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口老龄化带给我国的现实困境
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有其显著的特殊性。数据显示，到203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到3亿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峰值，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接近30%，老年人口将近5亿 [1] 。从中可看出不仅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超快、区域异质性巨大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也相对最为繁重 [2] 。目前看来，人类社会面对如此超大尺度人口系统和超复杂性地域范畴的老龄社会还未具备与之匹配的应对经验。人口老龄化乃至人口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这一规律的运行又会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生态地理环境等的共同影响下呈现。
近年我国老龄研究初显规模，学界曾不断尝试总结人口老龄化在中国国情下的阶段性特征，如“未富先老”(即国外在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万美元以上，属于先富后老；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00美元，属于未富先老 [3] )。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和巩固，“未富先老”已不是我国老龄化发展的全局性特征 [4] ，但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我们仍需要关注类似问题。中国方案既要立足于中国现实对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性做出本土性的理解及这一现象给治理实践带来的诸多挑战，例如“科研未备”和“科研慢备”，甚至不少领域的研究处于空白。中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没有停止总结先期老龄化国家的经验教训，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化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加速也在促使我们不断更新，探索出具备积极的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并为与中国发展现状适配而不断进行调整。通过分析，当前人口老龄化面临着以下困境。
首先，人口老龄化对社保体系秩序的建设具有的影响不是正面的。《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6)》指出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个人“空账”规模已经达到3.6万亿元，养老金支付压力巨大的问题越加凸显 [3] 。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还有待完善，城市与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福利还具有很大的差异，其中存在的差距也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不健全的社保体系无法在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确使城市与农村的老龄人口享受到无差别的养老的权利和利益，经年累月势必会影响社会保障体系有规律的转动。例如现存的社会养老机构的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护都还处于延迟落后阶段，装备的配套设施都还很缺失；以及老年人对养老多元化需求增长未得到满足。与此同时，我国相关的养老护理人员在数量上、在专业知识学习上都有很大的缺失，导致养老服务水平还较差。
其次，人口老龄化导致政府养老责任扩大，加剧政府财政在此领域上的支出。社会生活方式与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老年人在传统家庭中养老和机构养老或社区养老中选择更倾向于后者。2011年12月公布的《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中指出近半数省份的养老金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我国因为在经济发展程度还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势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政府对老年服务行业的管理及服务的脚步跟不上，我国公办养老机构在数量上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但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本质上要求政府必须对这一领域进行资源分配上的倾斜，会给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经济压力。
最后，现有的家庭结构承担养老责任极大。因为过去长期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很多家庭中的夫妻都是独生子女，一对夫妻就要承担四个老人和起码一个孩子的生活负担。《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社会养老负担基本呈现同比变化，1990年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重为5.6%，到2015年这一比重直接上升到10.5%，老年抚养比也从8.3%上升到14.3%，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发展非常迅速，家庭的养老负担也日趋加重 [3] 。老龄人口的身体机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衰弱，现代化社会对此必然会增强社会资源的分配政策安排提出新的诉求，与此同时，资源在社会其他层面的分配力度将受到影响。
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召开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印发，集中指明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5] 。争取实现“到2022年，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2035年，积极应当以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到21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 [6] ，这不仅意味着探索中国自己的老龄化应对方案已极具紧迫性，还隐含中国积极投身全球对话并贡献老龄社会治理经验与智慧的担当。
2. 探索正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代化中国方案
看待老人或是老年都不应从生命的结束这一角度进行，而应积极看待，将其视作成熟。现代化“中国方案”扎根于中国的同时又辐射全世界，将二者进行有机统一。老龄人人自身不应向社会的边缘靠拢，而应该是文明的创造者、继承者。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要求，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从社会、政府、家庭和国家四个方面探索正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2.1. 社会：精准创新发展老龄产业
社会作为促进经济运转、更新产业结构的基石，解决我国当前出现的悉数缺陷的根本和重心依旧是发展。社会的独特优势对于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可从四个方面出发。
第一，当下我国正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要求充分运用改革创新思维与科技革命践行，通过培育发展老龄产业的途径，利用好科技创新及其广泛运用对传统劳动就业模式的影响，将老龄风险转化为长寿红利。第二，加强老龄产业的一系列相关基础性工作的确定，激发老龄市场的潜能，优化老龄产业发展环境，为老龄社会发展持续供能并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努力。第三，通过加强对具有更强的经济禀赋的老龄人口的消费刺激，形成“银发经济” [7] ，这一系类匹配的产业发展带来的新行业与职业会助力就业市场的革新，持续扩大内需，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第四，金融对养老行业也具有很强的帮助，养老行业可以依托在金融领域进行创新探索，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
中国的老龄社会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时代背景，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新的应对资源和可能路径，在新的时代结构和科学技术范畴下可以挖掘老龄社会的潜在机遇，积极走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之路。
2.2. 政府：优化社会保障工作，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政府要发挥好社会保障功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确保老年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将共同富裕的蓝图与目标落实到全部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这一具体情形。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一观点。政府的基本职能围绕人民而展开。若想优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政府可从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和健康兜底这三方面实施，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对“社会保障”来说，必须完善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制度，将养老保险体系多元化和立体化，确保其可持续性与多样需求满足性的实现。通过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增强民生保障工作与慈善帮扶措施迅速有效衔接，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老年文化服务建设，多彩化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将养老和旅游二者深度融合，帮助推动全体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其次，对于“养老服务”这一板块而言，服务必须符合基础性、普利性、保障性这一特点，如此才能确保我国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将底线思维运用到生活困难老人的服务中来，具体做法有：日益创建并完善优化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质化看顾需求评定准则，提升长期看护服务水平与能力。养老服务不仅是年轻人与技术人员对老年人提供帮助，老年人与老年人之间也可以互助互帮，通过利用发布的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老年人仍然能够加入到各种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建设中来，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发展领域的独特优势。最后，对于“健康兜底”来说，符合我国健康中国的建设理念。政策实施满足了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不仅有助于老年人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提高身体素质，也有助于实现老年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能够积极发挥老年人的“银龄优势”。
2.3. 家庭：弘扬孝亲敬老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 [8] 家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本源型传统，中国特色的家庭互动模式及居住安排根植于传统文化伦理，是中国养老模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有优势。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文化具有强大凝聚力，家庭仍是我国老年人养老保障和照料的主要来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内在要求要从家庭到全社会中形成尊老助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家庭作为积极解决人口老龄化，优化老龄工作质量的重要载体，其在更新思想观念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在促进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发挥的效用有三个具体表现。第一，以家庭为单位对老年人进行养老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加深倡导家庭成员主动积极承担对哪些自我生活困难老年人的赡养义务和责任意识。第二，鼓励家庭成员主动关心呵护老年人，如为老年人过生日、在对老年人需要照护服务时保护其精神方面的需求，利用好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关怀支持。第三，家庭成员包括低龄老年人可以在网上自主学习安全护理知识，提高知识储备或利用好社区、政府提供的护理技能培训。
家庭这一小单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构建尊老敬老和谐氛围的重要环节，真正的使我国老年人“老有颐养”。
2.4. 国家：以合作促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联合国相关部门通过对世界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现象，并且显露出不可逆转的态势。换句话说，人口老龄化将常规化、平常化的成为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在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处理经验的基础上，也在根据我国自身的国情特征为世界正向应对人口老龄化贡献出经验与智谋。
首先，我国倡导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长期性重要主题加以讨论解决、作为国际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处置，加强国际在这一领域上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中国的人口规模巨大化，因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动力、途径和方式上有更多可供选择的空间或余地。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背景下，巨大的人口规模有利于劳动分工深化、产业多元化、产业体系完备化以及知识创新扩散，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人力资本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等还可能大幅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最后，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一带一路”等“走出去”战略实施而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回旋空间有可能助推我们的回旋空间进一步拓展。
3. 总结
有效建构“积极老龄观”是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核心，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诉求。我们对老年人的界定方式将较大改变老龄化的强度乃至性质。“老年人”的概念有其生物学基础，但亦呈现建构性，其内部结构更错综复杂。将老年人视为一个简单整体并“问题化”，不仅易使其利益受损，更可能导致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人的变老是其生命周期的必然阶段，个体的成长过程是连续的，其能力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且相互关联，我们不能再以孤立“老”乃至孤立年龄段的基本预设和观念来思考今天的老龄问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了我国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如何在变局中完成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善治”将成为检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也关乎全球老年人口福祉及国际老龄社会治理效能。在深入研究和充分实践的基础上凝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不会也不能一蹴而就。“中国方案”绝不是系列政策或治理工具的简单集成，而应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自洽体系，它不仅需要研究者与实践者长期全面互动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持续有效对话以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时代之问，其研究更包含着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科学问题和治理议题。只有立足于历史与现实，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从他人，在科学识别自身优势的同时不忘短板，明确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真正逻辑和有效抓手，才能探究出一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