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1955年教育部正式出台减负政策——《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有关如何减轻学业负担的讨论一直在持续。我国在政策指导、实践落实与课题研究等多个方面付诸努力，学业负担研究逐步走向快速发展。知识图谱是一种以科学知识为对象，可以揭示某一研究领域热点、演变历程和发展趋势的可视化分析方法 [1] 。本研究试图利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对近四十年来我国学业负担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挖掘其中的关系。
2. 学业负担的概念
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再度明确全面落实减负政策、减负规定的紧要性，再度提出对作业总量和作业时长的压减，并将其作为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主要措施 [2] 。为达此目的，首先需要厘清学业负担的概念，尤其是回答三个基本的问题：其一，已有的学术研究中，常见“学生负担”“课业负担”“学习负担”等与“学业负担”意义相近的词语，这些看似相近的词语是否表达同样的含义呢？其二，在《辞海》中“负担”被解释为承受的压力或担当的责任、费用等 [3] ，从研究视角来看，“学业负担”被看作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主观感受的压力，还是兼而有之？其三，如何对“学业负担”下定义？
首先，学术界对于“学业负担”“课业负担”这些相近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些相近概念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概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昌庆钟等人指出，这些概念的只是形不同，其内核仍相同，且都含有“作业负担”之意 [4] 。基于此进一步指出形不同的原因在于看待负担问题的视角不同，比如老师站在课堂教学的立场上看待负担问题为“课业负担”，但从学生的视角出发，则称其为“学业负担”，这两者本质上是同一内涵的不同表现。但是，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些概念虽然看上去十分相似，却存在实质性的区别。一些学者认为概念之间存在着上下位的关系，或者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鲁林岳认为学业负担包含课业负担，课业负担是学业负担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除此之外，学业负担还包括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5] 。也有一些学者将认为概念的区别体现在负担的具体内容上，将学业视同于作业，会随着课程门类和作业负担的减少而减少，朱天利指出真正过重的负担是“学习负担” [6] 。
其次，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学业负担”的界定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学业负担即学生的主观压力，是一种主观感受。代其平认为，学习能力的差异会导致学生个体在面对同样的作业负担时有截然不同感受，学习能力差的学生更容易感到作业量多，作业难度大，学习负担重 [7] 。第二种观点认为学业负担即客观存在，是可以量化的客观物。扈中平提出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量化的具体指标，如在学时间、上课时数、作业数量以及机械重复的训练次数 [8] 。第三种观点则综合了前两种观点，认为学业负担不仅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存在。马健生等人解释学业负担的客观存在就是付出精力和时间达成的学业目标与学习任务，学业负担的主观感受就是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学生的主观压力 [9] 。胡闵慧等人对此进一步补充，因为同样的客观负荷，不同的学生对负担的感受程度并不相同 [10] 。
综上，结合已有研究对学业负担的讨论，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学业负担的概念未作出统一界定，往往在各自不同的研究中采取了不同的界定方式，对学业负担作出操作性定义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取第三种观点，并对学业负担界定如下：学业负担是学生在完成对应学业任务过程中产生的主观压力和存在的客观作业负担，是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相结合的综合概念 [11] 。
3. 研究方法
3.1. 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采用高级检索，将时间范围中的出版年度设定为1983~2022年，以主题为检索条件，设定主题检索词为“学生负担或学业负担或课业负担或学习负担”，设定学科范围为“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或教育理论与管理”，检索结果2696篇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2022年7月15日)。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去除外文期刊、资讯、会议通知、政策转载、工作方案、论点摘编等不相关文献，得到2554篇相关文献。
3.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采用的是信息可视化应用软件CiteSpace，采用CiteSpace6.1.R2Basic版本。基本操作如下：步骤一，确定研究问题，即近四十年来学业负担的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步骤二，在CNKI中设定检索条件，进行筛选并获取数据，以Refworks格式导出。步骤三，处理和分析数据，运行CiteSpace软件，设置相关参数，进行可视化结果分析。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时间分布阶段分析
年度发文量变化可以反映出我国学业负担的总体研究情况。近四十年的年发文量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关于学业负担的研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部分区间呈现较大的起伏波动，有明显的峰值。
结合时代背景对图1进行解读分析，可以发现：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年发文量的前两个小峰值出现在1988年和1900年，与国家“减负”相关政策的通知时间(见表1)相一致。1988年5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指出，许多小学正面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将落实减负的主力军定位在学校及学校教育工作者身上，认为教育质量提上来了，学业负担就降下去了 [12] 。1900年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再次重申《规定》，督促落实 [13] 。随着相关规定的出台，学界对于学业负担的研究和关注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Table 1. China’s “burden reduction” policies
表1. 国家出台的“减负”政策
Figure 1. Annual chart of literature quantity
图1. 文献数量年度图
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年发文量的第一个较明显的峰值出现在1995年，从1991年开始成上升趋势，至1993年、1994年上升速度明显增加。1993年3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减负指示，明确指出减负对象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是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时期的学生。1994年11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台《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迫切性，提出唯有改革才能根本实现减负目标，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出更高要求，严格落实规定，加强纪律管理 [14]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日益严峻，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学业负担的意见也更具有指向性和明确性，学界展开积极的理论探索，试图为减轻学业负担提供理论指导，并寻找可行的实践路径。
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年发文量的最明显的峰值出现在2000年，发文量达到244篇。2000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15]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加速推动第八次新课程改革的落地实施。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持续下降。随着2001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及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两项决定的贯彻落实，以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出台 [16] ，社会对学业负担的关注一部分转移到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上，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年发文量明显下降。
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年发文量从2010年到2014年增势比较迅猛。2010年，国务院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中小学课业负担监测制度”，并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作为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17] 。2013年，教育部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发布“减负万里行”活动的通知，于同年面向小学阶段公布减负十条规定，学业负担问题再度受到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至2021年“双减”政策的出台，学界对于学业负担问题的研究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
4.2. 研究机构分布统计
借助Citespace软件，在参数中设置时间跨度“1983~2022”，每个时间切片内的年数设为1，节点类型同时勾选“作者”和“机构”，从而对研究机构与高产作者进行共现分析，调整“阈值”“字体大小”“节点大小”，对发文量较少的机构和作者名称做隐藏处理，能够获得高产研究机构和作者共现图(如图2所示)。
Figure 2. Co-occurrence of high yiel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图2. 高产研究机构和作者共现图
从图2中可以看出，国内学业负担研究的机构以高校和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主。过重的学业负担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违背了教育教学的正常规律，制约了基础教育的质量提高，引起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不少研究机构对学业负担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发文量前11名研究机构的详细数据如下表2所示，其中“占比”为该机构发文量除以学业负担研究文献总量所得的百分比。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发表的学业负担研究相关论文数量最多，为52篇，占样本总数的2.04%，远超排名第二位的机构即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发文量。与此同时，从上图(即高产研究机构和作者共现图)中可以看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以及西南大学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对学业负担进行了大量研究调查，相关专家学者如罗生全、靳玉乐、孟宪云、杨欣等发文数量较多，足以看出该大学校教育学部对学业负担研究的关注和投入。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high-yiel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from 1983 to 2022 (after finishing)
表2. 198~2022年我国高产研究机构统计表(整理后)
发文量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别发文19篇和16篇，占样本总数的0.73%和0.63%。前19位研究机构中存在一所大学以不同机构名称发文的情况，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后改名为教育学部)。经整理可以发现，发文量排名第一的仍然是西南大学教育学部，但发文量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变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发文32篇和22篇，占样本总数的1.25%和0.86%。上述数据表面，我国目前有关学业负担的研究还比较分散，研究主体仍然是高校尤其是师范大学和各省市教学研究院，单一机构的科研成果所占比例小。
4.3. 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与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网络节点选择关键词，调整“阈值”“字体大小”“节点大小”，得到核心关键词共现网络，并输出1983~2022年间学业负担研究主题词出现频次、中心性等基本信息(见表3)。图3中的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共现频次成正比，节点外环的不同颜色代表关键词的共现年份。
Table 3. Top 10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academic burde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from 1983 to 2022
表3. 1983~2022年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研究排名前10位关键词
Figure 3. Knowledge map of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academic burden research
图3. 学业负担研究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
研究热点往往是针对具体的研究领域而言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大量文献联系与讨论的研究问题或专题。通过对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热点及热点主题就昭然若揭 [18] 。表3所列的是国内学业负担研究频次前10名的关键词。其中，本研究的主题词“学业负担”出现的频次最高，为412次；其次是“学生负担”，出现的频次为288次；排名第三的是“减负”，出现的频次为188次；“课业负担”出现的频次为181次，排名第四；下一个是“素质教育”，出现的频次为150，排名第五。通过图3呈现的关键词贡献图谱和表3的数据，可以发现，近四十年来中国学业负担研究热点领域在教育阵地方面集中在学校教育，在教育发展阶段方面聚焦在基础教育。仔细研读国家颁发的一系列减负政策可以发现，对于“学业负担”存在不同的表述，如“课业负担”“学生负担”等，但都指向同一个意思，因此本研究选择使用“学业负担”一词作为代表。由表3可见，“学业负担”“减负”“素质教育”是近四十年来我国学业负担研究的焦点。
首先，学业负担问题是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19] ，素质教育也是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摸索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参与社会建设的人才需求量急剧增加，学校教育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成为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1955年，教育部出台减负指示，明确指出部分教育行政机关对于提高教学和学习质量的要求过急，教材内容过深或分量过重，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13] 。随着高考制度的重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愈演愈烈，学业负担问题再度引起社会关注，1993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中第十条规定：坚决抵制以考试成绩或升学率作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方式，各级部门不得下达成绩与升学率相关指标，更不得以此排列学校、班级和教师的名次 [20] 。素质教育作为一个本土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提出就是为了解决我国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系列问题 [21] 。随着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基础教育面临新的挑战。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中小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国民素质的提高 [22] 。
其次，不论是“减负”还是“素质教育”，都致力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使其学习和生活过于紧张，身体过于疲劳，严重影响学生的健康。1995年教育部出台的减负指示，明确提出负担过重已经产生了很不好的后果：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削弱了政治思想教育。至196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的指示》，再次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健全发展的重大问题 [13]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对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23] 。
第三，学业负担的本质是竞争，素质教育的本质是发展，过度的竞争会阻碍教育的发展。正如1993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减负指示提到的，过重的学业负担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是不利的，不仅阻碍了学生自然活泼地发展，也阻碍了素质教育的落实。学业负担的背后，包含着升学机会的竞争、阶层流通的竞争、商业利益的竞争、教育资源的竞争，以及教育理念的竞争，有竞争就有选拔，当竞争超过一定的度时，就会加剧教育的不公平；而素质教育不是竞争性、排他性的教育，它更像是一种合作式、相容性的教育。对素质教育的追求，也是对教育公平的追求。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对四十年来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学业负担相关期刊论文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时间分布阶段分析、研究机构分布统计、关键词共现分析等三个维度，绘制了多张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及表格，反映了国内学业负担研究的演进历程与研究现状。由此，得出如下三条结论：
其一，从研究文献年发文量的时间分布阶段来看，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年发文量的波动与国家出台的减负政策紧密相关。一方面，国家减负政策的出台提升了学界对学业负担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者进行学业负担研究提供了政策支持。因此每当国家出台一个新的减负政策，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的年发文量便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另一方面，学业负担相关研究文献的增加，提高了全面认识学业负担本质的可能性，有利于帮助国家制订和出台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减负政策。学界对学业负担的客观性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学业负担是一种客观存在；第二种观点认为学业负担是一种主观认知；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是兼有两者。学界对学业负担的讨论在国家政策中也得以体现，前期的减负政策更多关注减轻学生客观层面的学业负担，比如学习时间、作业量、考试频率乃至睡眠时间等。直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学业负担理解为“学生所承受到的有关学习的负担”，开始关注到学生的主观感受。由此可见，学业负担研究与国家减负政策相辅相成。
其二，从研究文献的产量及研究机构的分布来看，高校尤其是师范类大学仍然是学业负担研究的主力军，文献产量较高，而各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行政部门虽然积极参与到学业负担研究的讨论中来，也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但与高校相比在总量上存在明显差距。与此同时，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学校作为影响学业负担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学业负担研究中的参与较少，与高校、各省市的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教育行政部门合作较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要建立中小学学业负担监测与报告制度，另外随着学业负担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需要用到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寻找学业负担过重的表现和原因，弄清学业负担的本质，找出解决学业负担过重的有效途径。由此，中小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高校之间形成合作网络至关重要。
其三，从研究主题来看，近四十年来学业负担研究的热点议题主要围绕着学业负担的相近概念、减负和素质教育展开。随着学业负担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减负不仅是学校和教育部门需要应对的难题，更是全社会需要参与治理的问题，减轻学业负担也是突出核心素养培育，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