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不好说”作为“好说”在句法层面的否定形式，随着“说”的语义的不断虚化，“不好说”经历了主观化的过程其意义不止是“不”和“好说”的简单叠加，整个结构语义更加凝固，逐渐趋向成固定短语。目前学界对“X说”的研究较为广泛且深入，董秀芳(2003)探讨了一些已经成词但未被词典收录的“X说”词汇化的过程，其中提及“不好说”演化出认知义类似于“难说”，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李小玲(2008)、张雪平(2010)、范凌云(2011)都把“X说”作为话语标记来研究其词汇化过程，并对“X说”的语义、语篇、语用功能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但均未涉及对“不好说”的研究。对其肯定形式“好说”的研究学界有较多成果，张秀松，张爱玲(2017)认为“好说”是“会话程式语”，考察了其语用化过程，并对其语义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李玲玲(2022)对于“好说”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其中提到了“好说”的否定形式“不好说”，并辨析了“不好说”与“难说”的差别，但并未专门针对“不好说”的主观化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刻画。本文借助CCL语料库对历时和共时层面的“不好说”进行统计，对其语义类型、句法特征进行细致描写，剖析其主观化历程中演变出的主观预测性并分析其动因。
2. “不好说”的语义类型及分布线索
“不好说”这一结构是“好说”的否定形式，“不好”作为“好”的否定词修饰言说义动词“说”，构成状中结构。《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不”的用法有在动词、形容词和其他副词前面表示否定。“好(hǎo)”的义项中有“合宜；妥当”“容易”。因此，副词“不”对“好说”进行否定后表达“不适宜说”和“不容易说”之意。但随着“不好说”运用越来越频繁，其语义演变出其他意义，吴福祥(2019)认为一个完整的语义演变实际包含了两种语义演变：第一种是通过意义的增加而导致多义模式的产生；第二种是通过原有意义的丧失而消除上述多义模式 [1]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不好说”逐渐演变出“评判”“预测”等义，“不好说”趋向成固定短语，语义不断固化，接下来我们将对“不好说”的四种语义类型进行细致的分析。
2.1. (某话题)不容易说
当“说”表示具体的言说义时，“不”和“好”一起修饰动词“说”，此时的“不好说”所表达的语义就是“不好”和“说”语义的叠加，意为“不容易说”，记作“不好说1”。例如：
(1) 学这玩艺儿比真是学外语还难，他不好认，还不好记，还不好说，而且还有一个动作，礼拜你得有个动作呀……(沙超群《北京话调查资料》)
(2) 范英明微笑着环视一下来宾席，“这个祝酒辞很不好说，俗话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柳建伟《突出重围》)
(3) 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条长到膝盖的大裤头子，裤头的颜色很不好说，但布料很结实，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是用一块废弃的篷布改造而成。(莫言《红树林》)
例(1)中的“不好说”就是指这玩艺儿很难，不容易说，从前面并列的“认”“记”两个动作动词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的“说”仍是具体的言说义。例(2)在这样的场合下对于范英明来说祝酒辞不容易说。例(3)是指大裤头子的颜色不容易描述，“说”也是实在的言说义。
2.2. 言者的难言之隐
当“说”仍表示实在的言说义，“不好”作为一个整体修饰“说”构成状中结构时除了第一种“不容易说”的意义外还可以表示言者由于某些原因或苦衷不方便说，不好意思说，要说的内容可能涉及言者隐私，是言者的难言之隐，记作“不好说2”。比如：
(4) “电话里不好说”我不等他再问，便先入为主地说：“我现在派车去接你，你赶快往楼……(CCL语料库报刊精选1994)
(5) 同级、下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往往个人不好说，组织上要主动关心和帮助，这样“一班人”才会感到温暖，工作上有……(《人民日报》1996)
(6) 看着他还是每天这么跑来跑去，我心里那个气，嘴上又不好说，说出来怕别人听到了会说我落后……(余华《活着》)
例(4)是由于电话里有些话不方便说；例(5)中“不好说”是指个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不敢或不好意思说出口需要组织来帮助；例(6)言者内心很生气但碍于担心别人说自己落后而不得说出。上述三例中，“说”仍旧表示具体的言说义，此时“说”可以换成其他动词，比如“讲”而不影响表达言者不方便或不好意思，使言者难以把话说出口的语义。
2.3. 难以评判或定论
此时的“说”意义已经泛化，不再表示言说，“不好说”作为一个整体表示言者对某一已发生的事情或已造成的局面难以做出结论和评判，带有言者的主观性，具有[+已然]、[+主观性]的语义特征。其语义逐渐凝固，其中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记作“不好说3”。
(7) “反正第二次没有取出来，失败不失败我也不好说，反正我们是请二院的大夫。”(CCL语料库报刊精选1994)
(8) 一起对春红说着：“你在这家里也是这么多年了，算什么名份呢？也不好说，如今大先生一个人在塘沽，好好作事呢，也许他就学好了……(《作家文摘》1995)
例(7)中“不好说”是言者对于大夫第二次手术没把钉子取出来这件事是否算做失败不好评判，带有言者的主观判断性。例(8)中“不好说”是言者对于春红在这家里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名份这件事难以下定论，体现了言者的偏向于否定的主观态度。
2.4. 难以预测或估计
当“说”意义不断泛化，已经演化出推断、预测义时“不好说”也就不是简单的“好说”的否定，而是已经趋化成词整体表达“对某一未发生事件的结局或情况难以推测、预测”的意义。具有[+未然]、[+不确定性]、[+预测性]的语义特征，记作“不好说4”。请看以下这些例子：
(9) 那就极有可能战成2：2平，此时戴韫出战印尼第三单打的胜负也很不好说……(《人民日报》1998)
(10) 故作矜持地说：“我现在的收入还行吧，比在DB多些，以后怎么样不好说，还得请您多多关照，没准哪天就要投奔您去。”(李可《杜拉拉升职记》)
以上两例中的比赛结果、未来的收入都是未然事件的结局，还未发生。例(9)表明言者认为根据以往战绩，戴韫出战印尼的这场比赛结果难以预测，例(10)中目前的收入还行但以后怎么样无法推测，是言者表达对未来形势的一种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不好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言说义，而是由言说义发展到了认知义，此时的“说”表示对某一未然情况、结果、局势的难以捉摸和难以预测，因而用“不好说”来表达这种不确定性。
我们在CCL语料库中检索“不好说”的用例并根据以上四种语义类型对其进行分类统计，得到表1、表2：
Table 1. Semantic categories statistics of “BU HAOSHUO”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表1. 现代汉语“不好说”的语义大类统计
下面是“不好说”语义类型的分小类统计：
Table 2. Semantic subcategories statistics of “BU HAOSHUO”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表2. 现代汉语“不好说”的语义小类统计
由表1和表2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汉语中“不好说”的语义类型及分布情况，不表具体言说义的“不好说”(288例)用例远远多于表示具体言说义的“不好说”(164例)。虽然“不好说”的四种语义类型在现代汉语中共存，但很明显经过语义泛化表对某一事件结局、情况难以预测的“不好说”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更为多见。
3. “不好说”的历时语义分布验证
3.1. 近代汉语中“不好说”句法语义特征
我们在CCL语料库中检索，“不好”与“说”在线性序列上相连用的情况始自北宋，但“不好”和“说”分属于不同的句法层次，“不好”和“说”各自与其前后成分组成句法结构，我们对此不多加描述。自元代开始出现“不好说”结合使用，元代“不好说”共有8例常以“不好说得”的形式出现，语义上有两种用法即言者认为某话题不容易说和言者有难言之隐不方便或不好意思说出某事，如：
(11) 便问道：“贤婿，我女儿是清清白白到你家的，如今有何过失，你便把他休了？须还我个明白。”蒋兴哥道：“小婿不好说得，但问令爱便知。”(《元代话本选集》)
(12) 正与张七嫂商量这话，张七嫂道：“老身不好说得，这大户人家，不是你少年人走动的。”(《元代话本选集》)
上述两例的“不好说”均表示由于某种原因和言者身份对于某话题不方便言说，例(11)蒋兴哥对于休妻原因不方便言说，例(12)张七嫂对关于大户人家的事情不好言之过多，两例中的“说”都是具体的言说义。
明清时期“不好说”的用例显著增加达到173例，仍常以“不好说得”的形式出现。其语义类型还是主要集中于前两种，其中第二种语义用法仍具有压倒性优势，语义逐渐走向固化。另外，明清在元代“不好说”的基础上开始演化出“说”表认知义的用法，即言者认为对某种已然情况难以评判和对未然事件走向、结局的难以推测，句法上可在句中作独立语，但这种认知义的用法仅有5例。
(13) 虞博士道：“他是我们世交，是个极有才情的。”伊昭道：“门生也不好说。南京人都知道，他本来是个有钱的人，而今弄穷了，在南京躲着……(吴敬梓《儒林外史》)
(14) 国王道：“似此说来，倒不是我们杀输了？”小番道：“不好说得。哈秘赤是一索，沙漠咖是一刀。三千名水兵只一空，五百只海鳅船……”(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
(15) 但是一时糊涂，已经做了出去，如果媳妇一定不答应，那就不好说了。大人先生的事情，岂可以和他取笑！(吴趼《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例(13)中的“不好说”依旧含有具体言说义，表示门生的身份不方便过多言说此事。例(14)中“不好说”处于过渡阶段，“说”的语义逐渐泛化，对于“我们”是否杀输这件事小番难以评判和断定。例(15)“不好说”的语义进一步泛化，从具体的言说义演化到抽象的认知义，表示在“媳妇一定不答应”的假设情况下，事情的发展和结果将难以预测和估计。
元明清时期“不好说”的用例越来越多，“说”的语义开始逐步走向虚化，明清时期已经有“说”表认知义的用法出现，但是表具体言说义的“不好说”用例仍占绝大多数，我们对CCL语料库古汉语中的“不好说”按照语义类型进行分类统计得到表3：
Table 3. Semantic types statistics of “BU HAOSHUO” in modern Chinese
表3. 近代汉语“不好说”的语义类型统计
总体来说，近代汉语中“不好说”意义实在，可以在句中作谓语也可以以独立语的成分出现在句中。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汉语中所有“不好说”的用例中，“不好说2”的使用频率最高(94.7%)，“不好说”在此阶段最适切的语境是在有客观因素或主观因素影响下，言者对于不敢、不方便或不好意思言说某事。
3.2. “不好说”语义历时演化规律
我们根据上文中对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的“不好说”语义分布的统计，对“不好说”进行历时层面的对比，会看出“不好说”在历时层面语义上的显著差别，如表4所示：
Table 4. “BU HAOSHUO” diachronic comparison
表4. “不好说”历时层面对比
解惠全(1987)认为实词虚化的重要机制之一是语义 [2] ，那么意义是实词虚化的重要判定标准。“说”由言说义演化出认知义，“不好说”也随之逐渐演化出的评判、预测义这无疑是实词虚化的过程，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汉语中“不好说”比近代汉语中的“不好说”在语义虚化的过程更进一步，也就意味着在主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壳，言说又是思维的载体，两者密不可分。汉语中许多言说类动词结构都经历了虚化过程，语义逐渐凝固后趋向成词，根据前文对历时层面“不好说”语义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汉语中“不好说”的四种语义类型经历如下演变过程，见表5。
Table 5. The semantic and structure evolution of the “BU HAOSHUO”
表5. “不好说”结构语义演变过程
“不好说”经历不断的演变后共有四种语义类型，“不好说1”和“不好说2”的“说”都表具体的言说义，此时“不好说”结构较为松散，语义就是“不好”和“说”的简单相加，还未凝固。其中“说”可以换成其他动词，如“讲”。另外，“不好说2”中间可加入其他成分，如“不好直说”，其后还可以增添补语，如“不好说出口”仍表达言者由于某种原因不好意思或不方便言说某事之意。而到了“不好说3”，“说”语义泛化，“不好说”整体表达言者对于某一已然事件或现象难以评判或定论，言者的主观性进一步增强，整个结构较为凝固。“不好说4”中“说”的语义进一步泛化，演化出“推测、预估”义，结构更加凝固，整体语义固化已经趋向成词相当于“难说”。
4. “不好说”的主观预测性形成动因
4.1. “不好说”的主观化
沈家煊(2001)中将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定义为言语为表达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 [3] 。乐耀(2011)认为主观化是一种围绕说写者的变化，这一变化使意义从表达客观对象变为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观点、态度等 [4] 。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形式由最初的单纯表达词汇概念义到后来开始表达言者主观态度，再到后来意义泛化，具有更强的主观性，产生以往不具有的语用效果就是主观化的历程。沈家煊(2003)认为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存在三个不同的概念域，即行域、知域和言域 [5] 。最初，“不好说”意义实在，“说”只表达其本身的具体的言说义，“不好说1”“不好说2”是属于“行域”，即“行为，行状”。后来“说”的意义不断虚化，言者主观性进一步增强，“不好说”由具体的言说义进一步发展出认知义，“不好说3”表示言者对已然事件难以评判，“不好说4”作为一个整体表示对某一情况、局势或结果的难以预测和估摸，“不好说”由原先的“行域”发展到“知域”，即“知识、认识”，是言者对某一局面的主观推测和认知，逐渐词汇化，认知义也已基本凝固。
(16) “‘万万’更大。‘万万’不好说，就说成‘亿’，从前中国老古人叫‘大万’、‘巨万’，都是这个意……”(张大春《认得几个字》)
(17) “刚刚当着七姑奶奶，我不好说，我催你是有道理的，先要到张太太家去一趟，稍为坐一坐到阜康去开……”(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
(18) 闲得难忍，还是穷得难耐，不好说。(《人民日报》1993)
(19) 四平那一仗，若是把这些“老骨头”折腾光了，东北会怎样就不好说了。(张正隆《雪白血红》)
以上四例分别对应“不好说”的四种语义类型，我们可以看出例(16)、例(17)的“不好说”是处于“行域”，“说”的语义实在，而例(17)、例(18)中的“不好说”已经发展到“知域”，传达出言者的主观态度，例(18)是“闲得难忍”还是“穷得难耐”言者无法下定论。例(19)对于东北的局势言者难以作出预测。
表认知义的“不好说3”“不好说4”作为一个整体在言语交际中是表达主观态度的一种方式，属于主观性的语言范畴，这种主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语义的泛化；二是“不”不再是对“好说”的否定，“不好说”语义也不再是简单加合，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义。
董秀芳(2003)认为言语与人的思维活动紧密相连，“说”在虚化过程中由具体言说演变为反映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的一些词遵循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 [6] 。我们根据“不好说”四种语义类型所处的概念域、主观性的高低以及语用功能制成表6：
Table 6. The subjectivity of “BU HAOSHUO”
表6. “不好说”的主观性
“不好说1”“不好说2”中的“说”虽然都表具体的言说义，但是“不好说2”的主观性稍高于“不好说1”，因为“不好说2”已经涉及到说话人的心理层面。“不好说3”“不好说4”中的“说”虽然都经历了语义泛化不再指言说义，但“不好说3”处于从行域到知域变化的过渡阶段，而“不好说4”的主观化程度更高，已经完全发展到了知域。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不好说”的主观性发展序列为：不好说1、不好说2 < 不好说3、不好说4，抽象程度发展序列为：不好说1、不好说2 < 不好说3、不好说4，“不好说”词义虚化的过程实则就是主观化的过程的表现。
4.2. 语境条件影响
何自然(2007)认为语境先于意义而存在，当意义产生之后，语境就内嵌在意义之中，二者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7] 。表达认知义的“不好说”高频出现的语境有一定特殊性，比如“不好说4”常出现在假设句中，由于假设句本身就是假定一种情况，是一种表达假设性推断因果关系的典型非现实认识情态句 [8] ，刚好为知域内的“不好说4”所表达的言者主观上对某一情况、形势或结果的不可预测和推断提供了适切语境。
(20) 他说：“如果能够投得准，联防当然对我有利。但是如果投不准，就不好说了。”(CCL语料库新华社2001年11月新闻报道)
(21) 队长没有杀我，但是订下了三个条件，万一要是再找上我来，恐怕就不好说了！(刘流《烈火金刚》)
(22) 这种可能很小，也许只有百分之零点一。但事情一旦妖怪起来就不好说了，没准这个百分之零点一就是百分之百。(麦家《风声》)
上述三例中“不好说”出现在“如果”“万一”“一旦”引导的假设句中，表示在该假定条件下事情的结局和走向不明朗，言者无法给出确定性回复。
另外，“不好说3”“不好说4”常出现在疑问语境中，作为独立话轮独用时用于回答对方发出的特指问，“不好说”处于应答语序列表达言者对对方询问的情况、结果等难以预测和推断，因而无法给予肯定的答复。在篇章中前后常有表达疑问的成分与之共现，例如“是否”“能否”“如何”或正反问、选择问标记等，表示言者对这一问题无法评判或预测，如下例：
(23) 关李宁玉的故事已经结束，本部说的都跟那故事无关。跟什么有关？不好说。我觉得，除了跟那故事无关外，似乎跟什么都有关，杂七杂八的……(麦家《风声》)
(24) 场调节范畴，由其自行定价，物价局不负责管理，是否属于“暴利”不好说。(CCL语料库报刊精选1994)
(25) 可是你的儿女长时间吃这种鱼的话，会不会还有儿女就不好说了……(《故事会》2005)
例(23)中“不好说”用来回答上文的“跟什么有关？”的疑问。例(24)、(25)的“是否”和“会不会”也分别创造了疑问语境，“不好说”都表达了言者的难以判定和预测。
前文中我们认为“不好说4”表达言者对未然事件的结局、情况难以预测和估计，具有[+未然性]、[+不确定性]、[+预测性]的语义特征，在所搜集到的语料中我们发现“不好说4”前后常有表示该事件还未发生或正在进行中还未结束的时间标记，言者站在当前立场无法作出预测和推断，例如：
(26) 还会有些人家仍旧要造老式屋的，他的手艺暂还有用处。三五年后就不好说了。不过那时候他也该歇手享清福了。(李杭育《沙灶遗风》)
(27) “现在还不好说，我还有再观察一段时间。不过，有件事儿让我隐约有些担心……”(李可《杜拉拉升职记》)
例(26)手艺对于“他”来说暂时有用，但三五年后就不一定了，“三五年后”标示未来，言者无法预测未来这手艺是否还有用。例(27)中言者以现在为基准，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无法预测未来事情的走向。
综上，疑问、假设语境与“不好说3”“不好说4”语义的匹配度更高，“不好说4”前后还常有标示未然事件的时间节点，“不好说”在语境泛化机制 [9] 的作用下其原有的词义得到扩展，从原来的某话题不容易说，由于某种原因不敢、不方便、不好意思说演化到言者主观上难以评判、断定和难以预测、估计某事，其语义更加具有弹性可以适用于新的语境，即疑问、假设、未然语境，它又将该语境所表达的意义吸收，使得自身的语义继续发生演变。
5. 结语
我们借助大规模语料总结出“不好说”的四种语义类型，并对这四种类型在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梳理出“不好说”的语义演变路径是随着“说”由具体的言说义到认知义的不断泛化。随后分析了“不好说”主观预测性的由来，一是“不好说”由“行域”向“知域”不断过渡的过程也是主观化的过程，其中具体动作义不断减少，主观认知义不断增加，演化出表达言者主观上对某种情况、形势和结果的不可预测的语义。二是“不好说”语义对其适切语境的吸收，二者相互影响，语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又能适用于更多的语境，同时语境所表达的意义又被“不好说”本身所吸收。“不好说”主观化的过程中由客观地表达对“好说”的否定向主观预测功能发展，但仍保留了动词性，在句中仍发挥命题功能，在之后的高频使用中是否会进一步虚化朝着话语标记的方向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