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金色笔记》是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于1962年出版的作品。在结构上，这部小说突破传统保守小说的风格，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实验派小说特征。小说的骨骼是名为自由女性的五个章节，表面上看起来常规的小说结构，但每一个章节却被分为四个部分：黑色笔记，红色笔记，黄色笔记和蓝色笔记。其中，自由女性IV章节多了“金色笔记”，而自由女性V独立成章，没有再分裂为四本笔记，是一个整合的终结体。在内容上，这部小说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黑色笔记记录了主人公在非洲的生活，红色笔记描述了主人公的政治信仰的变化过程，黄色笔记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爱情生活所创作的一部小说《第三者的影子》，蓝色笔记聚焦主人公的精神轨迹，而唯一的一部金色笔记是主人公的人生感悟和哲学思考。《金色笔记》这部小说的结构和内容相辅相成，小说结构上的分裂象征着人物内心的分裂，而小说结构最后的整合也预示着主人公安娜最后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和谐统一 [1] 。1962版小说的中文译者陈才宇(1999)认为，这部作品的结构本身承担了揭示主题的重任 [2] 。
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也是西方女权运动最重要的阶段。《金色笔记》在1962年初次发表，就受到广泛欢迎，主要原因在于女权主义者把这部作品看作是关于性别战争主题的作品，或者把这部作品当作是性别战争的武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莱辛成了最炙手可热的女作家之一，也被称为自维吉尼亚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作家。但是，莱辛并不想让她的这部作品《金色笔记》和她自己本身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为了避免《金色笔记》被误读为主题单一的女性解放作品，她在1972年重新出版了这部小说，并为其再版写了前言。在其中，她表达了她的写作动机并不是为女性解放吹响号角，而是想要反映二十世纪整个英国的风貌，就像托尔斯泰之于俄国，司汤达之于法国。2007年，《金色笔记》获得诺贝尔奖，这进一步推动了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金色笔记》在中国有两个译本，首个译本是1988年顾涛等人翻译的《女性的危机》。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年，考虑到当时的主流诗学和读者反应，这个译本对原作的结构和内容都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和改写，所以这个译本属于节译本或改写本。第二个译本由陈才宇、刘新民翻译，2000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是全译本，是《金色笔记》在国内的比较权威的译作。总体来说，两本译作在中国市场内引起较大的波澜，一方面引起社会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另一方面引发读者群体和研究领域的莱辛热。
国内外对《金色笔记》的研究都非常重视。国外研究者从70年代开始对《金色笔记》的研究，研究角度包罗万象，有小说形式、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心理分析和苏菲主义等。近年也不乏新研究动态，托尼亚(2006)认为《金色笔记》是一个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文本 [3] 。罗伯特(2012)揭示了这部《金色笔记》主题的丰富性，并认为这部作品展现出20世纪50年代的英美社会面貌以及整个世界的时代面貌 [4] 。国内对《金色笔记》的研究也日趋成熟，不过国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层面。黄梅(1988)是较早对《金色笔记》中的女性生存和小说结构发表研究的学者 [5] 。后继者刘雪岚(1998)、陈才宇(1999)、姜红(2003)等也从不同角度对小说的结构或主题进行研究，提出小说从形式上的分裂到整合象征着主人公的精神混乱到精神复原，结构的形式和小说的内容相辅相成 [6] 。近20年是我国《金色笔记》研究热的高潮，但关于《金色笔记》两译本的研究却不上10篇，研究角度包括译者的主体性，陈才宇译本的翻译策略，文化翻译研究，读者接受。从国内外《金色笔记》文学层面的研究可发现这部作品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且翻译对作品的传播有着重要影响，在国内对《金色笔记》两译本研究极少的背景下，本研究尝试从翻译的角度对《金色笔记》进行研究。
2. 归化异化
本翻译的归化异化是由Venuti于1985年提出，这一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源于 Schleiermacher在1813年发表的《论翻译的方法》。其中，Schleiermacher提出靠近读者和靠近作者的两种译法。前者指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以他们的阅读习惯和偏好为主导而采取的翻译方式，后者指让读者靠近作者，去感受异国情调的一种翻译方式。以读者为中心和以译者为中心的译法对Venuti产生了巨大影响。
Venuti提出的归化异化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对于翻译内部(语言导向)的归化异化到翻译外部(社会)的归化异化，现如今主要被考虑为一种站在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思考。归化翻译指为了满足目的语文学规范、文化和政治上的要求，采用同化的方式用地道的目的语对源语进行翻译。这个翻译策略淡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译文透明流畅且异质性被降到最低，译者也因此而隐形。而异化是保留外语语言和文化上的异质性和洋气，通过一种不流畅或陌生化的翻译方式，使译者显性，凸显两种语言以及其背后文化的差异性。站在后殖民视域来看，归化的翻译策略无疑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操纵和玩弄，归化的翻译策略也被当作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方式(Venuti 1992: 11-13)，而异化翻译是不仅为本土文化引入异质文化，补充和扩展本土的文化边界，也是一种反击强权文化的不平等暴力的突破口。
归化异化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待：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王东风(2002)认为如果从语言层面来看翻译，考虑翻译的艺术效果，那翻译的异化和归化可以看作直译和意译的延伸 [7] 。根据罗选民(2004)《论文化/语言层面的异化/归化翻译》一文的图表，语言层面的归化(assimilation)在某种层度上即意译，而异化(alienation)为直译 [8] 。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上升到社会、诗学和意识形态，在这个维度上，归化(domestication)的目的是殖民(colonializing)，而异化的目的是后殖民(decolonializing)。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为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翻译的后殖民研究和多元系统研究铺设道路。
综上，本研究试图对比原作和两个译本，从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即从翻译内部(词，句以及结构)分析两译本的翻译策略，评价两个译本的优劣之处，为《金色笔记》的再译，或者诺奖作品的中译提供建议。
3. 译本对比
3.1. 词的归化异化
例1：
原文：You do nothing else but feel sorry for yourself because Marion is your Achilles Heel. (p. 27)
陈译：你总是一个劲地觉得自己很不幸，因为马莉恩成了你的阿咯琉斯之踵。(p. 30)
顾译：你只能为自己而惋惜，因为玛丽恩是你唯一致命的弱点。(p. 15)
例1是发生在理查德，安娜和摩莉之间的谈话。安娜和摩莉都是离异过的自由女性，并分别带着一个女儿(简纳特)和儿子(汤姆)和她们生活。其中摩莉的前夫就是理查德，一位伦敦商界颇有影响力的商人。理查德这次主动过来找她们，一方面是想和摩莉讨论他俩的儿子汤姆的个人发展问题，另一方面理查德也想寻求他和现任妻子之间问题的解决方案。理查德婚内出轨了，马莉恩因此天天酗酒并开始把理查德当成敌人。理查德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可怜的男人并试图从安娜和摩莉那里获取同情。但她们俩也十分憎恶理查德。摩莉直接指出理查德是白痴，并说马莉恩现在成了理查德作为男人企图想要维护自己表面荣誉的绊脚石，即他的软肋。阿咯琉斯之踵是一个引自希腊神话的典故，阿咯琉斯全身刀枪不入除了他的脚跟，因此通常把阿咯琉斯之踵用来指代某人唯一的致命弱点。在这个词的翻译上，顾涛等人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直接把这个典故翻译成国人能够直接理解的词，整个句子看起来通俗易懂，直接透明。而陈才宇等人翻译时采用了异化的策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翻译有一定的翻译腔，译者痕迹明显，但这个异化的翻译实则更“洋气”，一方面为翻译内容增添了文学意味，另一方面引入了异质文化，扩展了中文读者的知识边界。
例2.
原文：You talk as if I’m some sort of Bluebeard. (p. 29)
陈译：摩莉，你说起话来好像我就是个蓝胡子。(p. 32)
顾译：莫莉，你说起来好像我就是乱娶妻妾的那类男人。(p. 17)
这个对话还是发生在理查德、摩莉和安娜之间。理查德在两次婚姻内都有不忠行为，并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认为结过婚的男子到了一定时候大多都是这个样子。安娜和摩莉对理查德几乎已经丧失了信心并深深为马莉恩报以同情。理查德有过自我怀疑但仍坚持为自己的虚荣心和尊严与摩莉辩护：You talk as if I’m some sort of Bluebeard。对于这句话，陈才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而顾涛采用了归化的翻译。蓝胡子是英美文化中恶丈夫的代名词，曾先后杀害六个妻子。蓝胡子在中文没有完全的对等词，顾涛把它翻译为乱娶妻妾的那类男人，这个翻译显得意味不足。文中理查德虚荣且不忠，甚至有在马莉恩酗酒后企图要把她送到疗养院的念头，若要采取归化的策略，可以把蓝胡子译为始乱终弃的那类男人。但实际上，此处最佳的翻译策略还是异化翻译法。“蓝胡子”的翻译不仅给读者增添了阅读趣味，还引导了读者去靠近作者，更能完全体会作者的讽刺意味。
例3.
原文：Molly gets married and Anna has an affair. (p. 657)
陈译：摩莉结婚了额，而安娜又有一段风流韵事。(p. 683)
顾译：莫莉结婚，安娜恋爱(p. 511)
这是这本书第五部分自由女性V的第一句话，也是总领整个章节的一句话。在自由女性V，摩莉结婚了，而安娜的公寓又住进了一个新的美国房客，而她和他开始了一段新的性关系。但安娜知道她不能够在情感上对这个结了婚的美国人，所以在一周后，他们又和平的分开了。美国人搬离了安娜的房子。在这个部分，原文作者用的是affair这个词，这个词在西方文化里通常指不正当的性关系。对于原文的翻译，陈才宇和顾涛都采用了归化的翻译，但根据上下文和安娜的人物特点，陈才宇的翻译显然更胜一筹。安娜和有妇之夫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而这段关系绝非普通的恋爱关系，因此顾涛的翻译不仅不准确，反而不能突然安娜作为“自由女性”的人物特点。
通过以上三个例子可以大致管窥两个译者在翻译《金色笔记》时的翻译策略。作为合格的译者，在翻译使可能都会适当的采取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但顾涛和陈才宇对这两种翻译策略的取向显然不同，从而使两部译作在风格上截然不同。顾涛绝大部分采取归化翻译，所以他的翻译自然流畅，通顺达意，没有翻译腔，译者直接隐身，使译作看起来是本土作品。而陈才宇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上的选择更显灵活，有归化翻译，但对于文学用词和专业术语，陈才宇采取了异化翻译，引入了异质性，也使翻译显得更洋气。
3.2. 句型和结构上的归化异化
3.2.1. 句型层面
原作：“No one cares a damn,” said Julia.
顾涛译：“个人自扫门前雪，”茱莉亚说。(p. 65)
陈译：“根本没有人关心，”朱丽娅说。(p. 184)
这个对话发生茱莉亚和爱拉之间。她们两都为一个女性杂志工作，她们此处在讨论韦斯特医生的冷漠。他的工作是写医学专栏，不过当真正有病人向他寻求具体的安慰和帮助时，他却回应到他的工作不是为“精神病人”服务。茱莉亚和爱拉这在这个地方表达对中产阶级冷漠的愤慨，并说到“No one cares a damn”。对于这句话的翻译，顾涛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引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来表达原文中人物的自私和冷漠。除了此处的例子，顾涛还在译文中引用了其他典型的中国俗语，如“而不要拜倒在你石榴裙下的情人”。可以窥见，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顾涛在翻译句子时选择很多地道的中式表达，尽量让译者隐身，让译文透明。而陈才宇在句子层面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周旋中，他更加偏好于异化的翻译。他的句子风格贴近于原语的时代风格，没有采用过度的中国古代俗语或者成语，他的句子译文更加偏向于中文的白话文，保留了原文的句式风格，如：据说亚当的堕落是因为他吃了那只苹果，但是我却要说，那是因为他想占有什么东西，是因为他的那个主格的“我”，所有格的“我”和宾格的“我”在作怪(p. 472)。从这个例子可以读出奇特又有趣的异域风情，这也是陈才宇的译本所带给读者的。
3.2.2. 结构层面
两译本在结构层面也体现了译者的归化异化策略。在题目的翻译上，原作The Golden Notebook被顾涛译作《女性的危机》，而陈才宇则按照原题译作《金色笔记》。顾涛对于这部作品题目的翻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关。女性的危机除了指代原作中女性的困境之外，也指涉当时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后女性的危机。该书的题目的翻译更为直接，能够起到唤起民众的女性觉醒的重要作用。此外，为了更加凸显女性主义思想以及避免书中部分政治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冲突，顾涛的翻译甚至对原作的主体也做了“异化”翻译。原作的五个部分的自由女性的章节都包含了黑色，红色，黄色以及蓝色四本笔记但顾涛在翻译时完全删除了记录作者政治生活的红色笔记，而政治主题也是原作的重要内容，译者删除这一部分内容不仅破坏了原作主题的多样性，也让当时的读者错过了西方共产主义发展进程这一部分重要的“异质”内容。对比之下，陈才宇严格遵循了原作的结构。陈红梅(2012)评价《金色笔记》是一本癫狂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教科书。碎片化写作、元小说结构以及语言的支离破碎是原则的独特性之一，而陈才宇在翻译时，完全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小说分裂的结构完全呈现给中文读者。
4. 结语
两本译本都对《金色笔记》这部诺奖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顾涛和陈才宇两位译者都在忠实于原文基础上在归化和异化的漩涡中不断挣扎，最终才产出两本风格迥异的译本。顾涛的译本为了配合推动女性觉醒的意图，顺应读者需求以及遵循改革开放后的主流诗学，顾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但由于他在词、句以及结构上的过度归化，牺牲了原文词句上的有趣性、主题上的多样性以及结构上的实验性，并没有做到很好的“文化传真”。对比之下，陈才宇的翻译更胜一筹，他在把握好归化异化的度的情况下，保留了原文的独特之处，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