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善”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对“善”的认识关系到如何能过一个好的生活的问题。柏拉图基于自己的理念论，把世界划分为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并认为在这两个世界之上有一个最高的“善”的理念引领着万事万物的运行，人们只有摒弃各种感性欲望，运用自己的理性才能认识到“善”的理念、获得幸福。柏拉图分裂可知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做法在后世遭到诸多批评，其中以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最为深刻，亚里士多德肯定人的情感欲望在生活中的作用，认为人的每一种实践活动都会伴随着以某种“善”为目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中追求各种“善”目的，这些目的累积起来即是至善、是幸福。本文试图分析亚里士多德是如何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从而建构出自己的目的论思想，指出亚里士多德目的论对理念论的超越，以及它是如何指引人们过上好的生活，并分析这一思想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意义。
Abstract:
“Goodness” is the highest goal pursued by human being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good” is related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live a good life. Based on his own theory of ideas, Plato divided the world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world of ideas, and believed that above these two worlds there is a supreme “good” concept that leads the operation of all things, and that only by abandoning all kinds of perceptual desires and using their own rationality can they realize the concept of “good” and obtain happiness. Plato’s practice of splitting the knowable world from the perceptual world has been criticized in later generations, the most profound of which is the criticism of Aristotle, who affirmed the role of man’s emotional desires in life, believing that every practical activity of man will be accompanied by a certain “good” as the purpose, and that man pursues various “good” purposes in various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these purposes accumulate to be the supreme good and happines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Aristotle criticized Plato’s theory of ideas to construct his own teleological thought, pointed out the transcendence of Aristotle’s teleology over the theory of ideas, and how it guided people to live a good life, and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dea for the current social life.
1. 引言
人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究竟要如何行动才能获得幸福，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们一直思考的一个核心命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继承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所坚持的“善生”思想——人应当过一种好的生活的同时，创立了自己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情感欲望，因此是不真实的，他相信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由理念构成的非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人们只有摒弃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感官欲望，通过运用自己的理性才能认识到这个理念的世界。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世界中存在一个最高的理念即“善”的理念，它统领其他五种理念运行，“在柏拉图那里，‘善’不仅使一切理念(并通过理念使一切具体事物)获得了实在性和本质(形式)，而且也是万事万物追求的终极目的和创造世界的根本动力” [1]，人只有按照“善”的理念行动才能达到至善获得真正的幸福。然而柏拉图这一思想在后来却遭到诸多批评，尼采就批评柏拉图的至善理念严重割裂了可知世界与可感世界，造成了两个世界的二元分离，他认为柏拉图建构出的两重世界是对生命的漠视。但对理念论批评最为深刻的是柏拉图的嫡传弟子亚里士多德，他反对柏拉图将理念从感性经验抽离出来的做法，认为理念不能脱离了具体的事物而存在，“理念作为事物的形式、实体或共相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 [1]。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肯定了人的各种情感欲望，他认为人们的每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一个“善”为目标而进行的，在追求各种各样的“善”的目标的实践活动中，人们才能够达到至善、幸福。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回答了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并建立了古希腊的德性伦理学，为人们寻求好的生活提供了方向。
本文旨在探究亚里士多德是基于何种考虑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批判，并说明他是如何解决柏拉图建构的“二元世界”对立的诘难，他的这种批判对于其建立起以目的论为标志的德性伦理学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对他们至善的反思当中来，才能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幸福观的优劣。
2.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评
在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善担任着独特的功能，“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善’是古希腊政治社会和道德哲学的核心” [2]。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若想要有好的德性就必须对“善”有着正确的认识，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要判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是善的，不仅仅在于结果是否为好，更重要的是要对善有正确的认识，要认识善本身。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把善的理念进一步扩展到一切存在的最高理想与根本，建构了可感的现实世界与可知的理念世界，他认为至善是人们在追求的最高目标，人只有用自身的理性去认识至善才能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则走了一条与柏拉图不同的路径，他反对柏拉图将世界二元割裂的做法，并认为善的理念存在于每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主张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各种具体的善，达到最高的善获得幸福。
2.1. 柏拉图的理念论
苏格拉底把对善的探寻局限在人的德性范围内，认为获得幸福的关键就是认识善的概念，而柏拉图则不同，他把善的理念扩展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并认为人在降生到现实世界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关于善的理念的知识。苏格拉底渴望探求人的德性的最一般最普遍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他总是通过用对立、正反区分的方法来寻找这种最普遍的东西，显然他的这种做法无法找出凌驾于具体德性之上的普遍德性，因为按照正反对立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可能出现与之相对的状态。他的学生柏拉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柏拉图试图通过引入灵魂回忆说的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纯粹以理性为本质的灵魂在降落到人的肉体之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但灵魂降落到人的身体之后，由于受到肉体的沾污后，灵魂丧失了其原有的纯粹性，这就导致了灵魂原本拥有的某些知识也随之消失了，这些知识是关于事物的一般的普遍定义，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与苏格拉底认为任何知识都有正反、区分的观点不同，柏拉图认为对于知识我们除了知与不知两种状态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状态，柏拉图把它称之为“忘却”，灵魂因为降落到人的肉体后，受到了玷污从而使得一些原本拥有的知识也随之被遗忘了，但人可以通过回忆的方法来体悟到灵魂所具有的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
基于上述思想柏拉图开创了他的理念论，他认为在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之上，还存在着一个非物质的理念世界，这个理念的世界是完善的，现实世界中的各种事物正是因为有了各种理念才得以存在。与理念世界相对的是人们所生活的物质的现实世界，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世界才是最真实的，现实世界因为充满着各种欲望、意见因而是虚假的，“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是理念世界的模糊反映” [3]。柏拉图认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感性欲望，因此人通过各种感官所获得的知识不是真实的，且人不能通过感性经验认识到理念世界，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才能认识到理念世界。此外，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世界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更高级的理念，即善的理念，它是理念之为理念的理念，是万事万物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它统摄着万事万物之运行生成。这样一来，柏拉图又将世界划分成了三个世界，即现实的世界、理念的世界、善的理念世界，并认为在这三个世界中，最不真实的是现实世界。因为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充满各种杂念、情感欲望，所以是虚假的，生活在此世界的人们永远不能通达真正的理念世界，认识不到真正的理念世界就意味着与幸福、至善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柏拉图看来人应该摒弃自身的各种情感欲望，希望运用自身的理性来回忆理念世界。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指出的走出洞穴的那个人一样，若想见到洞外真正的世界，洞内的人必须摒弃身后的那个仅凭个人感官所看到的现实世界，追求洞外真正的世界。在柏拉图看来，洞内世界与洞外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可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长期居住在洞内的世界中，习惯了只凭借自身的各种感官经验来感知所生活的洞内世界，因此他们永远也无法窥探到洞外真实的世界。柏拉图通过洞穴比喻这个例子，就是想要告诉世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一些虚妄的假象而已，想要获得真正的知识看到真正的洞外世界，就必须要像苏格拉底那样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走出洞穴，同时还不忘回到洞穴唤醒洞内的人们，告诉他们洞外的世界更真实、更精彩。“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他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4]。可知世界中的人们要花很大的力气，运用理性才能认识到善。
2.2. 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评
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他并没有将世界二元划分，并且认为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做法是不对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念不能独立于具体的事物而存在，且只能蕴含在具体的事物之中，他反对柏拉图否定人类感性经验的主张，肯定人的感官经验和欲望。在柏拉图的理念论视域下，一切现实事物都是不完善的，包括人也是一种不完善的存在物，人仅仅是那个完善的理念的一个摹本而已，因此人没有完全拥有理念那种完善的精神，“他丧失了原本的那种自足和积极的精神；仅仅保留着原本的某些痕迹和对于原本的某些片段的回忆” [5]。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并不存在非物质的理念世界，用形而上的善的理念来说明具体的善是不合理的，并肯定人的感觉欲望、实践活动等能够带来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则不然，他坚信感官知觉构成了一切知识的真实、必然的基础，‘个别’先于‘一般’(理念)而存在，‘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不能离开‘个别’而独立存在。‘实在’并不是由于超越的理念组成，而是由诸现象组成的，人的理智只不过是应用它而已。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柏拉图超验的理念论以及从中引申出来的人生价值观” [6]。亚里士多德除了在上述层面对柏拉图理念论进行批评之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中，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学说的奠基者在他们凡是谈论事物有先后的地方，没有提出这些事物的共同‘理念’，所以他们也没有提出涵盖所有数目的理念。不过他们既用‘善’来述说实体，也用‘善’来述说性质和关系” [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企图用善的理念来混淆实体的做法是不对的，此外，他的“善”的理念也没有找到具体事物上面的“善”的理念，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善”的理念既没有做到普遍的定义的作用，也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亚里士多德按照上述方法批判了柏拉图的这种超验的理念论思想，在他看来理念只不过是万事万物内在的原则和目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才是真真实实的，在此世界中人能够通过发挥自己的德性，以事物的某种善为目的行动，从而达到至善获得幸福。
3. 从“理念论”到“目的论”：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超越
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并认为在理念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最高的善的理念，它是万事万物生成运行的根据，人若想在现实世界中达到至善获得幸福，就必须绝弃自身的各种欲望。柏拉图的这种至善观主张禁欲且对彼岸世界要有所期待，强调在一切具体事物和行动上都存在一个最高的善，但亚里士多德却不同，他主张人们要活在当下，重视人的各种感性欲望，认为人的感性经验也是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开创了自己的目的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至善就是幸福，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善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具体的目的。
3.1. 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
柏拉图提出的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相分离的观点受到诸多批评，原因在于他没有说明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是如何贯彻到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之中，现实中具体的事物是如何通过分有理念而存在。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根源是在于对于善的认识，在他看来善是具体事物和具体行动的目的，每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都会伴随着以某种善为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形而上的虚幻的东西，而是人们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能够体悟到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他就说到，“每种技艺和探索，与每种行动和选择一样，都显得是追求某种善，所以人们有理由把善表示为万事万物所追求的目标” [7]。在这里善再也不是万事万物追求的唯一、最高的目标，而是能够落实到人们具体的各种实践活动中且能实现的目标，这样，在亚里士多德消解了柏拉图建构的二元对立的世界，通过目的论的方式，把形而上的善落实到人们的各种实践活动，认为人们获得幸福就在于追求每一种实践活动的善，这些各种各样的善的目标加起来就是至善，至善即是幸福，人生的幸福可以通过追求至善而获得。
3.2. 至善即幸福
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体系之下，人的每一种实践活动都有一个具体的善作为目标，但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具有多样性的，这就导致了善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善是因为事物本身被追求的，而有的则是因为善自身被追求的，“因为，如果一项活动中包含着不同种类的活动并且这些活动有各自具体的目的，那么这项活动本身的目的就是主导性的，就比那些具体的目的更优越，因为它具有更大的蕴涵” [5]。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在人们追求的各种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总的具体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至善，人们最求至善不为别的什么努力，只是为了善本身而追求它，也只有追求这种最高的目标的善才能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在实践中活动中获得幸福，但是人获得幸福的方式是特别的，原因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是掺杂着人的理性在里面，因此人的活动总是带着某种目的而进行，并不是像动物那样自然而然地进行。既然人的每一种实践活动都是朝着某一个特定的目标而进行的，而这些目标都是朝着最高的善(幸福)而运动，那么幸福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们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拥有幸福的人既是过得好也是行得好的，幸福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欲望、快乐的满足，幸福一定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幸福一定是在于现实的活动。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桂冠不是授予体格最健美的人，而是授予竞赛中的优胜者一样，幸福这个词只是用来说生活的好和做得好的人的” [5] 对于这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三种，即享乐的、政治的和沉思的，其中最低级的幸福就是享乐的，这类幸福的获得往往是最简单的，且也是最不持久的，“一般人偏好过动物式的生活，这简直完全暴露的他们的奴性。不过他们也得到一种貌似合理的假相，因为在上流社会中也有某些类似于撒旦那帕罗的嗜好” [7]，这是一种动物式的生活。对于第二种政治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也同样认为这种幸福是短暂的，因为这种幸福所追求的是各种荣誉奖项，但是这些荣誉归根结底都是属于荣誉授予者的，这与人们普遍认定的不一样，因为幸福是属于一个人的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
前面两种幸福都不是真正的幸福，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第三种幸福，即沉思的幸福，这种幸福是最值得过得，也是最为持久的，需要人发挥自身的理性去认识，但往往这种沉思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只能是少部分人才能过。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多数人能够获得的幸福是灵魂合乎伦理道德的幸福，即合乎正义、勇敢、节制。沉思的生活是本意上的生活，而灵魂合乎道德的生活是可实践的幸福，前一种生活受到外在制约相对少一些，它只需要你拥有中等的财富即可获得，而后一种幸福则依赖外界因素更多一些，它需要各种各样样的外在的善来促其形成，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魂合乎德性的生活。
4. 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伦理学的建立
对于人应当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样一个时代命题的回答，柏拉图的回答倾向于从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中去寻找答案，因而是比较务虚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从现实经验世界入手，因此显得更加务实。柏拉图基于理念论的思想建构了一个理想国的社会形态，在此社会中柏拉图把人分为三个等级，认为只要每一个等级的人只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分内之事，就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从而获得幸福的生活，但是他的这种设想在当时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中是难以获得大众认可的，因此遭受诸多的批评。而亚里士多德则通过建构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认为人要生活在当下现实世界，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不断实现自身，他把对活得好、行的好的答案落实到人实现自身卓越品质和价值的具体活动，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建构一个理念世界的空中楼阁。
我们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善的理念进行区别分析，最终都要回到一个基本的主题，即古希腊人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的好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在柏拉图那里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个人是缩小了的城邦而城邦是扩大的个人，人的最高追求是善，同样地城邦的追求也应该是善，追求全社会达到一种善的状态。人的灵魂中有理智、激情、欲望三个部分，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因此有的人热爱智慧，有的人贪念财富，有的人崇尚权利和财富。柏拉图认为在这三种人里面，善于思考热爱智慧的人最有可能回忆到最高的善，因此这类人应该来担任城邦的领导者，只有他们有能力通过回忆最高存在的善的理念来制定城邦的法律，柏拉图把这种人成为“哲人王”。而崇尚权利财富的这一类人，他们的德性就是勇敢，柏拉图认为这类人应该成为城邦的护卫者，保护城邦不受外敌侵犯。最后一种是贪念金钱美色的人，柏拉图认为这类人的追求是最低下的，但是在城邦中，他们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类人由于回忆了片断化的善理念，因此他们受到肉体的遮蔽就更多，追求的生活是更低级的。正是由于这类人追求低级的物质生活，所以他们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满足了城邦的正常生活运转之需要。但当我们认真审视柏拉图所建构理想国社会形态时，不难发现他这个理想国社会依然没有脱离他的理念论思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哲人王，拥有最高智慧的哲人王通过回忆至高的善来达到统治城邦的目的，但最高的善的理念并没有在日常的各种具体生活中所体现出来，因此回忆善就是要求达到理念世界层面去寻求把握，否则无论怎样努力在现实生活在是无法获得至善的。柏拉图的这种通过追求最高善来实现城邦和谐统一，人人获得幸福的做法是比较形而上的、务虚的，那么怎样才能在现实生活在追求把握善，过上好生活呢？亚里士多德通过分析至善与幸福、德性与幸福之关系，得到了圆满的解答。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生活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生活，那么人的德性是什么呢？他认为人的德性是“在我们身上的养成的东西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返乎自然的” [7]。不难看出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德性是人的内在品质，不可能由于外在的行动而改变，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德性论与他所建构的目的论有何种内在的联系，以及德性既然是内在的本来属于人的东西，它与幸福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以及亚里士多德所建构的德性伦理体系是如何作用于现实世界，指导现实世界的运行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人的内在的好的品质，是一种好的状态，人类的活动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差异，就是因为每个人秉持的德性不一样。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前者所对应的是灵魂的理性部分，而后者则对应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理智德性主要是指人的智慧、智能等品质，它需要时间的积累才可以发展。而道德德性主要指人的宽容、节制等，它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既然德性的生活是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目标，那么人的德行就必须与灵魂的理性与非理性部分相合，只有这样才会获得幸福的生活。人的合乎德性的生活就体现在对善的追求上，善的内在价值就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因此德行是人们达到至善获得幸福的前提和基础。
5. 结语
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里有不同的解释，通过对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出在柏拉图那里，好的生活意味着人要克制自己的各种感性欲望，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和理念的世界，并认为人在城邦社会中要依据自身对最高善分有的多少来进行实践活动，他走的是一种禁欲主义的路径，主张走出洞穴寻求真正的世界，对身后的洞内世界做绝弃。而亚里士多德则走了另一条路径，他主张回到当下人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社会，人应当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去追求善才能获得幸福，人的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完满行动。在此路向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更具思想的张力，在现实生活中，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更能够帮助我们切切实实地解决生活中人的追求问题。
即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离我们已经久远，但他们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的讨论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的当今时代，物欲横流，人们为了追逐名利，可以不择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社会大众对于“正义的生活”的漠视，良知的丧失和道德的败坏，却已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巨大阻碍，因此在这个时候重新考察先贤对于正义生活的思考显得尤有意义，他们思考的成果放到当今仍不失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