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J.B. 普里斯特利(John Boynton Priestly, 1894~1984)是二十世纪英国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他的长篇小说《好伙伴》于1929年首次问世，广受赞誉，被誉为普里斯特利的成名之作。该小说主要讲述了三位主人公由于不同的原因，从不同的处境和地方离家出走，踏上了流浪之旅，在流浪途中机缘巧合地凑在了一起，共同创建了名为“好伙伴”的流动歌舞剧团，加入到当地一个新的共同体中。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是第一个将“共同体”从一般概念划分到社会学概念的学者，他将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地缘、心缘共同体三种类型。通过滕尼斯的共同体的理论，本文剖析该剧中基于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的血缘共同体，基于沃什伯里学校的地缘共同体及基于精神共鸣的心缘共同体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损伤。通过这些矛盾冲突揭示了二十世纪英国的社会现状。但普里斯特利并没有停留在勾勒共同体精神的缺失上，而是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好伙伴剧团”这一共同体，表达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共鸣的渴望，同时呼吁世人重拾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Abstract:
John Boynton Priestly (1894-1984) is a prominent novelist, playwright and critic of the 20th cen-tury in Britain. The Good Companions was published in 1929, which endowed him with a good rep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novel primarily narrates the tale of three protagonists who, for various reasons and from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places, leave home and embark on a journey of vagrancy. By chance, they join together on this journey and collectively establish a travelling song-and-dance troupe named “The Good Companions”. They join a new community in the local area. The German sociologist Tönnies is the first scholar to delineate “community” as a sociological concept, categorizing it into three types: community of blood, community of space and community of spirit. With the help of community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varying degrees of damage in a community of blood based on the martial and father-son relationship, a community of space based on an old-fashioned school in Washburn, and a community of spirit based on spiritual resonance. Through these conflicting tensions,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20th-century Britain are revealed. However, Priestley doesn’t merely dwell on the absence of community spirit, but ingeniously designs “The Good Companions Troupe” as a community. In doing so, he expresses his long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motional resonance among people, while simultaneously calling for the world to reclaim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munity.
1. 引言
J.B. 普里斯特利(John Boynton Priestly, 1894~1984)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好伙伴》于1929年首次问世，广受赞誉，被誉为普里斯特利的成名作。这部小说的创作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当时，英国社会正面临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变革，出现了劳动异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脱节的现象。正如卡莱尔所言：“在英国，虽然财富随处可拾，产品琳琅满目，能够满足人类形形色色的需要。然而，英国人的精神正在空洞浅薄中日渐衰落……还有那五千万名工人，他们被认为是这个世上迄今最强壮、最精明、最坚强的人，可是他们当中无论是谁也不能动自己靠劳动所得的果实” [1] 。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共同体生活显然难以为继。许多作家包括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把小说当作讨论英国社会现状、想象共同体的阵地。《好伙伴》这部小说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勾勒出共同体精神的缺失，并探寻共同体重建的途径。
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为了摆脱不如意的工作、家庭、生活环境，纷纷踏上了流浪之旅，在流浪途中机缘巧合地凑在了一起，共同创建了名为“好伙伴”的流动歌舞剧团，加入到当地一个新的共同体中。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是第一个将“共同体”从一般概念划分到社会学概念的学者。在他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他提出“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 [2] 。总体而言，滕尼斯的共同体包含三个要点：首先，人们有不同的本质意志，但他们可以追求同一个共同体。换句话说，尽管共同体存在差异，人们仍然保持团结。第二，共同体是在人际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包含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心缘共同体三个层面。第三，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本文运用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来剖析小说中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存在的缺失，并探讨“好伙伴”歌舞团如何成为共同体的象征。
2. 《好伙伴》中共同体的缺失
小说开篇就分别描述了三位主人公因不同原因，从不同地方离家出走，以及出走后的经历与际遇。然而，一旦我们深入阅读这部作品，就会发现三个主人公出走的背后蕴含着层层叠叠的共同体危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心缘共同体都面临着崩溃的风险。
2.1. 血缘共同体的崩溃
滕尼斯把血缘关系看作是一个群体的萌芽，家庭也就成为了血缘关系的基本单位。因此，滕尼斯认为对家庭关系的研究等同于对共同体的研究，“正如对有机细胞的研究就是对生命体的研究一样” [2] 。家庭成员基于自然意志的结合，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彼此的习惯，处于共生状态。这种状态不是个体的机械聚合或简单拼凑，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影响和相互支持。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家庭成员总是相互考虑，形成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二十世纪，西方仍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女性处于次要地位，没有话语权和统治权。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物化，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在《好伙伴》中，主人公奥克劳伊特一家保留着父权制的传统，成员间并没有形成强烈的共生感，反而因成员家庭地位不平等、缺乏沟通等原因，使血缘共同体缺失，家庭生活难以为继。
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基础。不融洽的夫妻关系也将成为血缘共同体难以为继的开端。奥克劳伊特深受男权思维的影响，把妻子物化。奥克劳伊特回到家后，面对妻子的热情打招呼，只是冷漠回应。“一回到家就将房间弄得乱七八糟，还吵着要吃的要喝的” [3] ，看到餐桌上没有可口的饭菜，便会恼火。妻子提出儿子想让朋友艾伯特搬来同住，并表示自己也赞同将房子出租给艾伯特时，奥克劳伊特斩钉截铁地说：“必须重新想想，更换一个想法” [3] 。从这些生活场景中可以看出，奥克劳伊特先生完全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成了男权意志的代言人，家庭的一切都必须以他为中心。他在家庭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随意支配家里的人、财、物。对待儿子伦纳德，奥克劳伊特仍然想充当“大家长”的角色，认为儿子的生活、工作甚至连交朋友都需要听从自己的安排。在儿子的生活轨迹完全脱离自己预期时，不仅没有及时引导和沟通，反而认为儿子的所作所为让自己蒙羞。听到外人提及儿子时，“奥克劳伊特先生的脸立刻沉下去，并带上了一种讥讽的表情” [3] 。日常生活中，与儿子的交谈也是剑拔弩张，充满了讽刺与挖苦。
面对奥克劳伊特的男权统治，奥克劳伊特太太与伦纳德并没有选择一味地顺从，而是以讽刺的方式反抗。对于奥克劳伊特先生每周都要看球赛的习惯，奥克劳伊特太太挖苦道“我们这儿配不上一周要花费一先令看球赛的人” [3] ，而伦纳德在明知父亲喜爱的“联合”队没有赢下比赛时，依旧出言挑衅，贬低“联合”队的实力。在无尽的争吵与互相挖苦中，“真正的家庭不复存在，成了三个人在那儿吃饭，睡觉有时候吵嘴的地方” [3] 。奥克劳伊特无故被公司开除，回到家中，本想寻求家庭的慰藉与支持。得到的只有妻子的冷漠与埋怨。儿子听闻父亲失业后，也是直接的嘲笑父亲。奥克劳伊特先生感到了在这个物质社会亲情的淡漠，最终决定离家出走。
简言之，奥克劳伊特的男权思想及奥克劳伊特太太和伦纳德报复性的反抗，都促成了血缘共同体的崩溃。最终，奥克劳伊特先生选择远离家庭，踏上流浪之旅。
2.2. 地缘共同体的瓦解
随着人们联系逐渐密切，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统一体逐渐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滕尼斯认为：“邻里是在村庄里共同生活的普遍的特性。在那里，人们居所相近，村庄里共同的田野或者仅仅有农田划分你我之边界，引起人们无数的接触，相互习惯，互相十分熟悉” [2] 。地缘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应该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彼此之间必须要形成团结的关系。另外，“还要有共同的劳动、秩序和行政管理” [2] 。英尼戈·乔利芬特所任职的沃什伯里学校因为管理者塔文太太固守阶级观念，根据个人好恶并使用强制性手段管理成员，使得学校内部并没有形成团结的关系，地缘共同体难以存继。
在沃什伯里学校并没有共同的秩序，所有规定都是根据塔文太太的好恶制定。塔文先生在塔文太太不在学校期间聘请了一位远方亲戚卡兰德小姐总管，因长相漂亮，处处被塔文太太针对，还经常“把卡兰德小姐叫到她的休息室里给以训斥，从中得到快乐” [3] 。不仅如此，对待其他成员也是极度吝啬尖刻，不断削减成员的伙食支出，让教职工们苦不堪言。而塔文太太却以“奴隶主”的姿态，坐在员工面前享用美食。塔文太太的种种表现，体现了她思想中的阶级观念，认为自己是绝对权威，一直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压榨剥削成员。塔文太太的管理方式，很难让成员在团体中形成认同感，让沃什伯里学校这个团体一直以机械聚合的形式存在。除此之外，塔文太太通过强制性的手段管理成员。英尼戈热爱音乐，并在音乐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希望通过音乐来启发学生的心智，但塔文太太却认为“音乐根本就无足轻重” [3] ，反对在学校教授音乐课。与此同时，她还禁止任何人使用教室里闲置的钢琴，英尼戈对这一规定尤为不满，将弹钢琴作为反抗塔文太太的方式。同时也是对把学校当成“读写工厂”的古板教学方法的反抗。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者的威严“必须通过勇气、爱心、智慧来经受考验”，一味地强制手段不仅无法团结成员，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反而会激起成员的反抗。在英尼戈26岁的生日聚会上，英尼戈与同伴喝酒唱歌，并即兴弹奏钢琴，被塔文太太撞见。一气之下，英尼戈顶撞了塔文太太，结果被开除出校。
总而言之，沃什伯里学校因塔文太太的管理方式不当让地缘共同体无法建立起来。
2.3. 心缘共同体的缺失
在滕尼斯看来，心缘共同体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实际上也是信仰上的教友，他们到处都受到一种精神纽带的约束，为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工作” [2] 。特兰忒小姐生活在希特屯，那里的人们都在为利益奔波。金钱成为强大的内驱力，却无法实现精神上的共鸣。
特兰忒小姐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在父亲去世后迫于无奈，只能拍卖家产。因而有了下面一段关于拍卖会的场景：拍卖行、商人、古董爱好者听闻特兰忒小姐要变卖家产，为了追求利益，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还有些人根本不是来买东西的，他们有的想来瞧瞧欧德庄园里边是什么样子，有的到花园里来散步，还有的则把物品翻来倒去地观赏，自得其乐，却妨碍了别人买东西……那一间间屋子被凑热闹的人挤的水泄不通，闷热难熬” [3] (p. 53)。所有人都只是受到利益的驱使，为金钱而工作，却缺失了精神的信仰。拍卖会结束后，面对一片狼藉，特兰忒小姐陷入沉思：“她之所以心里这么难受，简直想要哭出来，不是因为某个东西对她来说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她恰恰看见了它是怎样结束的。她觉得，父亲的生命似乎不是结束在那教堂慕地，而是结束在这儿，就是现在，就在这个下午，在尘土和茅草中，父亲的生命在一片讨价还价的嚷嚷声中一点地被消耗掉，从此湮没无闻。她似乎猛地一下子瞥见了人生的真相；这是可怕的一瞥，想到所谓人生竟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她几乎要哭了” [3] (p. 59)。面对失落了人生的意义，特兰忒小姐最终选择出走。
通过他们的经历，可以窥探到当时英国社会失业、劳动异化、精神生活空虚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三个主人公对个人的生活目标感到迷茫，更谈不上共同的目标，而“没有共同目标，就没有强烈的情感共鸣……人们就很难形成可以辨别的、对共同体的认同感” [4] 。因此，共同体是不可能存在的。
除了三个主人公的经历外，“好伙伴”剧团的前身也濒临崩溃。在特兰忒小姐接手之前，剧团经理拖欠员工五个月的工资后，卷款逃跑。剧团经理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剧团陷入困境，人心涣散。“好伙伴剧团”的前身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缩影，展示出当时英国社会共同体精神的缺失，同时也饱含着对重建共同体的呼唤。当然，普里斯特利并没有只是停留在勾勒共同体精神的缺失上，而是花费更多的笔墨呈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即共同体的建构。
3. “好伙伴剧团”——共同体的建构
在剧团成立之前，三位主人公的漂泊及剧团前身支离破碎的惨状都与共同体精神相悖。在特兰忒小姐接手后，歌舞剧团得以重组，情况渐渐好转。在剧团成员聚在一起讨论新剧团的名字时，英尼戈提出：“好伙伴的情谊已经所剩无几了——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人们现在不怎么齐心合力了——对不？每个人——不，不是每个人，而是许多人——都在寻求快乐……但是人们几乎总是在寻求自己的快乐，而不顾别人快乐与否，对不对？” [3] 英尼戈的这一段精彩发言，不仅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人人只为寻求自己的快乐”的现状，也隐含着“好伙伴剧团”的宗旨，即寻求共同的快乐。“如果好演员意味着好伙伴，或努力成为好伙伴，那么我会称得上好演员，并为此而自豪……” [3] 特兰忒小姐从中得到启发，决定把剧团的名字改为“好伙伴歌舞剧团”。这一情节为共同体的建构做了铺垫。
口头上的阐释只是一个开端。“好伙伴剧团”是如何践行其宗旨的呢？
首先是特兰忒小姐，她在准备接手剧团时，剧团已经是债台高筑、支离破碎。她不仅剧团管理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而且还需要动用自己的积蓄来还清前剧团经理留下的债务，为剧团成员发放工资。她之所以选择接手这个剧团主要是想帮助他们。为此，还和姐姐希尔达发生激烈的争论，希尔达无法理解妹妹的做法，认为她是白白扔钱，没有一点营利，并极力劝说她退出剧团。而特兰忒小姐却认为“正因为大家都亏了钱，我就更应该留在他们身边” [3] 。两姐妹的争论也表现出两人的价值观截然相反。希达尔认为社会纽带只是“以现金支付作为唯一联结的经济关系” [5] 。而特兰忒小姐则把伙伴情放在首位，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好伙伴剧团”不再是“机械的聚合”，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
在特兰忒小姐的带领下剧团成员齐心协力，同甘共苦。比如，英尼戈加班加点的为其他演员谱曲排练；每当有某个演员因特殊情况不能上舞台时，总有其他成员挺身而出。吉米·纳恩一直抱病工作。奥克劳伊特先生工作时也从不会计较分内分外。一次演出被一群歹徒破坏，特兰忒小姐身负重伤，剧团蒙受巨大损失，奥克劳伊特主动承担了侦探工作。最终发现线索，锁定了案件的主谋。正因为他们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好伙伴剧团”逐渐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体。即使在剧团不得不解散时，大家想到的也都是他人。例如，英尼戈和苏茜首先想到其他成员可能会因此失业，因此请求剧坛大亨门斯华斯援手相助，后者欣然应允，并称“喜欢看到我们这一行的人坚守友情” [3] 。
另外，好伙伴剧团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且通过音乐和歌舞在社会上形成了公共影响力。这种状况在一次义演中可见一斑，“本该待在医院里的人来了，本该待在监狱里的人也来了，本该去维多利亚街卫斯理教堂听音乐会的人也来了……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 [3] 。这种影响力与音乐及歌舞的感染力有关。“此时，那旋律淘气得就像酵母，对台下黑乎乎的那片观众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旋律真美妙！是爱心和平常心的狂想曲！它传递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那世界比我们的更光明——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大家只忙着分工资……一切都消失了，只留下朗朗大地和星光闪耀的天空，还有那轻快的旋律和节奏” [3] 。这段描写完全是从观众感受的视角出发，描写了歌舞表演如何引起人们对“比我们更光明”的世界的想象，也就是对美好共同体的想象。这也说明，观众因音乐的感染能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凸显了音乐在促进公众对共同体认同方面的作用。
普里斯特利描述和谐美好的“好伙伴剧团”对小说中共同体的重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特兰忒小姐依靠爱心、友情的管理模式下，剧团成员齐心协力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共同体。同时，剧团借助音乐和歌舞表演在社会上形成了公共影响力，促进了公众对美好共同体的想象。
4. 结语
《好伙伴》是普里斯特利的成名之作，也是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普里斯特利用传统的写作手法为我们逼真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国乡镇真实的社会风貌。通过滕尼斯的共同体视角来剖析小说中的共同体在血缘、地缘、心缘三个层面面临的危机，可以折射出普里斯特利对当时英国社会失业、劳动异化、精神生活空虚等问题的反思。同时，普里斯特利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好伙伴剧团”这一共同体，表达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共鸣的渴望，同时呼吁世人重拾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