”背后含义的读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译文用两个中性词代替汉语中的服饰术语，并没有指出这种礼物背后的含义，导致审美距离过大，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读者期待视野并没有从译文中得到拓宽，所以视域融合并没有实现。
4. 结论
本文以接受美学为指导，探讨了《资治通鉴》两个英译本中服饰术语的英译方法及其接受效果。研究显示，张磊夫和方志彤两位译者在服饰术语翻译中倾向于使用功能对等、描述性翻译、直译加括号补充说明和直译等方法。考察译文接受效果时发现，由于功能对等倾向于使用中性词代替源语言中的术语，导致审美距离过小，外国读者无法从译文总拓宽视野，最终无法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而直译、直接加括号解释说明、描述性对等等方法有利于保持合适的审美距离，营造陌生效果的同时还能不妨碍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达到了视域融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