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由于黑人的历史的特殊性，黑人母亲的身份特征一直处于动态的流变之中。在远古的非洲神话中，人们的信仰是“大地母神”，非洲被称为“母地”，可见母亲的在社会、文化和精神上的至高地位。她们生儿育女，承担着整个社区和族群的经济、文化教养的重担，母亲是神灵一样的存在，不尊重母亲就是亵渎神灵。
无数的黑人被迫来到美洲大陆后，黑人母亲在阶级、种族和性别等重重压迫下，其身份特征也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她们仍然是非洲文化最坚定的守护者。
随着黑人奴隶的解放以及黑人女性中产阶级的出现，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思想。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女性，开始寻求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但是并未形成理论。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趣催生了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七十年代“康巴希河组织”(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发表《黑人女权主义者声明》(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标志着黑人女性主义的正式出现。作为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分支，黑人女性主义同样致力于批判父权制，对抗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性别等级现象，意在唤起集体身份认同感争取女性群体的合法权益。
母亲身份是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与此同时，许多女性小说家开始在作品中将目光转向母亲以及母亲身份的确立和流变。托妮·莫里森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在其小说中打破了传统作品对于母亲身份的书写范式，诉说着母亲在不同情境下的爱恨取舍，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母亲身份的动态流变。
2. 美国奴隶制时期(1619~1865)——母爱的“慈悲”
黑人来到美洲新大陆后，劳动力被剥削，成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黑人母亲的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没有感情的“骡子”。1662年弗吉尼亚制定法律，规定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孩子继承奴隶母亲的身份。奴隶制改变了黑人的政治身份，也改变了黑人家庭中正常的生养秩序以及母亲的身份特征。这个时期的黑人女性，一旦到了生养的年纪，就会在奴隶主的安排下怀孕生子。奴隶主为了获得更多的私有财产，人为的加快黑人女性生养的速度，黑人母子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阻碍，黑人母亲的身份无以为继。黑人女性中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妇女权利活动家索杰纳·储斯(Sojourner Truth)曾是个奴隶，她在1851年俄亥俄州妇女权利大会上呐喊道：“我已经生了13个孩子，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被卖掉，当我用母亲的悲痛大声疾呼时，只有主能听到我的声音。难道我不是个女人么?” [1]
1)《慈悲》中的反母性行为
这一时期的母亲身份变化在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第九部小说《慈悲》(A Mercy，2008)体现的淋漓尽致。故事背景是十七世纪晚期黑人奴隶制度尚未形成、蓄奴制度刚起步的美国，白人移民、黑人农奴、土著女性在北美这块土地上的艰难生活。小说用了大半的篇幅讲述黑人女奴弗洛伦斯对母亲的回忆以及她的心理变化和成长。小说反复提到弗洛伦斯被母亲抛弃时零散的记忆，这段悲惨的经历导致她一度失语，始终不能释怀。“我在看，我的母亲在．听。她的男孩在她的胯上。主人付不清他欠先生的所有钱，先生说，他把女人和这个女孩带走，不要这个男耍，债就清了。阿闵玛恳请说不行。她的小男婴还在吃奶。带走我女儿，她说，我的女儿。我。我。先生同意了，更改了欠款的数目。” [2] (p. 28)
2)《慈悲》中非传统的母性力量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是以弗洛伦斯的母亲悯哈妹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身份来叙述整个事件，“烧了我们的房子，把那些他们没能杀死的或后来找到的聚集到一起去做交易。我们被用藤条捆绑在一起，转移了四次，每次都有更多的买卖、挑拣和死亡” [2] (p. 179)。对于弗洛伦斯，她这样说“我不知道谁是你的爸爸。四下太黑，我看不清他们任何人。他们夜里来的，把我们三个，包括贝丝，带到了一个晾烟棚里。一个个黑影坐在桶上，然后站起来。他们说他们被要求强行进入我们。完全没有保护。在这种地方做女人，就是做一个永远长不上的裸露伤口。即便结了痂，底下也永远长着脓” [2] (p. 180)。这段表面平静的描述深刻揭露了黑人贩卖黑人奴隶的罪恶以及黑人女奴所遭受的双重苦难——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作为母亲，悯哈妹竭尽所能的保护自己的女儿，她央求白人雅各布带走自己的女儿，因为他看起来“有人性”。多年后，在弗洛伦斯经历了铁匠的抛弃以及白人对她的身体的粗暴检查之后，她终于和母亲达成了和解，脱下了母亲不允许她穿的鞋子。“妈妈，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因为我的脚底板和柏树一样坚硬了。” [2] (p. 161)弗洛伦斯明白了母亲用心，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和成长。
从黑人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在这个时期，尽管黑人母亲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生存环境中遭受苦难，她们仍然在卑微中努力保持着积极的主体身份意识，竭尽所能去保护关爱后辈，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种族和性别压迫。
3. 南北战争后到民权运动期间(1865~1968)——“消失”的母爱
南北战争后，黑人母亲逐渐恢复了人身自由和生育自由，生育子女的平均数目由之前的七个降为四个，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卖走，黑人家庭关系比之前更为稳固 [3] 。
1)疯癫的佩科拉
《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的第一篇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于1941年，主人公是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从她出生开始一直遭受父母的无视和粗暴，周围同辈群体的奚落和嘲笑，还有来自整个社区的冷漠和“泼脏水”。作为孩童的佩科拉将所有自己身上的苦难归结于自己是个丑陋的黑人女孩，甚至她的妈妈在她打翻了熬果酱之后，也是将白人雇主家的女孩抱在怀里，将她一阵捶打推到在地，并补上几个耳光。她渴望有一双秀兰邓波儿那样的蓝眼睛。她天真的认为，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的父母就不会在她面前打架，同伴也会另眼相看，对她表示赞许。然而，在她遭受了生父的酒后奸污后，生下了一个死婴，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佩科拉陷入了疯癫的状态，觉得自己拥有了一双无与伦比的“最蓝的眼睛”。
年仅11岁的佩科拉在遭受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母亲的缺失，甚至母亲也觉得她是肮脏的丑陋的，这是导致她疯狂的最根本的原因。佩科拉的母亲波琳早年在南方的生活是快乐的，尽管腿有残疾但是家庭的关爱让她健康成长。在女儿佩科拉出生之前，她也曾下决心，无论孩子怎么样都要去爱她。但是妇产医院的医生将黑人女性视为动物：“她们生小孩很快，不痛的，跟马生崽一样” [4] (p. 99)，这一段话将她的决心击得支离破碎。她随着丈夫从南方来到北方，处处被人歧视，内在化的种族歧视和白人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扭曲了她的心灵。波琳无疑只是被扭曲的黑人女性之一，她的母爱也随之被扭曲了。
小说中提到麦克蒂尔夫妇一家在种族主义和经济贫困中努力避免这种“精神困境”。他们带着两个女儿，一家四口住在漏风的房子里，冬天烧捡回来的煤渣，吃青菜勉强果腹。他们自尊自爱，家庭和睦，富有责任感。他们的两个女儿健康活泼的长大，对父母的爱充满了感恩。父母的关心和爱给孩子们树立起了自信自尊自爱，这使得她们同样身处困境也从不放弃希望和信任，这使得她们能在杂乱且充满恶意的生活中保持了心灵的健康和人格健全。作者通过对麦克蒂尔一家的描述，让读者看到了黑暗中的那道光。
2)疯狂的秀拉
在莫里森的小说中，活多或少都出现了母爱的缺失。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秀拉》可以说是《最蓝的眼睛》的延续，描写了黑人女主人公秀拉的童年，并一直延续到成年以后的生活，成年后的秀拉的做法不可谓不疯狂。这部小说的年份跨度比较大，从1919年一直到1965年，跨越了秀拉的一生。她的母亲汉娜在丈夫死后就带着秀拉回到娘家。汉娜在依靠母亲伊娃生活的同时，与镇上众多黑人男性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这激怒了镇上的其他黑人女性。秀拉从她母亲身上渐渐感知：作为黑人女性，获得外界的认同并以此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是靠不住的。成年后的秀拉走上了和母亲如出一辙的路，年轻时离开家，与不同的男性保持着情人关系，回归后，甚至和最好的朋友内尔的丈夫勾搭，导致唯一的朋友也离开了她。秀拉一系列的毫无责任感的疯狂的行为可以说是来自她的母亲汉娜。在她十二岁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母亲说：“我爱秀拉，我只是不喜欢她” [4] (p. 52)。这句话不仅让秀拉眼睛感到刺痛，也隔断了她与母亲的的感情，导致她的人生没有了生长点，使得她成为不忠不孝毫无责任感的人。
总而言之，奴隶制结束以后，黑人母亲开始拥有相对独立和平等，自主程度也有所改观，但与白人女性相比，她们仍然遭受着种族歧视、阶级压迫，母亲形象也因此而变得扭曲。在这期间黑人男性的工作不稳定而且收入微薄，因此黑人母亲需要在外工作养家或者贴补家用，白人至上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往往导致了母爱的扭曲。白人社会也给给黑人母亲贴上了诸如“不称职的母亲”(bad mother)或“不负责任或不计后果的繁殖者”(irresponsible or reckless breeders)等新的身份标签。
4. 结语
黑人母亲的身份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的西非古国时期，那时候黑人母亲拥有独立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地位。当黑人母亲被贩卖到美洲大陆后，早期的母亲身份收到美国社会的政治、种族、性别以及阶级等多重压迫而变得扭曲和无力。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旨在解构并重建黑人母亲身份。莫里森作为黑人女性主义作家的代表，在其作品中极为关注黑人女性尤其黑人母亲的生存困境以及以及她们的自我赋权与成长，颠覆并消解了制度化的母性，面对政治、性别、阶级与种族对母性的交互式压制，以反母性的行为给予了无声而有力的揭示与反抗。
基金项目
该论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托妮·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2018SJAI7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