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今处于一切都追求速度的时代，社会的加速使个体在忙碌中并未感到充实，相反在丧失自由时间的同时所带来的是内心的虚无，人们不禁发问：时间都去哪了？这也反映着社会个体普遍面临的时间困境问题。相较于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个体理应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数字资本主义极力将时间纳入资本增殖的板块，以隐形的方式对个体的自由时间进行剥削，使得时间体验呈现病态特征，引发生命价值的虚无化危机。马克思所设想的由于技术进步而增加人的自由时间，从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望遇到了现实的阻碍。因此，立足于数字资本主义新形态，分析其对自由时间剥削的表征，批判其引发的时间危机，探寻解放时间、恢复时间正义的现实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时间剥削表征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出了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化生产形式。在社会加速的状况下，时间剥削的作用更为显著，以至于数字资本家认为“从他们的雇员那里买下的是‘时间’本身，而不再是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 [1] 这种时间剥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托数字技术呈现出新的特征，但其本质并未改变。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是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最佳工具，为当代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剥削提供了理论指导。
2.1. 增殖性：时间资本化
资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无限增殖，因而想方设法对自由时间进行剥削以创造剩余价值是时间资本化的需求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入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时间划分为生活必需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但无论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剩余劳动时间都以获取物质资料为目的。只有在自由时间里，人才能摆脱物质追求而将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是真实的目的。“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仅仅因为各种产品是劳动，所以它们能用劳动的尺度，即劳动时间来计量，或用消耗在他们上面的劳动量来计量。” [2] (p. 115)由于商品的价值量难以通过劳动体现，因此需要以时间作为中介进行衡量，时间成为暴露资本家进行剥削的利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八章“工作日”中写道：“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 [3] (p. 297)资本家将工作日延长到夜间，正如一个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而实现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通过延长工作日，进而延长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以缩短工人的寿命为代价，无底线地对工人进行剥削与压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时间仅仅是工人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而继续被资本压榨的时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机器的更新换代，工人理应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然而事实却朝着反方向发展，“资本家力图不增加劳动人员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12小时或15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招，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有时抓住这一点零碎时间，有时抓住那一点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 [3] (p. 336)机器的发明并没有解放工人的双手，而是被资本家用新的方式继续对工人展开残酷的剥削。马克思通过对自由时间的阐释，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根源。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时间资本化，时间价值得到了空前强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然遵循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价值裁定的标准，在资本的强大逻辑之下，时间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对于时间的精准化管理是降低资本积累成本的有效途径。首先，数字资本对于时间的精准化管理是依托数字网络平台来完成的。网络通讯技术相较于一般的交通运输工具而言，能够实现“时间消灭空间”的效益，减轻或是消除由于地域限制给数字资本带来的时间损耗，加快数字资本的运行速度。其次，时间加速为数字资本的增殖提供动力因子。对于同一数量的数字资本而言，如果每次周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一定，那么数字资本周转的速度越快，在一定时间内带来的剩余价值便越大。因此，在数字资本家看来，时间便是数字资本利润本身，是资本增殖的动力源泉。时间成为了指挥棒，监督人们不断压缩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自由时间，改变对时间的自主安排与选择，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并且，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网络化大协作所形成的数字化社会大生产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数字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剩余价值的获取。时间的有限性促使资本对时间财富的追逐力度加大，时间渐渐地成为时间商品并不断地被资本化。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麦兹所提出的“受众商品”揭示了数字资本增殖的秘密。 [4] 数字资本家实现了对稀缺时间的最大程度占有，“其中不仅包括他们商业价值计算中的劳动时间，而且包括休闲时间。” [5] 除睡眠时间以外全是工作时间，自由时间被无限度地占有成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因此，最大程度地占有人们的自由时间，使其成为数字资本的增殖的数字劳工，是数字资本实现时间资本化的直接途径。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工的剥削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更为隐形，“产消者”应运而生。
2.2. 隐形性：产消合一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影响着自由时间的分配，蕴含着“时间剥削”的内在玄机。首先，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工人更多的自由时间被剥削。在《资本论》的机器和大工业篇中，马克思写道：“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3] (pp. 454-455)机器的采用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水平到达了新的高度，但与此同时，机器也使单纯的肌肉力变为了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承认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劳动时间，使得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增加了，但“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 [2] (p. 221)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提供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实质是为剥削阶级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其次，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原本的资本关系形式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在大机器生产时代下，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这样资本的剥削对象就从原先的成年男性扩大到儿童，“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3] (p. 454)资本对于利润无止境的追求，使得其将魔爪伸向儿童，剥夺未成年人本应用于玩耍与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与自由时间，把未成年人变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永动机。如今，数字资本主义围绕着资本的逻辑，用隐形的方式将所有人吸纳到为资本增殖的牢笼中。
其次，在数字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将所有人变为数字劳工并隐形地对自由时间进行剥削。“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劳动时间的交换，” [6]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资本依托数字技术即时性的特点，进一步对自由时间进行抢占。在数字时代，用户看似是消费者，实则也是数字网络生产中的一员，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使用了“产消者”的概念阐释未来社会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一的状态。以短视频平台为例，用户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并非感到痛苦与压迫，而是通过刷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娱乐与放松，但用户在使用平台时所留下的数据痕迹早已被数字资本家无偿占有，用户在“玩”的同时，开启了“产消合一”的模式，成为数字资本免费的数字劳工。在“产消合一”的模式中，依托数字技术即时性的特点，生产与消费环节的时间被磨灭，实现了即时生产与增殖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产消合一化促使自由时间剥削的程度加剧了。由于用户在使用平台进行数据生产中感受不到痛苦，而是乐于其中，把平台当作是娱乐的手段，因而更乐意对平台投入更多的时间，用户的时间无形中被资本剥削了。另外，数字资本建立用户等级与享受平台服务差别的机制，吸引用户进行平台付费，以获得更多的权限，满足精神娱乐需要，使得用户热衷于花费大量的自由时间于数字生产之中，而这些时间无形中被资本剥削了。由此，数字资本主义通过重组传统时间模式，使得更多人纳入到数字劳工的范围内，为资本增殖服务，从而使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被挤压。
2.3. 成瘾性：剥削软性化
自由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领地，但被资本强制占有。马克思曾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7] 在此维度上所说的时间更多的是指自由时间，在自由时间里，人们可以自由从事科学文化等自主活动，使得个人的才能得到发挥、素质得到提升。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通过对工作日界限的突破，“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3] (p. 307)资本不断突破社会道德与工人身体上的界限，对工人的休息时间、必要的生活时间等进行占有，使生命时间为资本增殖所消耗殆尽，自由时间便无从谈起。对资本而言，时间剥削是题中应有之义，“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 [3] (p. 306)但是，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式获取剩余价值这种方式的剥削过于直接，因而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逐渐实现了在工作日不变的前提下以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标示着人的积极存在的时间被资本家剥削着，由原先的积极存在变为了消极存在。进入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而是以新的方式延续着其对时间的新型而隐蔽的剥削。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呈现成瘾性的特征。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与传统的不同，受众在使用数字网络平台时不是感到痛苦的、被压迫的，而是感到愉悦与放松，平台为受众提供一种极度自由的氛围，使得人们沉浸在数字劳动所构建的牢笼中无法自拔，在难以抗拒的数字劳动中乐此不疲地为数字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源泉。正是由于数字资本主义运用一种软性的剥削机制控制着大众，人们用于自我发展、娱乐放松、社会交往等的自由时间减少，用于工作、加班的时间便在不断地延长，主体的批判性在时间加速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人逐渐被驯化成数字资本主义加速运转的机器部件，使得原本拥有独立思考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的人陷入数字资本圈养的资本增殖的“全景式监狱”中。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人工智能以及算法技术的发展使得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信息与思维方式深受大数据的影响，人们逐渐在数字资本的心理诱导下丧失主体性能力，被外在的时间所控制，进而失去了自我思考、自我发展与自我规划的时间，甘愿日益沉浸在数字平台中沦为免费的数字劳工。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烘托出了一种轻松的氛围，使人们深陷于数字技术编织的网格之中，消磨人的主体性，使时间成为人的消极存在。
3.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剥削引发的时间危机
数字资本主义重构了传统的社会时间结构，在这一转型的工程中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个体对时间的眩晕感，造成普遍的时间危机。数字资本主义基于剥削本性要求社会进行加速，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个体在加速的社会中会感到因时间紧张而引起的时间焦虑，然而碎片化的时间难以支撑起主体意义世界，随之由于数字垄断也引发了时间风险。
3.1. 解放与控制：资本驱动社会加速造成时间紧迫
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似乎进入了田园诗般的解放双手的时代，但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家力求在时间有限性的限制中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因而“求快”便成为资本追求利益的现实需要。首先，资本无止境增殖的欲望要求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加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 [8] 可见，资本的增殖速度与规模主要是由“生产–流通”这一总循环的周转速率来决定的。因此，当循环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则意味着资本从投入到增殖的耗时便越短，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循环得越快，资本能获得的增殖总量便越大。资本增殖的关键之处便在于缩短整个循环的时间，以提高增殖的速率，加速由此形成。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设备和智能机器的大规模运用使得生产效率飞速提升，实现了生产资料在数字空间内急速流动，减少了流通时间的成本，整个资本以前所未有的循环速度进行增殖，实现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加速。其次，数字资本主义所营造的“加速竞争社会”对社会文化进行加速。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貌似是一个角斗场，人们似乎陷入一种要么胜利要么出局的生存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使得竞争的范围与人口极大扩张，并且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无形之中提高了参与竞争的门槛。在一切都寻求“加速”的时代，身处其中的个体只有加速前进才能感受到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安全感。而由于追赶不上社会加速而被淘汰的个人，便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即“当很多人跳进这一不停加速的列车并享受这一旅程时，还有很多人(没那么狡猾、机灵、聪明，具有冒险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车轮碾碎，就是落到了后面或者被拦在了过度拥挤的车厢外面，” [9] 逐渐沦为英国学者鲍曼口中的“废弃的人口”。因此，为了避免成为这类人群，只有加快步伐跟上大众的社会轨迹才不至于在“竞争社会”中被淘汰。
在社会的加速中还无可避免地导致“时间紧迫”的矛盾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对数字技术操控力度加强的同时，强化了对社会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吞噬了技术进步为人们增加的自由时间，使人的自由时间处于被解放与被控制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在技术进步中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劳动时间。与以往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数字资本主义依托数字技术的优势，使得人类的劳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因此，在劳动时间缩短的同时，个体的自由时间便会增加，这也是马克思所期望的工作日缩短所带来的结果，“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10] 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中又存在着自由时间的短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资本所架构起来的社会为了追求资本增殖的速度，使人们处于不断加速的时间紧迫状态之中，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们即使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支配自己的生命，但同时依然被捆绑在资本增殖所框定的牢笼之中。处于高度紧张的时间紧迫的状态中，个体会感到时间焦虑与时间恐慌，进而不断掉入高速运转的社会工作之中，失去了自由发展的时间，在此维度上个体的自由时间又具有了稀缺性。因此，在资本的逻辑主导下，促使社会加速运转以实现无限增殖的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时间的紧迫，使得个体陷入时间危机的深渊之中。
3.2. 忙碌与虚无：碎片化的时间无法支撑意义世界
数字技术的发展看似使得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资本对时间的剥削程度似乎也在减弱，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家依旧拥有着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 [11] (p. 341)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依旧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依旧是使资本增殖的根本途径。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个人的生存处于一种被数字化主导的状态，使得个体对于数字空间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而资本对于时间的控制程度也进一步加深，“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是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 [12] 在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中，人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而资本却进一步拓展了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使得人的自由时间被剥削而处于一种被数字主导的世界之中，失去了个体本该拥有的积极意义。处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个体被迫卷入时间紧迫的困境之中，每日为生计而奔波，使自身处于一种忙碌的状态，绝大多数的时间被资本增殖所支配，而留给个体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时间。
数字资本主义导致的时间碎片化使得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分崩离析。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本应通过多维的现实空间中的活动来充实自我，实现主体的积极意义。但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满足数字资本增殖、加速的需要，迫使个体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维持竞争力，以免在激烈的竞争中使自身被社会淘汰。并且，在数字空间中，可以突破地理的空间限制，而在虚拟空间中获得特殊的时空体验，个体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位置不分昼夜地进入数字空间中。因而，人的主体性在数字时代这一快速更新的条件下被淹没，个体在实践中的经验也失去了价值，人的生存活动变为了一堆代码，在数字技术生成的景象中体现着。时间的加速使得人的主体性和生存意义被颠覆，主体的感觉与经验被数字空间所占据，人的生存体验变成了一种虚拟的存在。个体本身的经验在数字资本主义高速运转的时代无法被认同，因此容易产生自我内耗情绪，个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产生，在时间不断加速的社会中感到虚无，在忙碌工作的同时无法肯定自身的价值，渐渐与美好生活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忙碌与虚无已然成为当代社会普遍性的心理感受，而这忙碌与虚无并非凭空产生，它的出现与“时间”的混乱息息相关，时间是人生存于其中、发展于其中的维度，它的扭曲必将造成生命的失衡。
3.3. 自由与垄断：数字资本垄断造成时间风险加剧
数字资本主义在对时间进行剥削的同时，压缩着个体的自由时间与发展空间。在以数字技术支撑的资本主义中，不仅在生产领域使人处于消极的异化状态，而且在消费领域进行时间观念的塑造，使个体走向享乐主义，影响人们对生命尺度的拓展。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观念强调，时间是一系列感性活动的持续性展开，过去的现实活动为现在的时间创造条件，而现在的条件为将来的实践奠定基础。但数字资本主义却利用意识形态的控制渲染时间观，以达到资本增殖的需要，在加速运转的社会中鼓吹个体需要在当下及时享乐，使得自由时间只成为当下的一种存在，个体在日复一日忙碌的工作中，逐渐被这种享乐主义所影响，并且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间观得到了更为便利的意识形态传播手段。一方面，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向人们创造了虚假的消费欲望。个体在碎片化的自由时间中，沉浸在虚拟的数字世界所营造的消费欲望的条条框框中，而忽略了真实的自我发展的生活状态，陷入资本所主张的享受当下的陷阱之中；另一方面，资本试图用消费主义填充当下。由于数字平台通过收集个体在数字平台浏览时的数据信息，而以算法分析精准定位个人喜好而进行实时推送，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个体产生新的消费需求，给予其享受当下的心理暗示。但在社会高速运转的数字时代，强调“当下”则割裂了“过去–现在–将来”的关系，将本该用于反思过去与规划未来的自由时间用于消费与享乐，使得个体用于塑造生命尺度的时间被侵占。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使得个体在自由时间中走向消费与享乐，并且使得社会集体失去了原本时间秩序的稳定根基。第一，时间具有时空差异性。依托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数字资本主义相较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具有使得时间处于加速状态的特征。由于处于社会中的成员对时间的感知有快慢之分，因而对时间感知速度快的成员，则能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多项劳动而获取竞争优势，而对时间感知速度慢的成员，则有可能陷入拉低整体效率的困扰之中。第二，时间具有不可操控性。与固定的时间顺序相比，数字资本主义使得时间的架构发生变化，整体的顺序被换置，确定的时间计划的变动性增强，而处于社会的集体由于这一不确定性会增加确定事件发生紊乱的风险性，使人们处于“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 [13] 的状态。第三，时间产生不连续性。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使得时间突破了原先的秩序，而难以找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由于个体易于沉浸在消费与享乐的“享受当下”的陷阱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社会集体产生效应，从而对未来缺乏使命感，逐渐丧失对世界的理解，而沦为数字资本增殖的“齿轮”。
4.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解放的可能探索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的秘密已被拆穿，但仅仅对其进行批判并不能改变现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1] (p. 140)在解开数字资本主义隐形剥削的虚伪面纱后，克服当今所面临的赤裸现实，在时间危机中寻找时间解放之路、恢复时间正义才是批判的最终落脚点。
4.1.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放时间的基本前提
生产力的发展是解放时间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14] (p. 790)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节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为个体发展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现如今，之所以还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因此劳动者不得不进行强制性劳动，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发展和提高自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升生产效率，对劳动时间的节约与自由时间的延长具有一致性。“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14] (p. 790)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缩短劳动时间，才能使人从忙碌中解放身体和心灵，获得更多自由发展的时间。发展生产力以节约时间为目的而最终实现自由时间的增加，在生产力极大发展中缩短劳动时间，劳动者就能在更为富余的自由时间中超越与发展自我，而提升了自身素质的劳动力又会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最后“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14] (p. 787)
发展生产力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拓展更为广阔的劳动对象，提供更为先进的劳动工具，延伸了人的劳动能力，降低了劳动难度与劳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为缩短劳动时间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使得自由时间的增加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双面性不免引起社会褒贬不一的议论，但不置可否的是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关键在于其运用是否恰当，更何况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主体能动性的直接表现，是人类在实践与认识活动中积累的成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经济将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相结合，创造了“互联网+”的普遍业态，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不仅节约了全社会的生产时间，缩短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仍存在核心技术受制、融合深度不够以及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为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解放时间，首先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这一“牛鼻子”，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以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不断提高数字生产力水平；其次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把劳动者的时间从低端劳动中解放出来，缩短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最后要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是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的重中之重。总之，只有使广大消费者都能充分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优化时间的使用结构，才能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4.2. 唤醒积极主体是解放时间的必要条件
人是自由时间的主体，是时间的主人。马克思曾言：“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 [11] (p. 16)时间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也同样需要重申人的本质和价值。本应作为时间主人的个体在资本的操控下被异化为时间的奴隶，要重新夺回主宰时间的权利，人就需要首先确立一个在时间中挺立的自我，一个能动的主体。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隐形操控下，人的主体早已被淹没在资本增殖的漩涡中，并且忙碌并虚无地生存着。只有唤醒一个积极的主体，使其重新恢复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才能掌握实现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自由时间。在唤醒积极主体的过程中，对个体独特性以及社会性的确认是两个关键环节。首先，个体需要认可自身的独特性，这是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探寻，关系到主体意识的形成。个体需要明确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与他物有区别的存在意识。“正是由于认识到我不仅仅是任意的一个人，我才逐渐形成自我，形成某人，形成一个人，形成不能被重复、没有复制品的、不能被替代的某物。正是由于意识到‘我是某人’，自由才得以实现。” [15] 作为集合体的社会更加看重共性，这时我们都是普通的人；但是当个体在面对自我时因独特性而倍加珍惜自己的存在，那么他就不会轻易放弃对真我和意义的追寻。其次，社会的完善性也是唤醒主体意识的必要步骤。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要定义“我是什么”就无法避免回答“我不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要穿过他者的丛林，以他者为参照物才能找到独特的自我；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体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成为孤岛，必定总是具有身为社会成员的共性。所以，在社会中唤醒积极主体的涵义在于，既要牢牢把握住主体的特殊性内涵，又要通过开展主体间的互动拓展自身，从而使社会成为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然而处于数字时代，个体之独特性和社会性的颠倒淹没了主体性。人们宣扬特立独行，却不知所谓“个性”？反而是最大的流俗。对个性和独特性近乎病态的宣扬其实也是文化工业的产物，而本应作为主体意识之聚合体的社会意识，却被个别意识牢牢把控，成为虚假的社会意识。独特性成为了雷同的东西，社会性反映的却是特殊的诉求，主体性也在这诡谲的混乱中迷失了。正是这种反复的颠倒和矛盾，才让被消解的主体既失去了自由时间也失去了追求自由时间的能力，从而陷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之中。因此，唤醒积极的主体，为自己的时间确立真正的主人，最终就是要改变目前存在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扭曲关系和矛盾张力。个体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自觉地反抗意识工业和社会工厂的同化，从庸碌的生活和芸芸大众中脱颖而出，活出自己的特色和意义；同时个体也要主动融入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对他者、对社会的建设性作用，只有当个体在独特性和社会性之间取得了平衡，才能在唤醒每一个主体的同时形成彼此间的良性互动，使每个人的生命时间不仅仅是孤立的也是联合的时间，才能组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团结起足以对抗时间剥削的富有凝聚力的主力军。
4.3. 以国家治理抑制数字资本无序扩张是解放时间的现实路径
抑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对解放时间具有重要的意义。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方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网络已经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在，人们已经无法脱离以数字空间建立起来的平台，而数字平台的日趋成熟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对数字平台产生依赖的群体逐渐庞大，他们终日沉浸在虚拟世界之中，沉迷于网络游戏、直播、短视频等数字平台，极易造成荒废事业、玩物丧志从而无法正确利用自由时间实现自我发展与自我超越的恶果。数字资本出于谋利的需要，窃取用户的数据信息，用以监控其喜好，进行数据信息的精准推送，在无形之中侵蚀着社会个体的自由时间。以短视频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平台资本，不置可否地为国民经济指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却对本应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一再回避，对本应进行严格监管的内容审核上一再斡旋，为了使用户增加平台使用时间，利用算法等设计令用户产生上瘾的体验内容，觊觎着用户的自由时间。因此，遏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在解放时间的维度上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治理能力是遏制数字资本扩张的无序性和恢复时间正义的现实路径。当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所面临的时间剥削问题同样有可能出现在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数字异化的现象，使得人的主体性丧失，个体被数字资本控制在资本增殖的牢笼中，自由时间沦为被资本剥削的消极存在。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具有显著的优势，为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党中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显著表现。首先，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引领作用，建立政府主导的数据共享平台，加大国有企业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其次，建立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监督体制，使数据产权进一步明晰化，保护信息安全，防止平台垄断。同时，针对数字平台产业迭代速度快和双边市场特性而主动作为，创新执法思路并丰富反垄断分析工具，针对不同经济领域设定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判断规则及预警机制，打破原有部门隔阂，并加快经济学、法学等学科融合发展，推进数字平台反垄断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最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发展导向，以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大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就业指导、培训等方式提高普通民众运用数字资源的能力，防止数字鸿沟拉大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差距。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平台可以作为个体在自由时间中放松的渠道，但不应成为夺取个体自由发展空间的手段，通过国家有力的治理能力以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以使个体在数字空间中解放出来，恢复时间正义是当今亟需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由于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中节约的时间越来越多，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却被数字资本占据，个体的自由时间乃至生命时间都被吸纳到数字资本增殖的运转空间中。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工作日的支配方式不同，数字资本以更为隐形的方式对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进行剥削，这一过程以劳动者“乐此不疲”地参与劳动为虚假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数字资本对自由时间的剥削程度。其结果是，引发了社会个体对时间的普遍危机，生产力的进步并未真正使人从劳动中解放双手，利用更多的自由时间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是使人逐渐失去主体性，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不自知。因此，重构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体系，实现时间解放、恢复时间正义成为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