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劳动的价值、弘扬劳动精神、树立劳动观念等内容多次进行讲话。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颁布，明确指出要引导小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劳动教育要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 [1] 。当前小学生远离劳动的现象较为普遍，不仅缺乏锻炼，而且对劳动产生误解 [2] 。通过研究发现，劳动观 [3] 、学校劳动教育的弱化和异化 [4] 、家庭劳动教育存在误区 [5] 和社会劳动氛围不浓厚 [6] 都会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产生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较多关注劳动认知，对小学生的劳动行为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探究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符合现阶段我国推行劳动教育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小学生劳动认知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
劳动认知，具体地说是人们对待劳动的根本态度和基本观点，包括对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劳动价值等的认识 [7] 。认知行为理论 [8] 强调，认知、情绪、行动三者间相互影响，认知过程决定了行动的产生。祝玉叶 [9] 研究发现，积极劳动认知的小学生，其中81.36%的小学生劳动时间在10~20分钟之间，而消极劳动认知的小学生，只有28.57%的小学生劳动时间在10~20分钟之间。时阳梅 [10] 研究发现，一部分小学生自身劳动观念存在问题，缺乏积极的劳动认识，表现出对劳动的抵触与讨厌；同时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在家和在学校劳动时间都偏短，有11%的学生在家几乎不做家务劳动。王爽 [11] 通过访谈发现当前小学生对劳动的认知不足，缺乏劳动实践的机会，劳动实践的量较为缺乏，劳动时间较短。朱文静 [12] 通过调查和分析得出，相当一部分学生劳动认知出现偏差，不能深刻理解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劳动情感消极，劳动频率低，劳动时间短。只有在正确劳动认知的指引下，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影响自身的劳动行为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因此，当小学生劳动认知的积极性提高时，劳动实践的落实度提升，劳动时间的长度也随即增加。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小学生劳动认知对小学生劳动时间有影响，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比较少。因此，基于认知行为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提出本研究的第1个假设：小学生劳动认知的积极性得分显著正向预测日常生活劳动时间。
1.2. 家庭教育对小学生劳动的影响
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家庭成员是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且每个成员之间都是交互作用的 [13] 。根据该理论，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在劳动中家庭成员彼此交流、互动、协作，家庭成员劳动影响儿童的劳动行为。Kim K. J. et al. (2019) [14] 也通过数据证明父母的家务劳动对青少年子女的家务劳动产生影响。周晓虹 [15] 认为，在劳动观和劳动行为方面，父母也受到了孩子的影响。艾莉儿·卡纳佛，奈塔·格兰斯基和任玉(2015) [16] 调查得出，在家庭功能的环境中，父母和子女的劳动观受到双方互动的影响。其次，科学的教育引导方式对于儿童的劳动习惯养成有促进作用，不合理的引导方式对于儿童劳动习惯的养成形成阻碍 [17] 。蒋丽 [18] 在调查中发现，母亲在劳动上督促和引导促进学生形成良好劳动行为；而母亲对学生劳动没有干涉和矫正的，导致学生在劳动过程中较为散漫。李巧清 [19] 研究发现，占比超过61.55%的家长只要求孩子做简单的家务活，对于稍难或有点难度的家务活都不会让孩子做，并且家长在孩子劳动时缺乏陪同、及时指导与监督评价。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家长引导儿童劳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少量以往研究关注家长在家庭劳动教育的作用，且以家长引导方式类型为主。此外，虽然学生劳动认知对学生劳动时间的影响已经得到证实，但对小学生劳动认知和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依然相对有限。因此，本研究引入家长引导频率这一概念，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探讨家长正向引导频率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的关系，提出本研究的第2个假设：家长正向引导劳动频率在小学生劳动认知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中起中介作用。
1.3. 同伴对小学生劳动的影响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20] ，人的许多行为都是以社会为中介，通过观察、模仿别人的行为而习得的。当小学生和同伴共同劳动时，小学生通过观察效仿同伴的劳动行为，参与共同劳动任务中，从而习得劳动技能和培养劳动认知 [21] 。对小学生来说，同伴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主要交往对象，影响着小学生的身心发展。儿童通过对同伴行为的注意、保持、再现、强化的过程，将这一行为内化进自我的认知图式之中，成为自我行为的一部分。金二红 [22] 在实践中发现，同伴之间通过合作不仅满足了自己影响别人的需要，还提高了认知水平，形成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王颖 [23] 调查得出，39.5%的学生是看到同学或朋友参加劳动才劳动；17.5%的学生表示在劳动过程中，如果看到其他同学不认真劳动，自己则不认真劳动。由此看出，同伴共同劳动对小学生劳动行为的表现以及劳动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虽然以上文献发现同伴与小学生劳动存在密切联系，但很少探究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提出本研究的第3个假设：同伴共同劳动在家长引导和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以小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了本次研究，并提出以下模型假设，如图1。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with regulation
图1. 有调节的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抽取广东省某市两所小学的3~6年级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502份，回收有效问卷470份，有效回收率为93.63%。其中，三年级86人，四年级133人，五年级136人，六年级115人。男生257人，女生214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小学生劳动认知问卷
采用李佳雯 [24] 编制的小学生劳动习惯现状问卷中的劳动认知维度，共15个项目，1 (完全符合)~5 (完全不符合) 5级评分。所有项目总分，得分越高，代表劳动认知越积极。在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
2.2.2. 家长引导问卷
参考周思瑶 [3] 等人编制的问卷设计的基础上，对问卷题目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家长引导的问卷。共11个项目，1 (总是)~5 (从未) 5级评分。所有项目总分，得分越高，代表家长引导学生积极劳动实践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7。
2.2.3. 日常生活劳动信息问卷
根据《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选取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进行问卷编辑，共4个项目，考察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多少，4个项目的问题分别为：“我每周进行清洁与卫生(清洗自己的鞋袜、书包；在班级进行大扫除；参加班级卫生值日等)的时间约为多少分钟。”“我每周进行整理与收纳(整理书包；整理衣柜；清理或处置不用的教科书、衣物等)的时间约为多少分钟。”“我每周进行烹饪与营养(做简单的饭菜；协助家人完成烹饪)的时间约为多少分钟。”和“我每周进行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认识使用家庭常用器具，如用洗衣机洗衣服、用电饭煲做饭)的时间约为多少分钟。”要求小学生按照自己实际情况填出每周具体的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填的分钟数越大，说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越长。在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
为了调查小学生同伴共同劳动的时间，基本信息问卷增加了家长作答的1个项目“您和邻居或朋友带孩子一起参加劳动(如公益活动、制作食物等)。每周时间约为多少分钟”。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计算各维度的分数，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之后进行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法；使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模型4和模型14分别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数据以p < 0.05或p < 0.01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获取数据，可能出现共同方法偏差。为确保数据可使用性，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共有9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均大于1，且第一个公共因子仅能解释总变异量的17.318%，低于临界值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5] 。
3.2. 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与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相关分析
为初步探究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及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关系，对这些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和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两两正相关。同时，同伴共同劳动时间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正相关显著。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abor cognition, daily life labor time, parental guidance, and peer labor time
表1. 小学生劳动认知、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家长引导、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相关分析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3.3. 小学生劳动认知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先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情况下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所有分析均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重复取样 5000 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具体结果见表2。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cognition and daily labor tim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表2. 劳动认知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参照温忠麟与叶宝娟建议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测步骤 [26] ，小学生劳动认知显著正向预测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多少(β = 0.16, t = 3.32, p < 0.01)，小学生劳动认知会显著正向预测家长引导频率积极水平(β = 0.26, t = 5.89, p < 0.01)，且家长引导频率显著正向预测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β = 0.11, t = 2.34, p < 0.05)。加入家长引导频率后，小学生劳动认知对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预测仍然显著(β = 0.14, t = 3.05, p < 0.01)，因此，家长引导频率在小学生劳动认知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家长引导频率与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交互项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预测显著(β = 0.17, t = 2.80, p < 0.01)，因此，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这一变量调节了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
为了更清楚了解家长引导频率和同伴共同劳动时间交互效应的实质，根据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取值进行高低分组(正负一个标准差)作简单斜率检验，考察不同家长引导频率与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在不同同伴共同劳动时间上有何差异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2。结果显示，当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较少时(−1SD)，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效应值为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7, 0.03]，包含0，说明该效应不显著；当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较多时(+1SD)，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效应值为0.07，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15]，不包含0，说明该效应显著。
Figure 2. The impact of parental guidance frequency on daily labor tim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er labor time
图2. 家长引导频率对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小学生劳动认知对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家长引导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小学生积极的劳动认知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郭苗苗 [27] 研究发现，正确的意识观念引导小学生的劳动行为实践。胡茂林 [28] 研究发现，劳动认知较消极的小学生，劳动自主性和坚持性较差，并且日常劳动时间较少。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支持了假设1。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家长引导频率在小学生劳动认知和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2。随着家庭教育逐渐重视，不同国家的学者关注家庭劳动教育。在日本家庭教育中，家长要求儿童自己学洗衣叠衣，并引导儿童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特别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从小养成他们的良好劳动习惯 [29] 。同时，日本家长定期与孩子一起参加和完成农作物种植体验活动，引导孩子习得劳动技能，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念 [30] 。Hammond和Carpendale的研究表明 [31] ，儿童参与家务劳动时，父母加以引导和帮助，影响和促进孩子早期的发展学习。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探究了家长引导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本研究结果为家长引导的成效提供实证依据。本研究结果发现，当小学生的劳动认知较积极时，其家长正向引导频率随之增加，从而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增多。小学生由于年龄小，价值观念还未成型，因此，在关注小学生的日常劳动时，一方面要提升小学生的劳动认知，引导小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面对日常劳动中小学生存在的困惑时，家长要多加以正向引导、帮助，从而提高日常生活劳动时间。
4.2. 同伴共同劳动时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对“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频率→日常生活劳动时间”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相关效应显著，说明与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越多时，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劳动时间也越多。可能的原因是，小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与同伴协作配合、互帮互助，在有同伴激励的外部条件下，可能使他们在劳动实践中掌握劳动技能，收获劳动成果 [32] 。同时，当小学生和同伴劳动时，小学生可能观察学习同伴的行为，当同伴的劳动行为得到肯定时，小学生会模仿学习同伴的劳动行为，不断强化，提高小学生的劳动能力 [33] ，从而贯彻到日常生活劳动中，增加劳动实践时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对家长引导频率和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存在调节作用。以往研究发现，同伴共同劳动实践多，家庭的劳动氛围浓厚，小学生进行劳动体验的次数相对更多 [34] ；小学生和同伴劳动时，家长对存在问题加以引导或及时对其良好的劳动实践给予正向反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 [35] ，提高劳动积极性。本研究结果发现，当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较多时，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作用显著；当同伴共同劳动时间较少时，家长引导频率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影响不显著。此研究结果说明，在同伴群体劳动的影响下，家长积极引导，提高孩子的劳动兴趣 [36] ，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起到更好的促进效果。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视同伴共同劳动，增加小学生和同伴共同劳动的体验，让其在合作交流中提升劳动技能、丰富劳动经历，树立劳动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养成日常生活劳动的习惯。
4.3.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改进。首先，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自我报告，未来的研究仍应从多个信息源(教师、同伴)收集数据，更好地测量相关变量。其次，受限于研究条件，本研究选取了广东省的小学生作为被试，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更多地域和更多小学选择被试，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再次，本研究分析了小学生劳动认知、家长引导频率与同伴共同劳动时间对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时间的重要影响，未来将深入探究更多因素对劳动时间的影响。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