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五四前后，为启迪民智，再造文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以笔为戎，不遗余力地向国内译介新思想。时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暴露无遗，中国知识界遂将救国热情悉数抛洒于“社会主义”之上，希冀找到救亡图存的道路。一时间，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迅速席卷中华大地，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各种流派纷至沓来，堪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令人目不暇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各种主义中的一种被广泛宣传开来，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的目光，成为五四前后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说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批评与攻讦，对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等等的批评之声，一时间甚嚣尘上，早期马克思传播者迅速做出反应，进行了“批评之批评”与反批评，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澄清了错误思想。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直接地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因此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相关文献被大量译入中国，许多学者还通过著文、演讲、上课、开展活动等方式，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更深层次的阐释。有研究表明，“四大副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有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诠释与论述所占的分量最重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 [2] 。由此，选择唯物史观作为首要研究对象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2. 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受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影响最大，时人大多把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看作两个互相独立的部分，过于拔高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地位，这导致许多错误认识的出现。有研究指出，当时即使是信奉唯物史观的不少学者，也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看作马克思主义内容体系的独立组成部分，认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是矛盾冲突的。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不矛盾 [3]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逐步将阶级斗争理论纳入到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当中。
2.1. 误解与批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自相矛盾
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则是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2] 据统计，19世纪后半叶以来，仅以河上肇的论著而言，其中文译本即有17种，直接以唯物史观命题的便有《唯物史观研究》(郑里镇译)、《唯物史观的基础》(巴克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译)等 [4] ，后者更是对中国知识界起到了启蒙作用，堪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著作。
河上肇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这样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总而言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三样是贯穿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斯主义底三大原理。这些部分，前文已经说过，是决难分离，极有密切的连络的，连络的那条金线，便是所谓阶级争斗说。” [5] 由此可见，河上肇并没有把阶级斗争学说看作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将它们看作两个互相独立又联系着的理论个体，兼之塞利格曼等学者也支持类似观点，而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著作正是当时国内的主要思想来源，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时人对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的认识。
李大钊、李汉俊、胡汉民、李达等人都深受河上肇的影响。据考证，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大量引用了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19年1月创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行文间有明显读过河上肇文章的痕迹 [6]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认识与河上肇基本一致，划分为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和社会民主主义三大部，而阶级斗争学说把这三大原理串联了起来 [7] 。杨匏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杨匏安在文中指出，“所谓唯物的史观论，盖由实在一元论而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富以革命色彩者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实“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 [8] ，他明确地将马克思学说分成三个部分：唯物的历史观、阶级竞争说和经济学说。1921年，蔡和森致信陈独秀，在信中他这样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看作独立的两个部分，这种误解在唯物史观早期传播过程中屡见不鲜，迅速招致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非难，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做出了回击和反驳。
2.2. 反批评：将阶级斗争理论纳入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当中
正如李大钊所述：“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 [7] 由此可见，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是相互矛盾的，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究竟谁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7] 李大钊把阶级斗争归入经济变化范畴之内，以此来解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冲突”，显然，这样的理解还不够成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陈独秀在《答蔡和森》的书信中也对这一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 [9] 在陈独秀看来，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之经济历史的说明”，而阶级斗争则是“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既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本事”，“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在这里，陈独秀未能完全廓清唯物史观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之间的区别，片面地把唯物史观看作社会的“自然进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用时人推崇备至的“自然进化论”进行解释，有力地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论者的非难。
胡汉民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中，对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批评之批评”，针对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自相矛盾这一观点，他也进行了批评：“这因为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等著作上，既确认社会之生产力为历史的原动力而在《共产党宣言》上又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眼看去，很像自相矛盾。然而仔细考求，他的学说却是一贯联络的。”“所谓阶级，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经济阶级”，当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不利条件”下的阶级自然赞同改造，而“有利条件”下的阶级则反对改造，“故社会组织的改造常依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行”，“阶级斗争，即由社会生产力变化而来”。在这篇文章中，胡汉民把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内容，代表了当时学界对于唯物史观认识的最高水准 [3] ，有力地驳斥了错误观点，维护了唯物史观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批判性。
基于五四时期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时人对于这二者自相矛盾的非难，实际上是由于辩证唯物论在传播过程中的缺失，导致部分学者陷入了机械论的窠臼，而在辩证唯物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后，这一问题就得到了理论支撑和强力回应。
3. 唯物史观与宿命论
对于经济因素的极端强调，无疑是早期唯物史观宣传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11] 施存统在《马克斯主义底特色》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明：“马克斯主义底特征，一言以蔽之，就在于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特色，即在于注重物质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斯主义底特色，在于注重物质的条件。轻视了物质条件，便不成为马克斯主义。” [10] 在早期宣传过程中，部分学者片面地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招致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抨击，批评唯物史观带有鲜明的“命定说”或“宿命论”色彩。对此，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认识到不能把经济或物质看作社会进步的唯一影响因素，有意识地强调精神因素的影响，更加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3.1. 批评：唯物史观是“经济宿命论”
学衡派的代表人物肖纯锦在《马克思学说及其批评》 [12] 一文中提到：“马克斯历史惟物观以为人类全为物质环境所左右，风絮萍飘，堕溷沾茵，随其所遇，而毫无意志选择之自由，实不啻为一种‘经济定命论’。”他认为：“人类动机万殊，有不能悉数纳诸经济范围以内者”，除了经济因素外，道德、宗教、法律、政治等等因素，亦对于社会进步有着重要影响，而唯物史观忽略了其余因素的影响。“这种恒以人类意志为自然环境之所囿迫束缚，舍听天由命外，无所措手足，是为必然之趋势”的唯物史观，难免“陷于哲学上之所谓命运论”。
常乃德译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连载于《国民》第2卷第2、3号(1920年6月、10月)，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经济因素引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之中，“功劳不小”，然而若说全部历史的发展，是完全依靠经济进化才能解释，这是大错，因为“人是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合成的”，所以达理想历史最捷的路径，也是很慎重地组合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理想主义，去作历史事实的研究。
由此可见，反对者多是从强调个人主观努力这一角度出发，批判唯物史观“唯经济论”，忽视了精神因素的作用，实质上这样的批评是有失偏颇的。
3.2. 反批评：唯物史观鼓励阶级斗争
唯物史观承认经济或物质生产方式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同样支持通过阶级斗争来缩短或延长新世界取代旧世界的过程。因此，唯物史观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命定的审判”，正相反，唯物史观鼓励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斗争，这为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李达这样总结道：“若说资本制度的解体是资本集中的结果，则由旧社会推移到新社会的途径，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识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若是这样解释，社会党无须干社会革命……社会主义者也无须鼓吹革命……因为资本集中的结果，自然要发生革命的。资本制度发达到了一定程度……于是社会截然分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受了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一种阶级的觉悟……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 [13]
李大钊对于这样的定命论，结合现实情况，给予了辛辣的批判：“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 [7] 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在改造经济组织以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同时，也从不忽略对人类道德精神的改造 [14] ，“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7]
综上所述，把唯物史观看作“经济宿命论”的批评与反批评，实际上是围绕人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社会进步这一问题来展开的，由此，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又无可避免地指向唯物史观与意志论的争端。
4. 唯物史观与个人意志
面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责难，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坚持经济或物质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承认个人意志对于社会变革有能动作用。
4.1. 批评：唯物史观否定个人意志
1919年7月，《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一篇译自日本刊物的长文，名为《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文章认为人类历史是受人为支配的，而马克思恰恰忽视了人的个性和心理，导致了“我”在唯物史观中的缺失，一旦把“我”重新纳入唯物史观的范畴，唯物史观就会轰然崩塌，因为一切历史都可以归因于人类的选择，也就是个人意志。由此可见，文章作者的历史观是唯心的而非唯物的，《批评》一文过于夸大了个人意志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主观的产物，具有片面性。
五四时期北大的先进学生费觉天也对唯物史观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不重视人的作用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大谬误，因为“是人心支配经济，不是经济支配人心”，“社会上所以要生产，即由于人底好生意志，生产工具又是因人底意志，利用智识、意志创造的，所以生产力是人底意志而发生……象马克思所说生产关系是离人的意志而独立……这种话全是无稽之谈” [15] 。
综上所述，反对唯物史观论者的一大特点是通过强调意志的作用或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此否定唯物史观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则在进一步解读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过程中，指出唯物史观注重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并不忽视人的意志的作用，人类的主观意识对社会变革具有能动作用。
4.2. 反批评：个人意志对社会变革具有能动作用
林云陔所著的《唯物史观的解释》一文，连载于1919年《星期评论》双十日纪念号及10月19日第20号，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围绕唯物史观的各种误解，进行了辩护与反批评，侧重指出历史发展中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与物质经济状况的基础性作用，二者相辅相成 [16] 。唯物史观绝不是单一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承认精神的作用，承认个人有意志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意志是在一个“最狭小的范围内”。
瞿秋白把个人意志和历史的必然联系到一起看待，他专门撰写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认为人的意识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其意识和行为并非不受任何制约，而是某种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有知道了历史的必然，人的行动才能更“自由” [14] ，历史的必然与人的有意识的行动是统一的，“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 [17]
施存统更为明确地指明了个人意志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他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提到：“社会革命没有‘人们底努力’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是单有‘人们底努力’，也决不会成功的。所以马克思一面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然到来的命运，一面却又极力主张革命。” [18]
5. 结语
五四前后，各派学说围绕救亡图存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各党各派知识分子以期刊报纸为阵地，相互驳斥、辩论，先后展开多次思想论战。客观上来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难之声，也起到了促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纠正误区、加深理解的积极的反作用，帮助他们从经济决定论中解脱出来，与机械论、宿命论、庸俗进化论划清了界限。可以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评与反批评的斗争中不断传播、成长起来的。
站在今时今日回首望去，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们的理论体系虽不完善，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初期敏锐地认识到这一思想旗帜的伟大力量，并且身体力行译介相关文献，驳斥错误思想，及时澄清、破解广大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向传播，为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而在今天，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如何正确应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如何调解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如何为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性指导；如何焕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机与活力……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的“斗争史”进行梳理，系统分析早期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反批评”，无疑能为当下的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历史遵循，具有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