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1] , pp. 271-295)通过叙述一个女人被典卖之后，在两个家庭、两个男人、两个孩子之间的艰难处境，深刻揭示了农村女性的悲剧命运。在以第三人称为基础叙事视角的前提下，小说的对话所展现的情节似乎是客观的，“但这篇小说全知叙述的成功，并不在于‘全知全能’，反倒在于对‘全知全能’的自觉限制与警惕” [2] 。柔石并没有在叙述时表现作家的绝对权威，而是经常采用“大约”、“似乎”等模糊的表述，在克制自己议论的同时，却引导读者注意人物的言行，将判断的权力交给读者。
作者意图的呈现、判断权力的移交、叙事进程的推进等，在《为奴隶的母亲》中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为奴隶的母亲》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搭建了清晰而立体的农村人际关系脉络，反映了当时农村闭塞、落后的生存状态；小说对春宝娘独白、梦魇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则表达了作者对农村女性命运的同情；最后，小说还捕捉了“偷听”这一生活化的对话场景，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农村男女性格中弱点的揭露和批判。
2. 对话：人物关系的构建
《为奴隶的母亲》涉及的空间和人物并不复杂。故事发生的地点集中在“黄胖家”与“秀才家”，人物则以春宝娘为圆心，根据故事发生的场景，连接起黄胖、秀才、秀才妻，其他的人物也被纳入两个空间当中。
小说的人物关系是通过对话搭建起来的，不同的人物之间有不同的对话模式。春宝娘和黄胖之间的对话，掌控对话的永远是黄胖，春宝娘对黄胖常是问句，“决定了么”“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这种征求意见式的，而黄胖则多重复式、命令式的语言。在春宝娘娘和黄胖的关系中，春宝娘哀求式的追问得到的是黄胖逐渐严厉的回应，黄胖是春宝娘的绝对权威，这种控制是“合法的”。
而在春宝娘和秀才之间往往是秀才在说，春宝娘则是沉默的。春宝娘的沉默既源自她在秀才家中的尴尬处境，也出于她容忍和回避的性格。不同于黄胖对春宝娘的直接控制，秀才通过对自身的夸耀和对春宝娘的宽待，来确立自己施舍者的身份，从而在春宝娘的沉默中获得对自己男性权威的确认。事实上，在具体的对话中，秀才并不在意春宝娘是否回应他的话，两人之间的对话无法顺利地进行，意味着二人地位的不平等。春宝娘即是不想说，也是无话可说。
从秀才和秀才妻之间的对话看，秀才是有些懦弱的，秀才妻则显得更为强势。当秀才企图买下春宝娘的时候，秀才妻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而秀才回避了她的讽刺和咒骂。在这个情节中，可以体现作者对农村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的观察。看似秀才妻强势地决定了春宝娘的去留，但实际上她仍要通过秀才的“权力”才能让春宝娘的离开成为定局。秀才妻虽然是一个泼辣刻薄的形象，但实际上秀才妻与秀才的对话关系并不平等，她只能抓住一些把柄质问丈夫、收集春宝娘的“罪证”说服丈夫，她的喧闹是另一种沉默。
和男女之间的对话模式不同，除了初到秀才家，春宝娘和大娘是没有什么直接交流的，有对话的部分，小说也同样没有呈现春宝娘的回应。和与秀才的关系类似，春宝娘与大娘亦是不平等的。然而我们作为读者，却还是能够看到两个女性角色之间发生的信息传递。她们是在同一个家庭中的潜在的敌人，她们无法实现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意味着男性话语体系对他们的控制，因此她们的交流往往是发生在“对话—偷听”模式中的。
此外，两个男人之间唯一的直接对话只发生在了秋宝的周纪念宴上。秀才见到突然前来的黄胖，轻轻地说：“你为什么也送东西来了？真不必的呀！”( [1] , p. 288)而黄胖则“胆怯地向四周看看”，说自己亦是来祝贺的，但他的祝词没有说完，而是直接递上了四只铜制镀银的字。黄胖是来借钱的，但他没有和秀才开口，我们从后文春宝娘与秀才的对话才知道是由春宝娘去找秀才开口借钱，并且当了戒指( [1] , p. 291)。小说对两个男人唯一的对话的处理，一方面强化了剧情的矛盾冲突，让春宝娘再次陷入到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则塑造了两个男性人物性格上回避冲突、懦弱的相同特点。
如果说春宝娘和大娘之间无法实现面对面的直接对话，但潜在地实现了目的，那么秀才和黄胖之间却是无法直接地实现对话的目的，即使他们可以面对面地对话。这是切合人物的关系和人物之间的矛盾，也符合对传统农村不平等的家庭伦理关系的观察和批判的。大娘和春宝娘为了自身在同一家庭中的生存轻易地达成了共识，女性因为男性而相互对立，但同时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而秀才与黄胖没有产生正面直接的冲突，只有在各自面对春宝娘时会表现出对另一个男性的不满或轻视，揭示了封建父权思维内在的软弱，这是作者准确的观察和精妙的反讽。
除了主要人物的对话，我们还要关注到黄妈、沈家婆、媒婆等不与主要人物有伦理关系的人物的对话。沈家婆是游离在两个场所的角色，她在文本中促成了黄胖“典妻”的行动，但在故事所延伸的可能性中，沈家婆可能促成了无数“春宝娘”的悲剧。
对话具有主观与客观的双重性，对话的发生和进行所指引的既是人物的心理、立场，又是整个作品客观呈现的情节和态度，这是对话得以实现叙事功能的原因。柔石通过不同对话的呈现，展现了春宝娘命运悲剧的多方面原因。
春宝娘无法改变的失语，秀才妻故作强势的喧哗，黄胖色厉内荏的命令，秀才滑稽自恋的施舍，都是作者赋予人物的社会性，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落后农村家庭关系的悲与恶。而黄妈、沈家婆的势利圆滑，则意味着社群内部利己主义的生长。
3. 转告：信息传递的片面
对话能够直接表现人物对所处环境的感知，作者无需通过详尽的描写来刻意营造人物活动的背景氛围，而只需要通过对对话节奏的把控和对话模式的选择调整就能够实现。对话必然具有一个接收的对象，由此隐藏人物之间可以被理解的预设，同时引出信息不对等导致的误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的产生或解决。这些信息的隐藏与交换，是作品得以实现生活式的戏剧性的重要因素。小说人物交流所传递的信息同样影响着读者的理解和判断，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的控制以引导读者获取信息、作出评价。对话提供的生活感和临场感，对读者甚至作者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在面对各个主体的发言时必须保持一种抽离与冷静，这才得以看见人物的整个命运。
虽然是第三人称的视角，作品却通过对话实现了全知向限知的灵活转换。从整体上看，作品选择的是全知的叙述视角，在一开始，作者就对春宝娘和她的家庭的情况作了介绍。但在进入对话的时候，作品通过对直接引语的使用，使得叙述者从作者变成了某个人物，使得人物的立场显现出来。沈家婆在暗中促成了“典妻”但是她没有真正地与人物发生对话，在黄胖和沈家婆敲定了“典妻”的事情之后，作者用黄胖的视角来呈现黄胖和沈家婆的对话。
在这个情节中，黄胖作为叙述者叙述他遇到沈家婆并商量着“典妻”的事情，但正如全知的叙述者在叙述时常常使用“大约”“似乎”亦表现出对于所述内容的不确定，黄胖所转达的与沈家婆的对话是否是真相也是我们不得而知的。在这种怀疑中，读者自然会对黄胖的这番叙述表示怀疑。
而小说的细节也在支持着读者的怀疑。首先是在黄胖的叙述中透露的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黄盼告知春宝娘自己“典妻”之后，面对春宝娘“为什么不早对我说”的质问，黄胖回答“昨天在你底面前旋了三个圈子，可是对你说不出”，但是实际上他也说了自己是三天前就遇到了沈家婆并商定了“典妻”的事情。黄胖的对话中所出现的时间细节，佐证了黄胖并没有“提前告知”的意图，至于他提到与秀才一家商定的时间，也随之变得不可靠了。其次，是沈家婆只出现在了黄胖的叙述中，沈家婆没有自己陈述的机会，因此黄胖对沈家婆的一系列叙述也是不可靠的。此处我们可以注意到，小说在黄胖的叙述中没有完全采用直接引语来呈现沈家婆和黄胖的对话，而是在黄胖与春宝娘的对话中使用间接引语，比如：“她问我，晚也晚了，在外边做什么。我就告诉他，请她代我借一笔款。”在直接引语中混用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的手法，区分了叙述者(黄胖)所陈述的内容的可靠性高低，也标示了黄胖所希望春宝娘接收的信息重点。在黄胖的叙述中采用直接引语的部分，多是为了呈现沈家婆劝说黄胖的场景，这是黄胖向春宝娘标示自己的无奈、为自己开脱的策略。
《为奴隶的母亲》通过人物带有立场性的对话和发言，实现了全知叙事向限知叙事的灵活转变，也提供了基于文本信息的更多可能。如果作品没有通过黄胖的转告而是直接叙写黄胖和沈家婆的对话场景，那么我们可以猜测，或许有这两种情形：一是如黄胖所言，自己在沈家婆的劝说下答应了典妻的事情，那么这样这个男人无疑是懦弱、无能的。二是黄胖实际也早有典妻的想法，甚至和沈家婆进行了一番商讨，那么便只有男人残忍、无情的一面了。而通过角色的转述，便带有了人物的立场，一切的叙述就变得不再“客观真实”了。黄胖对自己不敢自杀、遇到沈家婆被劝典妻的场景“诚恳”告知春宝娘，带有明显的自我开脱的意味。黄胖一方面自作主张地决定了春宝娘的命运，另一方面又企图在春宝娘面前保持一种虚伪的形象，这样黄胖的形象便丰富立体起来了。
对话发生在人物之间，依托人物的不同立场，故而通过对话能够更为直接地展现人物的心理和冲突，以达成对情节的补充叙述。在春宝娘与春宝离别的前一晚，黄胖踏进门，告诉她：“已经拿来七十元了”，在春宝娘没有来得及回话的时候，连着两个“也答应”，使得春宝娘离开家被典卖的一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用简单的三句话，就交代了黄胖与秀才做交易的情节，通过黄胖“停了一息”、“又停了一息”的犹豫与“也答应”的自作主张，体现了黄胖视妻子为所有物的姿态。黄胖因为春宝的病来和春宝娘借钱，一开始并未提及借了多少，而是通过后文春宝娘和秀才的对话，补充了春宝娘把秀才给的青玉戒指给了黄胖当钱的情节。春宝娘面对秀才的诘问没有办法回应，秀才也因此断了将春宝娘留下的念头。
通过三个人物之间的两两对话，每一方的立场都是相对的，因此信息，一方面在对话中不断补足，另一方面又带有立场的片面性。这就逐步地强化了两个家庭、两个男人之间的矛盾，春宝娘的境况也因此没有了转圜的可能。
4. 独白：女性创伤的呈现
《为奴隶的母亲》通过对春宝娘女性、妻子、母亲这三重社会身份的书写刻画，呈现了春宝娘压抑、无奈、绝望的处境和命运，表现出作者对农村妇女生存问题的思考和悲剧意识。如果说回避、不流畅的对话所呈现的是春宝娘外在的生存状态，那么春宝娘的个人独白则显示了她内心的创伤和绝望。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独白中，《为奴隶的母亲》也同样执行着对话。春宝娘并非不企求回应，只是残酷的现实从不肯给予她任何的安慰，但春宝娘也不是全然孤独的，作为母亲，她得到了来自孩子的回应。
存在于个人独白和呓语中的对话，实现了真实和幻想的交叠、沟通。春宝娘离开家前夜，在房中和自己孩子春宝的道别，春宝娘和五岁的春宝说自己将离开他。这一段对话发生时，春宝娘的精神是漂浮、游离的：“她的思想似乎漂浮在极远，可是她自捉摸不定远在哪里”，仿佛处在一种梦境的状态。
但是这段对话的表现方式却不是春宝娘的视角，而是和处理黄胖与沈家婆的对话一样，由全知的叙述者来叙述春宝娘对孩子的呼唤。“她向她底孩子低叫”，说着“妈妈明天就要去了……”，而孩子“似不十分懂得，本能地将头钻进他母亲底胸膛”。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在写孩子对母亲的回应时，不是将头钻进“自己”的胸膛，而是钻进“他母亲”的胸膛( [1] , p. 275)，作者依旧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的视角。虽然对话的发生是在春宝娘的幻想之中，但是对话却并不是角色的自问自答，而是第三方视角之内的一个问答。一方面，这表明作者并不想过分进入“春宝娘”这一人物内心的态度，同时凸显了作者对春宝娘这个被压迫的失语者的形象的核心建构。春宝娘主体性的缺失，通过她叙述视角的缺席来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对话的发生方式，实现了春宝对春宝娘的情感上的回应的客观化。于是这番不舍的对话，不仅仅是春宝娘在黑暗中的幻想，而是母亲与孩子之间临别之际的温情而无奈的相互告别，这是柔石对这个母亲的温柔、对读者的宽慰。
春宝娘经历了两次与孩子的离别，在于秋宝离别的时候，作者也为春宝娘安排了独白，但是作者没有让这个独白“真正发生”。春宝娘想要和秋宝说几句话，但是小说没有直接写春宝娘“如何说”或“如何想”，而是说“意思是”。虽然秋宝只有一岁半，无法像春宝那样给予母亲回应，小说也大可让春宝娘直接说出自己的愿望或是用心理描写呈现，但是小说却没有呈现春宝娘具体的行动或心理活动，这就意味着这一段独白，是比心理活动要更隐秘的愿望，是言语难易道尽全部的悲哀，只能用大概的“意思”去概括。
第二次离别，无法向孩子诉说爱意，也无法获得回应，这加深了春宝娘的痛苦和悲剧。春宝娘的话语是不自信的、卑微的，只有在给秋宝起名和向秀才解释把青玉戒指当了一事时，她才有相应的回应，而这两件事都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孩子深刻的感情。柔石在叹息春宝娘无法改变的命运、对一个母亲报以深切同情的同时，又对母子的血肉亲情抱有期待。在对春宝娘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的塑造上，柔石抓住了“母亲”的情感变化。
如果说在春宝娘幻想中的客观对话，是梦境中的真实，是虚无之中尚可捉摸的一分温情，那么在梦醒之际混乱的言语，则是梦境与真实的双重的残酷。在春宝娘即将离开秀才家的某一晚，春宝娘突然在梦中大喊起来，惊扰了秀才和秋宝，在秀才追问下，说自己梦见了一圹新坟：
有几夜，她抱着秋宝在睡梦中突然喊起来，秋宝也被吓醒，哭起来了。秀才就追逼地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可是女人拍着秋宝，口子哼哼没有答。秀才继续说：
“梦着你的前儿死了么，那么地喊？连我都被你叫醒了。”
女人急忙地一遍答：“不，不，……好像在我底前面有一圹新坟呢！”
秀才没有再讲话，而悲哀的幻象更在女人第前面展现开来，似他自己要走向这坟去。( [1] , p. 292)
秀才问春宝娘是不是梦到了春宝的死，而春宝娘意识不清地急迫回答：“不，不，……好像我底前面有一座坟呢！”这句话在发生的时间上是在回应秀才的询问，即春宝娘是否梦见了春宝的死亡。从故事情节上看，这个回答指向春宝的死亡或是自己的悲剧都是合理的，因为此时小说尚未揭示春宝得病之后的命运。但后文很快为读者提供了猜测的方向，是“她要走向这坟去”，这意味着春宝娘已经预见了自己的悲惨命运。
这也是一处在梦中的对话，不同的是，这不是春宝娘处在自己的幻想中发生的对话，而是她同时处在了梦境与现实之中的对话。“不，不”的迫切否认是在回答秀才的质问，而“好像在我底面前有一圹新坟呢”则更像在叙述自己面前的幻象。春宝娘的梦境，暗示了春宝娘岌岌可危的精神状态。
5. 偷听：畸形性格的揭露
对话的发生有其时空和地点。在《为奴隶的母亲》中，诸多人物对话是发生在“房内”的，这就涉及到了人物之间的“对话—偷听”的关系。对于乡土社会而言，“房内”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环境，“家丑不可外扬”便说明了这种空间内发生的对话应当只涉及到空间内的人，但同时这样的环境却不代表着隐私。在熟人社会，“偷听”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甚至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偷听”可以是主动地偷听，也可以主动地被偷听，或者意外地偷听与被偷听等等，但参与对话的主体和偷听者仍旧是一内一外、一明一暗的矛盾。在《为奴隶的母亲》中，也有偷听的行为，而我们同样需要关注对话参与者和偷听者两个方面。
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偷听行为主要发生在春宝娘到了秀才家之后。先是在春宝娘到了秀才家的当晚，秀才向春宝娘夸耀自己的家底，并且欲和春宝娘同房，这时春宝娘听到了大娘在房外高声地骂。在叙述中只体现了春宝娘和秀才在房内听到的大娘的叫骂，但是这包含了一个预设，即大娘就在房外不远，并且十分地关注房内的情况。通过偷听场景的刻画，与春宝娘初到秀才家时，秀才妻的亲切善意形成强烈的对比，秀才妻对春宝娘讲述自己与秀才的“爱情史”也就成为一个竖立权威的行动。
如果我们整理文中的偷听片段，也会发现“偷听”往往是女性的行为。比如春宝娘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听到大娘因为秀才给自己买了东西之后在房里的骂声，还有在厨房里听到大娘对她怀孕之后的冷嘲热讽。冉耀武在解读《红楼梦》中的偷听行为时，用了“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解释这种行为的动因，认为偷听的主体之所以常常是女性，是因为女性在封建家庭中有更多的缺失，需要通过偷听来获取信息以保证生存 [3] 。同样，《为奴隶的母亲》里大娘的偷听和有意的被偷听是为了保证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而春宝娘则因为偷听知道了自己必须任劳任怨。
与一般的偷听所具有的一方的隐性存在不同，《为奴隶的母亲》里的“偷听”几乎是默认了偷听者的存在，对话和偷听双方彼此是相知的。大娘在人后对春宝娘的刻薄和奚落，是毫无隐藏的意思的，不管是音量还是内容，都对春宝娘实施了极为直接的威胁和赤裸的监视。因此对话者在房内发生对话，以实现一种表面的私密性，实际上却和偷听者达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通过双方都不言自明的偷听行动，秀才妻得以发泄自己对春宝娘的仇视和不满，而春宝娘也会作出回避的策略。在表现了秀才妻的刻薄性格的同时，春宝娘那种屈服的惯性同时也被凸显了。
秀才性格的弱点也在“偷听”的语境中被揭示了。不管是春宝娘到秀才家的当晚秀才在房内的夸耀，还是春宝娘怀孕之后的一晚，秀才安慰着春宝娘而大娘在房外讥笑，他“忍不住听下门外他底大妻底喋喋的讥笑声音”，并且不断重复他有白玉和青玉的戒指，秀才不断地和春宝娘表示自己的钱财和能力。正如小说中叙述者作出的评议：“不过是向她夸耀或是求媚罢了”，但若结合“典妻”之风盛行的农村环境看这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家庭的唯一男性，通过房内和自己买来的妻的对话和大妻的偷听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在这种默认与公开的“偷听”行为里，秀才实际乐见自己大妻对春宝娘的嫉妒，他通过对春宝娘的控制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自尊心。
“偷听”增加了小说情节的悬念，偷听者基于偷听到的信息做出的行动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但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偷听”更像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对话场景，可以在同一事件发生时呈现多个人物的言行，进而反映对话所发生的空间。“偷听”发生的场景是春宝娘被买来的第一夜，在她即将为奴隶的房子之中，她被监视、被控制、被侵犯。
在这种“偷听”的关系中，各方的信息是透明的，与此同时，信息的交流又是隐秘的、非直接的，秀才听到的是自己大妻的嫉妒，而春宝娘听到或许是威胁和咒骂，这就给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和解读空间。
6.结语
《为奴隶的母亲》通过人物之间多类型的对话活动推进小说情节，并以此建构小说的人物关系、伦理场域。在春宝娘的言说与沉默中，柔石书写了女性在“母亲”与“妻子”两个社会身份中的困境。此外，小说的“对话”具有推动社会变革、农村伦理改革的实践性意图。小说通过人物之间不平等的对话，以及对话信息的流动，要求读者关注对话中的权力关系以及人物的现实处境，从“作者–文本–读者”三个维度考虑小说“对话”所具有的功能及效果，可以说“对话”是小说家柔石叙事的技巧方法，是文本的组成单位，同时是与读者的对话，要求读者进入不平等的对话结构，在信息的缺失和获得过程中反思农村女性的现实处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