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生命政治学，兴起于福柯，后经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和埃斯波西托等人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批判理论。“‘生命政治’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治理艺术，或者说，它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权力装置。它让现代人接受某种有关自身的真理，接受种种权力技术的干预，接受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也接受危险。” [1] 在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视域中，权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人的自然生命，尤其是人的身体进行调节和控制。在宏观方面，政治权力以社会整体安全为理由，以统计的人口依据为基础，从宏观上对人群的健康、行为以及各种相关数据进行检测和调控，从而实现对人口的治理。在微观方面，政治权力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并直接对人的身体、人的肉体生命进行管理和调控，从而实现对个体的治理。
无论是福柯追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阿甘本的赤裸生命还是奈格里与哈特的帝国理论，都展现出了生命政治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理论的紧迫性。一言以概之，生命政治学正是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批判而闻名于世。鉴于此，有必要将生命政治学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进行溯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殊途同归，二者都从哲学生存论的意义上，沿着关切生命主体的逻辑理路探讨人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与成果部分传承，马克思的理论成果构成了生命政治学的史前史，二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同样问题不同角度的分析与阐述，生命政治学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点拥有了共同的理论视域，生命政治学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提供了新时代的视野和契机。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确立新世界历史观的奠基之作，剖析其中的生命政治思想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联系、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清算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并建立了唯物史观，并基于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摒弃了政治权力对人生命的直接压迫和奴役，转而通过资本这一中介以实现对人，尤其是对无产阶级劳动力的控制和规训，这标志着现代政治治理范式的转变。因此，揭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生命政治维度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示从资本逻辑到权力逻辑的演进。两种学说对于不同时代资本主义现象给出的解答体现出了不同时代的特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
2. 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生命权力的原初状态
2.1. 历史主体：现实的人
无疑，《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清算和批判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之后的德国哲学遗产。德国哲学长期的唯心主义传统使得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批判者都没有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这些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被他们自己创造的概念所限制，他们脱离了现实的物质世界，在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中自娱自乐。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抽象前提设定，历史唯物主义在如何理解历史以及历史规律的问题上，确立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2]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科学剖析了现实的人这一历史主体，而且深刻阐明了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规律。
唯物史观首先阐明了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长期发展过程中所诞生的产物，毫无疑问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坚持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的基础性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体现，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能动的唯物论，其能动性体现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类自身上，人在承认自然界基础地位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利用。厘清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为人类史的阐明奠定了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被首次确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首先，现实的人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物质的、肉体的人；其次，现实的人不仅是作为自然存在物，其本质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现实的人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并满足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
2.2. 历史起源：生产与再生产
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历史的产生根源在于现实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现实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概括为三个历史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3] , p. 31)随着人类在满足了最初的物质生存需求后，不断提高的物质生产力和扩展的交往关系又产生了新的需求，“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3] , p. 32)由物质生产与交往关系发展所引起的新需求，同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三个历史活动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类自身的繁殖，“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 [3] , p. 32)上述三种活动并非按照逻辑顺序依次演进，而是在人类历史诞生的一刻起就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共同生活方式或社会阶段相联系着，社会关系在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也同时生产出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决定了历史发展动力在于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的矛盾冲突，指出社会矛盾解决的途径根植于现实社会生活内部需要而非概念和逻辑的自我完善运动。总而言之，唯物史观以“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基于历史生成视野，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基本趋势；指出社会矛盾解决的途径根植于现实社会生活内部而非理性和逻辑的自我完善。
2.3. 历史进程：物质生产中的生命权力
由此可知，从人类历史诞生的那天起，即历史活动本身就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生命政治维度，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生产资料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命需求，同时人类自身的生殖，即人口的再生产又扩大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需求。人类通过其现实的实践活动来满足自身的生命需求，而正是这一活动本身发展成为了调节和控制人自身生命的力量，生命政治问题根源于人类自身的生命需求，即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一言以蔽之，历史就是现实的人这一历史主体不断满足自身生命力基本需求和衍生需求的持续过程。历史过程即是人类生命力的展现过程。我们知道，福柯作为生命政治学的奠基人，通过考察法国刑罚制度的转变过程从而引导出了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异同点，在其法兰西学院的课程集《惩罚的社会》中，福柯敏锐地指出，从惩罚权力到规训权力的变化与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发展密不可分，而正是这种发展使得监禁成为了18世纪后流行的政治权力制裁形式。 [4] 福柯察觉到了惩罚机制演变背后的物质生产背景，但是它的分析重点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物质生产方式对政治上层建筑权力的直接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福柯之后的生命政治学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阿甘本借助古罗马帝国的神圣人概念，展示了纳粹帝国的不可避免性，但这种讨论总体而言还是回避了基本的物质生产基础。而作为延续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奈格里和哈特在其成名作《帝国》中详细讨论了帝国制度与大众的关系，他们认为以非物质劳动为现代物质生产方式的大众支撑起了现代的帝国秩序。但是奈格里和哈特却混淆了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关系，将现代政治秩序建立在了错误的物质生产基础上。由此看来，如果抛弃了唯物史观，仅将视野局限在政治权力对人的规训中而忽视了权力运作背后的物质生产基础，这将导致对生命权力的研究陷入表面和肤浅的讨论，无法深入到生命政治化的根本原因，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生命的解放的出路探寻。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了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基础，人类的生命表现取决于人的物质生产，正是人的物质劳动构成了人特有的生命活动，人的物质生产与人的社会交往相互促进。一方面唯物史观探讨了生命政治问题应该遵循的方法论，唯有回溯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才能真正剖析生命政治现象所产生的根本原因，最终找出解决生命政治化问题的方案。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奠定了生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前提，生命政治学所探讨的对象必定是现实的、有生命和血肉的、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以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所确立的分工制度和所有制是产生生命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
3. 分工与所有制的演变：生命权力的异化揭露
3.1. 历史唯物主义与分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助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揭露了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人生命内容的生产，即现实的人在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生命本身。同样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视域也必然以现实的人为研究对象，“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3] , p. 24)这就是说，在生命政治学视域下所描述的生命权力规训现象实质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的现实人所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的结果，也就是说必须回到物质生产的视域才能彻底理解生命政治现象的成因。问题在于，既然现实的人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从而塑造了自己的生命本身，那么人是如何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自身生命的塑造过程中生产出了这种异于自身并和自身完全对立的力量，结果反而造成了人自身生命权力的压制和规训，这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要揭露的核心问题。
早在青年时期，人的异化问题就已经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但是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之前，马克思对于异化问题的探讨都没有真正深入实质，直到唯物史观的确立，通过回溯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才得以揭示人被异化的实质。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探讨从根本上与生命政治学关于生命权力的探讨总体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揭示人被超越自身创造的权力所压迫和制裁的原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分工是造成上述社会矛盾的原因。
3.2. 分工进程中的生命异化
《德意志意识形态》首先对分工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分工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生产需要和再生产需要，人类历史活动诞生的时刻也正是分工诞生的时刻。最初的分工只是人口再生产中不同性别的分工，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分工逐渐由“自发性”逐渐过渡到了“自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引起分工问题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 [3] , p. 35)由此社会意志开始演化出一条相对独立于社会存在的演变规律，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意识必然存在一股无法弥合的张力。“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3] , p. 36)
除此之外，《德意志意识形态》继续回顾了历史活动中三次影响深远的分工历程，包括乡村与城市的分离、手工业工场和大工业的产生。分工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所诞生的产物，分工水平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反之生产力的发展也能带动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历史每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便代表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分工的复杂程度和精细化程度也同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工所代表的力量也越发成为一股独立于其生产者的力量。“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的，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3] , pp 38-39)分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扩大的生产力与相对落后的社会关系的不适应，生产力成为了与人对立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造成了人生命的异化，生产力来源于人的生命力，即人的物质劳动，而现在这诞生于人生命力的产物却反噬了其主人，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分工所引起的所有制问题。
3.3. 所有制与生命权力的禁锢
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之前，马克思还将劳动异化的根源归结于私有制，那么在唯物史观建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便厘清了私有制与分工之间的联系。“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3] , p. 37)而私有制在历史活动中的表现形式最明显地体现为所有制。所有制是对分工活动中所产生的劳动产品剩余的分配，而这种分配本身就需要受到分工发展水平的影响。对有限劳动产品剩余的分配必然导致不同阶级的对立，而国家正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对立的产物。统治阶级利用其操纵的国家机器实行阶级统治，而被统治者则受到了全方位的剥削和压迫，这种统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即分工的发展在工业革命时期达到了一个极致。这便直接体现了生命政治学视域中权力对生命的规训。显然分工塑造了所有制的形式，而基于所有制的生产形式，尤其是私有制便诞生了阶级，而阶级是造成权力压迫的直接原因。分工造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生命政治的来源，唯有消灭分工才能化解生命政治的状况。
概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生命政治问题体现了两个维度：一方面以生产力和分工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直接形成了对劳动者生命力的剥夺和规训。所有制形式将对剩余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以法律、制度和纪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长远和持久的支配；另一方面分工的深化导致源自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力量完全脱离了其主人的掌控，成为了一股具有主体性和独立性的自主力量，而劳动者则反而丧失了其主体性和独立性，劳动者的生命形式不仅被当下的异化力量支配，更被其限制了长期的发展权利，其后果是劳动者的生命力将逐渐枯萎，最终沦为“赤裸生命”。
相较于其他生命政治学者，马克思直接指出了生命权力的异化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以维护私有制为目的的政治上层建筑从一开始就是一股异于大多数人的异化力量。这股力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了不同的压迫性。由此看来，生命政治学者关于生命权力的探讨其实质是私有制下的异化力量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而表现出的新型权力形式。“如果回溯马克思哲学诞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语境，可以说，唯物史观的现实指向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实即生命力)的治理，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实现‘劳动力对资本的实际从属’。” [5] 可见，无论是福柯所讨论的十八世纪以来由惩罚社会转向规训社会的治理术问题，还是奈格里和哈特所讨论的社会形态，都是基于生产力和交往关系本身的扩展所引起的权力制度变迁。
4. 共产主义道路：生命权力的解放路径
4.1. 消灭分工：生命权力的解放路径
如果说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剖析了造成生命权力被异化的真正原因，那么马克思同时也基于唯物史观给出了拯救生命权力异化的解决方案。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异化问题必将因为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而得到解决。“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述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 [3] , p. 36)无疑，只要分工还处于自然形成的状态中，只要当下生产力所生产的劳动剩余还不足以弥补社会全体劳动者的需要，那么生产者与消费者、分配者社会角色的区分将必然继续存在，这种不同社会角色的分工正是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且不充分发展所引起的，由分工所带来的异化力量也将会一直存在。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 [3] , p. 76)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废除现存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废除分工本身，唯有在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剩余、分工自发形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生命力的异化才能被最终消除，劳动者才能迎来真正的解放，生命政治问题才能最终划上句号。
4.2. 无产阶级：生命权力的解放力量
通过历史生成思路的彰显，人的解放必然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历史活动，是基于世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现实运动。生产力发展与分工的复杂化与精细化带来的既有所有制形式演进的异化问题，同时还蕴含着以现实的革命行动消灭所有制、消灭分工的可能性。无产阶级既是当前最先进生产力的创造主体，又是当前生产方式形式下生命力受到最猛烈压制的对象，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变革力量的现实可能性是历史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唯有以革命行动废除以过去分工基础奠定的所有制形式，才能消除异化制度，通过联合的自由人共同体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3] , p. 40)一方面保障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全面扩展对于实现人对生产资料的全面占有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这种占有是集体的占有，是旧社会占绝大多数群体的无产阶级的联合占有，而这种占有必然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火花，“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 [3] , pp 76-77)自福柯以来的生命政治学者其批判维度大都背离了唯物史观，没有深入到历史深处的实质而仅仅停留于形式批判。他们寄希望于通过生命主体的自我觉醒以实现社会解放，其实质为一种抽象个体的自我救赎方案，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现实生命的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生命政治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之中，无产阶级彻底清算了旧的社会关系所塑造的生命政治形态，随之而来的便是实现人生命权力的真正解放。
5. 结语
综上所述，生命权力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基础的产物，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生命政治是人交往活动的表现形式，但对人交往关系的认识又取决于人的生产。换言之，生命政治展示了资本逻辑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的蔓延。生命政治理论扩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运行视野，但是其解决方案存在局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回到了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马克思反对生命政治的形而上学倾向，展示了从资本逻辑批判到权力逻辑批判，马克思考察的不是资本权力的运行方式，而是挖掘了资本权力形成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所揭示生命政治维度的典型视角，也是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典型视角。生命政治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衍生品。维系资本积累持续运转就是不断生产被政治化的生命的过程。换言之，资本系统建立在否定生命的基础之上，人被“生命政治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的异化，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范式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系统揭示了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生命控制、权力干预于一体的本质，从而表明了生命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权力，生命权力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对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之内在联系的揭示同时表明，生命政治学批判只有立足于资本生产关系批判才是有效的，而这一批判之要在于，通过系统揭示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暴露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同时辅之以革命的颠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