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古老民族之一，为祖国光辉夺目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也一直在努力对外宣传西藏的文化与人文风情，但是，在传播文化过程中有时会存在诸如“在西藏传播中经常会设立禁区 [1] ”这样的问题，从而陷入到自证式宣传这样的困境。因此，西藏对外传播应打破僵硬的传统传播模式，转而以藏族同胞的“眼见为实、风土人情”为事实依据，向世界传递一个富有人文色彩的西藏，从而让世界真正认识西藏，了解中国。
《西藏风土志》是赤列曲扎利用学习和工作机会，多次探访西藏各区，搜集大量民间传说、神话、历史故事、民俗文化等内容，融合藏族人民日常生活汇编而成，该书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普通藏族人民生活的真实西藏，堪称了解西藏的入门书籍。
该书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译者发挥重要作用。斋林·旺多，藏族著名翻译家、作家，在藏汉英翻译事业上成绩卓著，2010年荣获国家“资深翻译家”称号，是莎士比亚戏剧英译藏第一人；1993年出版藏文小说《斋苏府秘闻》，后自译英文出版发行，现已被翻译并广泛传播了藏语、汉语、英语、德语等四种语言版本。除此之外，旺多用英文创作了A Tour Guide’s Diary (《导游日志》)，英译赤烈曲扎创作的《西藏风土志》(Xizang—The Land and the People)，为国内外了解西藏创造了便利。
斋林·旺多作为一名资深翻译家，对于翻译事业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译前对于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运用的技巧和策略，都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值得国内译者探讨和借鉴。本文将依据阐释学翻译理论，探讨斋林·旺多如何翻译西藏风土文化，探讨哪些因素影响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是否充分传播西藏风土文化。
2. 阐释学翻译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2.1. 阐释学翻译理论
阐释学(Hermeneutics)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其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浪漫阐释学、哲学阐释学和后现代阐释学四个阶段，从最初只阐释宗教经典文学发展为融合各种领域进行阐释，但对作品的理解和诠释，这一核心观念并未改变。19世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专门研究文本意义的理解及诠释，以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乔治·斯坦纳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自此开始了对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指明了新方向。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当代英国著名学者，在他1975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将阐释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翻译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由信任(Trust)、侵入(Penetration)、吸收(Embodiment)和补偿(Restitution)四个步骤组成 [2] ”。“信任”即译者相信原作是一部言之有物，值得翻译的作品；“侵入”即译者习得语言、思想以及文化等因素之间的碰撞；“吸收”即译者对原作意思进行吸纳，给译作注入新的灵魂；“补偿”即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的遗失部分进行补偿，使译作能够彰显原作的优点，或使原作通过翻译升值。
斯坦纳的四个翻译步骤，具有深厚的哲理性，始终贯穿这一观点：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因素渗入译作，使翻译变成对原作的再创造。而这也和斋林·旺多所持有的“翻译为艺术再创造”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2. 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是源语作者、译者以及译语读者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主体 [3]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即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客观文本，包括：源语作者、源语文本、译语读者、社会语境、时代背景、语言形式、出版商、读者对译者的影响或制约等前提条件下，承认其自身主观认知因素，包括：译前文本的选择，对原作的解读，翻译策略的抉择以及译作的表达，自身阅历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根据自身考量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受动性的辩证统一。
2.3. 阐释学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指导作用
对于翻译而言，译者即是阐释者，译者在阐释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各种主观性和客观性因素的制约，为突破这些因素的制约，译者往往会“下意识”的按照阐释学翻译理论的部分或全部步骤进行翻译。但是，翻译绝不是译者“照猫画虎”的复刻源语言文本，译者根据自己和源语言作者“对话”产生的理解(阐释学翻译理论的信任)，突破重重障碍(阐释学翻译理论的侵入)，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翻译(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吸收和补偿)，译作必然也会带有阐释的痕迹，这都可以体现出阐释学翻译理论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指导。
3. 阐释学翻译理论下《西藏风土志》译本分析
3.1.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之信任
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四步骤，第一步即“信任”，“‘信任’指的是翻译活动的根本任务在于意义的再生 [4] ”。当译者在进行阐释活动时，都会产生“先入为主”的信任感，相信文本存在翻译价值。因此，阐释活动是由信任开始的，这一实践以人类的理解、经验和阅历为基础，在理论上也为翻译的‘可行性’打开一扇门，让译者“如同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创作者本人要对将要描绘的对象产生审美情愫，然后才能将这份美传递到其作品 [5] ”，发自身心的向他人推荐“自己的”作品。本文将从旺多——一个普通藏族同胞的个人经历视角，来分析他如何在翻译作品时体现“信任”感的。
斋林·旺多，藏族著名翻译家，个人履历丰富。“1946年，曾代表‘西藏噶厦政府’前往印度圣约瑟夫学院中学部留学；1953年，西藏和平解放两年之后，学成回国报效祖国，在新建的拉萨第一小学任教数学；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之后，承担进藏内地干部翻译藏语工作；1978年起，调任自治区教委教材编译处，负责了长达七年的藏文教材编译工作；1985年，调任自治区旅游局，次年被任命为西藏珠穆朗玛旅游有限公司香港地区副总经理，负责开拓海外旅游资源；1992年，退休在家主要从事翻译和创作工作。 [6] ”
值得一提的是，斋林·旺多退休前在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市场处任职，他所撰写的《导游日记》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在西藏担任导游必备读物，而这样一位在职场上“如鱼得水”的人物，为什么选择“赋闲在家”，做起了“埋头苦干”的翻译工作？
源于他深知翻译对于藏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纵贯历史，藏族通过翻译其他周边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原华夏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的古籍文化来促进自身发展。而对于当代来说，对外翻译藏族古老文化所传承的精华与智慧，是保证西藏发展能够源源不断“交换”新鲜血液的新路子，将进一步促进新时代西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旺多决定根据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和认知，将赤列曲扎用汉语编写的《西藏风土志》(Xizang—The Land and the People)翻译成英文，生动形象地向世界展现普通藏族人民所生活的真实西藏，这本书不仅寄托了他对于原作的“信任”，还将他和作者的情感融为一体，以一个地地道道藏族同胞的“第一视角”去体味原作的心境，在译作中竭尽全力传达出原作的情感寄托，加深了自身和原作之间的“信任”纽带。
3.2.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之侵入
“侵入”这一词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因为译者在向目标语读者靠拢的过程中，必然会和原作因为文化、历史、语言等因素产生一定理解上的偏差。此时，译者必须像“情报员”破译代码一样，不仅要注意到冰山一角，也要注意到冰山下的巨大体量，解剖原作——从而“割开外壳，让内核显露”。最常见的侵入是对译作的改动，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决不会被动全盘接受原作的信息。单从原作来看，作为赤列曲扎1982年出版的第一版，作者虽然极尽展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但是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遣词造句、甚至用意的错误，而译者在翻译过程，必然要根据当下实际情况进行改动。因此，“侵入”使得译者“不可避免地仰仗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审美理想和欣赏习惯等诸多内在因素对原作进行阅读、阐释和理解，进而内化原作，尔后将已内化的原作再外化为译作 [7] ”。下面将列举一些例子，来分析译者如何基于自身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理解来“侵入”原作以体现译者主体性。
全文共涉及70多处译者基于个人理解对原作的改译，本文将从部分文化词汇和政治宣传例子的角度来分析译者如何“侵入”的：
例1：汉族对亲戚的称呼也有严格的区分，比父亲大称“伯伯”、“伯母”，比父亲小称“叔叔”、“婶婶”。藏族就没有那么严格，凡是父亲的兄弟，都称“阿库”；凡是父亲的姐妹，都称“阿妮”。
译文：Neither do Tibetans differentiate in terms of address for older nor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so for example the father’s brothers are all called “A-ku” (uncle) and his sisters are all called “A-mi” (aunt).
译作创作于上世纪年80年代末期，那时关于“伯伯”、“伯母”，“叔叔”、“婶婶”，这类中文习俗词汇在英文中并没有明显的细分，并且，彼时外国人对于中国繁琐的亲戚称呼也不甚了解，译者在翻译时对这类词汇进行了省译，避免过多的冗余解释，给外国人带来“云里雾里”的感觉。
例2：西藏的佛教与西藏的文化是一对孪生兄弟。
译文：Tibetan Buddhism and Tibetan culture go hand in hand.
文化词汇是一个社会中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定词汇，译者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需要克服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的文化障碍。此句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词汇“孪生兄弟”，译者并未采用“twins”这样的直译，而是采用“hand in hand”这一引申意义，将西藏佛教和西藏文化的协作意义翻译出来。
例3：一幅画便是一本连环画，又象一份份文件证书，说明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译文：Each tangka narrated one story in pictures.
上个世纪对外宣传文本的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手中，并且当时我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外宣时，会尽可能避免政治渲染色彩的词语。因此，译者将原作“祖国和西藏不可分割”部分的政治赞美描写，在翻译时进行了省译并概括，保持了“游记”文本的中立立场，值得一提的是，译作对于原作中诸如此类的政治赞美均进行了改译。
例4：我们在西藏旅行，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进行铲土、打夯、垛麦等等劳动。
译文：Everywhere in Tibet a visitor often meets with scenes of people labouring in the fields or on building sites.
这一句含有大量的建筑类和农务类词汇，这些词都有相应的英文词汇“shovel soil”、“ramming”等，但是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这些词汇在中文文化中，尚且不是人人都了然于心的词汇，如果直译为英文，外国读者同样会觉得这些词汇晦涩难懂，因此将具体的词汇直接使用“labouring in the fields or on building sites”这样的概括性翻译意译，减少阅读障碍。
3.3.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之吸收
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吸收”，是一个译者需要考虑外来因素和本族文化两相融合与相互排斥的过程，也是译者与原作发生矛盾冲突的阶段，译者会因为每一次都要对原作进行重新理解、侵入、吸收，从而将原作异质化，甚至使原作发生变形，以达到按照自身主体性呈现“新内容”的目的。这部分将从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和译作改变原作行文顺序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如何“吸收”《西藏风土志》，以求更好翻译原作。
1. 翻译策略选择，拉近译者读者距离
斋林·旺多在采访中多次表示，自己非常支持“译文再现生命力”，因此本文将从原作翻译策略—以读者接受为目的归化翻译，这一个角度来分析译者的主观“吸收”。
例5：尤其是唐朝以后，一千三百多年中间。
译文：Especially from the start of the Tang Dynasty (618 AD).
因为英语读者习惯性的接受以耶稣诞辰为时间顺序的公元纪年法，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外宣环境下，译者将唐朝的年代时间，用更为明显的公元时间来翻译，帮助英语读者更好的理解这个时间跨度的长短。并且文章中但凡涉及这样的时间表述，译者均进行了公元纪年的改译，减少读者的中英时间换算，能更直观的了解西藏历史。
例6：刀耕火种
译文：Primitive 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
在政治经济学上，原始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为火种和石头类工具，中文中形成了普遍共识，即，将原始社会定义为“刀耕火种”时代，但是如果直接将其翻译为“the ‘slash-and-burn’ farming method”，太过于字面意思，因此，译者将其翻译为“Primitive 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原始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更方便英语读者理解该章节的内容。
2. 巧妙改变行文顺序，利用省译增加文章可读性
赤列曲扎在创作《西藏风土志》的时候，大致行文思路为将介绍西藏整体概况放在文章首位，再按照工作游历顺序，介绍藏传佛教，藏族人名，生活在西南边境的人们，藏族发祥地，漫话拉萨，西藏名胜，重要地点阿里和昌都，羌塘草原，藏族节日，习俗，西藏妇女，藏族茶饮，民间故事，《格萨尔王传》，西藏民歌，歌舞，藏戏，以及附录这样的顺序来行文(具体行文顺序如图1)。
可以看出，原作作为“游记”类型的读物，行文顺序按照作者在地方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所感的“日记”时间线记叙。因此，文章的行文顺序实际为时间顺序，这就导致文章的逻辑性较为欠缺，读者阅读时，往往会产生“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千回百转又是他”的感觉，读完只会觉得这只是一本增长见闻的“游记”，并不会深挖西藏背后的故事。
之后，斋林·旺多按照“藏族发祥地、漫话拉萨、西藏名胜、重要地点阿里和昌都、羌塘草原、藏族节日、藏族传统、西藏妇女、西藏人民生活、藏族人名、藏族茶饮、民间故事、民间歌曲、歌舞、藏戏、生活在西南边境的人们”这样的顺序进行了行文安排。并且，为使文章更加简洁有效，将前文已经涉及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内容—即原作附录和正文重合内容进行了合译，文章更加简单明了，从而使得译文整体行文逻辑由表及里，增加了文章的逻辑可读性(具体行文顺序如图2)。
3.4.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之补偿
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要求译作需要和原作达到一定程度的动态平衡，因为译者在对原作吸收后，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选用差异，都会直接或间接造成原作中的某些信息有所缺失。要想在译作中准确传达原作所蕴含的信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加注释以补充原作的信息，或者对原作中尚待考量的信息进行更改，以达到译作“缺失”信息的补偿平衡。而斋林·旺多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作“遗失”的信息，采取了加注和更改的方法来补偿，本文也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译者的主体性体现。
1. 注释
加注释是最常见的译作补偿方法，能够把译者想要表达的言外之意都能尽书其中，本文存在以下3种类型的加注释翻译方法：
例7：犏牛
译文：“zo” (offspring of a bull and a female yak)
此类注释，在译作中主要表现为直译词汇，并加括号解释该词汇的意思。因为犏牛属于不常见的动物名称，译者在将其翻译后，需要进一步阐释，并且由于这类是非必要加脚注或尾注说明的重要词汇，因此可以加括号直接解释，减少文章冗余。
例8：(因当时尚无文字，无法理解其义了)
译文：Due to the lack of a script then, the contents of the scriptures remained a mystery.
此类注释，为原作中带括号解释文章内容，但是译作中去掉括号，直接作为文章行文内容来翻译。原因在于原作中带括号解释的内容为长句类型，根据中文阅读逻辑，并不影响中文读者对于文章内容的理解，但是如果翻译成英文，会因文章内容缺少，造成文章内容理解歧义，因此译者去掉了括号，将其作为文章内容来补偿翻译，方便英文读者阅读。
例9：第三类为译作脚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图书出版排版要求较低或者技术受限，译作中虽在当页出现脚注，但是脚注不带索引数字，难以直观定位其在文章中到底解释的是哪个词汇，这也是这一版译作需要和原作平衡修改的地方(如图3)。
2. 更改原文，增加译文客观真实性
例10：“这是松赞干布的儿子贡日贡赞的陵墓。是他的父亲在位的时候建的，所以规模很大，地形也最好。从现在看来，松赞干布本人死后的墓位，还没有他儿子的墓位好……”老守墓人边介绍，边评论起来。
译文：The tomb of GungriGungtsan, Songtsan Gampo’s son, was built while his father was on the throne. It is the biggest in size and best in location. The site chosen for Songtsan Gampo’s own tumulus was not as good as his son’s.
在介绍藏王陵墓这一篇章，原作采用的是“采访”的文体，涉及很多作者和第三者的对话或者对陵墓导游的神态、语气等内容的描述，文章阅读冗余而繁琐，译者在翻译时，将对话句式更改为陈述式句式，增加了文章的客观可读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节日藏历年这一章节，原作只是大片段的将藏族节日堆加在一起介绍，但是斋林·旺多在翻译时，在每一个藏族传统习俗的新片段前分别添加了小标题，让每一章节阅读起来都有始有终，增加了文章的逻辑美感，避免中文翻译成英文后，变长变多的段落增加了读者的阅读负担。
4. 结语
通过阐释学翻译理论分析斋林·旺多《西藏风土志》的译作，我们得出结论：译者基于对原作的充分信任，通过改写、增译、释译等翻译策略，使藏族文化、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和时代特性得以充分呈现，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民族文学对外传播提供了借鉴，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
更加值得探讨的是，因原作创作于1982年，所以其中存在一些译者在翻译时需要继续深入考量的问题。譬如，原作在提及他人书籍或者相关政策条例时未加书名号，属于低级错误，翻译时需要使用英文斜体修改此处错误，但译者并亦未加以修改；以及斋林·旺多在翻译时出现的翻译错误，包括但不限于将时间翻译错误这样的低级错误等。
因此，在研究年代较为久远的民族文学对外传播时，我们需要阅读大量相关历史文献以及平行文本，全面了解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写作背景和翻译目的，为我们从阐释学翻译理论四步骤“信任”角度入手研究夯实基础，力求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分析译者的主体性。
基金项目
受陕西科技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海外“中国宝卷”研究，编号：2023BJ-7)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