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由于缺少父母陪伴和所在地生活、教育资源的不足，留守儿童的成长往往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当其冲。
为解决问题，绘画疗法(宗传玉，2020)、团体心理辅导(兰燕灵等，2009)、音乐干预(王琳琳，2012)和运动干预(崔高峰等，2021；辛委委，2021；张高华，朱德林，2019)等面向群体的应对措施被提出并运用于实践，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留守儿童很难获得针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心理咨询恰好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现实情况，对于个体有针对性地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争论
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但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
2.1. 留守儿童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较低，“污名化”带来了消极影响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状况上具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存在着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行为问题。使用MHT量表进行调查的研究结发现，留守儿童在对人焦虑、学习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身体症状、自责倾向、冲动倾向、过敏倾向等症状因子得分上与非留守儿童的得分有显著差异(林细华等，2010；刘霞等，2013；王娟等，2014；李福轮等，2017；陶婧等，2021)且在学习焦虑和对人焦虑因子上处于较高水平(李福轮等，2017)。使用SCL-90量表进行调查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九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李宝峰，2005；王锋生等，2010；王玮等，2014)。另外一些研究指出，留守儿童在快乐感、生活满意度和亲社会行为上都低于非留守儿童(王鑫强等，2018)，在强迫、焦虑、抑郁、偏执、人际关系紧张和敏感等心理症状的检出率偏高(王东宇，林宏，2003)，自尊低而孤独感强(范兴华等，2009)，容易出现认知偏差、情绪消极、行为障碍、人格障碍、人际关系障碍、适应障碍(戴斌荣，2012)和个性发展问题，甚至违法犯罪行为(黄爱玲，2004)。除此之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较差，情绪行为问题也更为明显(戴斌荣等，2022)。以上这些结论都说明了留守儿童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留守儿童的留守经历这些心理问题会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消极影响。
除了留守儿童自身存在的一些心理症状会对留守儿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污名化”也成为了阻碍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些媒体的放大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低”被扩大化报道，社会、学校、家庭和留守儿童自身都受到这些报道的影响。社会制度性的排斥、隐蔽性的社会歧视，污名化的刻板印象加剧了对留守儿童社会偏见的形成，除了他人的歧视，留守儿童本身也可能发生污名的自我实践，最后成为真正的“问题儿童”(董辉，张凤莹，2017)。这些来自他人和自我的消极评价，无疑是对留守儿童的又一次伤害，影响着留守儿童的成长。
2.2.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与非留守儿童不存在差异，在某些方面优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并未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是一直处在一个消极的状态，许多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陈惠惠等，2011；刘静等，2014；邬志辉，李静美，2015；韩黎等，2019)。高明月的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抑郁、咨询、生活幸福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高明月，2019)；贺小华等人采用MHT量表对江西4所中小学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除了学习焦虑以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处于正常范围之内(贺小华等，2009)；尹新瑞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身心发展状况良好，大部分留守儿童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和学习能力(尹新瑞，2019)；高永金等人的研究发现，初中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整体发展状况良好，呈现积极向上的趋势(高永金等，2020)；常青等人发现，与父母分离增强了留守儿童的独立性,他们处理事情的速度和节奏比一般儿童更快、更高(常青，夏绪仁，2008)。这些研究结果向我们展示着留守儿童的积极的一面，也证明了“留守儿童”并不是“问题儿童”的代名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处在正常水平，与非留守儿童并没有太大差异，甚至在某些方面要优于非留守儿童。
2.3. 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
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结果出现两极化的结果的原因，张楠提出不少研究都是在“问题范式”下进行的，一些问题被扩大化了(张楠，2014)。从依恋角度出发，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在成长中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问题范式”下的研究将“更容易”扩大成了“一定”，直接将留守儿童看作“问题儿童”，其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的存在，因此得到的结论只是有或无的答案。留守儿童在其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没有被看到。随后，在进行原因研究的时候又将留守儿童所存在的成长、发展问题都与留守经历相联系，忽略了留守儿童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忽略了除了留守以外的其他因素(张楠，2014)。留守儿童的留守经历确实会让他们缺少父母陪伴，但这样的“分离效应”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可以由“收入效应”抵消(吴培材，2020)，即家庭的经济水平的提升，让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资源和心理资源都能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留守儿童成长的周围环境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开始就存在差异。后来随着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家长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大量干预措施被提出并实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提升。但每个区域的执行力有所不同，获得的效果也有差异，如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改善速度就要快于西部地区(喜悦等，2021)。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在不同的时间、区域和年段进行，所得的数据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结论自然是不同的。
综上可得，研究目的会对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忽略其他可能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不同时间、地区都有所不同，其所处的环境也一直在发生变化，甚至连留守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留守儿童不断在“留守”“流动”和“非留守”之间转变，我们应以一个动态的视角去看待留守儿童(马萍，2021)。另外，留守儿童群体内部的分化也不应被忽视，个体成长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具有差异性。即留守儿童不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群体之间，都存在着独特性，那么除了前文提到的面向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措施以外，还需要其他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同时进行。
3. 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的优势与困境
3.1. 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的优势
1) 咨询过程保密性强，来访环境安全、自由，留守儿童更容易自我暴露
网络心理咨询以网络为媒介，匿名进行咨询。匿名咨询对来访者来说可以不用对咨询师提供自己真实的身份资料，增加了咨询的掩蔽性，保密性大大增加。暴露真实身份的可能性降低了，对来访者来说咨询环境会更加安全、自由，极大地削弱了求助者的羞耻感、自我表达的恐惧感和交流的不适感(崔丽霞等，2010)，面对面时难以启齿的内容或许就得以表露。
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更为内向、沉着、安静，不轻易表露内心的想法和情感(常青，夏绪仁，2008)，更害怕自己的内心暴露人前，对安全、自由的环境要求也就更高。网络咨询的空间距离和匿名方式，让留守儿童不必担心咨询师会在自己的生活场景暴露自己的“秘密”，不用担心被其他人发现，对其来说安全性提高了，更容易营造一个安心、任意陈述的环境，助力咨询师收集资料的过程，对咨询产生积极影响。
2) 咨询形式多样，突破了时空限制，留守儿童拥有更多选择，减少了咨询费用
网络咨询采用邮件、专栏、在线聊天或视频聊天等方式进行，只要有电子设备就可以进行咨询，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留守儿童大多数都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由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监护，监护人无暇长时间陪伴孩子进行心理咨询，要求其定期到远离生活地的咨询室进行咨询无疑是不现实的。但就目前国内心理咨询的发展来说，在留守儿童生活的区域，执业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很少，大部分留守儿童无法就近接受心理咨询服务。网络心理咨询的便捷性使留守儿童随时都可以在合适的地点进行咨询，直接解决了当地专业心理咨询师供应不足这一问题。
网络心理咨询对时空限制的跨越还让留守儿童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咨询师。一些时候，为了能够与自己认同的咨询师进行咨询，来访者需要专门到其他城市进行咨询。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去异地进行咨询意味着更高的花费，对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留在相对近的咨询室，咨询效果可能不理想，从而丧失对咨询的信心。另外，在当地直接进行咨询可以节省异地咨询的路费和食宿费，减轻了留守儿童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保证了咨询的持续进行。
3) 咨询资料储存便利，咨询师回溯快速、高效
网络心理咨询以网络为媒介，网络的容量是巨大的，可以直接记录下咨询的全过程，内容准确而详尽。线下的咨询方式在进行咨询过程记录时，需要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录音或是在咨询后通过回忆对咨询内容进行整理、记录，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且记录的内容还存在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可能性。而网络心理咨询直接对全过程进行记录，出现遗漏的可能更小，在咨询师需要查询过往咨询资料时也可以迅速检索到结果，更加地方便、快捷。
留守儿童人数众多，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量也极大，更为方便的资料储存方式可以再增加资料完整度的情况下，提高了咨询师的效率。
3.2. 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的困境
1) 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我国现在记录在案的咨询师持证的心理咨询师约90万人(陈祉妍等，2016)，但从业的咨询师人数不足1/10 (张黎黎等，2010)，心理咨询师的数量严重不足。另外，心理咨询师的培养缺乏统一的标准，市场准入也缺乏统一的准入条件，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后，人社部也不再组织心理咨询师国家统考，很难对现在正在提供咨询服务的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能力很难进行准确的界定。
在留守儿童领域，心理咨询服务更是供不应求。据调查，农村留守儿童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比率为27.9%，希望获取心理健康服务的比率为63.0% (孙婷等，2018)，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对留守儿童对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量来说，专业咨询师的数量远远不足。
2) 缺乏专业的平台，咨询资料的安全性有待商榷，来访者真实身份也很难确认
现有的咨询平台或是咨询公司自行开发的网站，或是高校建立的平台网站。这些平台各自发展，各有所长，但面向留守儿童的专门网络心理咨询平台却还是空白。现有的平台大多无法提供简捷的咨询流程、面对外来网络攻击无法完全保证来访者的信息安全、缺乏成熟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来访者也无从确认平台咨询师的专业能力。
目前更多的网络平台只是作为一种宣传媒介，来访者与咨询师取得联系后，再通过实时聊天工具或是电子邮件进行咨询，多个平台交换使用，流程十分繁琐。其次，面对网络攻击时，这些平台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来访者的信息进行保护，咨询过程和记录有很大的外泄的可能性。留守儿童本就不愿暴露自己，咨询内容或过程的泄露，对留守儿童和咨询师之间的咨访关系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再次，网络咨询的一大特点就是匿名性，来访者真实身份无法确认，对来访者来说这种匿名性大大增强了安全氛围。但同时，如果来访者出现了必须紧急干预的行为，咨询师也很可能会因为不知道其真实身份而陷入被动，错过最佳干预时间。尤其是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既是未成年人，又没有父母在身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联系的难度更大。
3) 不完整信息
网络心理咨询无法完整获取来访者的动作等非言语信息，无法通过这些信息对来访者的真实想法进行判断，甚至接收到的语言信息也很可能不是一手资料，这必然会在咨询师对来自来访者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时产生影响。如果咨询师对留守儿童表述的内容判断错误，咨询效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消极影响。
4. 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困境的解决思路
4.1. 建立专业队伍，进行系统培养和管理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网络咨询的核心部分，只有保证了专业人才的供给，才能够提供连续、稳定的心理咨询服务。建立专业的队伍，有利于专业人才的统筹管理。另外，传统的心理咨询师接受的系统训练都针对的是传统的面对面的咨询方式。对于网络心理咨询来说，传统心理咨询的模式与之有相似也有不同。因此，网络心理咨询师的培养，需要建立独属于自身的专业、系统的咨询师培养体系。
除了建立专业、系统的培养体系，市场准入条件也应进行统一制定，以此来规范网络心理咨询市场，保证来访者能够选择专业又适合自己的心理咨询师。
4.2. 完善专业平台，获取来访者必要信息并提供更安全的信息储存环境
完善专业平台，构建全面、安全的系统，加强信息储存防护，使来访者的信息储存更加安全，加强网络咨询过程的保密性。
平台建立完善的危机干预程序，在来访者注册账号时采集来访者的必要真实信息，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在咨询师确定发生紧急情况时，由平台方启动程序进行干预，保证来访者及他人的安全。
平台24小时面向大众开放，留守儿童可以随时通过电子设备登录自己的账号预约心理咨询服务，更好地发挥网络咨询的便利性。
5. 小结
每一个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都具有独特性和动态性，针对留守儿童的具体情况，网络心理咨询能够发挥其特有的优势，跨越时空限制、降低咨询费用，效率更高地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但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也存在着专业人才缺乏、信息不完整、危机干预受限、资料安全性难以保证和无专业、稳定的平台等问题。后续可以尝试建立专业队伍，保证专业人士的输入、培养和管理，并完善专业平台，为留守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