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学作为培养国家青年人才以及研究高深学问的社会组织凸显了它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随着高等教育某种意义上的“大众化”时代的来临，大学曾经拥有的社会影响力与美誉度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各界以及大学内部对大学的问责与困惑，包括诸如大学创造能力的不足、大学精神的背离、迎合世俗化的价值追求等等追问，这一切表明，大学的社会价值引领地位与作用仿佛正在消解，大学的功能正在萎缩。当下大学都习惯了对大学进行所谓绩效管理的“路径依赖”，很少从“软”的、文化的视角去探索大学治理的有效路径，因此导致大学的发展事倍功半。大学急功近利的各种功利化追求、官僚化的学术管理模式以及过度商业化的校园文化等受到了来自大学内外的各种诟病，大学的发展迫切需要探索更加有效的治理模式，回归大学精神。有鉴如此，我们可以尝试性的探讨信任这一被遮蔽的隐而不显的重要价值，在大学治理中的角色扮演与期待。因为大学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以信任文化维系校园内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的，而且大学精神的回归与大学创新精神的培育逻辑依赖大学中的信任滋长。所以，对大学里信任的关注正好契合了当下大学发展的形势需要，同时也契合了人文社会科学有别于传统的研究范式的转变。
2. 大学信任
2.1. 大学中的信任
这里有必要指出，大学中的信任不仅仅指“大学信任”。大学信任是一种公共信任，主要指校外政府、各种组织以及社会大众与大学之间的某种信赖关系，而这种信任模式不同于大学中微观层面的人际信任与人格信任。大学信任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信任、关系信任和文化信任。本文论及的大学中的信任当然包括大学信任，但除此以外，还包括大学中微观的人际信任、中观的组织信任和宏观的大学信任。具体来看，微观层面的信任是指大学中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与学校其他服务人员之间以及师生与学校具体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信任；在中观层面是指大学师生与各个组织之间以及行政组织与学术组织、各个院系之间的信任；宏观层面是指师生对整体的大学之间的信任，它基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状况来决定信任的存量，而且与大学的公共善的价值追求、大学创新能力以及社会承诺密切相关。
2.2. 大学中信任的价值意蕴
在大学，信任起到了“社会水泥”的作用。但凡共同体都是基于信任建立起来的，没有彼此的信任，共同体不能自发形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是信任，这种信任一方面是基于对共同体共同准则的信任，同时也是对共同体成员能够一致认可准则的期望。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共同体，既是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是道德共同体与信任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是信任创立和维护了团结。
首先，大学中的信任能够唤起亲社会行为，即某种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行为，信任能够激励与他者的联系和合作，可以使社会沟通的“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并随之扩大交往空间。其次，信任在联接组织成员中，能够起到金锁链作用。大学科研团队需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当新教师面临陌生的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时候，是信任鼓励对陌生人的宽容和接受，是信任鼓励与持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教师和谐共处，因为通过信任，允许差异化的存在，让陌生人在一种放心的状态下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第三，由于彼此的信任，自然增强了团结意识，并且因此生成信任文化，这样彼此就会产生强烈的导致合作、互相帮助、以及为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倾向的系列行为。信任关系是团结、友善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它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事业中，都是值得珍视的东西，它构成了人类所有重要关系的核心，并且能够创造出重要的意义与关系。信任它使双方的关系更有可能让人满意，使双方更有安全感，且能够激活彼此的创造力。在彼得·什托姆普卡看来，人一旦“获得了‘信任的信用’，就能够从立即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彼得，2005)
是大学中的信任，释放了师生的创造激情，也是大学中的信任让学术团队紧紧团结在一起，还是大学中的信任，让大学各个组织健康运转起来。
3. 大学中信任成为了一个问题
基于当今大学与社会的复杂勾连，在社会信任滑落的背景下，这一状况的溢出，也会影响大学中的信任。大学信任文化逐渐被遮蔽说明了大学中的信任的流失与短缺。当今大学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信任的缺失，信任在大学已然成为了一个问题。首先，在部分大学中的行政人员常常把职位的高低与学问的大小划等号，在面对教师时，已然呈现为一种“不信任”的姿态。比如校园包括教室里无死角的监控设备的安排、不符合科研规律的量化绩效考核条例、不科学不慎重的学生评教机制、可有可无的会议及表格填写、频繁的教学检查等等，都明显反映了学校(管理层)对教师的质疑。某些大学行政人员对教师的不信任甚至渗透进教学活动之中，比如“督导”职位的安排，部分督导既缺乏“督”的水平，也没有“导”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教师的专业尊严，使教师在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方面失去了自主权。教师在大学中感受不到自己的尊严、独立和被信任。在部分高校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形成了强势挤压，教师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其次，呈现为大学中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间的相互隔膜。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之间，缺乏深度的融合，而且秉持不同的价值逻辑，前者秉持自由的价值取向，后者秉持效率的价值取向，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实践中二者经常发生价值紧张。最后，大学中人际信任即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表现出的短暂性、脆弱性。大学组织内的人际信任只有了策略信任而没有了道德主义的普遍信任，这种稀薄而有限的信任使得人际信任关系异常脆弱。大学中部分学生由于对教师的不理解，不能很好地相互沟通，动辄采取所谓“告密”的方式对行政组织反映有关教学情况，助长了不信任。使原本稀薄的信任关系更加脆弱。凡此种种，呈现了大学中信任的短缺与流失。
同事之间基于目标同一性与资源的稀缺性，在职称申报、项目审批等方面彼此形成了“零和博弈”局面，他们不会向对方敞开信息渠道，互相不透明，彼此成了“家门口的陌生人”，难免产生不信任感。统一科研活动的减少，大家单打独斗，彼此隔膜。学科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密，学科之间相互隔膜，甚至还有学科歧视现象，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很少有共同话语。大学同学之间、舍友之间不再把友谊作为最珍贵的追求，彼此背离了友善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恶性冲突也时有发生，甚至导致一些悲剧事件的发生，这一切都缘于同学之间的不信任导致的误会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结果。学生之间因为相互竞争有限的稀缺资源，甚至采取不道德的方式来与对手竞争，彼此产生了隔膜与不信任。
4. 大学中信任消解的归因
大学中的信任按照一般信任理论来说，可以涵盖人际信任、组织信任和系统信任，同时又渗透着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等等，显得异常复杂，这里很难把握大学中信任的具体类型，因为它是各种信任的编织物，其中，情感因素与“关系”因素占有重要位置。这里撇开大学中信任的类型存而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中的信任已然成为了一个问题的事实。对于大学中信任流失的探究，可以从大学中信任遭遇的时代性困境、理论困境、制度困境、认知困境的理路进行探寻。
4.1. 大学中信任遭遇的时代困境
4.1.1. “后伦理时代”困境
这里所指的“时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历史维度，特指信任在历时性维度下呈现的与社会变迁紧密勾连的现代性特征。现时代信任状况遭遇了来自“后伦理时代”、网络时代、市场化、城市化、大众化等方面的解构、挑战和挤压。
信任滋长面临“后伦理时代”困境。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某种意义上就是宣告了一个精神时代的终结，“后伦理时代”的来临。无论是让·博贝罗所指称的后责任时代、还是吉尔·利波维茨基所指的后义务论时代，抑或部分学者所指的后伦理时代与后道德时代，其核心要义都是指向一种所谓的“断裂”，就是一种切断了与个人精神纽带的一种断裂，一种在摆脱了曾经一度赋予其生命以意义和安全的所有纽带，获得自由后，陷入的无能为力及孤立的不安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切破碎，脚下没有坚实的基础。
在后伦理时代，伦理摆脱了宗教，没有了清规戒律和最高纲领主义，人们只谋求如何扩大个人权利，消除了对责任的膜拜，颂扬自我意识、自由与及时享乐的文化。享乐直接向道德规则发起了挑战，责任信仰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在一个消费、娱乐和追求轰动等成了规范的时代，无情挤压了奉献和责任的道德主义文化。在当下中国，伦理现实深受后伦理时代观念的影响，人们太过于强调自我享乐和权利，相对少地关注责任与奉献，利他主义不在伦理生活中占据突出地位。在这种境遇下，基于道德、责任的消解，带来了信任的危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信任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道德。
4.1.2. 网络时代困境
网络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样式和生活样式发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全新变化。网络世界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图景和伦理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出生、生活、学习、工作、生产、消费、奋斗或是死亡的方式。”(张之沧，2007)
从人的存在维度来看，网络改变了人的存在样式。人们在传统的实体社会，大概就是所谓的熟人社会，时间与空间对应，身体在场。当实体社会跃迁到虚拟社会后，时间与空间开始分离，身体也可以退隐。人们生活的圈子开始重组，出现了各种网络社区、网络圈子，过往的地缘关系、趣缘关系被新的圈子重新整合。
在传统的实体社会，个体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其中，身份构成了个体社会属性的标志。社会身份基于具体的性别、年龄、国籍、职业及财富和声望等构成，而在虚拟社会中，这一切烟消云散，可以任意设置，因为网络中主体身体不在场，具有匿名性，网络上的身份可以是想象的、变换的、体验的、个人的、间接的。没有人愿意为一个虚拟的符号付出信任，这样，没有了身体在场的担保，日常的信任也就松懈了。
从网络生活的日常行为来看，网络中身体的不在场，只有所谓符号与数字的互动，必然带来责任的消解，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一个没有情感的符号付出真诚。网络中的饭圈现象，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利于道德情感的培育。网络中的舆论通过所谓的意见领袖发酵，很容易造成网名的群体极化现象。网络中经常发生的电子谩骂、污秽语言、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扭曲了道德行为，偏离了道德自我。网络中的一系列不道德行为对信任进行了消解。
4.1.3. 市场经济困境
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处在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的三重变奏之中，道德发展同时受到三种价值的嬗变和影响，其中以市场经济的影响最为深刻。因为市场经济已然成为了人们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市场经济蕴含的价值追求已经宰制僭越到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人们行动的价值指南。当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殖民到生活世界后，人们的生存样式、价值追求、道德实践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不同层面消解信任的存量。
首先，随着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市场经济，也伴随了人们从熟悉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变化与转型。这一转型带来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深刻变革，即在陌生人的世界，如何与他者相处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过去人们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相互信任，被当下邻里之间坚固的“防盗门”及“猫眼”所阻隔，传统的道德秩序已然失语，道德主义的信任荡然无存，因此带来了人们道德生活的焦虑与紧张。
其次，市场经济引起的价值位移也深度消解人们的道德价值的追求。客观来看，道德价值追求以“善”为核心价值，而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核心导向，二者逻辑存在价值紧张。市场经济的资本逐利本性，秉持工具理性、形式理性，强调利益的优先性，而漠视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对道德、伦理价值带来挤压，在以功利主义价值为宰制影响下的社会氛围里，彼此的信任荡然无存。
最后，由于市场经济强化了“竞争”、“能者多得”等观念，再加上个人先天的禀赋差异以及后天的“运气”影响，以及法制建设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变动，一部分人会利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真空，带来不当收入，结果可能会导致人们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加剧。这样势必造成人们对平等、公正、仁爱等价值取向的落空。处在社会境况相对弱势的群体，会不免产生对社会的抱怨，动摇对道德价值的信任。
当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处处被经济利益所宰制，换言之，当经济价值无孔不入的时候，奉献、关心、仁爱、温暖就荡然无存，正如桑德尔所言，“能者多得”的社会就一定是公正的吗？它是否会引起阶层的固化、内卷的加剧？社会秩序需要公正，同时，社会伦理也需要仁爱，道德发展需要处在正义与仁爱价值的平衡之中。而且情感信任、道德主义的信任是不可能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上发生的。
4.1.4. 城市化困境
这里论及城市化困境，主要是基于大部分高校与城市的地缘关系的考量。因为，都市里的文化也会渗透到校园，大学生活会部分呈现为一种城市生活。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个体被高度分化的社会组织与分工“碎片化”了，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角色群中的一种角色与他者相遇，“由于没有任何的工作和职业联系，同一个社区的人，尽管近在咫尺，却行同路人”(汪民安，2006)。在都市里，人们身体距离很近，而心理距离被拉长到永远。都市人由于恪守“有礼貌的不关注”(安东尼·吉登斯语)的交往规则，使都市人把关心悬置。这种由于对他者的不关注、不关心所造成的冷漠氛围会辐射到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冷漠的道德氛围由此形成。
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关心之中，它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当关心被遗忘，信任也就不再存在。因为信任起码关涉某种关注，而关心是以关注开启的，当关心被悬置，信任也就消解了。
4.1.5. 大学大众化时代的困境
公众的期待一般比较功利地指向于当下、指向于现实，更加关注大学的实用功能与职业特性。许多学生和家长都把大学与未来不错的收入和工作等同，当大学教育大众化时代来临，高收入与“好”工作仿佛离自己很遥远，尤其是还有部分大学生职业生活“农民工化”，部分大学毕业生甚至成为“啃老”一族，从而使大众对大学教育的信任直接落空。加上由于社会不信任文化或者说信任危机的溢出效应，大学中的信任自然受到消解。本来公众视野与大学使命在学与术的追求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公众关注的是大学给学生未来带来的收入与工作期许，而大学的使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两者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有所背离。这样使得大学在“道”与“器”之间徘徊不定，尊“道”还是崇“器”也就成为大学必须很好平衡的一个课题。
4.2. 大学中信任遭遇的理论困境
所谓大学中信任遭遇的理论困境，是指在大学信任及其研究中理论层面呈现出来的种种理论上的困惑以及与信任实践相对的理论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究。
4.2.1. 角色失败导致信任落空
在现时代，每个人生活中不再以单一角色呈现，面对多样化的社会角色，每个人都是以社会角色丛来面对生活世界，也就是说社会角色不再是单一的面孔，每个人身上不同的角色都会赋予其不同的职责或责任与义务，由于角色丛中的各种不同角色在道德境遇中要承载不同的道德义务，而道德主体不可能同时履行好所有角色的义务，所以引发义务的冲突，导致角色失败、角色错乱。角色失败与角色错乱反映的是价值选择的错乱与落空，还可以理解为对泛化的他者的期待的落空，而如何对待他者正是信任蕴含的内容。
4.2.2. 科层制导致普遍信任缺失
科层制的组织制度对信任困境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从而导致“道德盲视”，形成道德冷漠，进而使道德责任分散与飘零，导致道德主体责任的消解和道德的不作为。这里所指的科层制是援用韦伯所指的科层制，韦伯把科层制看作一种中性的组织形式。在当下社会的各种组织依然存在科层制管理的缩影，因此导致个人的负责与对他者或集体及整体不负责的背离。处在现代科层制体系内的每一个行动者，由于复杂的功能划分使他们的行动远离了他们行动所引致的最终结果，他们的道德关注就会完全集中到很好地完成手边的工作上。现代社会的科层组织通过工具理性和程序理性弃置了道德行为者的自主性，通过法律和利益取代了道德动力。通过组织使道德个体存在分裂，其整体性消减为部分或者特质之和，组织在道德上的中性化使个体行动中性化或去道德化。社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描述为一台使得道德责任飘忽不定的机器；责任不专门属于任何一个人，它导致责任的分解或虚无。在科层制下，每个人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它只需完成自己的使命，只需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而无需关照其他人的需要和整体的目标，所以在这种境遇下的个体只有被迫的策略信任，不会把策略信任延伸到普遍信任。
4.2.3. 工具理性消解信任文化
由于现代性的开启，世界图景发生了变化，现代性以科学、理性、效率等为主要旨归，当科学地位变异为“主义”后，它便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价值会僭越到知识、生活与政治各个领域。工业化、城市化、集约化、技术社会的兴起、人们所称的侠义的“世俗化”：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工具化的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牢固确立其中，它倾向于裁剪丰富多彩的、有深度的和有意义的生活使之空虚化。没有给生活的高级目的或强有力的目的感的东西留下余地，生活中除了“可怜而又可鄙的舒适”，没有留下任何渴望。工具化的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加上消费主义推波助澜，把深刻的意义加以幽闭并使之难以识别。在一个以纯粹工具性的行为模式宰制性的影响下，内在价值的摧毁或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结果可以被描述为存在的分裂或碎片化。当工具理性渗透进大学并开始泛滥的时候，大学信任文化的根基就开始动摇，利益基础逐渐侵蚀信任文化的价值基础。
4.2.4. 制度崇拜旁落信任价值
高校中由于过度量化，强调绩效，导致制度标准成为了人们交往的准则，那么交往中的信任就被具体的制度所取代，人们的行为都指向制度的特定要求，信任的可靠性被制度的量化标准取代。这样，大学中的信任仅存在策略信任，即基于理性算计的信任。
4.3. 大学中信任遭遇的制度性困境
4.3.1. 压力型制度钝化信任
肖士英在《道德冷漠感与制度性道德关怀》一文中探讨了压力型制度的涵义，并提出了用救助型制度来弥补压力型制度的不足。在作者看来，所谓压力型制度就是一种靠制度中所蕴含的抽象准则、对人提出的普遍性要求、给人施加的约束个体行为的压力从而使人就范为本质特征的制度。其目标是对人自发的盲目的内在冲动进行逆向校正和抑制，而不是对人合理的内在需求的满足给予顺向扶持和帮助。这种制度存在深刻的局限性，由于它过分关注个体对制度律令的遵从，而相对忽视个体遭遇的生活境遇及其自身的能力等因素，所以这种制度中蕴含的理念显得有些僵死、保守、甚至冷漠，它悬置了对个体能力、个体境遇等复杂性的考量，忽视了制度与制度的执行二者之间的间距，使“经”和“权”不能很好地变通，在人际关系中容易带来人际信任的消解。部分大学制定的绩效管理制度主要呈现为一种压力型制度，比如部分高校制定的“非升即走”政策、“末位淘汰”政策、“过度量化”、“追求排名”就是一种典型的压力型制度，它忽视对人才培养的规律考量，漠视了人的信任的基本需求。另外，部分高校监督体制排斥主体性，越来越不适应学校的发展。
信任关系中必须存自由选择。这要从两方面讲：一方给予或者不给予信任，另一方确证信任或令人失望。作为上司你付出信任，相信员工不会利用你的合作意愿，因此你放弃限制他们的行动。一旦你限制了员工的活动空间，那么信任的空间就会缩小。假如员工的空间过小、规定过死、监督过密，以至于实际上他没有机会不实现你的期望，那么就不能进行选择，由此也不会对员工产生约束力。行动需要空间，空间需要信任，而信任又需要自由(马克，2004)。关于这一点，同样适合解读高校行政人员对教师的态度极其信任的影响。
4.3.2. 制度的不足与失灵消解信任
制度本身存在的不公正、不透明、不稳定，也是消解师生们对系统信任(主要是指制度信任)的主要因素。部分高校制定的制度本身是不完全的和模棱两可的，而且其正义性是存在争议的，所以信任陷入了制度主义的困境。制度规则从来不具有无所不在的性质或无所不能的能力，它不能规范所有的偶然情况和不测事件。而且对制度的运用和把握，存在大量的欺骗、破坏，还涉及诸如情感等因素，所以它不能天然确保信任的构建(马克，2004)。
部分高校的政策不稳定，缺乏连续性，让教师无所适从。政策的不稳定常常带来大家对未来期许的屡次落空。社会科学有它自身的周期性和连续性，它主要靠累积的成果，它需要时间。政策的反复变动只会让大家放弃原来的目标，由对制度的不信任即系统不信任转换为对行政人员的人格不信任，最后影响到人际信任。
我们为什么会信任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以及和我们没有相关的共同效忠对象的人，完全在于这些人都在同一制度框架下，而且任肯这种制度所蕴涵的某些精神、气质、价值或观念导向。“从‘我的’观点来看，正是制度的内在含义、它的证据和道德强制，导致‘他们’同‘我’共有一种对制度所代表的规则和价值观的责任，并且因此将他们——我的匿名的同胞们——改变成值得信任并且实际上被信任的‘同胞’”(马克，2004)。
4.3.3. 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影响信任
在利益分配方面，一些大学的绩效管理制度存在双重标准，对行政群体是一套，对学术群体又是另一套，而且凸显了“官本位”思想，存在严重的不公正。很多高校存在所谓“双肩挑”现象，即部分人员既是行政人员，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年底收入分配的时候，两边利益均沾。当行政人员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时候，往往会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教师争夺有限的资源，因此排挤学术竞争对手，引发干群矛盾。即使同一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公正现象，行政群体甚至会依据不同的人员、不同的岗位制定不公正的政策。这样既伤害了人际信任，又影响到系统信任。处在不公正制度下的师生，常常会有一种被剥夺感。
4.4. 大学中信任遭遇的认知困境
4.4.1. 信任文化被遮蔽
在高校，信任这个价值观还处在被遮蔽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换言之，对信任的认知被钝化，大家对其缺乏起码的学术敏感性。信任及其重要，因为它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或许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核心价值观、规范(包括社会信任)和网络，并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道德资源，所以从价值观取向的视角来看，社会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作为一种道德资源使我们的目光越出自己的同类人，由特殊信任进入到普遍信任，或者是一种道德主义的信任。
很遗憾的是，信任蕴涵着道德意蕴没有被深刻认知，导致在高校的信任一直处在被遮蔽的处境，所以阻碍了信任的滋长。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信任的道德意蕴：第一，信任表示对他者的尊敬，对他者的对待正如某人希望自己被对待的那样。第二，信任呈现出了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积极关心。为了将一种潜在的不友好交往变成一种潜在合作的交往，有人要么因为认为合作关系比竞争关系好，因而不计物质报酬，要么因为把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可能愿意作自我牺牲——或承担无端的牺牲风险。第三，信任可能对他者起到模范作用，使他们在相似的情况下更可能去信任(马克，2004)。
4.4.2. 两种组织价值追求的紧张
大学行政群体与学术群体关于价值取向的认知也存在紧张，前者是基于法律权威的行政体系，而后者是基于专业权威的教师体系。大学行政群体一直秉持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价值追求，讲求效率、绩效，而学术群体一直恪守自由、自主的价值观，二者在价值选择上存在背离，因此组织间信任无法培育。当今大学官本位思想与大学本应有的信任文化背道而驰，直接导致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4.4.3. 他人意识的缺乏
在大学，尤其是地方性大学，许多人把人–我关系扭曲，往往把人划分为多数人与少数人、作为本地人的“我们”和作为与“我们”相分离的“他们”。即使同处在一个城市，使外来者存在“内部的外人”的焦虑。大家成了熟悉的陌生人。部分高校存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近亲繁殖现象，这样产生的圈子现象容易导致圈子内外之间缺乏信任。另外，由于工作的独立性、分散性以及零和博弈的同事关系，导致了相互之间他人意识的缺乏。没有基本的他人意识与关心投注，人际信任难以滋长。海德格尔通过思维的三个层次关注了崇高、敬畏与信仰。在他看来，思维的第一层次是“计算的”思维，这种思维处于“主–客”模式之中，它大体相当于人的完整生命的长度，其思维所指向的，是对这个客体的处理、利用、控制，把它并入我们的工具性“世界”。思维的第二层次是“生存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不把思考的内容作为它的客体，而是认识到思考内容是另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拥有与思考着自己同样的一种存在。这种思维包含着参与，即从思想上进入那另一个主体，进入那被思考的主体之存在。这种思维把人–我关系理解为“我–你”关系，而不是“我–它”关系，要求我们行动时，不支配他人或超越他人，而是在一种相互或交互的基础上与他人相会。这种思维层次，大体相当于完整生命的宽度。处在现代性影响下的大学，人们碎片化的原子式的生存样式，决定了彼此互不关心，因此，人际信任无法滋长。
4.5. 大学中信任遭遇的实践困境
4.5.1. 教师角色的错位
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是人格信任、情感信任、系统信任与策略信任融为一体。教师理应是道德的教师，教育的过程同样要求充满道德。可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一些不道德的教师与不道德的教育教学过程，这样难免影响到学生对教师的信任。
在高校，有的导师被学生叫“老板”，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主义价值观，殖民到了大学教学科研活动中。关于道德教育，诺丁斯基本上认同杜威的教育理念，其一，教育人们使之成为有道德的人；其二，提供一个经得起道德检验的教育。我国的道德教育过去相对关注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而相对缺失对道德教育本身的反思，因为道德教育在前提上必须是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教育，质言之，就是合乎道德的教育。当下，在教学活动中，有的教师深受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宰制影响，不能热心自己的教育事业，而热衷于跑项目、要经费，忙交际应酬，无暇教研。用一维的所谓科研打压教学、用外出讲座挤压课内教学，不重教学重创收，频繁外出授课、演讲、做兼职，只想把高额出场费“收入囊中”，使学生一次次失去了对教师的期待与信任。
4.5.2. 行政人员的腐败
还有部分高校行政人员存在腐败现象，直接影响作为整体的大学信任。2021年12月16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载了郭妙兰与余哲西的论文，论文具体列举了四种有代表性的官僚主义现象，即“官气十足，衙门做派；门户林立，近亲繁殖；不务正业，攀附结交；好高骛远，贪图虚名。反映的是有些高校行政机构效率低下，部分行政干部颐指气使，把校园变“衙门”。师生在行政部门经常遇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在人事任免上任人唯亲，显矢公正性。让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晋升的希望屡次落空，其后果自然是师生对大学行政组织信任的落空。
4.5.3. 家庭教育的缺位
在学生信任的养成过程中，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不可或缺。家长与教师理应成为学生信任教育的典范。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比偃。”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贡)然而，我们缺少信任教育的行为，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信任教育方面存在缺陷。高校缺乏唤起大家对道德、信任的敏感性认知，这一问题常常被遮蔽。在人文社科尤其是历史、文学中忽视信任的榜样作用引导，包括传媒很少有关信任的讨论，这样无法唤起信任的传统，造成高校信任的萎缩和边缘化。部分父母没有健康、合理的世界观和道德的信仰；在现时代，社会原子化、碎片化，理想和个体生活方式的个人主义化，父母的价值取向是分裂的、部分在道德上是成问题的，父母们需要道德的支持和再教育。当今许多父母自己的信仰、价值观需要澄清，他们需要面对许多道德、价值观的有理性依据的选择。
现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当今信任教育发生的背景是一个分化的、不稳定的、充满张力的社会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个体具有太多的选择自由和太少的取向确定性，太少的外在监督和太多的自我负责，充满许多生活机会，同时在精神健康方面也存在太多的危险。所以我们的信任教育面临了困境。这些困境呈现为教育的碎片化、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不确定性以及试图摆脱自己的教育责任，即把教育的所有责任推向学校、家长和教师之间缺少起码的合作而且双方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家庭没有为孩子提供一个具有信任文化的精神土壤。
5. 走出大学中信任的困境
信任的建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信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人类问题，它很难直观地让人理解和进行开发(莎利，2006)。这里主要就信任最基础、最本质、最直接的几个方面，来探讨信任的构建。
5.1. 培育信任文化
“信任文化是关于信任和可信性的规则。信任文化把具有各种类型的信任占优势的持久的经验累积和系统化为规则”(彼得，2005)。大学中的信任文化构建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组织制定合理可行的共同的任务或者目标。人们需要相同的前进方向，要共同致力于凌驾在自己目标之上的共同目标。这种目标暗含的利益应当是真实的利益，要让师生感到，组织的目标就是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组织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勾连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人际信任以及个人对组织的信任。
2) 选用坦诚而且可信的领导。如果领导不被信任，就无法对人们产生影响，进行领导，互助合作。当人们信任一个人时，就会愿意追随他，即使相互之间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如果不信任他，即使观点相同，也不愿意跟从。梅耶等学者关注到了信任关涉的能力(ability)、善意(benevolence)和正直(integrity)等因素。这些素质有利于教师对行政人员的人际信任。
3) 营造非强迫性的融洽的氛围。对个人行为进行自主选择的自由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和责任感。它支持了源自内在的积极性。信任扩展了不同见解、个体和独创性的活动空间。从而，人就可以成为“人”。
4) 让师生有享受工作与学习的感觉。创造性劳动是很脆弱的，它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各种想法必须先考虑成熟，提出并投入测试，最后才会得以确立或者被收回。这一过程需要充满信任和尊重、善意的氛围。当改革和试验出现错误和困境的时候，信任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偏离惯例和条条框框的弹性空间(莱恩哈德，2004)。
5) 开展真诚可信的沟通。信任发生在彼此的交往之中，而真诚可信的沟通是可持续交往的前提，信任是创立和维护团结的一个综合性机制。在社会体制中，信任不是一个零–整体问题，而是在一种关系或一种社会体制中为所有的成员增进利益的创造者(莎利，2006)。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信任乃是一种“公益”。真诚、开放、善意的沟通有利于人际信任的滋长。
5.2. 提升教师道德
教师在高校中的角色位置决定了它在学校信任链条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教师的道德、信任等状况，直接影响学生的个人人际信任以及学生对学校组织及整个学校的信任，另一方面，还会影响学校组织之间的信任。教师的道德素养与人格魅力是信任教育最好的教科书。教师靠他的行为示范、道德品格的力量直接影响学生的信任状况。这既是一种身教，又是一种隐性教育。教师道德人格对教师这一职业角色来说，最基本的就是教师教育的道德性问题，即教育是否是“道德”的教育。
教师首先必须是道德的教师。当教师以科学为志业，把教书育人当成了事业的时候，他的工作会出自道德的目的，那么从事的工作就是道德的事业。当今的教育越来越偏离了教育的旨归，越来越关注当下与“上手”的东西。在一个崇尚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结果主义的氛围下，教师会深受工具理性价值的影响，把学生对象化、物化，师生的所有行为会淹没在功利主义的冰水之中，彼此内卷，零和博弈，信任关系因此荡然无存。我们只有通过培育道德的教师，开展符合道德的教育，才能激发学生对教师的信任。
5.3. 完善制度建构
制度引导信任的能力，在于它是一种公共理性，在于参与其中的人们认可制度蕴含的价值观及其所调节的生活样式，而这些对于每一个人都认为合乎情理的。当一种制度由于它的正当性所在，就确保了共享其中的每一个人对它的预期，正是基于这一点，通过制度作为纽带引导了参与其中的人们对陌生的匿名者的信任。
制度本身包涵的惩处机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信任者的风险来促进信任，这样对匿名的其他人给予信任就比较容易或者较少麻烦。制度内在蕴含了真实的要求，可以让参与其中的成员监督和敏锐地觉察对规范的违背，这样如果我在制度化的诚实和可靠的体系内遇到匿名的其他人时，我信任他们(马克，2004)。
制度的生成要求考量许多复杂的因素，高校各项绩效考核、人事任免、职称评定、学生评奖、升学保送等制度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师生的切身利益，老百姓的利益无小事，所以制度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学校的目标与师生的工作、生活境遇，注意制度蕴含的价值取向的合理、科学、可行。一般来说，制度规范的出台要经历如下四个阶段：1) 发现问题，确立目标。2) 拟定方案，寻求路径，再遴选方案。3) 局部试验确定方案。4) 反馈修正。没有最完善的制度，只有满意的制度。良好的制度理应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公正性、权威性等特征，还应体现人文性、全面性等理念。只有良善的制度才能避免制度性腐败的问题。
一个公正的制度对于信任的滋长非常重要。制度首先是要求公正，另外，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或连续性。在高校，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研有它自身的特点，科研的成功除了个人禀赋外，还需要时间的累积，一定时间的积累是必要的。所以相关制度必须要关照科研的特点，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避免教师对未来期待的落空，易言之，就是要满足教师对系统(制度)的信任。否则，由对制度的失信，将会导致对组织、学校、行政领导等一系列的失信的连锁反应。另外，信任要基建于制度及其代替人利益的基础上，换言之，制度要担保利益期待的兑现，避免信任的落空。
5.4. 开展信任教育
首先，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启蒙水平(实际的知识)和道德的敏感性以及增强对信任的认知。为建立信任，“受过教育而有辨别能力的公众是必须的”。“事实上，在有道德敏感性和富有想象的洞察力的互动中，认知能力对有效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健康的、紧密的和亲近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着隐含的教育。亲密的家庭生活在培养信任的过程中是重要的早期力量。孩子通过社会学习，把好的信任经验从母亲迁移到父亲、兄弟姐妹，最终迁移到陌生人。
在学校中必须直接地强调信任。在师生关系和学生之间建立和维持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在学校的课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和文学的学习中，强调信任的榜样(彼得，2005)。“在传统社会中，有更多的个体论的安全和信任。传统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未来至少部分地是可预测的，它将遵循传统的方式”。“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运气，生活在保持有某种道德和宗教信仰——它的一个影响是它本质上激励合作——的社会中，我们可能很好地利用它们”。必须开放对信任和不信任论题以及它们当前的例证的直接的或通过大众传媒的公众讨论。一定不能只通过规则来进行信任教育，还要通过日常的经验。
基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对教育现实的影响，所以，在信任教育方面，仅仅靠单一的学校教育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因此，无论国家、学校还是家长都必须对各方的教育观点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寻求重叠共识，从而避免观点的不一致与冲突带来的教育效果的消解。要秉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和“三全育人”的理念进行信任教育，信任教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为人的品格要求具有历时的同一性，所以信任教育不能在时间上断裂，同时要求信任教育在空间上要继起，实现“三全育人”。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都要负起责任，这样才能避免责任的模糊和推诿。家庭教育通过提供温暖和安全的氛围让孩子习得信任观念，学校通过提供信任的认知让孩子理解信任，社会通过信任的氛围营造让孩子感受信任。
关于信任发生的研究，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于1958年在《孩子与母亲关系的本质》中，首次引入了“依恋概念”，并指出“个体在童年时对主要的照顾者(通常是母亲)的依恋，是信任形成的生物学基础”。因此，一旦孩子信任他与父母之间的这种依恋关系，父母就可以在孩子业已形成的信心的基础上，鼓励孩子走向更开放的世界，以探索的态度面对陌生的世界。所以，家庭是孩子信任养成的原生地，是信任滋长的沃土。
最后，有必要指出，信任的培育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它有赖于个人、组织与社会各种因素的勾连整合，同时又关涉广义的制度、经济与文化，还直接勾连道德、责任、信仰等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信任也会随之滋长，因为信任既是前者的原因，也是前者的结果，抑或它们互为因果。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个体道德能力的发展困境及其应对研究”(20FKSB012)，项目负责人：万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