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曾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文化碰撞与价值激荡的当今社会，青少年面对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现状值得关注。因此，本文拟探讨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旨在为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培育提供实证依据。
2. 文化认同的概念界定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在情感和心理上的趋同过程。认同包括自我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种类型，其中文化认同是自我认同的核心成分，也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生成的基础和前提(郑晓云，2008)。
研究者通常从个人与社会两个视角对文化认同进行解读。在个人角度，文化认同是指长期生活在民族共同体中的群体成员对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积极认可(Erikson, 1968)；是个人从特定文化群体中获得的价值观、理想和信仰，以及个人对所属群体的态度(Jensen, 2003)。在社会角度，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郑晓云，1992)；是不同文化共同体成员对所属文化或其他文化的认知评价与情感依附，并据此获得与创新自身文化的心理过程(陈世联，刘云艳，2006；王沛，胡发稳，2011；Berry, 2005)。
研究发现，文化认同影响青少年的自我发展与社会性发展(韩黎，2014；赵科，杨丽宏，尹可丽，赖怡，2016)，并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赵科等，2016)和学校适应(胡发稳，2009)。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为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培育工作提供依据。
3. 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
3.1. 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意向的四维度模型
研究者往往从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意向等方面来探讨认同的结构。Phinney (1989, 1992)提出，民族认同是由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认同的实现、民族行为和归属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并据此编制了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MEIM)。此后，秦向荣(2005)运用该量表对中国11~20岁青少年的民族认同进行了调查，并提取出了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意向四个维度，证实了Phinney的观点。类似的，研究者认为文化认同的结构也包含认知、情感、意志、行为意向四个维度(陈敏，2017)。王华敏，夏一鸿，罗琴(2022)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我国43所高校本科生的文化认同进行路径分析，发现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中包含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认同四大元素。综上所述，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研究普遍将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分解为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意向等维度，以此从多维度对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现状开展研究。
3.2. 层级结构模型
王沛，胡发稳(2011)基于心理测评的视角提出了文化认同的层级结构模型，该模型将民族文化认同分为三个部分：文化符号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文化认同。宋晓乐，吕立杰，丁奕然(2020)调查了小学教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现状，也将文化认同分为文化符号认同、文化身份认同与价值文化认同三个方面。类似的，佐斌，温芳芳(2017)提出，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根据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文化认同的表现层、保护层和核心层，这三个层次恰好与层级结构模型中的文化符号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文化认同相对应。此外，郑彩花等人(2018)运用该模型对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水平进行了测量，所得结果也较好地契合了该模型的理论。
这两类模型都体现了文化认同“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发展规律。区别在于，认知、情绪、意志、行为意向四维模型建立在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该模型同时具有时间上的递进性和空间上的共时性，构成了文化认同的完整心理过程；而层级结构模型则基于认同主体与自然、社会、自我的交互关系提出，其包含的三种具体要素是相互独立的，并分别处于文化认同系统中的表层、内在与核心位置(钟星星，2014)。
4. 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认同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儿童期(Pahl & Way, 2006; Whitesell et al., 2006)。Phinney和Ong (2007)认为民族认同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未验证的民族认同阶段、民族认同的探索阶段及民族认同的形成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首先从周围群体中感知到民族认同，然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随着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个体开始接纳自己的民族身份，最终建立起稳定的民族认同。
佐斌，秦向荣(2011)在探讨中国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发展时，也发现在10~11岁时，儿童逐渐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有了清晰的认识，开始表现出对本民族的喜爱，但并不排斥其他民族。10岁以后，在已有的中华文化模式的引导下，他们逐渐对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展开探索，并自发地将这些关于中华民族的社会表征内化为他们认知结构的一部分，进而激励他们更多地获取有关群体和社会的知识。
陈世联，刘云艳(2006)研究了少数民族儿童的文化认同发展过程，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也会提高。但是，这一过程是复杂的，并存在着个体差异。例如，秦向荣(2005)发现，在个体11岁的时候，其民族认同程度最高；此后，认同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到20岁时，认同水平又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呈上升趋势。
总而言之，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发展趋势总体上契合Phinney提出的民族认同发展的三阶段模型，国内外青少年的文化认同都要经历文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意志认同以及行为认同四个阶段。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随着年龄增大，个体的文化认同呈线性上升趋势。但也有研究者发现，个体的文化认同水平并非线性上升，而是螺旋上升，对此仍需进一步讨论。
5. 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
5.1. 父母受教育程度
关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目前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的文化认同水平越低。例如，根据陈晶(2004)提出的群际接触理论，对外群体的深入了解能改变人们对内群体的看法，并且通常会使人们对外群体持更包容的态度。因此，学历越高的人，可能有着更大的群际接触范围，对外群体可能持更包容的态度，从而导致其内群体偏好降低。根据代际传递理论，其子女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可能会较低。陈晶(2004)对11~20岁青少年国家认同水平的调查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的父母，其子女的认同得分高于受教育水平在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的父母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的文化认同水平也越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会对自己的民族和主流文化有更理性的认识，并由此产生认同感(秦向荣，2005)。
此外，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母亲通常倾向于使用情感教育，由于民族文化认同更多地涉及情感和态度的培养，因此母亲的教育在孩子的文化认同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秦向荣，2005)。秦向荣(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若母亲的学历是研究生，其子女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得分最高，而父亲的学历对其子女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并无预测效果。因此可以看出，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的文化认同影响更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5.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个体，其文化认同水平反而越高。Syed等人(2007)对移民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相比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家庭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水平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移民学生更容易融入主流中产阶级文化中，而这种文化背景正是大学的典型特征，于是他们不需要再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更多的探索；而家庭经济地位较低的移民学生在大学中往往需要经历社会阶层差异的过渡，为此他们积极探索并接纳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水平也因此而提升。国内研究者也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志英等，2008)，与高收入家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相比，家庭收入较低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加重视和赞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5.3. 社会支持
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社会支持是个体应对压力和提高适应能力的重要资源，其中父母和同伴支持是最重要的两种社会支持类型。个体的民族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的影响(董莉，李庆安，林崇德，2014)。但随着个体的成长，父母对处于青春期子女的文化认同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这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相比父母更加了解和熟悉不同文化，所以不再愿意向父母请求相关问题的帮助(Schwartz, Montgomery, & Briones, 2006)。在这种情况下，同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友谊是文化认同的积极预测因素，那些与本民族的同伴建立友谊关系的青少年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民族认同感(Phinney & Ong, 2007)。国内研究还发现，汉族朋友的数量对藏族大学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雍琳，万明刚，2004)。
5.4. 自尊水平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态度和评价的核心，也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林崇德，1995)。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对文化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胡雪雯，2023)。胡雪雯通过对485名大学生的自尊与文化认同水平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其文化认同程度也越强。类似的，王玉龙，陈阿翩和陈慧玲(2021)对青少年的国家认同与自尊进行了交叉滞后分析，也发现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其国家认同水平。
5.5. 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媒体，亦称“大众媒介”，指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向广大群众传播信息的工具，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体和电视、无线电广播、电影等电子媒体(顾明远，1998)。研究表明，媒介呈现的文化内容会对受众的文化认同水平产生影响。吴世文，石义彬(2014)在对武汉市819名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媒介中的中国文化内容可以正向预测受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水平，而外国文化内容的呈现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正向效应。
除此之外，受众的文化认同水平还受到不同传播媒介形式的影响。吴世文，石义彬(2014)发现，通过电视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内容对我国受众的文化认同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其次是书籍、报纸、网络、广播、电影。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大部分青少年一致认为新媒体是获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径，因而对新媒体表现出较高的依赖性。齐继东(2017)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更喜欢使用手机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电脑次之，电视的选择性最少。
6.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郑晓云，1992)，其本质上是人的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主体不是国家、阶级、民族或社会团体等，而是具有国家性、阶级性、民族性和社群性等属性的个人(焦丽萍，2008)。青少年的文化认同主要包括两类模型，第一类将文化认同划分为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意向等维度，第二类是文化认同的层级结构模型，包括文化符号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文化认同三个部分，两类模型都反映了文化认同“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发展规律。在关注青少年文化认同发展特点的同时，研究者也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积极探索，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自尊水平以及大众媒介等因素会对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发展产生影响。目前，尽管研究者对文化认同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对其形成机制尚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未来研究可以借助认知神经科学的手段，如fNIRS，ERP等技术，对文化认同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进而为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的培育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路径。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典诗词中中华文化认同基因的发掘及其教育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JYC001)；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经典诵读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心理机制及培育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10304014Z)。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