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术语学是一门系统研究一个或多个特定领域中概念、概念定义、概念命名和概念系统的学科，最早对术语的研究可追溯到语义学家，但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才得到承认并取得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发表了《技术中的国际语言标准化，尤其在电子技术领域中》一文，在文中他阐释了术语学的原则和方法，奠定了术语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术语学被正式确立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联系紧密。此后术语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社会术语学、交际术语学、社会认知术语学、框架术语学等应运而生。术语学理论常分为规定性范式和描写性范式，其中普通术语学属于规定性范式，关注术语标准化，而其他术语学则属于描写性范式，关注术语变异，社会认知术语学和框架术语学又可看作描写性范式下的认知转向。自术语学诞生以来，概念便一直在术语学研究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维斯特甚至认为概念是一切术语工作的起始点，因而研究术语学不可不谈概念。
概念是思维发展的产物，也是思维活动得以进行的单元。概念是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哲学，指人类在认知过程中，通过对感觉、感知等感性认识抽象概括后形成的关于事物本质特点的主观认识，是对所感知到的事物进行初步理性处理的结果。索绪尔是最早将概念引入语言学研究中的学者。他将语言活动看作是言语活动中由声音引起的形象和相应的概念在心理上的联结 [1] 。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它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由声音构成的能指，一面是概念性的所指。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体系中，所指即为概念，是由能指的形式系统确定的形式关系，完全不同于具体的实物 [2] 。语言并不旨在为具体的事物或已存在的概念贴上标签，而是要创造概念，进而对未分化的连续现实进行划分。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王寅教授将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的形成过程进行如下表述：人类在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范畴，每个范畴对应于一个概念，同时产生意义(范畴、概念、意义三位一体)，逐步形成了概念结构和语义系统，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后就用语符将其固定下来 [3] 。因此，语言学家谈论名称时探究意义。在术语学中，术语区别于语言学中的名称，术语学家谈论术语时探究概念。冯志伟认为“术语学的研究应该是从概念出发，即先从概念的定义开始，而不是先从词语开始” [4] 。术语学中的概念一般被认为是思想单元、知识单元和交流单元 [5] 。英国术语学家萨格(J.C Sager)认为术语学研究可从三个维度展开，即认知维、语言维和交流维 [6] 。
由上述可得，术语学中的首要研究对象术语与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术语学的概念理论前有必要了解术语与概念的关系。术语学家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就术语的定义给出不同阐释，从中我们可以看见术语与概念的关系。普通术语学的代表人赫尔穆特·费尔伯(Helmut Felber)认为术语是“被赋予概念的语言符号，术语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词组” [7]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08721将术语定义为“特殊领域中概念的语言表达”；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萨格教授认为术语是“词汇单元的分级，代表着特殊领域的知识空间中一个具体的概念实体，概念特性、概念活动或结构关系” [8] 。交际术语学创建者特蕾莎·卡布雷(Teresa Cabré Castellví)将术语定义为“最典型的表征概念的单位，专业知识通过术语得到表征、传达和理解” [9] 。框架术语学的代表人物法贝尔(Pamela Faber)认为术语是专业知识单元，“相同或不同语言中的术语将自己‘锚定’在概念上，更好消除歧义” [10] 。尽管这些术语定义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术语指称概念。概念与术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依附于术语而产生或存在，但是术语只是代表概念的符号或者载体，并不是概念本身。由此可知，术语翻译实际上是术语背后概念之间的转换。
概念与术语、术语翻译均密不可分，而近年来尚未有文献梳理概念理论的发展流变，遑论各阶段概念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应用。鉴于此，本文梳理了普通术语学及术语学认知转向中的概念理论并列举了两种概念理论在科技、中医、焊接、中华思想文化、法律及水产等专业领域术语的应用，揭示了不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具有不同的取向，即普通术语学偏向术语概念标准化而认知转向中的术语翻译侧重概念构建及传递，希望对概念理论及其翻译应用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2. 普通术语学
2.1. 普通术语学中的概念理论
自术语学诞生以来，普通术语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要地位，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多元术语理论竞相发展、壮大，普通术语学的地位才受到动摇。术语学界把维斯特、费尔伯等人的术语学思想视为普通术语学理论。主要包括 [11] ：术语工作起源于概念，概念是术语工作的核心，强调概念的突出地位，概念先行，后采用规定方法对术语命名；概念独立于其语言名称，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或者是真实世界的复制品，可以根据其本质特征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概念具有精确性和单一性，无同义词且概念与术语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概念存在于概念系统中，可以通过对概念特征的仔细研究，得出概念系统中的元素，从而揭示概念之间的关系；因强调概念系统和概念的独立性，普通术语学采用共时性的研究视角。普通术语学的概念理论以古希腊对于知识范畴的研究为基础，这种概念理论在研究知识范畴时，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观，即范畴由范畴成员共有的一组特征来定义、范畴具有清晰的界限、范畴中的成员具有同等地位、范畴具有二元性 [12] 。普通术语学具有的理论特性，为其理论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秉持这些理念，以维斯特为代表的普通术语学家旨在：(1) 通过术语标准化工作，消除科技术语中的模糊性，促进术语成为有效的交流工具；(2) 使所有科技术语使用者了解术语标准化的好处；(3) 确立术语学为一门实用且科学的学科。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普通术语学家们践行并完成以下任务：(1) 制订用于描述与记录术语标准化的国际化原则；(2) 制订术语学的普遍性原则；(3)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建立了一个收集、传播和协调术语资料的国际中心即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普通术语学的理念和原则都指向术语标准化，因为维斯特等人认为概念先行，术语在标准化进程中必须先进行概念的标准化，在普通术语学理论指导下，概念理论在术语翻译中的应用也多为概念的标准化。
2.2. 普通术语学视角下的概念理论在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2.2.1. 科技术语
术语标准化是维斯特、费尔伯等学者的工作目标，术语标准化国际准则《术语工作原则》(ISO/R 704: 1968, Naming Principles)为界定和规范概念提供了具体的原则：
(1) 创建或定义新概念时，要明确概念心理表征的界限及概念与现有概念在同一系统中的关系；
(2) 概念心理表征的界限可以通过概念的特性来界定，其中概念特性可分为内在特性(包括形状、大小、材料、硬度等)和外在特性(包括目的特性和源头特性)；
(3) 从概念的特性层级中选择某一特性以便用术语指称概念，概念特性的选择一般根据概念在概念系统中的位置确定。
由于维斯特和费尔伯的学科背景，维斯特、费尔伯等人研究的术语对象主要是科技术语。据费尔伯 [13] 记载，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举办了“科学与抽象概念国际会议”，会上通过的18.1和18.2决议建议充分编纂科技领域双语及多语词典、促进术语标准化并出版科技领域的新术语清单，清单中附有各种定义及翻译。此后出版了《语际科技词典》《语际科技词汇参考书》和《科技翻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进步部(Department of Advancement of Science of UNESCO)于1964年在巴黎召开第十三次会议，提出将与国际翻译家联盟合作促进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术语及辞书编纂工作。
在联合国教科文的组织下，以维斯特和费尔伯为代表的术语学家对多语术语标准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维斯特等人的研究对象多是科技术语，而科技术语具有严密性、简明性、单义性、系统性、名词性及灵活性的特点 [14] ，与普通术语学概念理论的标准化一拍即合，因而忽略了术语变体。
2.2.2. 中医术语
中医英译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20世纪中医英译逐渐增多，改革开放后，中医英译迅速发展，中医开始走向世界。中医走出去的进程中，为了方便专业人员的交流，在普通术语学中的概念理论指导下，中医术语开展了标准化的英译定名。
2000年8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之后发布了《中医药学基本名词》《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中医药基本名词英译原则及方法》，明确了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规范和原则，并于2005年出版了《中医药学名词》。该标准遵循普通术语学中的概念理论，明确定义要反映某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强调术语概念的系统性和同一性，但在编写时保留了一些中医术语约定俗成的英译本 [15] 。同样地，2007年10月，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出的《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采用ISO 10241：1992《国际术语标准的制定与编排》编写，强调要能准确反映中医术语的基本概念且要与世卫组织已有的针灸术语保持一致 [16] 。2009年9月，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成立，该委员会遵循ISO 704：2000标准制定中医药术语管理的原则和工作方法，术语原则包括透明性(使用概念的区别特征以显现术语概念在概念系统中的位置)、一致(专业领域术语是反映概念体系的连贯的术语体系)、适当、语言简洁、派生、语法正确、本国语言优先。
由于中医语言具有模糊性(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交叉)、笼统性(感情色彩与文体色彩交织)、玄秘性(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交错)和歧义性(原始意义与派生意义交融) [17] ，中医术语的标准化既具有普通术语学概念理论中的原则，如系统性和同一性，但是有些时候又不得不让步于约定俗成。
3. 术语学的认知转向
3.1. 认知转向中的术语概念理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普通术语学的思想原则并没有通过大量术语实践的考验反而开始暴露问题：普通术语学没有清楚说明如何根据逻辑客观主义定义概念和概念结构，也未解释如何实现术语标准化；法律经济等专业领域研究表明术语指称的概念并不是定义明确的实体且术语概念并非独立于语言；普通术语学提出的模型适用于表示实体的术语(具体对象、位置等)但并不适用于指称活动、属性和关系的术语；由于术语工作者常从专业语料库中提取并分析术语，术语描述很少使用命名法；术语并非脱离语境，相反术语意义需要在语境下才能确定；许多术语是多义的，有些是模棱两可的，有术语变体 [18] 。普通术语学出现的问题也蔓延到其视阈下的概念理论。
扎瓦达(Zawada)将维斯特等人形成的概念理论称为传统的概念理论，他认为传统的概念理论在人文社科和科学领域均表现不佳，于是他将原型理论引入概念理论中，其理论被称为类典型概念理论，主要观点包括 [19] ：(1) 概念特征属性：呈级差的、抽象的、理想化的、互动性的、受语境限制，它基于感知和体验，以语言、文化和隐喻为基础，根据词的现实现象而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对于标准而言是相对固定的；(2) 概念特征在定义概念时所起的作用：特征以功用性、典型特征、家族成员相似性而非区别性特征来界定概念的知识范畴，范畴具有模糊的特征，特征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属性；(3) 概念特征的认知特性：概念特征根据若干复杂的解释理论，根据科学实验记录验证，根据技能与经验，在思维上表现出完型(holistic gestalt)的认知特性。扎瓦达的概念理论以原型理论为特点，承认概念是模糊的，概念基于认知和体验具有主观性。
基于认知语义学中的原型理论和隐喻理论，泰莫曼(Rita Temmerman) [20] 于2000年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认知术语学，社会认知术语学研究特定领域语言中术语的认知潜力以及文本和交际场景中的术语变异。书中她用理解单元(units of understanding)代替概念，将具有原型结构的理解单元称作范畴。泰莫曼认为所有理解单元在头脑中形成，有些理解单元是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范畴是模糊的无法清晰地对其定义，因此她提出了描述范畴的模型，包括历史信息(historical information)、范畴间信息(intercategorial information)、范畴内信息(intracategorial information)和核心含义(core definition)；承认术语变异，否定术语与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范畴、概念和术语不断发展，具有动态性，因而研究范畴、概念和术语时要采取历时的研究方法。泰莫曼不仅提出概念具有原型结构并指出术语学研究要采取历时性研究方法。
法贝尔认为社会认知术语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 ：概念关系是开放式的，概念组织完全不受约束，建立起来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和原型范畴很大程度上来自研究者的主观想法。据此，法贝尔根据语言学和心理学中的理论和模型提出了框架术语学 [10] ，主要研究概念的组织方式、术语概念的多维性以及术语概念知识的提取方式。就概念组织方式而言，框架术语学采用事件概念组织，即每一个专业领域都有一个事件模板，以多次反复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为概念事件的基础结构，在该结构下对新的事件或行为进行范畴化处理。就术语概念的多维性而言，法贝尔将认知语法中的域矩阵(domain matrix)引入框架术语学，认为概念可能属于多个不同但相关的专业域，专业域可以看作是专业学科，当同一个概念出现在不同学科时，概念就呈现出多维性，各学科中的概念关系也不同。就术语概念知识的提取方式，法贝尔认为有自上而下(up-bottom)和自下而上(bottom-up)两种方式，其中前者指从专业词典、工具书对信息进行比较、取舍和整合，而后者是通过梳理语料库提取信息，法贝尔建议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获取分析概念所需的知识，其中自上而下方式可以直接获取与知识相关的词汇–概念网络，而自下而上方式可以获取丰富知识语境(knowledge-rich context)。
3.2. 认知转向中的概念理论在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3.2.1. 焊接术语
术语变异是术语学工作中普遍的现象。陈朝霞 [22] 基于术语学和认知科学中的概念理论，以知网中学术期刊里出现的“焊条”及其英文术语变体为研究对象，综合百度百科、互动百科和维基百科等资源构建“焊条”的概念特征网络，鉴于认知科学认为人类具有相同的认知心理和感知，人类获取的概念结构是类似的，对“焊条”进行翻译时要尽量保证概念信息的完整。
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的术语只是概念部分内容的抽象和概括后的结果，并未完全表露出概念的所有特征，而概念的所有特征构成了概念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原型性质，概念特征表现家族相似性，原型结构中的边沿概念特征也应该予以考虑。因此，对“焊条”概念进行目标语言重新编码时，应尽可能地做到概念和概念特征的等价转移。据此，就“焊条”的9个英译术语变体而言，最为简洁的electrode表现出“焊条”的区别性特征，但由于electrode是跨学科的术语，具有多重意义潜势，需结合具体语境才能确定其具体概念，因而不是“焊条”的最优翻译。Welding electrode/bar/rod较electrode而言概念内涵更具体，但welding electrode侧重焊条的概念内涵而welding bar/rod强调焊条概念的外在特征。Covered/coated electrode也侧重焊条的外部特征，但与welding bar/rod表现焊条纵向延伸而成的条状物不同的是，covered/coated electrode采用隐喻突出焊条的里–外构成，即里面是电极，外面包裹着药衣。
该研究应用概念特征的原型结构，基于术语概念特征，通过网络资料库建立术语的概念特征网络，并比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术语概念特征研究概念转换的等价程度，为术语概念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种研究方法主观性较强，具有一定局限性。
3.2.2.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根植于中华文化，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翻译时难将概念内容以简洁的其他语言进行输出。黄鑫宇和魏向清 [23] 通过对中国“天”概念内涵的深入研究，提炼出思想文化术语“天”具有范畴性、多核心、能产性、关联性和发展性的概念特征，据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核心术语翻译的概念建构模式。
该模型在考察文化术语概念系统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基础上，提出通过观察源语言术语和目标语言术语的语言符号、概念内涵和应用语境，构建有利于目标语言读者认知加工的渠道。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对语言规范、内涵丰富、语境丰富的术语概念进行转换。该模型提出了在概念层面上充分翻译术语的三种方法。一是语言翻译，即在目标语言中提供一个对等的术语，也就是按照目标语言的规范对该术语进行重命名的过程；二是概念翻译，即对词汇的概念进行全面的建构，使词汇内的概念意义网络得到充分的传递包括构建核心含义、范畴内信息、范畴间信息和历史信息；三是语境翻译，即在适当的历时情境中提供对术语概念的解释及术语历时语义的补充。
基于泰莫曼的社会认知术语学概念理论，魏向清提出了术语翻译建构模型，该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审视思想文化术语翻译本质的视角，即由于思想文化术语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概念差异，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涉及到对术语概念意义的多层次建构。但是该理论暂时只针对“天”这单个术语进行阐释，其他领域术语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其模型和应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需进一步深化。
3.2.3. 法律术语
法律文本的研究对象是行事文本，法律翻译不仅要考虑法律术语和法律文本本身的结构，还要考虑法律文本中的行事动词，这给法律翻译带来了挑战性。法贝尔与赖梅林克(Arianne Reimerink) [24] 指出法律翻译难点有两方面：一方面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文化中法律系统的范畴和概念差别导致不同语言间缺乏对等的法律术语，另一方面法律文本可视作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认知框架，对该认知框架的识解对法律翻译来说更具难度。
据此，法贝尔和赖梅林克基于框架术语学，以环境法为例分析法律文本中的术语意义。研究发现法律文本侧重过程和行为的描述，而这些活动是以动词或动词的名词化形式进行词汇化的，所以动词是法律文本中的术语，这些动词的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联系着法律文本中的核心概念。通过分析这些论元结构及其语义论元的概念类别，可以深入了解法律文本的典型语义特征，从而突出法律框架中最显著的言语行为、行动和过程以及典型参与者的语义范畴，最终寻求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概念范畴的一致性。
用框架术语学研究动词的论元结构为法律术语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一词汇子维度和知识框架内的动词具有相似的句法结构，在同一文本中它们与相同的论元语义范畴搭配，动词及其论元可作为法律术语跨语言跨文化转换的基础。
3.2.4. 水产术语
基于认知转向中的概念理论和交际术语学中术语是多面体的原则，萨贝拉(Sabela Fernández-Silva) [9] 等人认为术语指称概念时具有灵活性且概念命名时术语变异是多重动机作用下的结果。
她们以水产领域“production area”概念为例，从法语和加利西亚双语语料库中提取出26条术语变体，其中14条法语术语和12条加利西亚术语。她们首先确定“production area”是概念体系中无生命物质实体(inanimate material entities)范畴下的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location)范畴；其次她们确定了术语变体各组成成分所属的概念类，发现两种语言中术语变体的中心词所表征的概念均属于位置范畴，但两个加利西亚术语变体的中心词所表示的概念更具体，所有修饰语表征的概念都指向生产活动，但在详细度上有区别(如有的指向普通生产活动，有的指向农业生产活动或水产生产活动)；最后通过分析中心词和修饰语表征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发现“production area”概念内关系(intraconceptual relation)是功能关系(functional relation)。通过以上分析她们认为尽管“production area”在名称上有区别，但是该概念在形成术语时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并得出“production area”术语变体中的概念模式。萨贝尔等人通过分析这些术语的概念模式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次找到出现最频繁的概念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概念命名时术语变异的动机之一。此外她们分析了法语和加利西亚术语变体中的概念模式发现法语和加利西亚术语中均有其独自的概念模式，且其中两种模式是由于法语词汇特征造成的，因此她们认为语言文化也是造成术语变异的动机之一。萨贝尔等人在语料库中考察了三种主要概念模式涉及的专业领域，发现不同概念模式在不同专业领域中的分布情况不同，作者认为不同领域也是术语变异的原因。
萨贝尔等人将认知转向中的概念理论与交际术语学结合起来，通过梳理概念模型，验证了术语概念命名并非全是随意无意识的结果，而是在一定动机作用下形成的名称。但是萨贝尔等人分析术语变体原因的角度稍显狭窄，只考虑了概念结构、文化和专业领域。
4. 总结
术语翻译本质上是概念的跨语言跨文化间的转换。本文梳理了普通术语学和认知转向下的概念理论，普通术语学因其采用规范取向，术语概念内涵的变化被视作问题，其理论实践为术语及概念的标准化；认知转向下的术语学将变化视作资源，从不同角度研究术语的概念内涵。虽然两种概念理论的实践取向不一致，但两种理论并非完全矛盾。认知转向下的概念理论并不是对普通术语学概念观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其进一步发展，从原型结构、动态性再到事件概念模板，概念仍是术语工作的主要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列举不同概念理论下的翻译实例证明不同理论对术语工作皆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认知转向下的概念理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构建概念网络/模型以此传达术语概念内涵，为术语翻译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