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抚州地区位于江西省的东部，今天的行政区划中，下辖2区9县。著名史学家兰克指出：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弄清楚。这是今天许多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出发点，而这种出发点基于一种认识，即我们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间接的联系。抚州地区今天的辖区无疑是这样一种间接的联系，它的背后埋藏着过去两千年的行政区划变迁，当秦郡县体制正式在全国确立之时，蛮荒之地的抚州地区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独立的行政建制，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抚州地区的行政建制得以不断地发展完善，直至形成今天的模样。这种从无到有也是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一个缩影，本文便旨在基于抚州地区行政区划变迁趋势，略探其背后隐含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希望借此能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在标题及行文中使用“抚州地区”而不是“抚州市”这一称谓，也是基于变迁这种原因的考量，毕竟“抚州市”是改革开放以来方才形成的行政区划。
2. 变迁趋势
抚州地区拥有严格意义上行政区划的开始要溯源到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这一年刘邦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分庐江郡置豫章郡，其范围大致与今天的江西省一致。据《汉书·地理志》载：豫章郡辖南昌、南野、庐陵、赣、南城、新淦、海昏、雩都、建成、彭泽、历陵、柴桑、鄱阳、余汗、鄡阳、艾、安平等18县。 [1] 中南城县是抚州地区最早的行政区划。其实，早在秦时抚州地区便包含于庐江郡之中，但并不能认为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开始，按周振鹤先生的说法，行政关系体现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行政管理关系。是时，抚州地区并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机构行使着有效的管理职责，此时只能说抚州地区与秦朝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政治关系，而不是行政关系。因而，本文把南城县的设置视为抚州地区严格意义上行政区划的开端。
东汉和帝永元八年(96年)，分南城之北境为临汝县(今抚州市临川区西南)，至此抚州地区有2县。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年)，分豫章郡之临汝、南城两县地置临川郡，此为抚州境区建郡之始。同年，又析南城县东南部分置东兴、永城、南丰3县，析临汝西南部分置西平、新建、西城、宜黄、安浦5县。至此，临川郡辖临汝、南城、西平、新建、西城、宜黄、安浦、南丰、永城、东兴10县。入东晋后，10县变为9县，西宁县貌似被废 [2] 。南朝时期，行政区划陷入空前绝后的混乱之中，但县一级的变迁相对较小。至陈末，临川郡辖南城、临汝、永城、宜黄、南丰、东兴、西丰、定川、安浦9县。隋统一后，经一系列省并，至大业三年(607年)抚州临川郡领有临川、南城、邵武、崇仁4县。唐朝稳定之后，将邵武县划出。贞观十三年(639年)，抚州辖临川、南城、崇仁3县。景云二年(711年)，析南城县置南丰县，经历一次反复之后，于开元八年(720年)得以最终确立。至此，抚州临川郡辖临川、南城、南丰、崇仁4县。十国时期，吴顺义元年(921年)，于抚州置昭武军节度使，领抚州1州地。南唐时，显德五年(958年)于抚州置金溪场，李煜分别于乾德六年(968年)抚州新置宜黄县，开宝二年(969年)以南城县地置建武军。北宋时，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建武军为建昌军。淳化二年(991年)，南丰县改属建昌军。淳化五年(994年)，金溪场升为金溪县。抚州军辖临川、崇仁、宜黄、金溪4县。建昌军辖南城、南丰2县。南宋时，绍兴八年(1138年)，析建昌军置新城、广昌县。绍兴十九年(1149年)，于抚州詹墟新置乐安县。抚州军辖临川、崇仁、宜黄、金溪、乐安5县。建昌军辖南城、南丰、新城(今黎川县)、广昌4县。元朝一承南宋时建制，惟一变处在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南丰县升为南丰州，以其直属江西行中书省。明朝建立依旧沿袭旧制，直至正德七年(1512年)，于临川县东新置东乡县，隶属抚州府。万历六年(1578年)，析南城县置泸溪县(今资溪县)，隶属建昌府。之后，这种格局便一路维持到今天，只是建昌府这一建制在民国时由于省、县二级制的实行而废置，其下辖县便在建国后一同划入了抚州地区。
以上便是两千年来抚州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了，抚州地区整体的变迁趋势详见表1。
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county-level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Fuzhou region (data from successive official histories and geographies)
表1. 抚州地区县级政区变化简表(数据来源于历代正史地理志)
从表1可以直观地看出以下几点：1) 三国时期，抚州地区的县数呈现了迸发式的增长，由东汉的2县骤增至10县之多；2) 隋的一统让县数由9骤降至4；3) 从五代到清，抚州地区的县数呈现出了缓慢式的增长，600年的时间由4县增加到11县。这种整体变迁趋势背后的原因值得去一探究竟。以上几处现象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地方。
3. 三国的骤增
汉末孙吴政权割据江东时，抚州地区尚无郡的行政区划，而仅仅有南城、临汝二县。直至孙吴中期的太平二年(257年)，吴主孙亮方才以临汝、南城二县置临川郡，并在同一年又分置八县。于是抚州地区由两县的行政建制，骤然升格为一郡十县之地，颇有中州之地的行政建制规模。
临川郡的置立，按《宋书》州郡志称：“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立”。从中可以发现置郡的端倪，其前身曾是豫章郡东部都尉。那么都尉具体掌管什么的呢？《续汉书》志28《百官志》本注曰：
“(郡尉)典兵禁，备盗贼。景帝更名都尉。……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 [3]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都尉的原本职责就是管理军队，防备盗贼。显然，对于孙吴而言，抚州地区所在的豫章郡东部之地是个不甚安分的地方，因此要在此地置都尉统辖之，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便是贯穿孙吴政权前期的苦恼——山越问题。山越是古越人的后裔，其中亦夹杂着汉人，他们生活在今天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相连数千里的山区之中。他们聚居山林，不仅不能为孙吴政权提供赋税、劳动力，而且时常起兵反抗孙吴的统治。孙吴把它们视为心腹大患，乃至于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当孙策起兵时，便想踏平山越，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如愿。孙权继位时，第一件大事便是“分部诸将，镇抚山越” [4] ，稳定后方，否则前有强曹，后有山越，孙吴难以立足。建安十八年(213年)，豫章东部(今抚州地区)便有民彭材、李玉、王海等人起兵，为贺齐所镇压。而后又有“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 [4] ，为周鲂所平定。山越的反复无常令吴国君臣烦恼不已，最终得出的解决办法便是“立郡以镇山越”。而对山越战争的指导方针是陆逊所制定的“强者为兵，羸者补户” [4]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诸葛恪镇抚丹阳郡的山越后，获得人口十万余，即便除去选入军队的四万，仍有六万人口被编入郡县体制之中。在上述两项政策的指导下，孙吴治下地区的郡县数量大量增加。这才有了在豫章郡东部以临汝、南城二县地置临川郡，并于同年又新增西平、新建、西城、宜黄、安浦、南丰、永城、东兴八县，并且这新增的八县大都位于抚州地区中西部的沿河平原地区，其自然是为了使迁出的山越开发平原地区，以增强吴国的国力。
综上可以看出，孙吴时期抚州地区郡县体制的骤然完善，是孙吴政权加强地方管理以稳定政权的结果。同时，在平原地区广设郡一级的建制又极大的推动了抚州地区的经济开发，开启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先声。
4. 两晋南朝的杂乱以及隋的精简
三国的乱世之中，孙吴政权在顷刻间置一郡十县以加强管理，防止变乱的发生，的确可以起到保境安民的积极作用。但在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对吴地的郡县几乎照旧完全继承，实不可取。抚州地区人口在三国乱世已经锐减，太康元年(280年)，临川郡十县之地，户仅八千五百，平均每县仅仅有八百五十户。 [5] 而在百年动乱之前的东汉，豫章郡有户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六 [3] 。是时的豫章郡幅员大致与今天江西省一致，抚州地区在此时仅仅设有临汝、南城二县，按照太康元年(280年)江西地区(即后汉时的豫章郡)总户数计算，可得出出临川郡占比为13.45%。借此反推至后汉时，抚州地区大约有户54677，平均每县有户27338.5。东汉承平之时，一县可管接近三万户，而到了西晋号称“太康之治”时期，却一县领户不满千数。按照汉时的规定，万户以上的县，县官方可称为县令，不满则只能称为县长。那么这时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县的长官仅仅只能称县长，这是不合理的。因此，西晋统一全国后，是有必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
八王之乱后，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分裂乱世之中，流民的浪潮将行政建制一起卷入漩涡之中。晋室南渡，为吸引北方流民巩固边防，在长江沿线侨置了大量郡县，时人沈约评价道：
“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 [6]
东晋行政建制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之后的宋齐梁陈四朝同样不能扭转这种局面，甚至愈演愈烈。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州的数量由最初的二十几州增至二百多州,郡一级数量亦从汉代的百余郡增至六七百郡。在抚州地区，行政建制也反映出了上述的事实。抚州地区到陈末共有两郡十二县，分别为巴山郡下的巴山、新建、西宁3县以及临川郡下南城、临汝、永城、宜黄、南丰、东兴、西丰、定川、安浦等9县。
到隋朝再次将南北统一时，南北相加，全国共有二百五十三州六百十七郡，一千五百六十二县。面对如此众多的州郡县，隋统一之初君臣即有“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之叹，兵部尚书杨尚希在呈给隋文帝的全国奏章中说：
“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 [7]
因此，整顿天下州县，不但是加强行政管理、巩固隋朝统治的需要，而且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合理配置各级官员、提高行政效率使整个国家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隋文帝采纳了杨尚希的进言,于是在开皇三年(583年)下令罢天下诸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后,又在南方实行了同样的改革。经过改革之后，至大业三年(607年)抚州地区的两郡十二县便只剩下临川、南城、邵武、崇仁4县。
值得一提的是，邵武一县是位于武夷山区，今天属于福建省的辖区，与江西省并不在同一自然地理单元。而隋朝针对郡县的改革基本上完全体现了“山川形便”的原则，隋炀帝时全国一百九十郡中，临川郡跨武夷山是唯二的例外。 [8] 这反映出，政治力量对行政建制的影响是极大的。在随后的唐朝平定天下后，同样按照“山川形便”的原则确立行政区划，于是邵武县被重新划回了福建地区，改正了隋朝的例外情况。
这一时期抚州地区的行政区划变迁，同样反映了政治力量在此方面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东晋南朝的统治者无暇反思行政区划的弊端，弊端越积越多，造成地方了治理的混乱。所幸隋朝及时修正，让行政区划重新走向正轨，趋于合理。
5. 唐宋元明的缓增
隋朝彻底性的行政区划让中国的县级行政区划的数量基本步入了正轨，县级行政区划数量在南北朝时期到达顶峰的1752个之多，其后的历史时期再也未到达过如此登峰造极的高度，而是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县数，具体情况详见表2。
Table 2. Summary of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county-level districts over the years (Data from Zhou Zhenhe: A General History of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in China—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Pre-Qin Volume)
表2. 历代县级政区数目变化简表(数据源于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一书)
在抚州地区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在隋文帝与隋炀帝两次省并之后。抚州地区辖下便从12县之多变成了4县，在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将邵武县割回建州后，更是只剩下了3县，从此抚州地区的县级建制数量走向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长时期。
经历贞观到开元将近百年后，在开元八年(720年)，最终确定在南城县复析了南丰县。这一年，抚州刺史卢元敏奏请设置南丰县的原因是“其田地富饶，川谷深重，多有剽劫” [9] ，从中可以略窥当时南丰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的繁荣以及人口增长已经到达难以管控的境地。
人口方面，从表3可以直观的看出，户数与人口数从贞观到天宝的百年间，皆翻了四倍之多，明显的高于同时期全国户口增加的比例，抚州地区的人口增长呈现出一种穷追猛赶的姿态。
Table 3.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Data from the old and new Tang Shu—Geography and Yuanhe County Records)
表3. 唐朝户口数量变化表(数据源于新旧《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
按《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元和年间抚州地区的户数相较于《旧唐书·地理志》所载的天宝元年户数是有所减少的。但是抚州在《旧唐书·地理志》为中州，而在《元和郡县志》以及《新唐书·地理志》中则是上州。唐代的上州是以户数划分，不同时期户数要求不一，最低为显庆时，要求为两万户，最高为开元时，要求为四万户，其后未知。 [10] 虑及安史之乱时，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以及乾元时新置信州从抚州划去了1乡，而到了元和时，抚州乡的数量反增了3个。 [11] 大抵可以认为元和时，抚州的户数自天宝以来是不断增多的，可以达到三万的水平。唐代抚州地区人口的这种快速上升趋势，就对行政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才会有南丰县的新置。
上述的这种人口增长带来行政建制的增加模式，在随后的历史时期抚州地区更是不断上演。五代十国时期，相较于北方不断的混战、频繁的改朝换代，南方的政权则相对更加安稳，更加注重于经济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吴越国对于杭州的建设。抚州地区隶属于南唐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在南唐的武力扩张到达顶峰后，同样开始注重于保境安民，发展经济。南唐于抚州地区先置昭武军节度使，而后分南城置建武军，又新置宜黄县、金溪场。这种格局被宋朝所继承下来，抚州的金溪场升为县，南宋时又新增乐安县。南城以南地区则开始与抚州分道扬镳，成为建昌军，其境内又于南宋时新置广昌、新城(今黎川县)二县。
这些建制的增加，背后反映的亦是抚州地区在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经济的高度繁荣，但也夹杂了政治力量。昭武军节度使的设立是个比较偏向军事方面的设置，当南唐占据江西时，抚州扼守这福建地区闽国东进的道路，因此特地设置节度使一职，防备之。与之相似的还有虔州的百胜军节度使，其兼具防备闽、南汉两国之功效。
金溪县的设立背后则反映了自唐中期以来，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按《读史方舆纪要》载：“(金溪县)本唐临川县之上幕镇，以山冈出银矿，曾置监于此。周显德二年，南唐析临川近镇一乡及余干县白马乡，立金溪场，复置炉以烹银矿”。 [12] 金溪县的银矿自唐时开始开采，到北宋初年矿脉枯竭最终停罢。其实，唐朝时期的停罢已经与矿藏枯竭有关。宝历二年(826年)，因为难以完成税额，金溪的矿监系入狱中，其二女甚至跳入炉中焚死以示抗争，银矿因此而罢免。 [11] 且不说矿藏是否丰富的原因，百年间将矿藏开采尽，可见当时矿场手工业发展之繁盛。
抚州地区抚州与建昌这两个统县政区的设立则反映了，当时抚州地区人口之繁盛，尤其是今天抚州的南部地区。崇宁元年，抚州下有5县，有户161,480，口373,652。建昌军下有2县，有户112,887。整个抚州地区的户数已经是天宝时期户数的9倍之多，如此多的人口，加之抚州地区较为广袤的面积，在当时的行政管辖能力之下，抚州地区也就自然而然的一分为二，形成了抚州与建昌军两个建制。甚至，建昌军下仅有南城、南丰二县亦难以有效管理辖区了。宋徽宗时，当时的江西安抚使李纲便认为“南城、南丰两县繁剧为最，非各添一县，则难于督租赋，熄盗贼”。 [11] 但此议没有立即得到回复，不久之后的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方才实现了李纲多年前的建议，于建昌军南新置了广昌县，东新置新城县。至此，抚州地区已有9县之多，抚州地区的平原地区基本已经全被县级政区所覆盖。
平原地区的人口承载在古代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势必也有极限。当平原地区的人口承载到达极限时，多余的人口势必要有新的出路，那就是寻找人少的地方迁移。明初时，便已经有了“江西填湖广”这种移民的高潮。远赴他乡需要非凡的勇气，一个折中的办法是迁往邻近的山区。抚州地区西部为平原、东部为山区，泸溪县(今资溪县)处于东部的山区之中。其山岭高大，“举步崎岖，投足险阻”，通往县城南城的道路纵使没有负重，走起来也十分困难。 [12] 早在北宋元丰时，此地便设泸溪巡检使防备盗贼，随着附近人口不断迁来，此地因处于武夷山区中，治理显得愈加困难。最终在万历六年(1578年)，建昌府知府王知屏和南城县令范涞议改巡检司为县治，于是析南城之56都至72都置泸溪县。 [12]
新设东乡县的根本原因与泸溪相似，到明朝中期，抚河平原已经人满为患，土地供不应求，于是许多农民变作流民，开垦山区、开发边缘地带。大量的流民游离于边缘统治薄弱地区，治安难以维持，正德年间江西地区各地爆发了大量农民起义，明廷不得不派巡抚、御史前往安抚，比较著名的就是王守仁任赣南巡抚，镇抚赣南。在抚州地区今天的东乡地区，同样大量流民聚集，治安极差。都御史陈金被派遣至抚州负责镇抚，其为方便镇抚，于是上书请设县治。 [11] 东乡县于正德七年(1512年)八月设立。
从唐到明，抚州地区的行政区划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格局。首先是平原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于是在平原地区增置了金溪、宜黄、崇仁、乐安、南丰、广昌等县。当平原人口承载到了极限时，山区也不得不进行开发，于是在山区有了东乡、泸溪二县。这些反映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在农业经济的局限下，平原人口过多时人民最终的去向。
6. 结论
抚州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原因总结起来无非有二，政治力量与经济因素。在历史的前半段，从汉到隋，政治力量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从唐到宋，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抚州地区位于南方，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发展、治安管理的需要，使得置县乃至于新立统县政区势在必行。到明中叶，在古代农业经济条件下，平原地区开发已接近饱和，于是人口迁往山区开发抑或游弋于治理薄弱的边界地带求存，于是山区也出现新的县治。
总的来说，在历史前半段，抚州地区行政区划变迁是由政治力量比较主动推动的，所以显得不甚合理，由此到隋进行了大量精简。历史的后半段，行政区划的变迁原因是较为被动的，遵循着人口增长、治安困难，地方治安在当时行政建制之下难以为继，最终地方官被迫请求新增行政建制以管理多余人口，维护治安的模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