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2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9.8%，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4.9%，显示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 [1] 。同时，数字化技术革命与人口老龄化相互交织 [2] ，呈现出老龄化与数字化“共振”的趋势。然而，老年群体因生理功能衰退、传统观念和环境因素制约，不能享受网络和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服务，成为“信息孤岛”和“边缘群体”。社会各界围绕新媒体的接入、应用和接受等方面展开了互动，以缩小数字技术使用带来的“代际鸿沟”。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篇文章主要探讨老年群体中“数字鸿沟”的现象、新媒体环境中“数字鸿沟”的特征和内部逻辑以及年轻一代在构建新型代际和谐互动关系中的关键作用。
2. 文献综述：从“数字代沟”到代际“数字反哺”
“数字鸿沟”指在网络技术的使用率和普及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创新能力导致社会群体间存在信息贫富差异，加剧社会不平等 [3] 。学术界未达成共识，但“数字鸿沟”描述了数字化发展中的现象：因数字资源稀缺，部分人群无法享受先进科技，形成“信息富裕群”和“信息贫困群”。阿特维尔将“数字鸿沟”划分为“接入沟”和“使用沟” [4] 。浙江大学团队研究提出“知识沟” [5] ，反映在知识获取能力差异上。该理论框架包括接入沟(物质和心理前提)、使用沟(个人和社会因素)和知识沟(社会权利和媒介素养差异)。
“数字代沟”是“数字鸿沟”在代际关系上的延伸 [6] ，老年人面临“数字融入”困境。父辈和子辈在新媒体使用和认知上的差异逐步扩大，成为社会治理焦点。年龄 [7] 、健康问题 [8] 、社会经济地位 [9] 、教育水平 [10] 和有效社会支持 [11] 是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关键因素。部分老年人对数字技术排斥，被称为“技术恐惧症患者” [12] 。政府和互联网公司积极促进全民数字化融入，加强不同群体间的联系和赋能。学者探索“中国特色解决策略”，制定遵循科技发展法则、满足特定年龄层交流方式和人际关系的方案。家庭支持能显著提升老年人媒体素养 [13] ，而“数字反哺”是解决“数字代沟”问题的核心途径，家庭环境是“数字反哺”的场域。
20世纪中叶，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传播知识 [14] ，学者提出“反向社会化”概念 [15] ，指子代对亲代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影响。玛格丽特·米德区分文化类型为“前喻”、“并喻”和“后喻” [16] ，其中“后喻文化”指从传统受教育者(晚辈)到施教者(长辈)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和知识文化的“反向社会化”传递过程。周晓虹结合中国文化和背景，提出“文化反哺”观念 [17] ，指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广泛吸收文化的过程。新技术应用场景中，“文化反哺”不能充分体现数字技能传递特性，有学者建议使用“数字反哺”描述年轻一代对老年群体数字技术和新媒体使用方面的指导和影响行为。学者专家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朱秀凌 [18] 详细阐述了“数字接入沟”与“数字使用沟”如何引发代际间的反哺行为。洪杰文和李欣 [19] 探讨了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跨世代传递过程，揭示出微信在农村家庭中反哺的主要驱动力及其主要障碍。
数字时代导致深度媒介化，新媒体渗透日常，产生数字代沟，也是子代获得反哺能力的主要路径。利用新媒体进行“数字反哺”可针对性缓解亲子摩擦，改善家庭氛围。杨立 [20] 等研究大学生教导父母使用计算机技能，发现数字反哺可减小技能和认知差距。朱秀凌 [21] 研究高中生家庭环境，揭示智能设备使用产生的数字代沟和反哺现象，认为亲子间相互作用促进新的代际信息传递方式发展。万丽慧团队 [22] 定量研究青少年家庭中的数字代沟和反哺，结论是加强数字反哺是弥合代沟的机会。
2017年，中国社科院与腾讯互联网共同发现，老人可以通过社交平台提升满足感和幸福感，实现更全面的赋能。广场舞微信群是老年人在新社交环境中建立关系的起点，智能设备也为中年妇女提供情绪调节和扩大人际圈子的途径 [23] 。数字科技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孩子的“文化反哺”也被视为新式养老方式的关键一环。学术界关注代际“数字反哺”在弥补老年人“数字鸿沟”方面的研究，但理论体系深入探讨不足。从“数字代沟”与对话的角度出发，对两代人新媒体行为的研究才具有价值意义。当前大部分研究仅聚焦某一方面，未深究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为年轻一代协助长辈融入数字生活、维持家庭代际和谐关系、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3. 场域理论：一个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的分析框架
场域理论作为社会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理论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物理学概念，起初是指电磁场在物理研究中的应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被纳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并在社会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完善。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学者受到格式塔心理学中场域理论的深刻影响，对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最终逐步塑造出了社会场域理论 [24] 。场域不仅仅指的是物理环境，它还涵盖了他人的行为和与之相关的多种因素，这个场域可以被视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特定的形构，是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物，是由各种社会客观关系组成的网络所构建的社会实践空间，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其所处场域的深刻影响。这种网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它会根据实际情况、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进行调整，并展现出特定的社会现象。在场域理论中，惯习和资本被视为核心概念，资本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形式，它以物质和实体的方式累积，可以被分类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等几大类，这些资本的种类会随着场域的演变而呈现出不同的等级次序。一方面，场域内的主体根据资本的数量来决定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和运作方式，即场域受到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资本的呈现也会随着网络场域的博弈而发生变化。再者，相较于传统的习惯，“惯习”象征着一类被称为“禀性”的东西。所谓“禀性”，是指个体以特定的路径对感官体验、认知行为及决策方式产生的一种偏好或趋势，其特点是稳定且易变迁。“惯习”可以由遗传因素决定，亦可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它是人们在社交环境里逐渐学习并且演变出的“第二天性”，这一过程不仅限于主观经验，而是被赋予了“社会性的主观性”，在场域中习得的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场域。本研究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构建了一个针对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Figure 1. Field theor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Divide” problem of an elderly group
图1. 场域理论：一个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的分析框架
网络空间不仅是一个与实际社会场景不同的独立领域，同时也是现实社会在虚拟媒体环境中的再现和扩展。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充满多重矛盾和动态变化的生活空间，这与布迪厄对该场域特性的多重解释是完全一致的。首先要明确的是，场域是一个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展开斗争的场所。这个空间为场域中的各种要素提供了一个力量动态对抗的环境，而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资本供应则决定了场域的动态发展方向。可以说网络领域是一个充斥着竞争和对抗的空间，当网络资源变成了竞争的焦点，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时，它便转变为一种资本形态，在场域中的对抗实际上是对网络资源的竞争。再者，在场域理论中，资本被定义为广义上的资本，也就是一种通过劳动积累而成的形式，所有进入场域的参与者都携带着他们已有的资本，如网络的接触机会、使用网络的能力、对新事物的观点、网络素质的掌握能力和网络使用的意向等。随着进入网络领域的次数和频次的变化，惯习也会有所调整。另外，网络场域展现出其相对的自主性，这一过程经历了一场为维护其自主性而进行的斗争，这也是一个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束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场域内部的逻辑即主导场域内某些行动者和他们的实践活动的逻辑逐步获得了独立性。例如，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和规则已经被年轻一代所控制，而在家庭环境中，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出现了交流的空白，这导致了老年群体融入社会的困难。
4. 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现象表征及内在机理
4.1. 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现象表征：呈现出交流真空
在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物理环境下的家庭场域主要采用面对面的信息交流方式，但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家庭场域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从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信息交流体系。与传统家庭信息系统中对物理空间或血缘情感的依赖相比，新型的信息技术平台更加注重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共同爱好和个性匹配等因素，这也相应地扩大了家庭内部人员及外部个体的沟通频次和广度，进而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家庭的兴趣社交网 [25] 。由于兴趣的分化，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欲望可能会被削弱，这导致原本应在家庭中分享的话题和情感转向家庭之外的兴趣领域，从而使得家庭环境中的信息交流和流动受到限制，家庭的集体情感逐步减弱，在物理环境中的家庭场域呈现交流真空。
4.2. 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内在机理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包含了三个关键元素：场域、惯习和资本。这些概念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一方面，场域持续地对资本和惯习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形成的惯习和所持有的资本也会在特定场域的作用下对场域的构建产生反向制约。我们将互联网领域其看作是一个特定的场域，根据“场域 + [(资本) (惯习)] = 实践”的运作逻辑，子代和亲代在场域的不同位置形成的惯习和他们所持有的资本数量不同，这导致了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4.2.1. 场域失衡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而家庭信息传递则是人类信息交流行为的起始点。从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那一刻起，知识和信息始终是由身为教导者的前辈传递给作为学习者的年轻一代，正因为这种代际间的“不平等性”传播，确立了亲子两代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地位差异，父代在子女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权威者的作用。然而，随着互联网和多种传播技术的介入，打破了父代作为绝对权威的地位，由于父代在学习、接纳和适应新媒体环境方面的能力不如年轻一代，导致他们在网络环境中逐渐失去了对年轻一代的教化优势，年轻一代迅速崭露头角，他们不仅通过互联网平台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和议题的讨论、协调和动员集体行动，成为影响公共决策的重要力量 [26] ，而且还通过掌握传播技术获得了“反哺”的能力。另外，由于审美偏好和用户习惯的大相径庭，这在网络环境中造成了不同群体身份认同的差异。对于年长者而言，他们数字化信息的获得、理解和应用能力往往落后于其他人，这也使得他们难以充分吸收并运用这些数据信息，最终可能沦为“数字边缘人群”或“数字流浪汉”，遭到年轻一代的嘲笑、排斥和放逐老人 [27] 。“数字鸿沟”正在逐渐放大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行为障碍和代际间的隔阂，这对整个社会的平等、公正和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4.2.2. 资本悬殊
在特定的场域空间内，资本构成了行动者参与场域实践的核心基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不仅影响、控制着场域内客体的发展方向，还决定了行动者在场域内的位置，这一位置进一步影响了行动者对场域空间的认知和态度。相较于老年一代，年轻一代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方面都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由于资本在不同领域内可以进行互相转化，那些在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上具有相对优势的参与者，可以将其转化为网络领域中更具价值的文化或符号资本，从而使他们在该领域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大多数老年人的财务情况并无富余，即便他们拥有养老金，通常也会遵循“省下一分钱也要花一半”及“尽可能多地储蓄，以便缓解孩子的经济负担”等原则，因此他们在互联网上的消费行为相对保守。同时，与较年轻的人群相比，老年人在智能设备拥有、信息的筛选和处理、个人信息的维护、智能平台软件的操作以及网络资源的整合等多个方面，都面临着知识积累、经济能力和实际操作等多方面的不足。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显示，当前老年人最常用的在线活动包括阅读新闻及收集有关生活的资讯，然后才是社交互动，而在购物、电商等方面他们的利用率较低，并且他们对借助互联网进行社会活动的兴致也不高。相比之下，年轻一代的网民们则展示出更广泛的线上行为。在大型的在线论坛和社区中，青少年不仅是热门话题的发起者，还是讨论的中心，他们已经成为了影响公众议题的关键力量。年轻的一代通常被认为是“数字化土著”，他们的社交圈子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各种领域，成为新时代和新技术的代表。而老年人则被赋予“数字化移民”的称号，他们的社交活动主要集中在“熟人社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和排斥，失去了发言权。
4.2.3. 惯习缺失
一旦进入特定的场域，必须展示与该场域一致的行为，并使用该场域特有的表达代码，例如网络话语等。随著老年人年岁的逐步增加，他们的身体及精神状态也在发生重大转变，这使得他们对于新鲜事物的学习欲望和对外界接触的能力有所下降，无论是从设备使用或是应用程式上来看，他们都会遇到诸如功能繁多、资讯超负荷、系统过于复杂且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这些困难为老年人带来诸多困扰，包括视力模糊、听力受损、难以找到目标、无法理解内容、点击错误、不知所措、担心安全性和无法正确操作等情况。长此以往，他们在个人隐私和财务保护上的担忧日益严重，从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处于“数字鸿沟”和“数字难民”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习得性无力”。有些老年人面对科技产品时常呈现出抗拒的态度，甚至成为“科技恐惧症患者” [28] ，在新技术面前常常感到不安和回避，对学习新技能没有自信心。在后疫情时代，“线上参与、线上互动”的模式应运而生，这对老年群体传统的“熟人社会”参与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替代，当他们逐步接受“机器与人沟通”的方式时，却被赋予了缺乏技术能力和行动自由度的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上的不公平问题。伴随着新兴通信科技的发展，信息的拥有者和无有者间的鸿沟正不断拉大，这一趋势犹如一道巨大的“数字鸿沟”可能会破坏社会的正义和平等，进而引发更严重的贫富差异和社会撕裂问题。
5. 场域理论下代际反哺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生成路径
面对亲代之间的场域不平衡、资本的巨大差距和传统习惯的缺失，子代需要通过场域的构建、资本的赋能和习惯的重塑，来实现从话语的争夺到话语的让渡、对观念和能力进行全方位增效、形成网络互动积极惯习的子代支持效果，如图2所示。
Figure 2. The generation path of intergenerational backfeeding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in the elderly under the field theory
图2. 场域理论下代际反哺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生成路径
5.1. 场域建构：从话语争夺转向话语让渡
理解不仅是交往合理性的中心，而且主体间往往通过符号和语言沟通以达到彼此之间的理解，因此“理解”不仅是沟通行动的基础，也是其最终目的。所以，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有效的交际行为基础，更是它的终极目标。那些出生在20世纪50或60年代的老年人，他们特殊的历史环境、生活经历及教育类型，使得他们在面对事物时所持有的观点、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生活的持续变化，他们依然坚持使用已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来进行理解和应对。青年一代与上一代有所不同，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国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风气，这些年轻人得以享有丰富的学习条件。伴随着互联网科技与公共媒体的发展速度加快，这代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新的东西并接受多元的价值理念。他们的好奇心强，能够快速地接纳新鲜的事物，因此他们在社交活动中往往能获得较多的发言权。在数字化时代，新的语言交流和互动方式以及不同代际间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导致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在沟通和表达上遇到了许多困难，老年一代往往会重复他们过去的经历和经验，用过去的价值观来看待当前的社会和生活问题，他们很难真正理解年轻一代的思维和价值观。面对年轻一代迥异的生活选择和行为方式，他们往往感到困惑和不解。同时，语言作为传达思维和价值观的手段，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导致他们在语言交流中难以完全理解和接受，从而增加了代际之间的沟通障碍。唯有经过学习和交流，年轻的一辈和年长的世代才可能共同了解并接受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观点和价值观，同时也懂得如何从对方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并有助于减缓两代人之间存在的鸿沟和矛盾，在保护各自个体的自主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实现相互之间的理解。
此外，代际之间冲突的实质在于话语权的争夺，也就是争夺使用话语或语言构建事物含义的权利。新一代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权，他们展示出强大的独占性话语权，这使得在网络场域中，意义的产生、转移和执行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他们自己设定的话语规则。对于年长的一代来说，这一套既陌生又复杂的话语规则已经将他们排除在外，这不仅减少了他们在线讨论的机会，还导致他们甚至对年轻人所讨论和关心的内容一无所知。但是，实际上赵呈晨 [29] 已经深入研究了网络语言在不同代际之间的交流机制。他发现，当年轻一代的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流行文化进入到年长一代的视线中时，并没有被完全否定。相反，活泼、简洁和幽默的网络语言也赢得了一部分年长一代的喜爱，甚至有一些年长的人不愿意成为“落伍者”，他们主动地吸收和再学习文化。那么在此过程当中，若老年群体能适度地管控与规定粗鄙的网路用词，而年轻人则协助其接纳及消化新式的网络术语，同时让渡他们在数字化领域中的话语权力，容许年长的群体在被认为是“自由之域”的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那么不同的世代之间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认知模式和对立统一的意义连接。
5.2. 资本赋能：观念和能力的全方位增效
资本运用其权力，在理论层面上调和了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资本具有对自身及他人未来产生影响和掌控的能力。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年老一代已经不能提供充分的教育、知识和实践经验，而年轻一代则逐渐成为新文化和新技术的引领者和探索者。年轻的一代应当主动承担起跨代文化传承的道德责任，协助年老一代适应信息化时代的生活模式，并履行起“反哺”老一代的任务，妥善处理与前代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处于老龄化社会中的年轻一代应该积极地建立全龄友好的数字包容社会观念，将老年群体视为新时代文明社会建设的重点关注对象，而不是歧视对象、银色人力资源开发对象而不是救助对象，全面、广泛、多途径地提升老年群体的数智技能。接下来，年轻一代应当广泛地学习与数字相关的知识，加强自己在数字知识传递方面的能力，多样化“文化反哺”的手段，并通过温和的反哺策略来缓解老年人的不适感，从而激发他们自身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和互动。例如，创建一个轻松的家庭反哺学习环境，协助老年人掌握数字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或者根据老年人的特定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帮助。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重视老年群体的生理属性，并强调重复的逆向反馈机制。由于受到生理和心理因素的限制，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记忆力衰退的现象。年轻人应当重视老年人群的生理属性，保持持久的耐心，并对那些经常被遗忘的问题持续给予回应，细致地解决他们对数字世界的各种不确定性，例如信息的真实性、媒体技术的安全性等问题。另外，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仅凭借符号化的趋势去辅助老年一代了解和使用数字化设备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通过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以全面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除了传授基础的数字设备和使用技巧外，年轻一代还应深入考虑两代之间的观念差异，将“数字反哺”的焦点集中在提高亲代的数字文化观点和媒体素养上，通过信息的共享、文化的碰撞和共同学习的方式，使素养和价值观能够常态化地融合。在数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年轻一代应当充分发挥其“引路人”的作用，提高不同代际之间的沟通效率，平衡不同语境的差异。
5.3. 惯习重塑：形成网络互动的积极惯习
作为场域的参与者，人们有能力塑造场域并为场域所塑造。通过创造和积累文化资本，人们有能力不断地改造外部环境，从而使自身在场域中占据有利地位。这种改变在社会实践中会催生出新的惯习，这些惯习是一种深刻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趋势。由于这些习惯具有创新性和主动性，它们能够像语法一样推动大量的实践行为。随着社会的飞速变迁，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科技的新旧交替，而科技创新及其相关的规章制度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更新换代及特性转变。对年轻一代而言，他们在人生发展中最活跃的时段恰逢信息技术革命的关键时刻，所以网络技术、公共媒体等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文化和传播工具。借助互联科技的力量，来自各处的年轻人们共同分享他们的见解和生活观点。他们不断创新、创造适合自己的语言沟通方式和语言内容，形成了生活惯习，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所言“语言以不同方式人为划分对现存事物不断涌现和流动的意识”，而这个过程则具体地表现在社交媒体平台比如微博或微信群等各类通讯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同时也在其内容的呈现形态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表情包为主导的新兴文字表现手法层出不穷，其中包含大量英语元素和其他多元化的信息传递模式都成为了当代青年的标志之一。
而对于年长的一代而言，他们是跨越了被称之为相互象征文化和后象征文化时期的过渡期，然后步入到前象征文化时代的“时空迁移者”。在信息化时代，他们所接触到的所有事物都是“全新的接触”。他们在前信息社会的知识体系及价值观念已无法适应当前的信息时代的生存和生活技能的需求。如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所言，“年长的一代如同之前的开拓者们，在新领域里缺少必要的认知”。所以，他们较难融入并熟练掌握新的信息环境，这也使得他们难以理解年轻人独特的思考模式、价值观和话语风格，从而影响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有效性。许多相关的研究表明，为了应对电脑和网络的使用，大部分老人都需要再次学习这些知识，这就使他们在不得不操作电脑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名为“计算机焦虑”(Computer Anxiety)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带来压力或者恐慌感。计算机引发的焦虑可能导致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时出现“中辍”(Discontinue)、“间歇性中辍”(Intermittently Discontinue)、“中辍”或“间歇性中辍” [30]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老年一辈的心境、价值取向和日常行为习惯等，对待他们的意见和对生活方式的干涉，要采取富有同情心且非贬抑的态度来回应，以免陷入僵化的交流方式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机会接触到互联网，年轻一代也应该更加重视他们的互联网使用，致力于减少代际“数字鸿沟”不仅仅是物质接入，更应该努力帮助他们培养数字使用的惯习。通过“代际反哺”老年群体可以战胜对计算机的焦虑，进一步培育他们在互联网上的应用能力，并提高他们在互联网上的使用体验。
6. 总结：共建和谐新型代际互动关系
随着互联网和各种先进传播技术逐渐渗透到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子女在信息获取、接入和使用方面的能力差异将导致知识积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进一步形成了代际“数字鸿沟”，在家庭环境中呈现出交流真空，破坏了传统的亲子关系模式。积极老龄化不只是关心那些易受伤害的老年人，更深层次地是将老年人看作是社会和家庭中的珍贵资产，尊重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平等权益，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参与机会，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自尊和孤独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谐的代际关系和愉快的家庭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了积极参与社会的动力。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和积极老龄化被纳入政策框架的背景下，代际“数字鸿沟”的消除和呼唤子代从“场域建构，从话语争夺转向话语让渡”、“资本赋能，观念和能力的全方位增效”以及“惯习重塑，形成网络互动的积极惯习”三个方面入手建立新型亲子关系。
另外，随著年纪增加，人际网络逐渐稳固，心智结构亦日渐完善且谨慎。然而，为缩小“数字鸿沟”，需要破除对数字的成见和困惑，超越既定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模式，以客观而全面的角度看待新科技及其文化。因此，老年群体也应配合时代的变化，主动适应和修正自身的价值观，秉持持续进取的学习态度，以开放和创造性的精神来接纳、运用和研究新媒介科技，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的心态，以此深化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认同，实现“自我赋权”与价值的“互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