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是一种语言交换的行为，即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王治奎，2008：234 [1] )。其实翻译活动很早就产生了。当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感觉学习西方是非常有必要的，翻译活动便逐渐兴起。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直到现在，翻译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公司与外国客户进行商务往来时，需要译者把国外商务信函进行翻译，又或者中国办展会，外国游客来参观，这时需要翻译人员陪同翻译，从而让外国友人看到中国的繁荣。由此可知，翻译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都不可低估。
但是，对于这样一项重要且有价值，又与人类文化密切相关的活动，人们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学者对翻译的见解都是相似的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内学者如张培基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张培基，2009：1 [2] )。冯庆华认为“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翻译是一门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造”(冯庆华，2010：2 [3] )。国外学者如泰特勒认为“好的翻译应该是把原作的长处完全地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以使译入语所属国家的本地人能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感悟、所感受一样”(Tytler 1790: 5 [4] )。奈达认为“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贴切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Nida 1982: 15 [5] )。这些翻译家所下的定义主要核心是翻译涉及两种语言间的转换。
而本文笔者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跨文化活动，而且它是集改写原文与忠实原文与一体的实践活动。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翻译的核心既然是涉及两种语言间的转换，那么则必然涉及跨文化的交流。其次，有时翻译需要通过改写原文从而使其符合语言表达习惯或者是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然而这却和严复标准的“信、达、雅”中的“信”起了冲突。“信”指的是意义不悖原文，即是翻译要忠实于原文，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其实改写原文和忠实于原文虽然表面是相对的，但是本质是可以统一的，翻译可以在忠实于原文意义的情况下适当地改写原文，目的是让译文变得更通顺或者是为了达到某个效果。
近几年，也有其他国内学者研究过翻译的本质。这些学者大多也基本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研究翻译是什么。杨欣(2017)试图探讨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最后得出翻译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体，只有努力结合，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翻译作品。谭晓丽(2008)想分析翻译和改写的关系。文章指出翻译中存在着改写的现象，而且改写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后得出改写属于翻译跨文化跨交流本质的一个体现。范东生(2000)也研究了翻译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实现跨文化的交际。林大津(2009)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并且区分了再叙事和乱叙事的翻译行为，并给出自己的见解。综上，笔者发现研究翻译活动的行为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每个时期都会有学者对其作出研究。此外，笔者还发现之前的学者没有系统研究过翻译的忠与不忠，因此这可以说是本论文的一个创新点。
2. 关于忠实和改写原文的相关翻译理论
很多时候，学者都会思考翻译是如何得出结果的，是否参照了一定的理论或者标准？一般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分割的，翻译是必须有理论作为支撑的，这可以提高翻译的质量，也可以对译者带来更多的启发。本文以严复和勒菲弗尔的理论为支撑来探究翻译的本质。
2.1. 严复理论之“信”
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其中“信”就是指忠实于原文。
钱钟书认为“信”有三层含义，首先它包括了“达”和“雅”，第二，“信”表示译文既要传达原文的“义旨”，又要亮出原文的“风格”，最后，“信”尤指译文必须注重原文的意义，但不必为原文的形式所拘囿(郑延国，2021：13-15 [6] )。从中可以得知，严复提出的“信”是非常注重原文的。
严复提出的这个翻译理论是继承了古代佛教的那种翻译思想，并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提出的，代表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最高标准(郭芳，2016：57-60 [7] )。“信”是翻译的基本条件，它其实是一种翻译的理想状态，这需要内容和形式的绝对统一。
很多学者对“信”的内涵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是逐词逐句对等，有的人认为是段落和篇章上的对等，还有的人认为是风格上的对等。其实，更确切地说，“信”应该是言语和形式上对等，更强调的是对意义的忠实而非文本的忠实。因此，意译的翻译策略才是严复这个理论的集中体现。
2.2.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是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勒菲弗尔是一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勒菲弗尔第一次提出了“改写”这一概念。他认为“改写是指对于文学原作的翻译、编史、编定选集、批评、编辑以及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过程。翻译是一种最典型的改写形式(Lefevere 2010: 54 [8] )。
勒菲弗尔认为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所在社会文学内部因素即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学外部因素即资助方(主要包括资助人和资助机构)的制控。他在书中举了很多文学作品的例子，说明了改写对文学演进的作用。
勒菲弗尔认为改写者(译者)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译语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以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他倡导翻译研究的重心应从原作、作者转向译作、译者，并将翻译看作是文本的再创作而不是仅仅对原作的忠实反映。
改写理论有四大创新。首先，改写理论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增强了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度。其次，改写理论从译文出发，以译文为中心，打破了原文本的权威地位。第三，改写理论是基于文化层面进行的翻译研究。最后，改写理论具有系统性(张文君，2010：116-117 [9] )。
综上，改写理论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来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体或者新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某种目的。
3. 翻译的本质是忠实于原文
忠实于原文似乎是译者的一贯目标，学者也一直认为译文越忠实于原文，这篇译文质量越好。本篇论文将会探讨一下相关学者认为忠实于原文的这一翻译本质。
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各种类型的对等。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家认为原文比译文更重要。翻译如果想要同时做到尊重原作和读者，就必须坚持原文形式重于译文形式的原则，忠实再现原文形式，保持原文固有的形式与内容的和谐，把原文形式的美感理解空间留给读者，以译文所显示的原文特征反映译者的价值存在(蔡旻涛，2005：63-66 [10] )。
如果对原文形式不忠，则很可能会导致译文失真。例如：He took fancies to people.这句话应该译为他对各种人都感兴趣。而有的译者却译为了他对各种人想入非非。这很明显理解错了原文含义。其实这个错的译文采用了四字成语体现中文的表达习惯，但是却误用了，导致语义不恰当。追根到底，是因为译者对原文形式不忠实，汉化了源语言表达痕迹，却只关注到了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忽视了原文含义，导致译文失真。因此，不忠实原文显然是无法让读者明白真正内涵的。
相反，如果翻译忠实原文，译者则必须完整地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从而译出原文的内在含义、体现了其语用意义，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忠实翻译的译文要求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此外，廖七一先生提到“译者尽力将原文的风格包括上下文的准确意义、原文中偏离的语法和词汇以及文化性文字再现给读者，完全体现原文的意图和文本的实现过程”(廖七一，2000：154 [11] )，这便完全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忠实。
最后，如果翻译忠实于原文，则需把对原文的欣赏传达给读者。读者同样也希望领会原作的美感，因此译文要尽量忠实原文。如果译者采用什么翻译方法，都需要牢牢记住要不能偏离原文。如果可以把这种欣赏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读者就可以对原文进行自由联想和补充，从而拉近原文和读者的距离，不仅尊重了读者，也尊重了原文。
综上所述，在严复理论“信达雅”中，“信”是最重要的，翻译不能添油加醋。翻译是需要忠实于原文的，这可以让译文保真，也可以让读者欣赏原作的魅力，从而一箭双雕，让原文和读者都能受到重视。
4. 翻译的本质是改写
随着学者对翻译的不断探讨，人们渐渐发现，翻译不单单是忠实原文，译者也可以为了某个目的对原文进行改写。改写这个概念将会植入译者的脑海。
人们在说到翻译是改写时，往往指的是翻译受到意识形态或者权力的操纵。但是改写的原因肯定远远不止这两种，还有发生在意识形态之外的改写。改写有不同的目的和形式，有出于交流目的做的语言上的改写，也有出于政治目的或者文化目的而做的改写。改写是连接翻译的文本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纽带(谭晓丽，2008：54-57 [12] )。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得知翻译是可以改写的。从语言、文化层面来看翻译，翻译可以看作是语言层面对原文的改写。当从翻译的整个过程来看时，翻译可以看作是译员为了某种目的或者制约于某种因素从而对原文做出的改写。从翻译的活动来看，对于文本的选择、下笔翻译或者是译后校对原文，都是需要先阅读原作，然后再对其改写。
综上，翻译是可以改写的，它的本质也可以说是一种写作。通过改写理论，许多译本会变得更加符合目标语言表达习惯，而且也可以达到社会目的或者政治目的。
5. 翻译是改写和忠实的统一
上面两个章节分别代表了两个学派，忠实派是重原文轻译文，而改写派是重译文轻原文。而本篇论文认为上述两种都是不完整的，真正好的翻译应该是忠实和改写的统一，它们并不是对立的。
5.1. 语义
翻译的第一步最重要是对语义的理解。如果对语义不理解，则会导致翻译出来的译文不符合读者的期待。语义的理解不止需要译者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和原文作者进行沟通。这就说明了译文和原文是同等重要的。译者在理解语义后，先遵循原文的含义进行翻译，如果想要通过这篇译文达到某种目的，则可以对其进行增加词或删减词，使整篇译文有了某种特别的目的，真正做到忠实与改写相统一。
5.2. 风格
翻译除了要注重语义外，还需要注重风格形式。毕竟如果空有内容，但风格不美观的内容也是达不到读者期望的。在语义准确的情况下，翻译可以先用直译或者音译这种忠实于原文形式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忠实了原文的语言特色。但是一旦文本变得不可读，译者仍旧先保持能忠实于原文形式的一部分译文，把剩下不能再忠实于原文风格的译文进行改写，让译本更加出彩，从而满足读者的期待，再次做到忠实与改写相统一。
综上，真正好的翻译不应该只是片面的忠实于原文或者对原文进行改写，而应该让两者进行结合，进行统一。事实上，中西方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译者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差异。如果想要忠实于读者，拉近读者和译文的距离，改写原文是必不可少的。改写表面是相悖于忠实，背叛了原作者和原文化，但是因为改写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文化理解的障碍，有助于读者能够更好地欣赏译文，达到了一个整体效果的忠实。因此，可以说改写是一种深度的忠实，它虽然不忠实于原文，却忠实于读者、译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只有在翻译时把握好忠实与改写的相统一，才能真正译出一篇好的译文。
6. 结语
无论学者从何种角度看待，翻译始终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它如同还在成长的有机体，可能到了其他阶段人们对其认识又有不一样的看法。本篇论文对翻译的本质主要有以下两个结论。
首先，翻译是需要参照理论作为基础的，只有拥有了理论的支撑，译文才会变得更加科学。翻译理论是可以评价译文好坏的，也可以对其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剖析和校对，从而让译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恰到好处的使用翻译理论，不仅可以让翻译工作进展的更顺利，而且可以从而得知翻译的本质。
其次，翻译是忠实原文与改写原文的统一。忠实于原文是译者一贯遵循的标准，改写理论也是近年来译者翻译时常常喜欢用的手段。如果一味地只遵循其中一个原则，而忽视另外一个则可能会导致译文和原作想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又或者译文不通顺等问题。只有让这两个原则相结合，才能译出更好的译文。
因此，在翻译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译者需要考虑两国语言和两国文化，还需要理解原作语义和原作风格，以便能选择适合的翻译标准来作为参考，让译文变得更加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