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代表中国小说创作巅峰的《红楼梦》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然而曹雪芹以精深细致的文本构造世俗世界的同时，也为小说创建了一个玄渺深邃、具有丰富象征意涵的神话世界。“《红楼梦》的基本情节、主要人物及其命运、主题思想都建立在两个神话的基础之上——一个是经过改造了的女娲补天神话，另一个是作者自编的还泪神话，有学者称之为亚神话” [1] 。如果说“还泪神话”对主人公贾宝玉而言是其爱情故事的前世预演，那么“经过改造了的女娲补天神话”对塑造补天顽石的世俗幻象——贾宝玉的形象有什么作用呢？本研究试图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红楼梦》的女娲补天神话，概括其对贾宝玉的形象特质的暗示和象征作用。
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最初起源于西方，20世纪末传入我国，在我国特有的文艺理论土壤里重新生根发芽。近年来，学者方克强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影响甚大。他提出将神话原型批评的核心概念分为 “神话”与“原型”，“所谓‘神话’，第一指涉的是远古人类为了解释世界万物而创造出来的故事，第二指的是以荒诞的想象方法与超现实的象征含义进行创作的作品的集合。” [2] “原型”也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指原始模式、原始意象，另一层指所有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反复出现的同类型主题、情节、人物、意象或象征。” [2] 从方克强阐释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角度看，《红楼梦》中的女娲补天神话是曹雪芹以远古女娲创世神话为缘起，大胆重构的以“无材补天”、“不堪入选”的“顽石”为重心的亚神话。但这个被弃的补天“顽石”意象并非曹雪芹的独创，而是源于中国古代石文化和古典文人对石的歌吟传统。曹雪芹汲取了传统石意象原型承载的自然本真、坚韧愚顽的精神意涵，同时吸收《庄子》中畸零无用的“不材之木”、“散木”等意象蕴含的道家“无用”哲学，将其熔铸于开篇神话中的女娲所弃之“顽石”，而全书的主人公贾宝玉就是这块“顽石”下凡历劫的世俗幻象。如此一来，“顽石”意象与贾宝玉之间便有了相互对应的密切关系，“顽石幻化的精神本体是贾宝玉” [3] ，“贾宝玉的性格前身则是青埂顽石” [3] ，“顽石”意象从传统意象原型中获取的生命特质构成了贾宝玉形象特质的先天说明。
本研究将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角度展开论述，在第一部分里追溯中国石文化中“石”代表的自然原始、不假雕琢的本真意涵，探究贾宝玉追求本真自然的“真石”之性在小说的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里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顽石”意象承载的坚定不屈、愚顽不合世俗的品质精神，探究贾宝玉被前世神话所赋予的“顽石”精神在小说中的主要表现，亦即贾宝玉坚决反抗封建世俗社会毫无选择余地的孝子忠臣宿命，反对立身扬名的世俗通套。在第三部分首先探究“补天弃石”的“畸零”、“无用”之命与《庄子》中的“不材之木”、“散木”等意象的共通之处，接着分析“补天弃石”意象所蕴含的道家“无用”的哲学思想对贾宝玉形象的影响，也即对贾宝玉“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形象特质的暗示作用。
2. 石意象的不假雕琢与贾宝玉追求本真自然的天性
《红楼梦》开篇的女娲弃石是补天神话的重心，也是小说中出入尘世、经历人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的主角，它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意蕴。要剖析“顽石”意象在小说中的原型象征义，首先应追溯中国古代石文化中“石”的基本内涵。
1) “真石”意象之自然本真、不假雕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代表了自然原始、不假雕琢的本真。晋人孙楚在《石人铭》中谓石：“大象无形，元气为母，杳兮冥兮，陶冶众有。” [4] 这是古人对石的自然属性的本质理解：石头无定形，以天地最初的混沌自然之气为母。所谓“杳兮冥兮”，结合《道德经》中老子谓“道”为“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道者万物之奥”来理解，老子认为“道”是混沌的、尚未离析之物，是成就万物的奥秘，而“石”之本质是由“杳兮冥兮”的“道”构成，同样具有自然原始的特点，能够“陶冶众有”，以其自然之纯感化大千万物。在赏石文化兴盛的宋代，文人墨客尤其推崇“石”之自然本真，杜绾在《云林石谱》序中写到：“天地至精之气，结而为石，负土而出，状为奇怪。” [5] 他认为石头集天地自然之精华，任丑任陋，成方成圆，是对天地本源的言说；北宋学者刘敞在《寒林石屏风》中谓石“天真通貌皆生成，俗师笔墨那形似” [6] 赞美石头大巧若拙的自然美；南宋诗人喻良能在诗作《磬湖居士》写其所得之石“不假镌镵刻削，自然巧妙嵌空” [6] ，欣赏“石”天然混成之奇貌。明代胥自勉在《灵岩石子图说》中将“石”与“金玉”对比，“世所珍者金玉，然金非锻炼，玉非雕琢，美无由成”。而“石”“大以大成，小以小成，千态万状，天然之巧” [7] 。可见在爱石之人心中，“金玉”虽华美珍贵，是高尚品德、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终是人工所成之美，不及石不假雕琢，本真天然之貌。
《红楼梦》女娲补天神话中的“顽石”意象汲取了传统石文化中“石”自然本真、不假雕琢的意涵，使其“精神本体”贾宝玉虽然衔玉而诞，有着如玉一般的尊荣身份和高贵地位，但却始终保持着渴望、向往、追求自然本真的天性，我们不妨将这一先天特质称为“真石”之性，以便理解和阐释。
2) 贾宝玉的“真石”之性：追求本真自然的天性
贾宝玉所向往的本真自然，是一种未被世俗污染的真，如石般天然、不假雕琢的本真之美。这主要表现为他对女儿清净世界的热爱与推崇。贾宝玉在儿时便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 [8] 他用水之清澈透明、纯洁无暇的特性来比喻女儿，而视男人为污浊的泥土。这是因为他在荣宁二府中，所见男子无非是如贾政似的道学正统，头脑僵化，或是贾赦、贾珍、贾琏等皮肤滥淫之辈，他们在宝玉心中或是被世俗道德教化得不见真性，或是混乱荒淫，以个人私欲玷污、残害世间女儿，这与他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所见的纯洁、美丽、不被世俗欲望污染的女儿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便料定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情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8] ，“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 [8] 。他欣赏有着清净纯洁品性的女儿，赞颂她们集山川日月之灵秀的美貌、不平凡的行止见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独立的精神世界。对大观园里洋溢着青春魅力的女子，无论是身边姊妹：如博学多识、雍容娴雅的薛宝钗，多才多情、风流超逸的林黛玉，豪爽敏捷、清风霁月的史湘云，见多识广、诗才卓绝且热心的薛宝琴，还是各具可贵之处的婢女：如贤良的袭人、俏丽的平儿、聪慧的紫鹃、率性的晴雯……他都视若珍宝，感叹“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 [8] 。
因为热爱女子的天然纯洁的真性和美，贾宝玉最痛恨女儿清净世界被改变、污染、荼毒。他不愿看见“琼闺绣阁”中“也染”了男人“浊气”。听到湘云劝他考“举人进士”，他便立刻下逐客令；宝钗劝他一句“仕途经济”的话，他便提腿就走。他训斥“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 [8] 。实非对女子的否定，而是为捍卫女儿的清净之地。贾宝玉还有著名的“女子三变说”：“女孩儿未出嫁时，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8] 。他认识到原本纯洁的女子，在结婚后，受男人熏染和封建社会不平等的世俗纲常桎梏，成了丈夫、儿子的附属品，难以再有提升性灵、增长人格的机会，心灵状态慢慢发生质变，丧失光明，变成了死珠或鱼眼睛，就如王善保家的、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她们甚至还摧残少女、扼杀纯情，宝玉对他们更是深恶痛绝。
贾宝玉所向往的本真自然，是人之本真之情、天然真性。这在贾宝玉对于爱情的选择上有明确体现，他始终钟情于一任天性和真情，如芙蓉般清澈、超逸，有自然之美的林黛玉，而非在众人面前端庄娴雅、事事周到，实则极度克己、压抑情感、真性寡淡的薛宝钗。黛玉有着纯情真性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她心直口快，在言语行事中多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态度，较少顾及压抑个性、只重形式的封建礼教；她清新脱俗、有杰出的才华，写诗作文皆用情真挚，卓尔不群；她与宝玉一样对自然之物通感达情，葬花就是最好的体现，因此，有学者将黛玉的至情至性概括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林下之风” [9] ，这正是宝玉所爱与尊重的本真自然之美。薛宝钗虽在众人眼中“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是最完美的“宝二奶奶”人选，但“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渗透到薛宝钗的内心深处。一种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素净和冷淡，正冰结住这个少女的感情” [10] 。小说中很少对宝钗的内心世界展开描写，因为她几乎做到了只有外在伦理的克制，而无内心真性与真情。听闻金钏的死，袭人想到素日之情都不由得落泪，而宝钗却忙向王夫人道安慰，对惨死者极为冷酷，认为金钏因此小事跳井“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8] ，若王夫人十分过不去，“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8] ，毫无基本的恻隐之心；尤小妹自刎，柳湘莲出家，贾宝玉为此伤心慨叹，染怔忡之疾，连薛蟠也为柳湘莲嚎啕大哭，但宝钗对此漠不关心，认为自己家请客更重要，不能让人觉得失了礼数。薛宝钗的人格之美便是通过这样的外在修饰、克制实现的，其代价便是自然风韵美的殆尽。因此，即使在世俗压力下宝玉与宝钗终将成婚，但他对薛宝钗始终无法产生真正的爱，因为他向往且深爱的是和他一样追求本真之情、有着至情至性的林黛玉。
顽石虽变为鲜明美玉幻形入世，但其本质仍为石，凝结着传统“石”意象原型本真自然的基本内涵。贾宝玉虽有如玉一般尊贵的身份地位，身边众人都费尽心机地想把他雕刻成贵族阶层认可的“通灵宝玉”，劝他走经济仕途，考取功名，但他鄙薄厌弃被世俗化、物欲化、工具化而毫不为本性真情所辉映的社会制度要求，因为他生来便有前世“顽石”赋予他的“真石”之性，追求未被世俗污染的纯洁、真性和自然之美是他的先天特质。贾宝玉渴望求得本真，最终挣脱社会的雕琢和改造，还原“石”之本真，复归于神界本源，可以说“真石”之性贯穿了他在红尘历劫的十九个春秋，是他的本质之性。
3. 石意象的坚韧愚顽与贾宝玉的反抗忠孝宿命的顽石精神
贾宝玉生于贵族公侯之家，对于他而言，不容推脱的责任理应是“读书上进”、“立身扬名”，但他坚决反对“委身于经济之道”的社会宿命，成为这个制度下“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8] 之人，若深究贾宝玉“不肖”特质形成的渊源，还要追溯其前身“补天弃石”所继承的古典诗词中“顽石”意象的精神意涵。
1) “顽石”意象之坚定不屈、愚顽不合世俗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石”因有着生而质坚的特点，被赋予了坚定不屈、不改初衷的品质精神。《周易·豫》的六二爻辞以石之坚喻指人的坚定意志：“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11] 所谓“介于石”，即指人应守志耿介，中正不移；《吕氏春秋·诚诫》中“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 [12] 也是将石人格化，以其坚硬顽固的特点与人坚贞不屈的品性相关联。
这种坚贞孤介往往被视为愚顽不化，不通世故，而不为世俗世界所容。就如一些被主流社会视为“怪”“愚”“顽”“蠢”的士人，他们为坚守自我心性，选择了避离尘世、放逐自我，使得个体生命价值有悖于儒家志士济世匡时、担荷天下的主流价值追求。这类古典文人常常用“异石”、“愚石”、“奇石”、“怪石”、“顽石”象征自己坚持本心，不愿浮沉于外在化的现实功业、功名利禄，“愚顽”不合世俗的品质精神。白居易《太湖石》一诗谓：“天姿信为异，时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砺，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万金。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 [13] “异石”不合世俗功用之利，其本性真心唯有天地可知。宋代文人何梦桂在《愚石歌》 [14] 中写一块“於用百不适，空有千尺高棱层”的“愚石”，“世间至智”也不能感化它。它屹立于世间“暴流没马不加减，霜降石出不加增。火不焦，水不凝。刻桐扣不鸣，饮羽射不惊”。世人皆因其百无一用谓之“愚”，而“我”独谓其为知己，这是因为“愚石”摒弃世间功利与智巧，于万千变幻中坚守自我如初。“平生爱奇石”的苏轼在《咏怪石》中写家中一块“粗险”被弃捐的“怪石”，虽为世间无用之物，但有着充沛高昂的内在精神，并不自轻自贱，反而自雄自重。文中“怪石”在梦中与苏轼对话，说世间“有用”之石“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处魏榆者白昼语，意欲警惧骄君悛。或在骊山拒强秦，万牛汗喘力莫牵”，但其实“伤残破碎为世役，虽有小用乌足贤” [15] ，即使“挂名经世间”也比不上自己经“震霆凛霜”而依旧不改本色。清代叶燮继承了历代文人以坚韧顽石自况的传统，在《二弃草堂记》更袒露直白地表达了这种心志：“世以巧而予以拙，世以机而予以直，世以迎而予以距，世以谐而予以憨。”他在文章最后特地描写了草堂前的石头：“寓目则草堂前一二顽石，既非灵璧宣城，又非尧峰湖石，惟山趾之黄沙石块，以暇日渐致之。” [16] 即表明自己如愚顽之石一般不通世故人情、不陷于世俗主流追求的名利荣宠。
曹雪芹将古典诗词歌赋中文人所寄予的不愿于世俗功名利欲竞争中被异化的心志熔铸于顽石幻象贾宝玉，使他坚决反抗封建世俗社会毫无选择余地的孝子忠臣宿命，反对立身扬名的世俗通套，这种顽石精神让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不肖’，因而也就是最为叛逆、最为反动的人物” [17] 。
2) 贾宝玉的“顽石”精神：坚决反抗孝子忠臣宿命
在《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出场时，作者以一首《西江月》批贾宝玉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之人，这是从高扬儒家修身济世的封建正统思想出发看贾宝玉的异端性，意指他“不忠不孝”，拒绝走立身扬名之路，不合封建主流价值要求。
所谓“不肖”即“不孝”，从封建正统立场看，贾宝玉是“不忠不孝”之人，但他所反对的并非“忠”和“孝”的本来意涵。论语中关于“忠”的名句有“为人谋而不忠乎” [18] 、“行之以忠” [18] 、“忠告而善道之” [18]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18] ，曾参概括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8] ，即为人忠诚老实尽心竭力。从这一点看贾宝玉对周围的人，尤其姊妹、婢女都真正做到了；孟子对孝的解释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19] ，敬爱父母在任何社会都是人共同的基本道德要求，小说中有不少笔墨写宝玉与王夫人的血脉亲情，同时他对严父贾政虽畏惧，却无悖逆之语。贾宝玉所反对的是经多部儒家后学经典、历代儒学大师反复论述后近乎天理的“忠孝”政治道德观：从汉代《孝经》广泛论述“孝”，将“孝亲”与“忠君”合而为一，《忠经》进一步提出非“忠”不足以成“孝”，将“忠”推为“孝”的最高检验标准和道德典范；到明清时代的“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如果说早期儒家对人际间最亲密、最人性的血缘人伦关系尚属重视，汉儒以后，儒家思想沦为封建皇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君权被推上至高地位，个体人格对社会群体的顺从与依附也因而被绝对化” [20] 。贾宝玉所反抗的是封建社会晚期个体“本能地”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准则，丧失自我而不自知的孝子忠臣宿命。
对于“忠孝”，贾宝玉有自己的一番理论认识和反抗。他评论封建社会男子所推崇的“文死谏，武死战” [8] ，皆是“为邀忠烈之名” [8] ，“并不知(君臣)大义” [8] ；对于《孝经》忠对“孝”的内涵的规定：“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他只尊孔子所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地做到“始于事亲”，不忤慢父亲、叔父，不违背血缘亲情。对于皇恩他更视有若无，在姐姐元春晋封风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时，“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状，言笑鼎沸不绝” [8] ，只他一人毫不介意，谈不上事君。他更反对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称天下男人因“读书上进”、追求“立身扬名”，而沦为了“玷辱世界”的“须眉浊物”，名为“光宗耀祖”的孝子，实为“沽名钓誉”的蠹虫。
贾宝玉拒绝接受封建社会独断专制地为个体设置的“忠孝”价值观，必然会被世俗社会视为异端，成为众人眼里“于国于家无望”的“孽根祸胎”。小说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答挞”的情节着重突显了“不忠不孝”的贾宝玉与主张“忠孝”大义的贾政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封建正统的代表贾政看来，平日里就只会念些“流言混语”的贾宝玉终于发展到了“引逗”忠义亲王的优伶琪官出走，“淫辱母婢”致跳井而亡亦即漠视王权族规这不可饶恕的地步，因此贾政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以免这个“不忠不孝”之子日后酿成“弑君杀父”的恶果，甚至亲手操起木板把宝玉打得动弹不得。经过这次被严父狠打，宝玉却并未因此被“忠孝”大义同化，反而当林黛玉说：“你可都改了罢”时，他回答的是“你放心，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况已是活过来了”。可见他从死亡边缘得以重生，更加坚定了宁可为所倾慕者死，也不为“忠孝”而生，这是在精神层面上对封建社会以实现“忠孝”道德价值为人生最高目的的根本否定。
贾宝玉坚决抵抗被社会强加于人的忠孝宿命所异化，冲破现实的藩篱，追求个性解放，始终向同化他的社会规范、文明教化作斗争。他的顽石精神要追溯其前生“顽石”意象原型被历代“怪”“愚”“顽”“蠢”的文人墨客所掘发的坚定不屈、愚顽不合世俗的精神意涵。作者这样的灵思“使小说人物的精神内蕴不仅自足于文本之中，还与历史人物神情遥注，互文同构” [21] 。使贾宝玉这一形象有了更深的历史文化内蕴。
4. 石意象的畸零无用与贾宝玉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特质
学界历来对贾宝玉的形象特质有多种观点和争议，现代学者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 [21] 一文中提出贾宝玉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特立独行的“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人物形象，他称贾宝玉为“天地之逸气，亦是天地之弃才”，所谓“逸气”，牟宗三先生解释为“溢出而无所附丽”，也即“逸出于秩序之外、脱离了成法和常态”，实现自我性情解放、自在自适的生命形态 [22] ，而“弃才”是指在现实生活中“无所成而无用”的“遗弃之才”。“惟显逸气而无所成”即指贾宝玉有着力图挣脱正统与主流，追求精神逍遥自适，但在现实中百无一用的形象特质，要探究这一形象特质可以结合《庄子》中的“散木”等意象原型分析神话中“补天弃石”的畸零处境对贾宝玉的影响。
1) “弃石”意象之畸零与无用
《红楼梦》的开篇神话中提到，女娲炼石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8] 。脂砚斋在“三万六千五百块”旁批注“合周天之数” [23] ，也即“补天弃石”诞生之初便是“数畸”、“无用”之石。在文化传统中“数”常于“命”相联系，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解释“相干于一个体底数对于该个体为命” [24] ，“从道底观点而言之……所有个体底命也都是数” [24] ，“‘命’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有决定底意义，有无可挽回不可逃避底意义” [24] 。对于弃石而言，对它有“决定底意义”，而“无可挽回不可逃避”的便是“畸零”、“无用”之“命”，也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四不着边，任何处搭挂不上之生命” [22] 。
这与《庄子》中描写的“无用”的“大瓠”、“大樗” [25] 和“无所可用”的“不材之木”、“散木” [25] 有共通之处。庄子借这些意象阐释了“无用”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人”与“自然物”天生就获得了合乎“道”的境界，“道”不在人与物之外，而在一切之中，又即一切本身，所以世间万物皆具有自我独立的自我依据，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因此，从仅“人”具有主体性出发建立的理论体系便被消解，那么人的主体性理念下的“用”也就无所依附，“人”与“自然物”皆应从“人”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回归“无用”的本性，合乎自然之“道”。故而从“道眼”看来，“补天弃石”不合补天之“用”，实则是从世间之“用”的人为价值体系中解脱出来，回归到个体本身的自然之“道”，也即逍遥自适的境界。
2) 贾宝玉的“弃石”特质：惟显逸气而无所成
畸零的“补天弃石”暗合了道家“无用”而达逍遥的思想，这种思想意涵映射于其世俗幻象贾宝玉的生命形态，使他成为“天地之逸气”。对于个体而言，贾宝玉逸出于封建社会压抑性情、规范个性的诸多礼法要求，以纯一无伪的真情体贴、同情、怜悯世间万物，追求精神层面上的自适和逍遥。这主要表现为他待人的平等之心与慈悲之心；对世间女儿以一腔痴情关怀体贴；追求情感逾越一切界限而对无知无识之物用情至深。
首先，贾宝玉对待身边人不择高低贵贱，皆以平等、慈悲之心关爱和体谅。对身边丫鬟们，贾宝玉常常无视封建等级制度，只愿能“心诚意洁”地平等相处、自由不拘，“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时，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理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 [8] ；怡红院群芳开寿宴时，丫鬟们单独给宝玉过生日，宝玉便张罗着要去掉敬酒的俗套，众人喝到兴致浓厚时都脱到只剩下“紧身袄儿”，喝过头了主子丫头“不捡地方儿，乱挺下了”，丫鬟芳官甚至和宝玉同榻而眠，这在当时社会简直是不合礼法。对同父异母的兄弟贾环，贾宝玉能体谅他作为庶出的心境，从不以所谓嫡出兄长的身份打压，因为他认为：“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 [8] 在文中贾环多次算计贾宝玉，贾宝玉皆能宽恕他，甚至包揽罪责，这种怜悯、饶恕和接纳并不出于喜爱的情感，而是因为他有一颗慈悲之心。
其次，贾宝玉对集“山川日月之精秀”的纯洁女儿皆以一腔“痴情”抚慰、体贴。贾宝玉的前身“顽石”在下凡历劫之前，曾由一僧一道点化变幻为鲜明宝玉，携带到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处挂号交割。待贾宝玉在梦境中重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告诉他，他与世间那些将女子当成玩物的皮肤滥淫之辈不同，而“由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8] ，这使他“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8] 。所谓“痴情”，即是指贾宝玉能从精神层面上以其心意感通、体贴女子之情。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比如贾宝玉看龄官在地上画“蔷”字，心疼她为情受煎熬，下大雨了也只想着这女子如此痛苦，哪还受得住“骤雨一激”，痴情之至而忘了自己也在雨中；宝玉得知平儿无辜受贾琏和王熙凤责打，便主动代为赔罪，还细致地给平儿理妆，也暗暗为“此人薄命”叹息落泪；宝玉见香菱不小心把宝琴送的石榴红菱裙弄脏了，怕她被姨妈责怪，立刻找来袭人为她换上干净的裙子，因此想到香菱的身世，私下也为她感到可惜，又为能有这意外之事为她稍稍尽心而可喜……这皆体现了贾宝玉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独特而细致地捕捉到女子的美貌和灵魂，探索她们的情感，并且自然而然的与之发生共鸣。
再次，贾宝玉追求精神的逍遥和自适，想要实现超越一切界限的情感沟通，便难免将无生命的事物也看成有情的存在，将一切“无知无识”之物看作“无心而有一切心”的用情对象。因此，他会在贾府极尽繁华喧闹时想到去宽慰小书房画中美人的寂寞；把女儿们斗草后丢弃在地的夫妻蕙和并蒂菱安放在落花之上，又用落花和土掩埋；看紫鹃把黛玉的美人风筝线绞断了，害怕风筝落到无人烟处寂寞孤单，便剪断自己的风筝线，希望它能和黛玉的风筝作伴儿；在病后看到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便觉辜负了杏花，仰望杏子感到不舍；看到阶下的海棠花死了半边，便觉有异事发生，深信晴雯之事便是应验。这些行为在其他人看来是“呆性发作”、“无故寻愁觅恨”，但却是贾宝玉在世俗世界与万物以情融通，以求实现有情生命之自适的美好理想的体现。
从精神方面来看，贾宝玉是挣脱了礼教的情感枷锁的“天地之逸气”。他尊崇、表达自我真情，以纯洁的平等之心和慈悲之心同情、体谅身边任何人，对纯洁而命薄的众多女儿体贴备至，甚至情及世间花草树木。他的精神向度使得他的生命显现出一种率真纯洁、任情独往的审美化特质，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这是“艺术性的”、“是可欣赏的”。但若从现实层面来看，贾宝玉只是“无所为而无用”的“天地之弃才”。他身处矛盾尖锐、利害繁复的环境中，虽能以其灵感、真情、正义敏感地体察到虚伪的礼教通套束缚了人的性情发展，甚至迫害、扼杀世间纯洁女儿，但他却并未做出改变现实的实际行动，或者说并不具备改变罪恶环境的力量。
当封建社会以礼杀人的可憎面目就展露在眼前时，贾宝玉常常只有内心的强烈憎恶和鄙弃，几乎从无实际的战斗行为。如被贾宝玉调情的金钏，因遭辱跳井而亡，在她被王夫人辱骂责打的时候，贾宝玉逃之夭夭，只能在金钏死后偷偷悼念。第七十七回司棋因私情被逐，她求众人皆不行，见了宝玉，便哭拉住他，求他去找太太说情，这几乎是她走投无路时最后的希望，可宝玉哭道：“我不知你作了什么大事。晴雯也病了，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这却怎么的好！” [8] 他毫无改变眼前悲剧的能力，甚至怕被下人告舌，只等周瑞家的强行带走司棋，走远以后才暗恨痛骂。晴雯是贾宝玉所爱的丫鬟，可在晴雯被害之时他也只能无可奈何，至多只是跑出去看看她，在她死后做一篇诔文表达悲愤和痛心。他所经历的一切残酷现实只是不断深化了他对现实的扬弃心理，可对于他所钟情的人，包括他自己，他都无法改变被封建社会逼迫至走投无路的命运，久而久之也再无改变的意图，只能追求眼前的美好，将未来的一切交给虚无。当贾宝玉听到连知己黛玉也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他不觉痴倒，心碎肠断；每当谈到人生死亡的终极话题，他就结论到林黛玉死后他就去做和尚；他知道未来命运无可改变，所以只求能挣脱形体的所有束缚，与所痴情之人“一处化灰化烟”。
如此看来，贾宝玉虽在精神情感上执著于逾越现实桎梏，追求最大限度的生命自由，但在现实世界里，他厌恶罪恶却无所作为、追求自由却不断受挫，他只能眼看着自己所珍视的真善美逐渐凋零，承受最深的内心矛盾和精神痛苦。他的生命除了坚守追求精神逍遥自适这一最大目标外并无所为，即所谓“惟显逸气而无所成”，并不能“己立而立人，安己与安人” [22] ，因而他只能成为在现实世界无所皈依、回归本源才得解脱的“天地之弃才”。
5. 结语
综上所述，“补天弃石”作为《红楼梦》女娲补天神话中的“文眼”与“命脉”，其精神意涵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小说文本的，而是与中国传统石文化、诗词传统中的石意象，以及《庄子》中的散木等意象原型精气相通的。因此，只有将“补天弃石”与这些意象原型相互参照，才能深入探究“顽石”对其“幻化的精神本体”贾宝玉的隐喻和象征作用。贾宝玉所有之“真石”之性、“顽石”精神以及“逸气与弃才之境界”，使得他成为封建社会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孽根祸胎”，同时又是主流之外的闺阁世界和一切无知无识的自然物之知己。他义无反顾地抵抗现实强加于他的“忠孝”世俗宿命，以一生寻求本真自然；他既是力图挣脱社会精神枷锁，挥洒自我真情、追求生命自适的“天地之逸气”，又是于现实社会中“无所为而无用”，畸零于世的“天地之弃才”。吴宓曾对贾宝玉“一生事业”有过概括：“(贾宝玉)在人生社会中，涉历爱情之海，积地种种经验，由是遂获宗教之善果，即：1) 真理；2) 智慧；3) 安和；4) 幸福；5) 精神之自由等是。” [26] 贾宝玉以自我作为生命之目的，而非实现世俗功利“人道”的手段，虽在生命过程中承受了最深的矛盾和精神痛苦，但最终抵达了灵魂完成自我之目的，他所获之“善果”也是任何社会的任何人该有的本真向往。留与读者探索人类生命本真存在意义的思考，这便是贾宝玉形象的文化意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