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速度日益加快的当下，生态危机给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出现了全球变暖、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物种加速灭绝等严重的生态问题，更是出现了八大公害事件等人为造成的生态灾难。随着资本全球化速度的加快，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其早已不是某些国家或地区单独存在的问题，而已经成为全人类所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造成生态危机全球化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百年来资本逻辑的不断运转。而由于资本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生态属性就完全消灭资本，这一做法也是不现实的，就现实而言，当今的世界暂时是离不开资本逻辑的。因而要想回答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这一问题，就必须对资本逻辑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入探究。
2. “资本逻辑”下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全球化的根本性质就是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张，资本需要不断扩张就要求开辟更多更大的市场，世界市场就是其追求的终极目的。对于资本逻辑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以保罗·霍肯(Paul Hawken)、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和弗朗西斯·凯恩柯罗斯(Francis Cairncros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资本逻辑内在蕴含了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方法，发展“生态资本主义”，他们的基本主张为“绿色技术、绿色税收、环保购物等经济形式都可以将逐利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经济和生态双重危机 [1]。而以奥康纳、高兹(Gorz)、福斯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具有反生态属性，单纯依靠资本逻辑作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即使在生态危机发展到危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当下，也并未真正形成所谓的“生态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所谓的“生态资本主义”的可行性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全球化加剧了资本逻辑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提供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实践路径。
2.1. 资本的全球性扩张
资本在全球扩张表现为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马克思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是完全失衡的，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要想维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平衡就必须让消费规模和生产规模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生产规模总是大于消费规模，过剩的产品在单个的资本生产体系中是无法得到消费的，于是开拓外部市场，培养新的消费市场就成为了产品过剩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3] 资本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然要开拓全球市场，推动贸易全球化的发展。
贸易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大量利润，为了安抚国内无产阶级，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施行了福利国家政策，提升了工人的待遇，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生活。但福利国家政策与资本逻辑本质上是相矛盾的，分配给工人阶级的那部分劳动成果，本是可以用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分配给工人越多，对于生产规模扩大的限制就越多，这就造成了福利国家政策和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此外，当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不再为生存而担忧的时候，工人阶级就自然会考虑如何提升生活质量，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的运动就应运而生了，破坏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成本会愈发高昂。福利国家政策不仅提升了本国劳动力成本还提升了坏境成本，对资本增殖造成了极大限制，面对这种情况资本必然要向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更低廉的国家或地区流动，从而推动投资全球化的发展。
投资全球化将导致不公平贸易。投资全球化的一大前提就是原材料市场一体化，跨国资本会进行全球采购。这意味着有能力的跨国资本，可以到全球各地寻求最便宜的原材料，从而减低成本，而不是被地域所局限。所以，各个原材料生产地为了能够争取到跨国资本的订单，纷纷进行所谓的“寻底竞赛”，大幅减低售价，以求得跨国资本的青睐。这样造成的结果，往往是那些没有选择权的，当地从事第一产业的从业者，为了维持价格上的优势，只能拼命地工作，再用极其低贱的价格把劳动成果卖给那些垄断了原材料贸易的跨国资本。这种贸易表面呈现为“自由贸易”，实则是充满剥削的不公平贸易，这会严重降低当地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降低其生活水平。
2.2. 资本全球化加剧了生态危机
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呈现出生态环境在日渐改善的表象，而呈现这一表象的代价是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治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难度也远大于治理个别地区的生态危机，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危机并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转移到世界各地。
其一，资本全球化引发了生态帝国主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逻辑对于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出现了新的手段—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独占环境收益而输出环境污染，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行径。” [4]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生态环境矛盾，降低生产成本，将资本和技术投入到发展中国家，表面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实则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并为自身创造更多的超额利润，同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生态危机。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的掩盖之下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扩张。如中美洲肥沃的土地上种满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的农作物，而该地区的孩子却在遭受饥荒和营养不良等灾难。发达国家还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转基因物种的种植，丝毫不顾及转基因物种的大面积种植会破坏当地生物多样性以及土壤环境，打破生态平衡，破坏生态环境。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跨国公司这一手段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胁迫，来大量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本国环境成本日渐升高的情况下，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以及有毒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以破坏本国环境为代价接收这些企业和污染物来发展经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在国内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的方式来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态环境，再借自身环境改善的表象来鼓吹资本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再次推动资本逻辑的扩张，加剧全球的生态危机。
其二，资本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生态治理的难度。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性，这种高度灵活性给全球生态治理带来了巨大阻碍。首先，在国家内部环境治理方面，一旦本国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资本增殖的成本必然大量增加，这将导致资本外逃至环境成本较低即环境管制措施宽松的国家或地区。并且，增加的环境成本会提升资本的有机构成，使得资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这也加速了资本外逃的速度。而地方政府在看到资本外逃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失业人口增加的社会问题后，又不得不放宽环境管制政策，削减资本生产所要承担的环境成本。单个国家或地区对于自由资本的限制是极低的，资本流动的自由性加剧了全球生态治理的难度。其次，在国际间环境治理方面，所谓国际间环境治理就是环境成本的再分配，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要承担最大的环境成本，而这会导致环境责任最大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对于环境责任的再分配总是无法在国际间达成一致，国际间协同治理生态环境也难以实现。
3. 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
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运行的逻辑或者资本扩张的逻辑，资本逻辑运行的目的是疯狂地掠夺剩余价值来达成增殖。资本逻辑和自然生态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生态危机将会必然出现。
3.1.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人类诞生于自然之中，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最直接的实践对象，马克思认为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的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 [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6]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自然之间仅仅是通过农业生产来实现物质能量的流转，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都必须依靠人对于自然直接的劳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最直观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就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无机身体” [7]。在这样的前提下，自然界具有独立性的价值，使人们对其保持着敬畏之心，在对自然界索取资源时总是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求，而是成为资本不断增殖的工具。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利润成了生产唯一需要考虑的指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对自然界逐步进行“祛魅”化，人类对于自然逐渐失去了敬畏和崇拜，自然界不再具有内在价值，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界对于人类单向度的工具性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8] 这打破了对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首个障碍，使得人类能够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
资本逻辑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资本增殖，为了获取最大的价值增殖就必须建立资本对于劳动的绝对统治，而建立资本对于劳动的绝对统治的前提就是建立资本对于自然的绝对统治。资本逻辑完全斩断了人与自然原有的直接联系，在资本主义的效用原则的支配下，资本利用货币来进一步压缩自然对于人类的工具性价值，资本抹煞了自然满足人类审美和科研等需求的价值，自然异化为被人类无限制加以开发和利用的“客体”。资本的效用原则把人类对于自然的多种需求转化为对于货币的单一需求，在这种逻辑下人类的需求若不以货币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便会直接被资本忽视，自然对于人类具有的多重价值便被资本抹煞殆尽。资本逻辑制造了“人的异化”以及“自然的异化”，“异化”的自然对于“异化”的人仅存在经济价值，仅仅是资本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元素。“人们被迫将其有关的自然界一切，如地球上的土地、河流、自然资源都作为单纯的商品，都可以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加以开发利用”，自然成为了人类为了单纯获取货币的工具，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 [9]。自然的价值被异化为满足资本增殖的单向度价值。对于自然无限开发和利用的第二重障碍也被破除。
资本逻辑破除了这两重障碍，实现了资本对于自然的绝对统治，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所怀的敬畏和崇拜彻底消失，自然对于资本不断增殖的工具性价值成为了人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唯一价值尺度。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为相互对立，自然也被切割为所谓“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但这两个自然的划分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第一自然”都已经变为了“第二自然”或者处在转变为“第二自然”的过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在对自然进行开发和利用时不会再考虑对于自然自身造成的损害，自然成为被人类肆意掠夺的对象，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必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相对立将必然导致资本逻辑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3.2. 资本的私有性与生态社会性的“冲突”
资本增殖所利用的资源都是来自于自然环境，这些资源都是完整的生态链条中的环节，而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中，这些资源被切割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资本只拿走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源，毫不顾及生态链条上的其余部分，这极大地提高了生态链条断裂的风险，且工业化生产产生的废弃物终将流回自然，对自然造成污染，这说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反生态本性。从表面上看资本增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生产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似乎资本主义生产采用保护生态的绿色生产方式，就能将资本增殖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解决，并且从当今科技迅速进步的实际出发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似乎资本增殖能够调节甚至改善自然生态。
这种希冀看似美好，实则是无法实现的。资本的逻辑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在短期内所产生的利润必然比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多，资本对效益追逐的短视性决定了其只会选择反生态的生产方式。
此外，资本的私有属性和自然生态的共有属性之间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资本的私有属性决定了其是由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所独占，因而资本增殖都具有排他性。而自然生态则具有社会属性或共有属性，自然是人类所共有的，并且每个人都是自然生态中的关键环节，是相互联系的。资本的私有属性和自然生态的共有属性在本质上是矛盾的。
这两点决定了让资本自行实行具有生态属性的生产方式是不可能且不现实的。资本逻辑自身具有的反生态属性决定了其只会选择反生态的工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将共有的环境效益私人占有，而将由于自身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成本分摊给社会承担，这种利己性的生产方式与排他性的获利方式与资本逻辑是不谋而合的。
生态性的生产方式需要让资本主动承担环境成本，且生产的生态产品具有长期效益但无法在短期内转变为直接的利润，这是急功近利的资本无法接受的。因此，资本与生态的不同属性的矛盾是资本逻辑和生态环境对抗性矛盾出现的核心，这也说明了只要在资本逻辑下进行的生产方式必然具有反生态的属性。
3.3. 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和自然生态有限性的“矛盾”
资本逻辑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最直接表现在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和自然生态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资本的首要原则就是增殖原则，资本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最终目标都是要落脚在增殖上的。马克思曾表明：“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 [10] 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无所不用其极“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11]。资本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会盲目地扩大生产而不顾及其他任何因素，以期获得更多的利益。除了资本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限制资本的无限扩张的逻辑，资本逻辑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增殖，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 [12]。
资本的逻辑必然导致消费的异化，把自然资源作为资本无限增殖的对象，必然导致对于生态资源的过度损耗。资本逻辑将消费从一种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转变为一种目的，并着力将消费打造成一种意识形态，消费便逐步开始异化。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拜物教的出现，标志着资本逻辑对于社会关系的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取而代之，人与人之间关系变成了商品货币关系。人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变成了对商品的消费和占有的欲望的满足，消费主义由此出现，生产成为了填补人消费欲望的手段。消费主义必然导致过度消费，从而导致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
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会追求无限地扩张，并且资本逻辑下反生态性的生产方式需要大量掠夺自然环境资源同时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这种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不会因为任何因素停止甚至放缓速度。但自然环境中存在的资源是有限的，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也是有限的。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和自然环境的有限性之间形成了对抗性矛盾，这一对矛盾成为了资本逻辑和自然生态对抗性矛盾的具体体现，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限制最终将被资本逻辑所冲决，生态危机的到来是必然的。
4. 克服资本逻辑悖论的生态文明道路
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成为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难题。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等因素息息相关，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资本逻辑的扩张与发展。解决生态危机并不能就生态论生态，而是要从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逻辑着手。解决生态危机的既不能放任资本的野蛮生长，也不能彻底对资本逻辑进行消灭，要对资本逻辑加以约束和引导，加强其社会性。最现实的路径就是用生态制度约束资本，用绿色生产方式引导资本，通过建设生态文明来超越资本逻辑。
4.1. 以生态制度约束资本逻辑的扩张
所谓用生态制度约束资本指的就是，把资本逻辑装入制度的笼子，迫使资本能够承担应有的环境责任。这样既能遏制资本肆无忌惮不顾及环境的扩张，又能够缓解治理生态危机的经济压力。
从国内维度出发，首先要制定具体的法律来确定人民群众在生态方面的权利，必须要坚持自然资源的社会属性，即自然资源属于全社会公有，只有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的一致性得到根本保证。生态环境本身就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社会属性，仅仅依靠单个人是不足以对生态权利进行维护的，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国家来维护生态权利。国家接受人民群众的委托，并代其行使生态权利。第一，标定生态环境的价值，明确资本在生产时所应该承受的环境成本。第二，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修复并对人民群众做出一定的环境补偿。
从国际维度出发，要建立强有力的生态制度绕不开的就是主体就是主权国家，必须要协调好各方，加强主权国家之间的生态治理合作。每个国家的生态制度的确立都应该与国际生态合作进行接轨。单凭某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完善的生态管理制度是不足以应对全球生态治理的，资本的高流动性、高自由性会让单个国家或地区严格的生态制度失效。必须从全球的视域出发，限制资本的灵活性，降低资本自由性，这就要求主权国家之间能够摈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方式，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明确自身应承担的生态责任，并积极承担生态责任，坚决反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坚决杜绝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污染的转嫁，在国际间构建一个合作共赢的生态治理机制。通过国际间生态治理合作推动国内生态制度的完善，通过国内完善的生态制度来进一步强化国际间生态治理合作。
4.2. 以绿色生产方式引导资本生产
绿色生产方式就是生态化生产方式，指的是注重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举的一种可持续的新型生产方式 [13]。绿色生产方式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转变生产的价值理念。不再把扩大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作为追求的目的，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追求质量上的提升。第二部分是通过绿色生产技术的支撑来改造传统工业。加强科技创新，打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第三部分是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开发绿色产业，发展对于环境无害或者低害的产业，如光伏产业、风能产业等等。绿色生产方式对于解决生态危机具有巨大的作用，但绿色生产方式并非自发就能形成的，需要全社会进行支持和引导。
第一，发展绿色生产方式需要建立绿色生产制度。生产方式的转变并非靠某一个体就能发生作用，而是要依靠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综合作用才能完成。倘若没有制度作为保障、政策作为指引，对于组织或个人的具体行为的规范效力就会大打折扣。第二，发展绿色生产方式需要政府的宣传引导和政策扶持。发展绿色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需要大量的资金成本，资本是不会自愿投入的，这就需要政府投入资金和制定政策来进行引导和扶持。第三，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还需要加强国际间生态治理合作。强化国际间合作能够以最大效率利用国际平台，实现生态技术的互通有无，同时为生态技术提供科研人才和科研资金的支持。国际间的生态合作能够最大程度地推动生态科技在世界的发展。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开展跨国或跨区域的环境治理和修复，也必须要加强国际间生态治理合作。
4.3. 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超越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因为生态制度和绿色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彻底解决，解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对资本逻辑进行超越，建立生态文明。
首先，对于资本逻辑的超越表现在对于盲目扩张的资本逻辑的控制。只有当人不再是资本逻辑下的低位产物时，才能实现对于资本逻辑的控制，如马克思所说对于资本逻辑的控制需要“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14]。资本的短视性和无限增殖性决定了其具有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的表现之一在对于生态的忽视，生态危机成为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只有对资本进行引导，使其不再具有盲目性，使得人类能够对其自觉控制，达成人与人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
其次，超越资本逻辑根本在于消除资本的私有性。资本的私有性和和自然生态的公有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具有反生态的属性。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质，就要消除资本的私有性和自然生态的公有性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消除资本的私有性。建立生态制度和绿色生产方式只是赋予了资本一定的社会属性，对于资本的核心私有性并未做出实质性改变，因而其反生态属性不会得到彻底改变，只能得到局部的改善。超越资本逻辑的根本措施就在于消除资本的私有性，以社会性取而代之，让资本成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 [15]。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资本和生态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剥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属性。
最后，建立生态文明就是要将生产作为满足人类需求而非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任何人或事物都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的无限贪婪本质就导致了资本扩张的无限性，而自然生态所能提供的资源则是有限的，二者之间形成了对抗性矛盾。建立生态文明就要把社会从资本逻辑主导转变为人类需求主导，将一切生产活动的目的都转变为满足人的需求。人类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其中优美的自然生态也是人类需求的一种，因而以人类需求为中心的生产是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的，而且也是在自然环境承载力之内的生产。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和自然生态有限性的矛盾可以由此解决。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必然具有反生态属性，单纯依靠资本逻辑，走所谓生态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要消除资本的私有性赋予其更多的社会性，加强生态制度的建设，约束资本，不断发展绿色生产方式，引导资本。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的不断指引下，超越资本逻辑，解决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