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推动着交流与文化的碰撞。与此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文化交流的推动下经历着巨大的重构。文学作为现实世界的精神写照和阐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身也在加快变革的步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文化交融的洪流下，在西方文化的俯视威胁下，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本土文化成为翻译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余华是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曾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以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早在1994年，《活着》就由杨平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该译本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众多法国读者的喜爱。然而，小说中有许多法国读者不理解的陌生中国文化元素，译文是否传递出了这些特定的中国文化内涵以及译者采用了哪些翻译策略来处理这些陌生元素的，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2. 归化与异化
在异化归化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翻译界关于翻译策略选择的争论仍以直译(逐字翻译)和意译为主。1813年，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他发表的《论翻译的不同方法》(Sur les différentes méthodes de traduction)中，从理论上阐释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他超越了逐字翻译、直译和意译的界定，指出翻译要么译者引导读者向作者靠拢，让读者适应作者，要么译者引导作者向读者靠拢，使译文更容易理解这两种方法。这两种翻译方法的提出对后来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研究。施氏认为，文本直接体现了作者思想，而这个思想则是由作者个人使用特定语言来表现的。为了将读者与作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施莱尔马赫主张译者应采用“异化”的方法，为原文文化保留更多的价值。为了保证忠实于原文，译者必须根据原文来选择译文中的词语。法国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 1942~1991)秉承了施莱尔马赫的将译本读者引向作者的异化观。受德国浪漫主义影响，他认为在翻译中需要用异化和保持文化的方式保留原文的文化和异域特色。安托万·伯尔曼在1985年出版的回忆录《翻译与外来语的审判》(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中解释说，“外来语的审判”(l’épreuve de l’étranger)强调了翻译对原文和译文语言转变的相互影响。翻译不仅是对差异的利用，也是对相似性的重新发现。
然而，直到1995年，“归化”和“异化”的概念才被正式提出。正式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指出，归化是指将原作者带入新来者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即适应另一种文化的文化背景或特定术语，而异化则是指接受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通常用来保留原有的文化背景，如名称、地点、特定词汇等。归化翻译可以更完整地把一种源语文本引入目的语所在的文化系统，而保留异质元素(异化翻译)则可以提醒读者他们所读到的东西来自异域 [1] 。
国内关于归化与异化的争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20世纪70年代之前，归化翻译思想是中国文学翻译的主流。然而，到十九世纪末，小说被认为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于是许多译者不重视原作翻译中的“忠诚”，只把译作如何适应社会现状作为翻译的重点，翻译的改写成为普遍现象。随着归化翻译的弊端的逐渐显现，考虑文化差异的异化翻译也逐渐引起学界以及翻译界的重视。鲁迅指出，在开始写作之前，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吸收或保留外国以特征吗？他强调，翻译必须有一种异域风情，一种异国情调(“洋气”) [2] 。除鲁迅之外，瞿秋白等作家也对对归化翻译策略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五四运动之后，受鲁迅的影响，越来越多译者开始提倡异化翻译。直到21世纪，在孙致礼等学者的推荐下，异化在文学翻译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学者认为，异化翻译有助于保存源语言的文化特征，丰富目标语言的表达。归化能够最大化减少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疏离感，从而更充分地理解原文的含义。异化策略则尽可能保留源语的异域风格，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促进文化交流。归 [3] 。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相辅相成，成为了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要主题，也是提高翻译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手段。
3. 《活着》法语版文化负载词翻译
国内学者廖七一指出，一个民族在漫长的文化历史进程中渐渐积累成了文化负载词，这些词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词语、成语和典故，它们标志着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有的生活方式 [4] 。
目前学界关于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方法尚未形成定论，但其中影响较大仍属奈达提出的文化负载词分类方法。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Le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中把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分别是生态学类、物质文化类、社会文化类、宗教文化类和语言文化类 [5] 。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三类下的几个典型例子。
长篇小说《活着》笔触朴素而冷静，故事主要讲述了在内战、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主人公徐富贵历经沧桑和苦难坎坷的人生，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只剩一头老黄牛与之相依为命。下文我们将结合具体例子分析翻译的异化和归化策略的使用。
3.1. 物质文化负载词
不同区域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长时间生活所积累的物质文化负载词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在其他语言群体可能找不到等同的词汇。原文中带有物质文化色彩的词语大多与中国饮食文化有关，这些文化负载词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且反映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学素养 [6] 。我们以两个词为例：
例1：…尝尝他们和盐一样咸的咸菜… [7]
译文：Je goûteais leurs légumes—qu’ils préparaient avec beaucoup de sel… [8]
如果将法译文逐字翻译，“咸菜”的意思是“咸的蔬菜”，表示放了太多盐的菜或味咸的蔬菜。译者在翻译时省译了“像盐一样咸”的形容，先翻译成简单的“légumes”随后把咸菜的制作方法译出用于解释这个法国人并不熟悉的中国食品，帮助读者理解。归化和异化的结合既通俗易懂，又传递了文化信息。
例2：豆腐 [7]
译文：fromage de soja [8]
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的90年代，“豆腐”这个词在法国还不如今为法国人所熟知。然而，它的生产方法类似于从凝固的牛奶或奶制品中获得的奶酪。译者将法国人更为熟悉的fromage (奶酪)“de soja”的翻译传达了“豆腐”的中国特色——用豆腐做的，而且对法国人来说更容易理解。
例3：水红色的旗袍 [7]
译文：robe chinoise couleur cerise [8]
实际上，水红色是红色更明艳的鲜红色。此外，对于欧洲人来说，红色是不幸的象征，译者使用同化，因此翻译为“樱桃色”更切合实际，更生动。“旗袍”被归化翻译成“robe”，意为裙子，法国读者能立马联想到“樱桃红的裙子”，却无法将中国的服装文化传递出去。笔者认为，此处可译为robetraditionnellechinoise更为妥帖。
3.2. 社会文化负载词
社会文化负载词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因此，中国文化涵养下的社会文化负载词承载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具有民族特性，法国文化背景的读者较难理解。《活着》中的社会文化负载词主要包含社会生活中的称谓、社会制度、政治事件、社会习俗、历史典故等。
例4：我念过几年私塾 [7] 。
译文：J’ai étudié quelques années dans une école privée [8] .
私塾是中国古代社会在家庭、宗族或村落中设立的一种普及性学前教育机构。私塾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是古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春秋末期到民国末期，私塾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渐消失。译者通过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其直译为“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对应，这一表述更适应于法国公立私立学校分明的系统。然而，翻译这个含义更为复杂的词会导致对中国教育制度的误解或片面理解。
例5：…看到我娘扭着小脚又哭又喊地跑来，家珍抱着凤霞跟在后面 [7] 。
译文：…voyant ma mère courir en pleurant et criant avec ses petits pieds bandés, Jia Zhen suivait avec Feng Xia dans ses bras [8] .
“小脚”并不单纯指小脚。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们用破布紧紧地裹着妇女的脚，使其变形，称之为“小脚”。如果逐字翻译成“petits pieds”，法国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甚至感到不知所云。因此，译者在此之后加上形容词“bandés”(包扎的)，既使读者明白了文中的“小脚”是通过人为包扎形成的，又更能引发读者追溯其文化内涵的兴趣有助于异域文化的传递。
例6：郎中 [7]
译文：médecin [8]
例7：家珍是城里小姐出身 [7] 。
译文：Jia Zhen avait grandi en ville [8] .
类似例5，例6和例7的翻译也被简化了。中医文化源远流长，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了中医基本理论。宋以前，人们对医生的称呼较为复杂，一般根据其专科进行称呼，如食医、疾医、金疮医等。从宋代开始，南方习惯称医生为郎中，而北方则称医生为大夫，相沿至今。译者选择用归化的策略将“郎中”概括性翻译为“médecin”(医生)，很大程度上缩短了读者的理解途径。对于例8，译者没有选择一个词来代表家珍的出身和地位，也是用了一个更模糊的短语“grandi en ville”(她在城市长大)来表达。根据原文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了解到，故事发生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旧时资本家或地主的子女叫“少爷”或“小姐”，这里体现了福贵的妻子家珍原本家境优渥，出身不凡，与之后因福贵赌钱输光家产过得穷困潦倒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体现了福贵对家珍的愧疚。而译者通过归化翻译的策略倾向于将时代背景信息抹去，这样的处理有助于读者着眼于故事情节、理解文意，但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信息的传递。
通过以上译例的分析，我们发现译者在翻译与社会文化有关的词汇时更擅长用文化意象词替换、简化等翻译方法。一方面，余华的写作风格简约、朴素，删减文字等安排有助于遵循作者的写作风格，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内涵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除此之外，社会文化负载词也涉及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历史事件等。如：文化大革命——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人民公社——la commune populaire.由于政治文化具有时代特征，翻译的处理方式因语境而异。
例8：村里人下地干活开始记工分了 [7] 。
译文：le régime du travail changea. Un jour ouvrable était calculé en nombre de points, selon la qualité de la main-découvre [8] .
例9：红卫兵 [7]
译文：un groupe de gardes rouges [8]
例10：他对你们进行白色统治 [7] 。
译文：il a gouverné ici par la terreur [8] .
见例8，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动制度经历过数次改革。“记工分”指的是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由生产队组织，社员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进行劳动并取得报酬。译者并没有直译附而是将这一劳动制度的形式详尽又不失简洁的话语解释出来，帮助法国读者快速了解这个陌生的制度词汇。
例9中的“红卫兵”指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由大学生和中学生组成的群众组织。译者将其直译为“groupe de gardes rouges”，运用“rouge”(红色)这个词为欧洲人的印象中的东方红色增添了新的代表意象。再到例10中的“白色统治”，译者没有将其直译为“la gouvernance blanche”，而是意译为“il a gouverné ici par la terreur”。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白色统治”也称作“白色恐怖”，通常用来指实行恐怖统治的国民党政权。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色的治理”，读者可能无法理解白色的确切含义。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于代表着东方的红色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基础，直译后读者也不难理解，但对于“白色”这种在中西文化中都是内涵丰富且差距较大的词，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这里更适合用归化的策略将其本身的涵义意译出来。
3.3. 语言文化负载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包含成语、俗语、诗词、谚语、典故在内的多样表达方式。汉语是意合语言，词汇精辟练达且独立性强 [9] ，无疑是华夏文华的瑰宝。因此，翻译好语言文化负载词对于外国读者领略中华语言的魅力十分重要。
成语的处理
例11：…私塾先生说我是朽木不可雕也 [7] 。
译文：…le professeur, lui, prétendait que j’étais du bois pourri, impropre à la sculpture [8] .
例12：回光返照 [7]
译文：dernière lueur du soleil couchant [8] .
例13：我爹常常唉声叹气，训斥我没有光宗耀祖 [7] 。
译文：mon père soupirait et me reprochait de ne pas honorer nos ancêtres [8] .
例14：俗话说是祸不单行 [7] 。
译文：mais un malheur ne vient jamais seul [8] .
“朽木不可雕也”是一句汉语俗语，出自中国的《论语》，本意指腐烂的木头无法雕刻，用于形容一个人品质败坏到极点。原文中“朽木”喻指主人公福贵，此句出自福贵的老师，批评他懒惰、思想涣散，不对他抱有希望。译者使用异化的方法将其直接译出而并没有做解释或注释。相对于用归化法翻译为“j’étais irrecuperable”(我不可救药)，译者在不造成法语读者对语义产生误读的基础上，使用异化的策略能更好的保留原作的风格，将法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拉近，带领读者领略汉语的独特表达，既贴切地传达出了原意，也有利于读者的接受和实现文化传播的翻译目的。
例12的成语“回光返照”比喻人突然清醒状态或者是死前短暂的愉快，还可喻指实物消失前的短暂繁荣。在法语翻译中，译者处理得很巧妙，他用日落的比喻来描述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一刻，这样生动的表达非常符合原文。例13的成语“光宗耀祖”意为子女后代成为公务员或军官，将是全家及其祖先的光荣。例14的成语“祸不单行”出自刘向的《说苑·权谋》，意思是指不幸的事往往接二连三而来。在法语中，也有一句谚语与这个成语的意思非常吻合：un malheur ne jamais seul。译者直接使用了这个法语表达。由此可见，如果能在译入语文化中找到类似的表达来替代陌生的文化词汇，不失为一种翻译的好方法。这需要译者充分熟悉两国文化，将文化的共同内核通过不同的语言尽可能联系起来。
例子15：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7]
译文：Une fille mariée est pareille à un seau dont on a versé l’eau [8] .
例15的俗语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今仍被广泛使用。意思是一旦一个女孩结婚了，她就像泼出去的水花一样，娘家就不得过问了，也不需要照顾她的事务。这句话法语翻译可以看作是异化的一种运用，直译直接体现了中国人对女性在婚姻事务中的地位的看法，将中国的婚嫁文化完整地带到了法国读者跟前。
通过对上述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习语和谚语的翻译中，中法文化差异是很常见且不可避免的。丰富独特的大众文化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异化的翻译策略下，译者通过直译、文化意象词替代等方式将这种厚植于汉语的中国文化传播到法语文化中，有助于加深法国读者乃至法国文学界对中国文化的印象、认知以及认可。当然，在翻译的同时，译者也应该考虑异质文化在译入语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理解难度，尽量避免语言歧义和文化误读。然而，在建立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之前，读者的接受框架也是译者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只有在读者接受并理解的情况下，意义才能真正传递到位。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归化策略在《活着》法译本中的应用，并对法语翻译进行适度的评价。
例16：那个下午我信口开河，向她兜售如何带她外出游玩的计划 [7] 。
译文：Cet après-midi-là, parlant sans réfléchir, je lui proposais d’entreprendre un voyage à deux [8] .
例17：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对我爹说：“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 [7] 。
译文：Le vieux professeur dit à mon père «votre jeune Maître sera un homme de second ordre quand il sera grand» [8] .
例18：龙二说话时南腔北调 [7] 。
译文：il avait un accent venud’ailleurs [8] .
见例16，“信口开河”，原写“信口开合”指说话时嘴唇张合。形容说话没有依据，不可靠。译者将其翻译成比喻意义“parlant sans réfléchir”(不加思考地说话)，这样读者就更容易理解了。
例17“年过花甲”形容一个人的年纪已经超过六十岁。除此之外，汉语中的四字成语还有许多用来形容人的年龄阶段。30岁为而立之年；40岁为不惑之年；50岁为知非之年；70岁为古稀之年……但在翻译时，译者只是用形容词“vieux”(老)来形容，避而不谈他的具体年岁。诚然，异质文化的省略会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文意，但文学上用词的细微差别是不能忽略的。法语读者虽然能接收到“老师的年龄大”这样的大致信息，但却无法接收到汉语独特的表示年龄的语言文化。
例18“南腔北调”出自《檐曝杂记》，原指戏曲的南北腔调。现形容说话口音不纯，掺杂着方言。中国土地广阔，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和表达。以秦岭淮河为界，自古南北交通不便，人口流动较为困难，造成了南北方口音差距大。然而，对于法国而言，虽然南北口音也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口音至少有三种，分别是以巴黎为代表的巴黎口音、以图卢兹为代表的西南口音，以及以北方城市里尔为代表的北方口音。北方口音由于和巴黎口音区别过大，常成为法国人日常揶揄嘲笑的对象。如果直译为“accent du nord et du sud”(北方口音和南方口音)，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歧义。原文是为了凸显角色走南闯北，口音重夹杂了各地方言和奇怪的音调，而不是凸显其口音的不合群或是蠢笨。译者选择翻译为“il avait un accent venud’ailleurs”(他有其他地方的口音)，使意义传达得更加顺畅和自然。
例19：上梁不正下梁歪 [7] 。
译文：Si la conduite des parents est mauvaise, celle des enfants le sera aussi [8] .
例19是一句汉语俗语。上梁，就是脊檩，正梁，架在屋架或山墙上最高的一根横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栋梁之材”，它起着承载屋脊重量的任务。下梁，民间也叫“随梁”，其作用在于稳固正梁。这句话常用来比喻在上面的人(长辈或者领导)行为不正，下面的人也跟着做坏事。这里译者选择归化的策略直接翻译句子的隐喻意义。此外，译者还结合了翻译和语境：“上梁”即父母，“下梁”即子女，而不是上司和下属。可见，为了正确地掌握翻译的归化和避免冗长的翻译，我们必须考虑确切上下文语境，结合语言比喻意进行翻译。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活着》法语译例的分析，发现巧妙地结合归化法和异化法，能使译文更易于法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在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并不相对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这两种方法适当结合，不仅可以使译文更简洁易懂，还能更大程度地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展现独特的社会风情，进而实现文化传播。另外，译者必须考虑原文的语境，使原文与译文保持一致，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赘述。鉴于这些考虑和发现，译者最好翻译理论知识，提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当然，翻译策略的研究为我们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经验，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翻译工作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总结反思，我们才会走得更远。由于笔者的能力水平有限，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