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1999年扩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高等教育开始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的进程。根据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我国于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正式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知识型社会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而高等教育是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因此，持续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招生名额，以使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必须。从个人的角度看，大学扩招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社会阶级的纵向提升，成就自我；从社会的角度看，大学扩招不仅能为社会各方各面提供所需的人才，完成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还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从高等教育自身来看，大学扩招首先能帮助各大学获取更多的办学经费、资源和政策扶持以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水平和声誉，其次还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进步。
有学者从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着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学扩招政策实施至今带来了以下问题：第一，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持续存在。大学扩招创造的红利优先向城市重点高中生倾斜 [1] ，未改善甚至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平 [2] [3] [4] ，在削弱高等教育社会流动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 [5] ；第二，减少了家庭户规模，增加了养老困难，加剧了生育率低和老龄化的现状 [6] [7] ；第三，大学扩招降低了部分个体对社会总体公平的认同 [8] ；第四，造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9] [10] [11] 。大学扩招不仅降低了高学历劳动者从事高技能工作的概率，也对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造成了消极影响； [12] 第五，挤占了中等职业教育机会。高等教育扩招不仅使大学本专科教育收益率下降，也显著降低了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率 [13] 。
大学扩招政策的实施从长远考虑，不仅能让更多人获得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权力，更能够提高我国的民族文化素质和全民受教育水平。但是，也不能忽视大学扩招在短期内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以大学扩招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对象，运用教育病理学的理论，分析其中的病理现象。
2. 大学扩招政策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病理症状及剖析
教育病理学是一门关于防治教育疾病、促进教育健康发展的理论，由德国教育学家司托里音伯耳于1890年首次提出，并在20世纪中期的日本快速发展，代表学者包括新堀通也、大桥薰、柴野昌山和菊池幸子等。其以教育疾病为研究对象，即教育中的不正常、不健康的状况 [14] 。其中，新崛通也通过对教育问题进行负面的结构——功能分析，提出了教育病理的四个领域：教育浪费、教育冲突、教育迟滞和教育差别。 [15] 本文借用上述四个范畴，尝试诊断大学扩招下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病理症状。
2.1. 在目标实现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教育浪费是指教育目标未充分实现的状态。教育浪费首先体现在大学毕业生失业总量的提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教学的目的在于知识传承与人才培养，而大学生能否充分就业除了受劳动力市场及其供求机制影响外，也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有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6月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突破19.3%，同比去年上涨3.9%。该项指标的上升，一方面说明疫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经济下行等因素加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学扩招使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导致更多人陷入“教育性失业”、“自愿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窘境。
其次，教育浪费还反映在过度教育问题上。“过度教育”一词由美国学者弗里曼首次提出，他把“过度教育”定义为：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从事着低学历劳动者从事的工作，同时在宏观层面表现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显著。 [16] 根据信号理论，受教育水平是一种能够证明个体能力的有效信号，能力较强的个体所需的教育投入会少于能力弱的个体，因此能力强者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以证明自身能力，能力低者则会选择放弃深造。但是，高校扩招政策大大提高了入学机会，降低了教育成本，大量能力不一的人同时接受高等教育，教育的信号功能逐渐弱化。因此，很多毕业生会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以获取教育信号，这就导致我国出现过度教育问题，学历不断膨胀，最终出现“17万本科生、6万研究生送外卖”的新闻屡见不鲜。
大学扩招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并推迟就业时间，缓解就业压力。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学扩招只是将“高中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变成“大学毕业即失业”，本质上个体的就业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根据现有研究表明：大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溢价降低 [17] 。这意味着大学学历与非大学学历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个体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回报也逐渐减少。可见，即使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以“保就业”、“稳就业”，大学毕业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失业，造成教育浪费。
2.2. 在内部结构中，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现象
教育差别是指教育系统内部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平等、不均衡。自1999年扩招至今，虽然办学经费增长迅猛，收入来源逐渐多样，但是在地区、学校类型和层次上，依旧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现象。
首先，教育差别体现在地区间的资源不平均。985、211高校数量在地区分布上，集中于江苏、上海、北京、湖北等地，在广西、贵州、云南、新疆、内蒙古、河南、江西等省市没有985高校，211高校数量也非常少。从双一流高校的地区分布上来看，与985、211高校的分布趋同，没有打破先前高等教育“东部强，西部弱”的分布格局。
其次，教育差别还反映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高校所获得的资源差异上。在大学扩招进程中，“金字塔型”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初具雏形，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位于金字塔顶部，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经费和政策扶持；地方高校、民办高校与高职院校位于金字塔中底部，在扩招过程中，经费的巨大需求与经费投入的增加缓慢形成鲜明的反差，经费缺口逐步扩大。
最后，在不同类型的高校间也存在教育差别。根据《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我国高等教育大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不同类型的高校侧重的定位与功能各不相同。以深圳各市属高校2022年所获预算为例，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获得的预算分别为563857万元与375626万元，深圳技术大学作为应用型大学，获得的预算为135293万元。不难发现，不同类型大学间的财政支持存在较大差距，这可能导致各高校在教学质量、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上产生优劣。
2.3. 在自我维持方面，部分高校实际行为与扩招政策相冲突
教育冲突是指在构成教育的下位系统和上位系统之间或系统本身内部，不存在秩序、合作、统一、协调等的状态，在对外关系和内部关系上，在意识乃至行动上，显示出对立和冲突的状态。理论上，大学扩招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能力和知识的增长，并成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高校在师资力量 [18] 、行政管理 [19] [20] 和硬件设施等方面，与扩招目标之间存在教育冲突现象。
首先，专任教师数量无法满足高质量的教学需求。通过分析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可知，我国本、专科平均师生比为1:17，其中本科院校平均师生比为1:14，专科院校平均师生比为1:26。从时间顺序上纵向比较发现，扩招后在校生增幅大于教师增幅，师生比大幅下降。从2000~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增幅490.78%，而专任教师增幅296.08%，教师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学生扩招幅度。同其他国家高校进行横向比较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师生比例，尤其是高职专科院校，也偏低。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数据，麻省理工学院师生比为1:4，牛津大学师生比为1:3，慕尼黑工业大学师生比为1:5。师生比例较低会导致诸多问题：第一，学生数量过多，无法开展小班研讨的课程形式，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第二，教师负荷过重，不利于教师自我发展，进而获得的满足感与幸福感逐渐减少；第三，阻碍科研工作开展，教师承担教学任务过多，难以进行有效科研活动。
其次，高校行政部门的日益膨胀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扩招导致在校生数量、教职工数量和办学规模逐年增加，依靠行政权力处理人事、财政、硬件设施和教务工作的行政部门也相对应地扩张，并挤占学术权力。以强制性、制度性和科层性为主要特点的行政权力若过度过量，可能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第一，“官本位”泛滥，易滋生学术腐败，形成裙带关系；第二，行政权力泛化造成学术权力的边缘化，易损害教师、学者等群体的权利；第三，高校机构日益臃肿，增加审批程序，降低办事效率。
最后，高校硬件设施落后降低整体办学质量。大学是一种基于高深“知识”构建起来的组织，其三大功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是围绕知识开展，可以说知识及其相关要素组成了大学的血脉。而包括宿舍、实验室、教学器具以及校园环境在内的硬件设施构成了大学的骨骼与框架，好的硬件设施能够对大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则起到阻碍作用。总体上看，扩招期间硬件设施总量增长快，但人均拥有量增长较慢。大学扩招政策使在校生和教职工数量快速上升，部分院校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基建投入差异、资金不足等，出现校舍、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数量不足，教学设备、实验室仪器和图书馆藏书落后等现象。扩招对硬件设施数量的需求和高校硬件设施供应不足构成了一对明显的教育冲突，这对正常的人才培养、教学活动和科研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2.4. 在对外关系方面，存在大学毕业生难以满足岗位需求的落差
教育迟滞是指教育发展落后于社会的倾向。大学扩招造成的不仅仅是毕业生数量增多，同时也影响毕业生质量。就业能力是衡量高校毕业生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学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将就业能力归纳为：基础技能、个体管理技能和团队工作技能。 [21] 根据三螺旋理论，人才培养需要学校、政府和产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需要大量新兴复合型人才。不仅是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出现通识教育空缺以及专业教育滞后等病理现象，导致毕业生出现诸如专业基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就业能力的缺乏，无法跟上；同时，在实习方面，也出现实习单位无法充分满足学生实践学习需要和学生无法达到实习单位要求等问题，使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无法匹配就业现状。这逐渐成为一种隐性的人才短缺，制约着我国人力资本发展。
此外，专业结构失衡使大学毕业生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高校通常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就业热度，调整招生专业数量，却忽视或未充分考虑该专业在4~5年后，是否还能维持热度且需要大量毕业生。随着时间推移，高校专业设置趋同化，相同专业在不同类型的高校普遍设置，造成同类型专业毕业生超量供给，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 [22] 这就导致以法学、文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的毕业生要面临供需失衡的就业市场，无法对口就业甚至难以就业。
3. 大学扩招政策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病理症状矫治
3.1. 联合治疗，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
联合治疗是指在同一疗程中，应用具有类似作用但不同种类药物的合理组合对某种病症进行的治疗。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问题是由不同主体共同造成的，理所当然，在治疗过程中也需要各个主体共同参与。多主体共同参与并不是各方力量的单纯堆积，而是要在发现病灶、把握病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摒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简单局部观念，从整体出发，用系统的观点处理好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功效”达到“1 +1 > 2”的效果。
以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为例：高校方面，首先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上不断改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同时，要加强对实习单位的筛选和实习管理，积极强化校企合作，帮助学生锻炼其实际应用能力，促进其知识转化，并在校招环节为毕业生提供更多优质的用人单位，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保障；政府方面，除了出台一系列“保就业”配套政策之外，也要规范用人单位行为，减少“无意义加班”、“996”和“工资克扣”等事件发生，为毕业生营造一个放心、安心和舒心的就业环境，保证大学毕业生敢于就业、想要就业、乐在就业；企业方面，不仅要树立爱惜人才、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的观念，还要建立完善的导师带教制度，明确工作场所的学习功能，以达到终身学习的目的，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2. 靶向治疗，具体问题对症下药
在医学领域中，靶向治疗是指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应用靶向技术向肿瘤区域精确递送药物的新型治疗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化疗与放疗的治疗方式，靶向治疗能够在不对人体造成副作用的情况下，有效识别并消灭恶性肿瘤细胞。过去解决大学扩招所造成的问题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各高校和各学生个体都具有不同实际情况，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缺乏弹性、灵活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出现“药物免疫”、“水土不服”等不良反应，产生一系列消极作用，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相较于“一刀切”的“化疗疗法”，采用精准有效的“靶向治疗”能够更好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要授予其各地高校充足的可操作空间，使其能够根据自身条件，结合产业优势、文化传统和高校特色等，摸索出一条能够有效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的创新之路。在总方针的指引下，地方高校要探寻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方案，为本土企业和政府输送其所需的优质人才；同时，企业和政府要反哺高校，为高校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帮助，以形成“校企政”的良性循环链。
3.3. 免疫防治，建立预防保障机制
免疫是指机体免疫系统识别自身与异己物质，并通过免疫应答排除抗原性异物，以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的功能。一般来说，免疫分为自然免疫和人工免疫，自然免疫主要指机体感染病原体后建立的特异性免疫，人工免疫则是人为地使机体获得特异性免疫。在本文中，自然免疫是指在总结过去错误经验的基础上，主动或被动地形成应对策略的免疫方法；人工免疫是指再问题未发生前，通过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走的弯路，及时对自身的政策和制度进行调整与修改的免疫方法。
高校扩招政策执行至今，很多高校和地区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适应自身特色的应对之策，例如加快建设创业型大学，促进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以及创办新工科、新文科以培养新兴复合型人才等，这都是为了使高校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自发生成的免疫系统。同时，由于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时间稍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后发性的特点，美国、德国、日本等高等教育大国的部分先进经验，也为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在知识型社会中更好地培养人才，承担大学应有地使命提供借鉴，以打造人为预防性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