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2022年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专题报告》，61.11%的受访者曾遭受网络暴力行为，而面对网络暴力，“回避”仍然是主要的应对策略，近四成的受害者选择自主或采用网站功能屏蔽网络暴力 [1] ，由此可见，网络暴力的危害性和侵入性不容小觑，但逐年增长的网络暴力事件也与多数人采取的回避策略也产生了割裂。
对此，有研究表明，以迷群文化为主的网络亚文化呈现日常极化的趋势，阴阳怪气的“酸话”和共同的“敌对者”，使得参与者在极化冲突中强化了自己“粉”“黑”等流动却又以喜好或立场为具体判定依据的身份认同 [2] ，随着迷群之间的极化冲突成为常态，暴力符号也在不断被复制、重构的过程中成为娱乐性质的网络模因，并在非迷群之间泛化 [3] ，这可能导致网络暴力的定义更为主观和模糊，遭受网络暴力的个体可能也在无意识地娱乐化参与暴力符号的传播，成为某种“抽象文化”的受众，因此，该推论部分地解释了频发的网络暴力与普遍的回避策略之间的矛盾。
在以极化冲突为常态的迷群中，“厕妹”群体是近年来脱胎于网络亚文化的一类复杂且典型的群体。该群体的定义在其内外部都存在较大的争议，经过初步调研，被普遍认可的“厕妹”定义是：围绕“厕所”账号(即代投稿者匿名发布投稿内容、允许投稿内容以花名评议角色、真人和作品的账号)展开线上活动的女性青少年网民群体。有趣的是，“厕妹”的称谓由该群体自己提出，她们认为，自己在“厕所”的投稿、评论活动会呈现出在一般大众面前难以公开表达的主观意见、负面情感，乃至个人立场等，因此相当于是一种“排泄”行为，这些表达的发出者和接收者都不应对表达的内容过于较真。
得益于其高匿名性、低限制性及其话语符号的强传播力，“厕所”文化很快不再局限于最初兴起的“偶像梦幻祭隔空喊话bot”账号，而是扩散到了各个圈层，甚至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厕所”，如“同学隔空喊话bot”、“琼人(穷人)隔空喊话bot”、“闲鱼隔空喊话bot”等，也开始出现并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其中。然而，网络暴力导致的恶性事件也在该群体内部滋生。2022年7月26日，由于遭到“厕妹”持续的语言暴力，一名18岁的香港女性“依奈”自杀身亡，数起围绕“厕妹”群体发生的网络暴力事件进入公众视野，该群体也受到了大量抨击，由此，“厕妹”不仅身处于极化冲突频发的内群体，还面临着来自外群体的冲突，这无疑会带来更多负面的情感体验，然而，“厕妹”依然选择坚持这一群体身份，其背后的原因值得被关注。本研究对“厕妹”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索她们如何理解“厕妹”这一分众化的情感共同体，以及她们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种充满潜在冲突的媒介环境中定义自己的线上身份并展开活动。
2. 文献综述
2.1. 符号互动中建构而成的情感共同体
当社会交往的符号形式及其意涵很大程度上由一般个体或特定群体自主建构时，公共领域或共同体的概念也就有了相对性，本文试图从符号互动如何成为共享话语和共享情感的一部分，解释“厕妹”如何凝结为流动但排外的情感共同体。
基于有机体通过模仿同类的姿态而建立象征性刺激与表意之间的联系，乔治·米德对“主我”、“客我”二元论展开批判并提出了符号互动论，指出意义产生并且存在于不同阶段的社会行为过程中，而符号正是在互动行为的社会经验积累下逐渐能够普遍地引起某一特定社会行为结果的动作、姿态或象征，这样一来，符号才成其为表意的、有意识的符号 [4] 。赫伯特·布鲁默则进一步强调了个体进行符号互动和角色领会的能动性，他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将随着行动者认知和行为的改变而改变，它们是一种流动的持续性状态，个体能够在其中根据各自不同的行为立场将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对象作为一种客体进行符号化，从而引导个体在社会中的互动行为 [5] 。
如果说符号互动论解释了相对微观的个体符号互动机制，那么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就在一定程度上将该机制置于群体情境中，预设了个体受结群仪式线索引导而呈现出的有限能动性。具体而言，群体的聚集和对局外人设置的边界将触发共同事件或共同行动，群体内个体之间共同的关注点和共享的情感由此产生，而这些环节构成了互动仪式，并使个体在相互关注和建立情感纽带的强化过程中习得群体性的情感能量、表征群体或社会关系的符号，以及道德性的群体规范等 [6] 。
通过以上从符号互动论到互动仪式链的概念梳理可知，一方面，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为是由社会行为所动态建构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或共同体的建立不再像现代社会以前那样依托于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而是常常因为共同的情感性或事件性经验由个体自发地集结而成，这就与理查德·桑内特基于具体的关注点和情感等私人体验所定义的公共领域概念不谋而合。
相比阿伦特、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中情感要素的警惕和降格，桑内特使用“Public Domain”来阐述公共领域，而非“Public Sphere”或“Public Realm”，这也反映了他并未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而是用更加具体的关系体验取代抽象概念。
在桑内特的定义中，私人领域是由共同体成员之间亲密关系所主导的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生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似乎仅在于与共事对象的关系：“凡是激起人类情感、让人迷惑或者仅仅是引发人们注意的东西，从逻辑上来说，都不可以将它排除在人们的私人生活领域之外。”( [7] : p. 28)这一观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一切政治的、社会的都成为了心理的、体验的，而自恋主义的文化正是造就这一现象的原因：人们一方面让承载社会统治结构的自恋削弱了自己的表达能力 [8] ，另一方面又“通过展现个人的特征来显示自己是个真诚的社会行动者”( [7] : p. 13)。因此可以说，情感体验在桑内特的公共领域中是公民参与的决定性要素，这比鲍曼在宏观视角上逐级解构的、与传统共同体相对立的“狂欢节式共同体”更为具体化，并且为参与者基于情感体验再度凝结为新的共同体保留了可能。
桑内特所构画的情感性公共领域在当今媒介社会中也有所反映。在Web2.0技术背景下，人们不仅在互联网交互的速率大大提升，并且能够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塑造自己的线上身份和关系网络，甚至可以以不涉及自身现实利益的前提下匿名参与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去，这就使得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进一步相混合，一些互联网用户可能反而与通过线上身份认识的陌生人建立起了更为亲密的社交关系。不过，桑内特从单一的男性视角分析公共领域的思路也受到了批判，Linke就表示，桑内特提出19世纪的男人视公共领域为脱离理想化私人生活压力的自由地带，而对女性来说，公共领域却与耻辱有关，所以，桑内特虽然承认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但并未深入考虑性别差异对亲密关系以及公民参与的影响 [9] 。
目前传播学界运用桑内特的公共领域及亲密关系专政概念进行的实证研究型论文相对较少。Théberge参考桑内特的大众媒体模糊了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之间的界限这一观点，探索了线上粉丝群组如何与名人对话并成为名人对其商品的一种营销渠道 [10] 。Franklin等人运用桑内特的公共领域私有化和被驯化的阐述，讨论了不同社会、经济、机构等公共空间基础如何造就了澳大利亚男性性别文化中的孤独感，其中，鼓励互联网上的弱社交活动对减轻孤独感产生了积极作用 [11] 。
孙玮和李梦颖从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引发的舆论出发，运用桑内特的“世界剧场”公共领域观点，讨论了社会化媒体如何通过“可见性”重构社会关系 [12] 。潘琳瑶同样基于桑内特对公共领域和公共人的阐述对微博用户公共参与的情况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微博用户对社会议题参与强度较高、其表达文本中存在理性和情感相互交织的情况 [13] 。由此可见，桑内特的理论对大众文化、大众舆论的当代发展趋势上具备相当的解释力。
“厕妹”以或插科打诨或阴阳怪气的“厕语”符号互动为基础，形成了流动性的趣缘共同体，又在其间以某些共同的情感体验建立起了自己的次级类亲密关系情感共同体，并且有意识地将男性作为“强者”排除在外，她们活动的动机和具体过程值得深入探讨。
2.2. 衍生于网络暴力的“抽象文化”
在网络讨论中，“厕妹”常被与“狗粉丝”等“抽象文化”受众相类比。事实上，根据现有的有关“抽象文化”的研究，“厕妹”确实符合该群体的特征，如习惯于使用视觉符号或同音字对所指进行创造性的编码和解码，常以反传统的情绪化表达消解对话或文本中的严肃性等，而“抽象文化”受众恰恰是一种脱胎于反迷群文化、充斥着网络暴力风险的群体，因此，有必要对包括“厕妹”在内的“抽象文化”受众为何对网络暴力具备高适应性进行简单的解释。
首先，有研究表明，在国外，点对点的社交媒体网站上网络暴力发生的频率逐年递增，超过了过去最常发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即时消息场景 [14] ，而在国内，社交类软件和网络社区同样是青少年遭遇网络暴力的主要场景，其中在微博上遭遇网络暴力的青少年达到25.36% [15] ，如今，随着百度贴吧的用户流失，“抽象文化”受众的活动主阵地也逐渐向微博转移。
与此同时，网络暴力的细分形式也受到了更多关注，在部分研究中，恶搞(Trolling)被认为是网络暴力的一种形式 [16] 。而在另一些研究中，恶搞开始被与网络暴力相区分开来，因为恶搞与网络暴力不同，它不一定针对个人，是更加匿名且即时的，恶搞者通常会通过模仿某些语词来让人感到尴尬、有趣或引人反思，网络暴力也可能由此引发。有趣的是，将恶搞定义为网络暴力的人群往往是未被该种形式嘲弄过、对此并不熟悉的人群，对于曾经被恶搞过、相对熟悉这类交流形式的群体，他们比未曾被恶搞过的人更容易对恶搞这种线上交流形式感到有趣而非冒犯 [17] 。
本文所研究的“厕妹”群体正是这样一种习惯了恶搞语言风格的“抽象文化”受众，根据汪振军和陈梦 [18] 的定义，抽象文化主要由“抽象带师”(符码传播者)和“抽象话”(符码传播文本)两个基本要素构成，这些“抽象话”符码的受众群体可以明确对应其形式特征与外延意义，产生丰富联想并进行重感受而轻内涵的传播，这种充斥着“回避、娱乐、转化和冒犯”的符码破译活动不仅增加了个体之间的熟悉感，使之成为他们的群体话语，还将负面情绪消解在了趣味性中。汤雪灏 [19] 则指出“抽象文化”受众在自我降格的同时表现出了无差别的嘲弄与戏谑，并且始终保持与权威收编相对抗的态度。陈鹏 [20] 提出，“抽象文化”受众对符号的应用有严格排外的潜在规则，该研究还注意到了“抽象文化”受众中普遍的“弱者优势心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弱者”、仇视并主动与社会中的“强者”发起冲突，以激怒“强者”为乐。
除此之外，2016年在Facebook发起民族主义“表情包大战”的“帝吧吧友”作为一种“抽象文化”受众也引发了较多关注。张宁 [21] 梳理了“帝吧出征”事件的三个阶段，引爆期时，双方主要就政治主张展开对抗，在高峰期，政治议题开始娱乐化，逐渐扩散到就两岸在文化上的差异进行对话，到了平息期，双方交流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文化议题，相关兴趣小组开始出现。刘海龙 [22] 则将该行动定义为“粉丝民族主义”活动并进行了话语分析，他认为，传播游戏性的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帝吧”出征者对严肃话题的挖掘深度，并且成为了带有霸权和优越感色彩的文化资本，但也在意识形态存在鸿沟的情况下使双方得以进入对话的语境，也有参与者表明，他们就此自下而上地完成了非官方的民族意义建构，实现了自我赋权。
总地来说，包含“厕妹”群体在内的“抽象文化”受众是一类依托于参与式符号编码和解码、倾向于自我矮化为“弱者”，并以娱乐与发泄的形式抵抗权威的亚文化群体。他们身处于网络暴力高发的媒介化环境中，用符码的使用和态度的确证来构成鲍曼现代性意义上的“狂欢节式共同体”。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来展开研究。
参与式观察法是民族志质性研究中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参与”和“融入”是该类研究方法的关键 [23] 。研究者需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线上或线下的自我呈现、社会交往和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中，作为其生活场景中的社会行动者与研究对象交互并进行观察。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主要活动场域是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在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8日期间，笔者关注了大量自我定位为“厕所”或“厕妹”的微博账号，并在不主动披露研究者身份的前提下观察“厕所”的动态、参与“厕所”评论区的互动，以及观察部分在“厕所”账号评论区较为活跃的“厕妹”账号主页，据此邀请合适的半结构化访谈对象，截至2022年1月8日，“厕所”账号的主题和圈层分布特征大致如下(见表1)。
Table 1. Theme statistics of “Shouting Bot” accounts over 2000 followers (January 8, 2023)
表1. 拥有2000人以上粉丝的“隔空喊话Bot”账号主题统计(2023年1月8日)
而半结构化访谈相比全结构化访谈更为灵活，使用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者在依据访谈提纲展开访谈的同时，允许受访者积极参与话题、发起讨论，研究者将按访谈进行的情况调整相关问题。本研究中，笔者尽可能地根据“厕所”的主题类型分布在其评论区中进行配额抽样，向筛选出来的研究对象发送访谈邀请，最终邀请了10位“厕妹”作为研究样本，并在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31日期间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受限于“厕妹”群体本身的偏好分布特征，以及大部分追星“厕妹”对访谈邀请的排斥，本研究邀请到的受访者相对而言集中于日系ACGN亚文化圈层(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2)，访谈形式为线上语音电话或线上文字，访谈时间约为60分钟，受访者性别皆为女性。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2.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3.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主要使用互动仪式链模型，结合使用符号互动理论和桑内特情感性公共领域概念进行质性研究。在围绕成为“厕妹”的契机、作为“厕妹”的线上交流及交友经历、对“厕妹”身份的理解、对“厕妹”群体内外部差异及冲突的看法、成为“厕妹”前后的变化，以及作为“厕妹”以外的线下生活情况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提问与交流后，为保证访谈有效性，所有访谈数据均以聊天记录备份或录音形式记录，为保证访谈可信度，本研究在确定适宜使用的理论框架后，以理论饱和为原则，对初始访谈记录人工编码，并采用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其中类属分析的结果如下(见表3)。
Table 3. Results of interview data coding
表3. 访谈资料编码表
4. 讨论
4.1. 形式重构质料：软暴力符号的泛娱乐化嬗变
“抽象文化”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网络在中国青少年群体间的涵化效果。在Web2.0模式的新媒体时代，受众与大众媒介共同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加工为可以被快速共享和传播的符号，并进行周期性、动态性的传播，而新媒体平台上的符号现实在内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现实以前，实际上经历了能指的漂移过程。
具体而言，原本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用以表达嘲讽、羞辱等含义的网络暴力符号在被持续性地共享和使用以后，逐渐常态化和娱乐化，甚至于成为群体符号，在这些群体内，暴力符号有更为丰富的多义性，它们在感知、评价和使用上不再被认为拥有与原本所指同等的暴力程度，反而成为共用群体符号进行交流的良性互动，增加在该群体共识基础上使用和接收暴力符号的群体成员之间的亲近感。而暴力符号的能指表现形式，及其所指涵义本身也在不断使用过程逐渐产生变化，或许可以说，“抽象文化”证实了拉康以来对能指和所指颠倒的论述 [24] 和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条件，即能指在其它能指的交互作用下与不同的所指缝合、符号的使用决定了其意义、形式塑造了质料。
虽然“厕妹”常被大众与其他“抽象文化”受众做类比，但她们所使用的“抽象话”亦即“厕语”也具备该群体的特殊特征，根据受访者A8，“厕语”可以大致按照以下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来进行归纳(见表4)。
在偶发交流阶段，“厕语”尚未定型，大部分词汇演变自LGBTQ、绘圈等亚文化圈层；在圈层形成阶段，“厕语”的原创性和丰富性大大提升，非“厕妹”群体开始无法迅速破译她们的语言，因为一方面，“厕妹”将情感性表达更加夸张化，并使用更多的同音词来代替原本的词汇，另一方面，“厕妹”开始更倾向于通过展现自己的低姿态，或以状似亲密的态度来表达对不赞同内容的嘲讽，相比其它“抽象文化”圈层，这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最后，在影响扩散阶段，“厕语”变得更为抽象，它们可能更加朗朗上口、没有特定的含义，也容易在“厕妹”群体外被传播扩散，同时，在这一阶段，“厕妹”乃至女性网民在使用“厕语”的过程中更加有意识地展现出了她们的激进女性主义立场，比如减少使用过去污名化的女性黑称、习惯性地站在女性视角使用批判“辱女”、鼓励“爱女”等立场判断，因此，在分析“厕妹”群体时，也有必要考虑该群体所反映的性别群体特征。
Table 4. Summarization of the three phases “toilet language” sample
表4. 三个阶段的“厕语”部分样本归纳
此外，“厕语”的所指是在能指与能指的相互作用、上下文的语境中被确证的，如“萌萌”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在对某些内容表示赞赏，在另一些情况下，“萌萌”可能用以嘲讽喜欢干涉他人的非“厕妹”群体。由此，通过反语和互文的能指迁移游戏，“厕妹”在“厕所”内建立起或互相认同或互相嘲讽的常态，并且通过社群内部符号的编码和互动得以“直言不讳”一些大众可能会予以不理解或批判的观点，这往往也是她们开始进入“厕所”文化的主要动机，而大多数“厕妹”不会对此感到不快，反倒因此建立起来高度的身份认同，在满足自己情感发泄的需要时也认可他人的需要，并根据这种共同的目标和诉求提升自己的心理弹性，比如受访者A3就表示：
“有时候吵着吵着可能反倒还成朋友了，所以网上的吵架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较真、‘玻璃心’，反而就成了笑话。”
4.2. 情感发泄作为一种消极抵抗仪式：共同体如何凝结
从群体语言的形式上亦可知，“厕妹”的“不入流”也是“厕妹”群体的主动选择，她们不仅在日常交流语言上频繁使用同音字来进行代指，还尽可能避免自己的账号主页为一般网民所见，比如在自己的账号主页简介上标注“镇魂”，实际上，这样一种回避的策略正反映了“厕妹”群体的消极抵抗仪式。
首先，大多数“厕妹”边缘化的自我定位来源于她们在性别、经济和权力话语等现实层面上的弱势处境。本次研究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面临经济困境、因为女性身份受到过男性的性骚扰乃至霸凌，和感到与应试教育体系等社会环境因素不相适应，等等。在描述这些被边缘化的生活经历时，“厕妹”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情绪和习得性无助心理，这些情感反过来也共同构成了排外的命定论立场，而一些“厕妹”可能拒绝共情现实处境比自己要顺遂、家境较为富裕的“厕妹”，因此有理由推测，“厕妹”更有可能进行上行社会比较。
由于线下生活处境的逼仄，大多数“厕妹”选择将自己的归属感需求转向线上，然而她们会发现，一方面，网络上的积极自我呈现曝光率更大，这些内容可能来自生活处境更优越的个体，这使得“厕妹”的上行社会比较心理更容易被唤起，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同样是现实秩序的映射，尤其是当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时，“厕妹”可能会发现，自己难以融入主流的大众舆论当中，且常常受到批判，这可能也进一步增加了“厕妹”与主流舆论保持距离的感知必要性。
然而，保持边缘化的处境对“厕妹”来说并不能满足她们的情感需求。本研究中，绝大多数观察对象及受访者表现出了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情感表达诉求，以及较为明显的自由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政治立场，这就使得她们对与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对立面的主流舆论以及权威机构普遍采取消极抵抗的策略。这种消极抵抗策略主要是指向“厕妹”外部的，当一位“厕妹”没有对外表现出消极抵抗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了极强的开放性、允许任何非“厕妹”个体参与讨论时，她的“成分”也会遭到“厕妹”的质疑。不过，大多数“厕妹”即使不赞同外群体对“厕妹”的模仿行为，通常也对外群体没有明显的排斥，这取决于她们是否认为“厕所”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具备交流属性的公共领域，仅关注“厕所”作为公共领域功能性一面的“厕妹”并不认为“厕妹”与其他人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但通过“厕所”解决了较多内在需求、因此为“厕所”赋予了更多情感性意义的“厕妹”则会对外群体表现出较强的敌意，她们会更明确地坚持自己的边缘化处境是由非“厕妹”群体导致的，而“厕所”是自己必须要捍卫的私人领域。
由此，以“厕语”进行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厕妹”群体内的互动仪式，通过使用这些话语符号表现出插科打诨的现代犬儒主义态度，“厕妹”得以确证自己对该情感共同体的归属感，并在为自己构筑的“茧房”内建立社交关系，“厕妹”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似乎比一般的交友关系更为紧密和外显，她们可能互相称呼“老公”、“妈咪”、“宝宝”，并且经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彼此分享生活和互动，而大多数受访者都曾像受访者A1一样表示：
“‘厕所’有家的感觉，在这里自己想什么、说什么都是会有人愿意接受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很难。”
4.3. 情感共同体还是原子式的个体：消解于感性和个性表达中的群体诉求
虽然大多数“厕妹”表示对“厕所”有归属感，但 “厕妹”与“厕妹”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厕妹”最初往往因为某个兴趣点而聚集到相关的“厕所”账号下进行投稿和讨论，当分类层级较高的“厕所”中逐渐开始产生矛盾，并分化出主流和边缘立场以后，双方也开始有意识地外迁并建立更符合自己偏好的“厕所”，而在分类层级较高的原“厕所”中则约定俗成地不发表可能引起论战的言论。
由于“厕所”文化率先在ACGN文化圈层流行开来，部分ACGN文化圈层的“厕妹”可能将“饭圈”的“厕妹”视为后来者，并认为一些暴力符号和极化倾向来源于“饭圈”、自己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权利因此受阻，较早开始接触“厕所”文化的受访者A9就表示：
“现在的‘厕所’已经被饭圈文化入侵了，‘同担’、‘毒唯’这些词本来就属于饭圈用语，以前根本不会讲究那么多……以前的‘厕所’言论更开放些，现在就是从一种言语霸权走向另一种言语霸权，几乎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超话’了。”
不过，兴趣偏好并非“厕妹”唯一的关注点，她们也愿意为了维系情感共同体而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某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可能是她们评估自己是否要继续维系这一情感共同体的底线，这就不得不提到“厕妹”在群体规范上对内外群体的划分。
在群体规范上，所有“厕妹”基本都认同，“厕妹”通常心理状态不佳却不被理解，并且持有较为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就网络暴力事件以来大众对“厕妹”的热议和批评，绝大多数“厕妹”表示自己与向受害者施加网络暴力的“厕妹”不同，她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趣缘社交，几乎不会主动对他人施加网络暴力。对此，受访者A9尝试作出了划分：
“‘厕妹’的定义就很模糊，我们普遍认同只要你逛厕就算是‘厕妹’，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标准，但是现在大众普遍有所认知的是那种狭义上的‘厕妹’，说话比较激进、有‘厕’味，并且还以此为荣的，我觉得我并不是这种。”
不过，也有少部分受访者认为网络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在经济和情感上是既得利益者却仍在博取关注，从而产生了较为极端的排斥感，该类型的“厕妹”占比较少，但线上活动更为活跃，也更容易带动“狂欢”，如受访者A5在谈到“依奈”事件时表示：
“一位家里有保姆、休学在家的小公主想怎样就怎样不计代价，我们‘厕妹’又是怎样的呢？可能我们比她要不如意多了，我们觉得别人做得不好去说，我们就成了‘网暴者’，就得被所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骂。”
还有少部分“厕妹”对“依奈”事件后大众对“厕妹”的攻击表示了不在意的态度，如受访者A3表示：
“无所谓，反正又没有指名道姓骂我，就当免费看戏了。但是如果他们影响到我的现实生活，那我会马上报警。”
由此可见，“厕妹”内部也细分了不同类型的群体，这些群体可能分别以趣缘社交、情感发泄和娱乐消遣为目的建立自己的“厕妹”身份，这也导致她们之间的群体规范有所不同，彼此之间可能产生内部冲突。
总之，虽然“厕妹”内部分化出了因兴趣偏好、群体规范而不同的次级群体，但她们之间也存在以下三点共性：其一，在经济状况上，“厕妹”普遍出身于经济状况不佳的中产及以下家庭；其二，在心理状态上，“厕妹”普遍未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独自面对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压力，因此缺少自我效能感，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上行社会比较心理，甚至存在较为普遍的情绪障碍及自残自伤行为；其三，在政治立场上，“厕妹”普遍极端地排斥男权主义，以一种命定论和存在主义的姿态在对自己当下处境的否定中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她们更容易支持自由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
5. 结论
暴力符号的娱乐化传播，虽然在积极层面上增加了青少年网民的心理弹性，让他们能够正面应对来自外界的负面影响，尝试自主构建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但在消极层面上，这不仅使青少年网民更加主动地适应于情感发泄式的非理性表达和消极抵抗式的排外氛围，实际上并无益于真正的公共讨论和意见表达，而且，青少年网民使用回避和分群的策略避免内部冲突的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固有的差异，使得差异演变为分歧甚至是难以调和的潜在冲突。当这一过程反复发生，青少年网民亦开始对差异格外敏感，边缘化成为了他们为自己构建的个性，原子式的个体似乎成为了集体无意识的必然结果。
在原子式的个体与狂欢式的共同体之间起到桥接作用的，便是青少年网民基于自身情感需求建立的类亲密关系共同体，然而，基于负面情绪发展起来的反权威和犬儒主义精神内核经过言论自由这一形式的包装，唤起了更多青少年网民的共鸣，在认知上强化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可以说，“厕妹”是青少年网民中一个极端且突出的例子，她们的存在反映出青少年网民在形式上面对话语强权及言论自由有一定的能动性，然而，出于对现状之否定而完全自发组织的舆论场终究容易基于个体立场而趋近于民粹，青少年网民会发现，所谓“霸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是永远无法消解的，分众化社群或许可以满足她们的情感发泄需求，但她们自主意愿的表达在这种模式下仍然难以得到伸张。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也有必要关注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加强在情绪调节、信息选择性摄入、自我表达意识和自我效能感方面的引导，以避免青少年过于卷入存在极化风险的线上情感共同体，并在其中建立负面身份认同，从而关闭沟通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