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汉之际是学风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治学方式上，学者们由重口说转变为重文本；从治学内容上，知识分子们从专守一经转变为博览兼通；从治学态度上，从之前的浮华僵化到东汉初年的严谨求实“风俗为之一变。”一方面，统治者和豪强地主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文献典籍的不断完善导致了经学传授方式的转变也对学风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学风的引导下，以校勘、训诂等为主的文字学发展迅速，也出现了数经兼采的“通儒”，打破了学术间固有的门户之见。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Han Dynasty is the key period of the change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the way of study, scholars have changed their emphasis from words to texts. From the cont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intellectuals have changed from a single-minded to a well-read; from the attitude of academic research, from the previous grandiose rigidity to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rigorous realistic “custom is one of the changes.”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ers and the powerful landlords had a certain guiding ro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led to the change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hange of the style of stud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tyle of study, the study of philology based on the collation, exegesis and so on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re also appeared a number of classics and the use of “Tongru”, breaking the inherent academic family opinion.
1. 引言
两汉之际被称作是继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的又一大动乱时期。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通经成为了衡量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社会上士人攻读传授儒家经书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在当时为了巩固统治，引导社会明经的风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西汉中后期政治的腐败以及社会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王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社会的糟糕状况反映到学风上，也使得当时的学者们治学固守一经、阿谀奉承，为了获取利禄之途攀附权贵，失去知识分子之本性；经学传授的过程中也呈现出繁琐空疏、僵化保守的特征。而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学风又呈现出了一个新的面貌。因此，本文对两汉之际学风转变的整个历程做一个完整的梳理，以期望从另一个视角对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做出补充和完善。
2. 两汉之际学风的全新面貌
(一) 治学方式：从重口说到重文本
西汉今文经学治学的一个最大特征，即是极重师说口传，经说的传授方式大多是以师生之间的口耳相传为主，《汉书·翟方进传》载翟方进曾派遣弟子向胡常“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 [1] 可见传授弟子是以口说的方式。这实际上是继承自春秋战国的传统，《孟子·离娄下》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赵岐注曰：“广学悉其微言而说之者，将以约说其要。意不尽知，则不能要言之也。” [2] 老师口授而弟子耳受心记，并要以成诵为学成作为标志。恪守师法家法的传授体系就是通过以上所说的口说相传的治学方式为基础的。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 [3] ，在系统的传授体系下，人们并不以经说本身的内容为标准，反而把先师们的口说内容奉为真理，日夜钻研，不敢有一字错讹。但是，由于不同学者或地区存在着口语、方言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即使是在严守师法家法的背景下，传授内容仍会出现错误。例如，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颖川语异，错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1] 伏生口授《尚书》于晁错，但是由于方音的不同，晃错所受多有不确之处。由此可见，口耳相传中的方音之异，对经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也造成了后期今文经学所谓“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1] 的弊端。
及至两汉之际，知识的传授方式逐渐从口耳授受转移到文献书本上。《汉书·刘歆传》曰：“孝成皇帝悯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1] 刘向父子二人在汉成帝时期奉命校理秘书，“稍离其真”指的就是今文经学口耳相传的传授方式，导致了经文多有错讹。“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即指的是孔壁所出《逸礼》《书》及《春秋左氏》三部古文旧书，以此为底本来校理今文经书。《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指出：“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浩》脱简一，《召浩》脱简二。” [1] 校书主要以所藏古文经传为本，而奉命校勘的博士官员是今文经学者，奉命改正今文经书传授中的错误。因此，治学方式在校勘的过程中逐渐发生转变，由重口说转变为重文献典籍，两汉学风由此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 治学内容：从专治一经到博览兼通
西汉时期，大多数经学家们一般只专治一经，固守师说，通五经者寥寥数人。经过武帝时期的惨淡经营，最终形成了“一经一家一师法”的局面。班固对此种情况论述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己，是故用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 [1] 学者必须自幼开始专修一经，直到髦耋之年、垂垂老矣之时才可学有所成，并没有剩余的时间来学习其他经说。而且，学者们在利禄的诱惑下，为了拥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原有章句的基础上努力增添自己的内容，使章句的篇幅越来越膨胀。到西汉末年，“增师法至百余万言”。桓谭《新论》载：“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4] 短短四字在经师们的演绎过程中扩充至三万。这种咬文嚼字式的学习并不能使学者精通于此学，长此以往，反而会让知识分子们固守自己所学的经说，很少进行学术间的交流，甚至彼此之间不相往来，结果是严重阻碍了学术发展。
两汉之际，已经有学者针对这种固守专守一经、繁琐空疏的风气加以抵制。哀帝时期经学古文经学大师刘歆针对此种现象批评道：“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1] 西汉末年经学家扬雄也表达出对此现象的不满，“一卷之书，不胜异说” [5] 。其他如桓谭、冯衍等，都表现出对专治一经的学风的背离，以上可以说是删减章句、博览兼通学风之萌芽。东汉初年，删减章句之风愈胜，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五经章句进行减省。例如，郑众“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 [6] ；伏黯改定《齐诗》章句，作《解说》九篇，其子伏恭“以黯章句繁多”，“乃减省浮词，定为二十万言” [6] 。在章句删减的风潮下，更多的学者也可以不拘泥于一种经学，向更多的经学大师求学，追求博洽融通。例如：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 [6] ，“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 [6] ；郑众“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 [6] ，专守一经的风气也由此被打破。
(三) 治学态度：从浮华僵化到严谨求实
以禄利诱导士人求学明经的方法在短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被利禄所吸引来习经的士人，本质上并非是真心求学，而是为了获得禄利，通经入仕，这就导致这些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权贵的欺压时，反而选择明哲保身，不能够保持学者之本性，例如，匡衡出身贫苦，“父世农夫”，本人因好学明经才成为一代儒宗，却对成帝的宠臣石显“不敢失其意” [1] 。此外，由于当时士人读书提倡的是一种封闭式治学，并不重视知识与外界客观事物的联系。这样就导致了的知识与实际相脱节的矛盾，士人通过苦读之后进入仕途，反而不能够胜任实际国家事务。盐铁会议上大夫指责“儒者口能言治乱，无能以行之” [7] 。王充猛烈抨击那些“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人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 [8] 的俗儒，“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8] 。即是读万卷书，但却只能像鹦鹉一般，机械地重复竹帛上所谓的“圣人之言”，于国家政务无一是处。
与西汉时期的不良治学风气相比，东汉初年，逐渐出现了一批潜心学术，纯粹以追求知识和学问为目的，不为眼前的名利所动的知识分子。例如，治《古文尚书》大师杜林得漆书后“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并“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 [6] 即使《古文尚书》在当时并不得利禄，仍爱不释手，并鼓励以治《毛诗》闻名的卫宏等古文学者继续钻研求学，不以名利所动。还有一些治古文学者例如桓谭、尹敏等人具有坚定的学术品行，他们并不像那些“学为利禄”，阿谀奉承的“俗儒”，在进言惹得皇帝“不悦”和“不纳”之后，为了坚守自己内心所认可的真理，仍不退缩，这种专心于学术的精神，与西汉末年相比，是有极大的改变的。
3. 两汉之际学风转变的原因
(一) 地主豪强的兴起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据学术主要地位，而它即是代表中小阶级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例如，提出“独尊儒术”政策的董仲舒即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赵翼《廿二史札记》载：“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对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胜者远矣。” [9] “私庭”就是“私家”，也就是当时在野的中小地主。此外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提出的“限田名田”、“盐铁官营”等政策也是代表了中小阶级和自耕农利益的。“天夫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占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1] 这种“是有受大，不得取小”的观点，正是利益受到侵害、甚至受到兼并的中小地主，为维护本阶层的经济利益而发出的抗争。
然而，“朝廷一方面打击一批不守本份的世家豪族；另一方面又通过政治上的优宠和经济上的赏赐，不断造就一批新的世家豪族。” [10] 在武帝后期颁布的新经济政策下，汉初确立的政权结构逐渐由新兴的中小地主阶级力量过渡到由富商、世家、豪族构成的贵族地主阶级力量。《汉书·货殖传》云“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警。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杰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 [1] 因此，之前所确立的代表中小阶级地主利益的今文经学已经不再符合他们的利益，世家豪族需要建立适应本阶层需要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此时，以“保守”为特色的古文经学与他们的利益相契合，很快成为了他们所推崇的对象。刘歆作为这些世家豪族的代表，他借整理中秘文献时发掘的古文，对今文经学发起挑战，提升古文学的地位，其根本目的乃是利用古文家注重典章制度这一复古保守思想来为新贵族的政治思想服务。因此，两汉之际学风由古文经的特色转变，是符合当时当权者的利益的。
(二) 知识主义的产生
葛兆光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思想史》中提出：“思想只有在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时，才真正地、绝对地拥有了‘权力’。但是，当思想拥有权力的时候，它也就成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则不断地瓦解和削弱思想，因为它不再是个人的思考，他失去了自由性与超越性。” [11] “独尊儒术”政策下的知识分子，在利禄的驱使下，他们求学的目的就带有了明显的功利性，而随着经学与政治的不断结合，使得这种对于学术的认可和推崇为士人学术和政治的发展框定了方向，限制着知识分子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而让他们只能以为最高统治者服务、效忠为根本目的。这不仅从根本上减损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与进取精神，同时也使儒学本身丧失了它原有的超越性。大多数知识分子群体“学为利禄”，治经重师法家法，有极强的门户之见，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与阴阳谶纬相结合。但是，它同时又刺激了以博闻强记为特征的知识主义的发展。“在经典成为人们必须阅读的唯一文本时，借助经典注释而表示才华与见闻的方式成为人们必须阅读的唯一文本时，借助经典注释而表示才华与见闻的方式就更加盛行，刺激了历史知识、文字知识、草木鸟兽鱼虫知识的增长，也凸显了知识的意义。” [11] 学者们将主要精力贯注于经籍的字里行间，是一种封闭式治学，并不重视对外界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这种专精苦读的精神恰好适应于书本知识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不大受现实影响的多年不变的古籍。两汉之际由此出现一批对知识和学问的执着而又纯粹的追求，且博通五经、尤好古学的知识分子。扬雄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大多数追求利禄而通经的知识分子不同，他在两汉知识分子中具有明显的超越性。在利禄的诱惑下，此时的一般知识群体大多是“学为利禄”，而扬雄则为追求纯粹的知识和学问而学，“好古而乐道”，人生终极目标只是“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而且，与两汉一般知识群体固守一经、迷信谶纬不同，扬雄治学则是站在了一位纯粹学者的立场上，以求知为目的，本着对知识和学问的单纯追求，打破了经学之间的门户之见，今古文兼采，拒言谶纬灾异，特别留心于知识学问的真伪之辨，对知识和学问之探寻有着常人不能体会的乐趣。可以说，他是两汉历史上少见的纯粹的知识型学者。
(三) 文献典籍的不断完善
文献典籍的完善也是两汉之际学风转变的又一重要原因。自秦始皇焚书政策后，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遭到极大的破坏。汉初时期，统治者以此为鉴，积极开展图书搜求、整理活动。“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1] ，文献整理逐渐得以保持或恢复原本面貌。但是各类文献纷然杂陈，且在在流传、阅读、抄写和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差异和错误，刘向《战国策书录》记录了当时一种保存在宫廷中的比较普通的文献的混乱实况：不仅其中文字多有错讹，而且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版本系统和名称 [12] 。所以，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文献，学者们在治学过程中引用文献时，往往出入良多。因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与文献统一，官方统治者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文献整理活动。其中古往今来对国家文献典籍进行的第一次全面的、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即是成帝时期的校理秘书活动。“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1] ，张舜徽先生曾总结出刘向校书所作的具体工作为：“广罗异本，仔细勘对彼此互参，除去重复校出脱简，订正讹文整齐篇章，定著目次屏弃异号，确定书名每书校毕，写成《叙录》”。 [13] 在整理的过程中，势必要对众多的文献进行比对与注解，在统一文本，加强思想集权统治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包括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在内的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文献考据学，而这种新的治学方法也正是古文经学的治学基础，这种新的治学方法打破了之前今文经学口说传业式讲习治学传统，此后的古文经学家们治经，均是以文献典籍为基础，由今文家解经重口说相传变为古文家就经作注，汉代学风由此一变。
(四) 历代统治者们的支持
朝廷、中央政府面对日益繁琐空疏、保守固化的学风并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和调停。两汉动荡之际到东汉初期，历代统治者们的支持也为学风转变提供了政策支持。例如，石渠阁会议就是为了缓和这种风气、协调和统一经说而召开的。西汉宣帝甘露三年，“招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乎安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 [1] 。但是，在没有准确文本的状况下，且各守一经的风气开始形成，此时并没有统一的条件。所以只能采取各经说并立的办法。即：“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 [1] 除此之外，哀帝时期“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1] ，此次校理秘书也是有统一经说的意图的。
王莽执政期间实施的相关政策也为学风的转变做出了贡献。古文四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在他的支持下被立于学官，同时“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 [1] 使“古文毕发”。通古文经者也可以做官，这无疑是对固守一经的学风造成了冲击。此外，他在制度改革上的“托古改制”也是今古文兼采，例如在官制改革方面，“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 [1] 始建国二年颁布的“五均六筦”令，也是援引于《周官》中的“收不售、与欲得”的经文。在用人方面，治古文的经学家和治今文的经学兼用不废，例如今文经学方面，《齐诗》学者伏湛为绣衣执法、后队属正，左咸为讲《春秋》祭酒；古文经学方面《左传》学者刘歆为国师，《毛诗》学者陈侠为讲学大夫。
至东汉初年，光武帝针又对章句繁琐的弊端提出了减省的政策。例如，钟兴从丁恭受《严氏春秋》，光武帝令其“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 [6] ；又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以为“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删减之风在统治者的提倡下愈加盛行。另外，兼习博览之风也在东汉初年得以延续，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光武帝废除了新莽时期被立为官学的古文经学，但是他对于通古文经的学者同样予以重用，桓谭、杜林、陈元等人均为当时治古文经的大师，“俱为学者所宗”，他们都被刘秀提拔所任用，此等做法对于大批今古文之间的界限，促进知识分子们兼习博览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另外，为了加强学者们之间的交流，打破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固有的门户之见，刘秀经常召学者们讲论经学，十分提倡学者们互相问难、自由辩论，场上表现优异的学者刘秀则立即予以嘉奖。“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 [6] 今古文学者均在征召中云会京师，两方学者在互相辩难中互相汲取对方学问的长处，从而加速了两方知识的融合，对今后学者们治学过程中今古文兼采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4. 结语
总体上说，汉代的学风经历了一个由偏狭到通博的过程，而两汉之际则是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崇儒复礼”的复古浪潮高涨，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境遇中，“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 [14] 腐朽颓败的世风反应到当前的学风上，便是学者们攀附权势、谄媚新贵，失去知识分子之本性，于学术本身上则是章句繁琐、固守师说以及专守一经之风。而历经新莽时期，至东汉初年光武帝执政“风俗为之一变。”在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逐步繁荣、文化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学风也呈现出博览兼通、严谨求实的新面貌。“这种博学兼通的经师们，比之大多只专守一经、罕能兼通的今文‘章句’陋儒，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优势，也正是古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学术基础。” [15] 随着“通儒”郑玄的出现和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今古文融合正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