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主席(2017, p. 346)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主席，2018, p. 162)换言之，国际话语权重建面临建构和传播的双重挑战。
一是话语建构上面临“有理怎么说”的挑战。从国际语境看，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仍占主导地位，中国人、中国事在西方话语体系中遭到陌生化、诡异化、乃至妖魔化的基本格局未能打破，甚至恶化。谢伏瞻(2019, p. 7)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上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猜忌和戒惧明显加深，加紧对我国实施战略上围堵、发展上牵制、理论上歪曲、形象上丑化。” [1] 孙吉胜(2019, p. 27)认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强国地位与弱势国际话语权的对比更加凸显。……导致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常是‘他塑’、与客观事实相距甚远。” [2]
二是话语传播上面临“说了怎么传”的挑战。从现实路径看，反映中国社会实践的中国话语大多通过外语(主要是英语)实现对外传播。我国“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许钧，2012, p. 12) [3]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速了中国的国际化步伐……自然就出现了第二轮翻译高潮。这一轮高潮是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服务，为中国的文化传播服务，为中国的理念走出去服务，近年更是为中国建构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服务。”(黄友义，2018a, p. 10) [4] “今天我们一个非常现实和艰巨的任务就是通过翻译作品向世界介绍中国。中国越是发展，世界越是需要了解中国，而世界了解中国，主要还是通过翻译作品。”(黄友义，2018b, p. 88) [5] “目前中文在世界上的使用局限性很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真正全球化交流还是依靠英文。”(黄友义，2018c, p. 7) [6]。
简言之，翻译作为中国话语传播的必然媒介，承担着重建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历史使命。四卷《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习选》)作为习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政治话语的集中代表，是为宣示中国立场、表达中国观点、阐释中国政策、分享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而精心建构的话语范例。下文从揭示《习选》话语建构的显性语言特征入手，从翻译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视角考察其英译的相应特征，以期翻译更好地为提升国际话语权服务。
2. 《谈治国理政》话语建构三大特征
如果说话语是建构某一特定(领域)社会实践的一种特定途径(Fairclough, 1995a, p. 76) [7]，政治话语即是各领域话语体系中最集中反映“一个民族国家最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系”(赵士发，2016) [8]。四卷《习选》收录了从2012年11月至2020年1月间的文稿270篇，内容涵盖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体裁包括讲话、报告、谈话、演讲、答问、批示、指示、贺电、贺信等，是反映最新中国社会实践的经典话语，亦成为政治话语研究的典型素材。
西方传统的话语研究大多集中于权力、不平等、控制、支配(Fairclough, 1992, 1995b [9]; Giddens, 1991 [10]; Bourdieu, 1991 [11]; Chilton & Schaffer, 1997) [12] 等实际上比较负面的因素。相比之下，Wilson (2001, p. 399)的观点值得关注 [13]，他认为，从西塞罗到亚里斯多德的研究表明，“政治话语旨在为了公众福祉传递关于政策和行动的信息，迄今为止，这一基本原则依然如此，……政治话语分析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厘清其中为达到政治效果而采用的语言选择方式。”田海龙(2017a, p. 62)认为，Fairclough (1992)关于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定义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二是这种选择是有一定原因的；第三，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某种语言形式，是要实现某种目的的。” [14]
依据Fairclough (1992) [15] 关于话语作为文本、作为话语实践以及作为社会实践的三维框架对《习选》语言选择方式的考察表明，从文本特征来看，同其他同类文本相比，《习选》话语对翻译重构实践影响较大的三大特征表现为：概念多，以简约表述明理；用典多，以丰富互文释理；排比多，以恢弘气势论理。
2.1. 概念多，以简约表述明理
潘文国(2012, p. 3)指出，理论由体系构成，体系由术语组成；“术语、体系、理论，总起来可以叫作‘话语’ [16]。提出一套话语，别人认可你这套话语，这个理论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话语发展到一个程度，以至别人讨论相关话题非得使用你的话语不可，你就有了‘话语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主席，2018, p. 156)，是对外传播的时代要求，更是《习选》话语的鲜明特征。以简约表述明理，即运用或创新简明易懂的概念明示中国之理，是《习选》话语语言选择的第一大特征。
考察表明，除了传承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文化表述而外，概念和观点表述创新成为《习选》的一大亮点。从话语的社会实践来源看，这种创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推陈出新，即提炼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时代新意，如依据“和而不同”、“海纳百川”提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生主张；二是原始创新，即总结中国社会实践、把握治国理政大势创新表述，如第一卷中的“三严三实”、“两不愁三保障”、“中国梦”、“一带一路”、“亚洲安全观”、“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等 [17] [18]，第二卷中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伟大长征精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新常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19] [20]，第四卷中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从话语表述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面向来看，又可大致分为三类，即侧重面向国内治理、国内和对外并重以及侧重面向全球或地区治理(表1)。
这些新表述作为构成《习选》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再现了话语产生历史阶段内习思想的发展轨迹，如一卷中“三个自信”到二卷发展成为“四个自信”，而且对新增“文化自信”论述的系统性和凸显性进一步增强，反映了中国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是帮助外界理解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一把‘钥匙’”(严文斌、骆珺，2017)。从话语建构传播性来看，如表1所列的概念和观点言简意赅，易记易传；同时A，B，C三类表述随着面向扩大，其中蕴涵的中国特有特征趋于减弱，普适性增强。要把这些新概念、新表述推向世界，要求英译文具有相当的精准度，以便成为英文中的术语而易于传播。关于这些概念和观点翻译精准度的考察，详见下文3.1。
Table 1.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Categorical examples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concepts
表1. 《谈治国理政》话语建构概念观点分类举例
2.2. 用典多，以丰富外互文释理
Fairclough (1992)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话语实践中文本联系语境的重要方面和基本特征列入其三维研究框架之中。这一概念由Hatim和Mason (1990, p. 124) [21] 率先引入翻译研究时，分成了广义的主动互文性和狭义的被动互文性(active intertextuality & passive intertextuality，另译“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前者激活语篇之外的知识和信念系统，包括嵌入文本的文化蕴涵和知识结构；后者构成语篇内部的连贯和衔接，并产生意义的连续性。国内研究者对互文性的不同分类(辛斌，2000 [22]；罗选民，2006 [23]；邵志洪，2010)中，以邵志洪(2010)的分类最为详尽 [24]。Hatim [25] 和Mason的主动互文性与被动互文性和Fairclough (1992)的显著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与建构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另译“构成互文性”)在邵志洪那里代之以外互文性(extratextuality)和内互文性(intratextuality)，并分别细分，提高了其对于话语分析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由此观之，《习选》话语建构在语言选择方式上的第二个特征即以形式丰富、数量众多的外互文表述阐释中国之理；根据李多(2017) [26] 和张立新(2017)的研究 [27]，《习选》外互文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经典引用、隐喻激活、熟语典故镶嵌三大形式(见表2)。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类是相对的。实际上，很多显性互文都具有多种形式复合的特点，如表2中⑨和⑩，既是镶嵌，又属于典型的隐喻。限于篇幅，本节只集中讨论典籍引用和隐喻激活两种外互文形式对习说中国之理的阐释作用。首先，善用典籍，以经典性增强了话语建构的理据性。统计表明，四卷《习选》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政治话语翻译270篇文稿中，明确标注了出处的中国典籍引用(简称“用典”，不包括对经典马列著作和其他现代著作的引用)就达308处，频次明显高于同类型话语的三卷《邓小平文选》，成为《习选》话语结构的鲜明特征。如出自《论语·子路》的“和而不同”在四卷中共出现9次，既以深厚蕴涵传播了中国文化，又简洁明了地阐释了中国主张，堪称言说中国之理的典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知网上未检索到01~07年间与生态翻译学相关的论文，但并不表示在此期间没有相关著作和文章产生，通过其他平台进行检阅，发现该阶段的研究主要为理论的提出、构建，以及参研的聚集与扩大。2008~2011年为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平稳期，成果总量为112，占总量的3.44%。2012~2022年4月为理论研究的快速期，2012年发表量高达一百，并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次，巧用隐喻，以形象性增强了话语建构的亲和力。根据张立新(2017)关于隐喻互文和徐盛桓(2018)关于类比隐喻的研究，《习选》中以类比隐喻出现的互文性特征十分显著。无论是在对内讲话中循循善诱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还是国际舞台演讲中频频使用的“蛋糕”、“顺风车”、“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一带一路’工笔画”等隐喻，都使话语形象且亲和。原因在于，类比隐喻作为汉语形态特色的隐喻运用，根本价值在于它手段上具有汉语特色，内容和目的上则具有隐喻的普遍性(徐盛桓，2018, p. 24)。 [30] 《习选》在国际舞台的演讲恰恰十分注重隐喻的普遍性，充分关照演讲听众当地语境，从而增强了话语可接受性。前者如“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后者如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引用俄罗斯谚语“大船必能远航”等。
Table 2.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Categorical examples of intertextuality i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表2. 《谈治国理政》话语建构外互文形式分类举例
从翻译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角度看，用典互文、隐喻互文和复合互文作为《习选》语言风格的重要特征，它们对翻译的挑战在于这些互文表述以独特汉语形态蕴含的文化载荷如何通过英语形态得到充分再现。
2.3. 排比多，以恢弘气势论理
Halliday & Hasan (1976)将语篇视为语义单位而不是形式单位 [31]，认为语篇不是由句子组成(consist of)，而是通过句子实现(realized by)，实现方式是通过一定纽带(ties)建构语义联系(semantic relation)，这些纽带构成了语篇内部各种衔接手段，包括语法衔接(照应、替代、省略、连接)、词汇衔接(同现和复现)和结构衔接(平行、比较和信息结构) [32]。邵志洪(2010)称之为内互文性的这些衔接手段也是Fairclough (1992)三维框架中文本维度重点关注的话语特征。鉴于衔接手段(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的多样性，本节只考察《习选》最突出的内互文特征：高频运用排比(平行)结构，以恢弘气势和严谨逻辑论证中国之理。
此类结构对话语建构的作用可从三个角度阐明。从应用层次上看，通篇段排比、段内句排比和句内成分排比层叠出现，分别构成了篇单元、段单元和句单元的语义连贯；从表达形式上看，使用提挈语的显性排比和无提挈语的隐性排比综合运用，灵活多样，但无论是显性排比还是隐性排比，都体现了以工整行文实现结构平行的特点；从表达效果来看，排比结构的高频使用充分发挥了汉语方块字行文工整的优势，其本身作为重要的衔接手段，不但能够连贯语义，而且能够增强语势，成为《习选》话语语言形式的又一大特点。
限于篇幅，本节选取其中显性排比在三个层次上均有明显体现的两篇文稿加以说明，一篇是一卷第五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表3) (习主席，2018, pp. 35-36)；另一篇是二卷第一篇《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表4) (习主席，2017, pp. 3-17)。
Table 3. Example of dominant parallel structure
表3. 显性排比结构举例
该篇898字，以句号为界的完整句23个，表3所列以句排比和成分排比出现的显性排比为5句，占比超过20%。如表3中例(5)，句排比和成分排比共现的复合排比在《习选》中频频出现，成为推进逻辑、连贯语义和增强语势的有效方式。
通篇段排比即运用一个统一句式引出一段或数段论述，且该句式贯穿全篇。表4中的统一句式结构“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的……”出现6次，成为通篇语义连贯的重要纽带，构成了全篇一气呵成的恢弘气势。
Table 4. Examples of whole section comparison
表4. 通篇段排比举例
从话语结构角度看，段排比成为《习选》文稿中系统表达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和宣示全球治理新主张新举措新思路的高频手段。前者如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8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开头的平行结构；后者如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关于文明多彩、文明平等、文明包容的三点论述，均成为习思想的核心观点。段排比、句排比、成分排比以及各种复合排比对翻译的挑战在于能否同样以统一结构传递相同的逻辑和语势。
3. 《谈治国理政》英译作为重构话语的特征考察
以上对《习选》语言形式三个特征的简要分析揭示了“有理怎么说”的话语建构特征，旨在为考察其英译中“说了怎么传”的重构话语是否通过“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秦文华，2006, p. 107)而实现了较好地传播 [33]。
国内关于政治话语翻译的研究，从主流研究者身份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可视为学界；一类是官方翻译机构的从业者，可视为业界。对政治话语翻译产品(出版物)的观察表明，两类研究未能实现“相向而行”。比如学界代表的杨明星频频发文，提出并论述了外交话语作为一种高级政治语言的翻译中政治等效的概念(杨明星，2008 [34]，2014，2016；杨明星、闫达，2012 [35]；杨明星、李志丹，2015 [36])业界代表的王平兴(2016, p. 93) [37] 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政治等效是个误区。同样作为业界代表的《习选》英译定稿人之一黄友义提出了“三贴近”(2004, p. 29) [38] 和“三意识”原则(2018d, p. 64) [39]，前者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后者指“语言意识(对中英文语言的把握能力)、政治意识(政治政策水平)和受众意识(国际视野，特别是了解受众思维习惯)”。这些概念和原则，无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如何，都未能形成统一体系，未能对翻译实践起到有效指导作用。
相比之下，Baker 关于翻译即重构(reframing)或重叙(renarration) (Baker & House, 2014)的论述 [40] 以及美国华裔学者刘禾关于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等一系列关联翻译的言说(耿纪永、赵美欧，2019) [41]，因能籍以“重新审视跨文化诠释和东西方语言交流的形式”(Liu, 1995, p. xv) [42]，或可为政治翻译作为话语重构实践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导。国内学界和业界将话语研究引入翻译研究，为政治话语翻译及其研究打开了新窗口。田海龙(2017b, p. 6)指出，应从超学科的视角运用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分析框架以及再情景化分析框架，建立起翻译研究和话语研究的对话，以探索政治话语翻译和研究的新范式 [43]。刘亮(2020, pp. 20-21)提出了新时代国家政治文献翻译观 [44]，指出“衡量翻译实效的标准就在于——我们的译文能否真正实现中国话语的有效传播，从而让国外读者能够理解我们的译文，让国际民众接受中国观点，让国际社会最终欣赏中国概念，让中国的声音听得见、听得清、听得懂，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政治对外话语体系。”
据此本节从传播有效性角度出发，针对前述《习选》原文中话语建构的三大特征考察其英译的相关特征：概念观点精准度、外互文明晰性、逻辑语势近似性。
总体而言，全球发行的《习选》多语种版本作为中国话语传播的有效载体，在海外受到空前欢迎(严文斌、骆珺，2017) [45]。刘春梅(2021, p. 66)的研究也表明 [46]，《习选》英译通过语义调整等迁移手段，准确地实现了“演讲者的政治意图，使目标听众和潜在听众更容易接受演讲者的观点”。故本节对《习选》英译语言特征考察和分析只是从精益求精的角度发现某些问题和不足，以期进一步提升翻译的传播性。
3.1. 概念观点精准度考察
孙吉胜(2019, p. 41)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张。……要重视对这些理念的精准翻译，……这是转变为世界话语的必要条件。”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政治话语翻译。反言之，概念观点翻译精准度不够，即不利于中国话语传播。由于《习选》概念、观点十分丰富，此处仅选取数例对其翻译的精准度作简要考察(见表5)。
根据孙吉胜的观点，概念观点翻译的精准度可表现为意义正确(包括褒贬对应)、表述简练、前后统一，或称正确性、简约性和统一性。由此观之，表5中例(1)三性俱佳。例(2)所用rejuvenation属于中性词，在COCA语料库中搜到其同国家、民族搭配作复兴含义的应用均为对中国话语的引用，一定程度上说明英语中基本接受了这个译法，但据COCA语料库检索和杨明星(2014, p. 105) [47] 的研究同时表明，母语英语中表达民族、国家复兴更多用英语中更具褒义且更具气势的revitalization，如and right now，at this moment in history，America desperately needs a revitalization，and this is your opportunity。例(3)“中国声音”的译文many voices from China，回译后可能成为“来自中国的很多声音”，正确性存疑，至少是容易产生歧义。例(4)“三严三实”作为“数字 + X”构式概念化的典型代表，汉语表述简明扼要、易懂易传，是中国话语一大特色，但在形合为主的英文中，这类概念甚少，因而为翻译带来了挑战。检索表明“三严三实”在《习选》一、二、三、四卷中分别出现1，6，3次，二卷和一卷的翻译不统一，且二卷index所列同正文中的翻译前后颠倒。从前述概念翻译精准度三要素衡量，这一概念翻译尚未实现较好的传播性。相比之下，例(5)的四种译文正确性和简约性较好，但不具备统一性，也影响传播。
Table 5.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ome examples of conceptual ideas translation
表5. 《谈治国理政》部分概念观点翻译举例
3.2. 文化互文明晰性考察
文化互文即前文2.2所述各种形式外互文性中的文化因素或载荷(cultural load)，文化互文明晰性主要指这些载荷、涵义或意象在翻译中是否得到了准确而充分的阐释并在译文中得以明了地再现。文化互文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对翻译的挑战在于其中“文化意象一旦脱离原初的文本网络，即可能失落，从而导致误译以至歪曲”(秦文华，2002, p. 56) [48]。表6所列三例在明晰性不足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Table 6.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ome examples of intertextual symbol translation
表6. 《谈治国理政》部分外互文符号翻译举例
例(6)“必待”译为 must wait for，原文的主动期待成了被动等待，属于典型的释义错误导致的歪曲翻译，属于消极迁移；例(7)中的concubine据COCA语料库检索表明为贬义，同原文感情色彩相反；例(8)中的grasslands在英文中缺乏艰巨性的文化含义，而像“娄山关”、“腊子口”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直接用拼音指代，因译文读者缺乏相关历史知识，无法产生原文所期待的意义解读，因而缺乏传播性。
武建国等(2019)认为：“话语传播语境的改变必然涉及重新语境化和意义的转换。” [49] 由此观之，上述三例英译所体现的文化互文性翻译中释义错误、褒贬错位、背景空缺等三类问题，可视为再语境化不足而形成的意义建构不到位，或者说出现了意义的消极迁移，即译文读者无法获得原文概念意欲传达的意义。结合王克非和王颖冲(2016)的研究，文化互文翻译明晰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一是确准原义，如例(6)，顺应期待义，先用expect取代wait for，再据此转译其深层结构予以重构：Extraordinary feats call for extraordinary persons；例(8)中的grasslands换为marshlands更接近于原文艰巨之义；二是对应褒贬，例(7)“霸王别姬”中的“姬”对于“霸王”而言完全褒义，在弱化其具体意象的同时，其中的褒义则不应改变，因而Farewell My Love或可增强其传播性；三是补充信息，例(8)中的“娄山关”、“腊子口”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曾经英勇鏖战的地名，蕴含独特历史文化涵义，作为话语重构实践的政治话语翻译在英文中属于典型的文化完全空缺项，音译和直译而外，首次出现时应辅以释义才能达到传播作用(王克非、王颖冲，2016, p. 90) [50]。
3.3. 逻辑语势近似性考察
话语逻辑语势主要由衔接和连贯构成。Baker (2018, p. 235)指出 [51]，衔接是构成语篇的“表层关系网络，将语篇中的词语和表达连成一体，而连贯则是潜藏(underlie)于语篇表层之下的概念关系网络”。这种潜藏语义关系不依赖任何显性衔接手段体现，而是依靠话语顺序实现。如汉语意合为主的衔接方式和先偏后正的话语顺序，决定了很多复合句之间没有任何显性衔接手段，且语义重心落在句尾(张斌，2015, p. 663) [52]，如表7中例(9)和(10)。因此，翻译除了准确传递显性衔接，还应挖掘和再现隐性连贯所表现的语义重心。换言之，逻辑关系和句式选择的灵活性，应以不改变语义重心，尽可能传递原文语势为前提。
Table 7.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Some examples of sentence struc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表7. 《谈治国理政》部分句式结构英译举例
例(9)和(10)在四卷《习选》中分别出现9次和4次，译文非常统一，均用 while 引出后半句。根据汉语后重心常态，原文两句语义重心分别为“实干兴邦”和“百花齐放春满园”；而英译中的while尽管有whereas之意，但据COCA语料库检索表明while引导的是从句而不是主句，由此可以判断例(9)和(10)的英译出现了语义重心偏离，应分别修正为While empty talk harms the country, hard work makes it flourish和While a single flower does not make spring, one hundred flowers in full blossom bring spring to the garden。例(1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四卷《习选》中出现11次，英文翻译有4种，均基本达意，但杨全红(2018, p. 97) [53] 对该句译文作专门研究后认为，各种译文“都没能将原文中‘就是’二字的语气传达出来”，并提供了改进译文：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themselve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笔者认为themselves亦可代之以as such)。此类研究成果能否并如何从“学界”走向“业界”，取得统一认识，是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例(12)是习主席参观《复兴之路》现场讲话的开场首句，运用三个动词加三个隐喻，点明了该展览内涵，紧接着用“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指出了其重要意义，成为前面三个动宾小句的结果和升华，表述工整，一气呵成，语势恢弘。译文将三个排比动词缩略并弱化为系表结构 is about，尽管基本达意，但句子功能和语势蜕变，有点像导游介绍展览，从逻辑语势近似性考察，该译文失之于弱，试改译为This showcase, “the Road to Rejuvenation,” reminding us of our nation’s past, demonstrating China today, and predicting its future, turns out very instructive and enlightening.
4. 结语
理论的意义在于不仅能够解释现象，而且能够指导实践。翻译研究除了描写翻译现象，还应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翻译作为话语传播的必然路径，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使命重大，空间宽广，任务艰巨。四卷《习选》作为精心建构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典范，以其表述新颖简约、互文丰富深刻、逻辑严谨缜密之特点为翻译重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对《习选》英译本对应话语特征的简要考察表明，尽管译文总体上传播性较好，但在概念观点精准度、文化互文明晰性和逻辑语势近似性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本文的意义还在于试图提出将话语分析方法和成果用于指导翻译重构实践，或可开辟翻译研究和实践相向而行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