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了解当代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基本现状，为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提供一定的建议，有效管理数字信息，避免陷入数字牢笼。方法：通过线上发放《当代青年数字囤积行为的现状调查问卷》，向325名不同类别的青年调查回收数据，运用SPSS 26.0统计软件包作多重响应—频率分析、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青年群体在数字囤积的获取渠道方面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
P < 0.05)，女性在信息处理能力上高于男性(
P > 0.05)，男性更容易受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而降低学习和工作效率、占用电子设备存储空间(
P < 0.05)，低学历青年更容易受到数字囤积的影响而带来心理压力和精神焦虑(
P < 0.05)。结论：针对数字生产者数量和质量上的标准严格管控是增加数字信息有效性和利用率的有效策略。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of contemporary youth groups,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of young people, effectively manage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avoid falling. Methods: Through the online distribu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25 youth survey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the SPSS 26.0 statistical software package was used for multiple response-frequency analysis, T-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The youth group shows diversification and diversity in the channels for obtaining digital hoarding (P < 0.05), with women having high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ies than men (P > 0.05); men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which reduces learning and work efficiency and occupies electronic device storage space (P < 0.05), low educated youth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hoarding, which can lead to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anxiety (P < 0.05). Conclusion: Strict control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digital producers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an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1. 引言
自古以来，人类便具有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存储或囤积各种物资以应对突发情况，而过度的囤积则会让人们的生活受到影响，进而形成囤积症。杜律政等人指出，囤积症是“过度获取和不能丢弃那些没有用处或失去价值的物品”(杜建政，景卫丽，2014)。近些年来，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人们不再仅限于实物囤积，而是将电子囤积作为主战场。在大数据时代，各种数字信息的爆发式增长，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打破了信息壁垒，提供各种数字资源的同时，良莠不齐的信息增加了人们的负担(王娜，陈会敏，2014)。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个体可能会出现对资源的过度获取并上传到云端等虚拟空间进行囤积，这种囤积行为被大众称为数字囤积，又名“仓鼠症”。数字囤积最早是由Bennekom等人提出，在《英国医学期刊病例报告》中将其定义为“数字文件堆积到让人丧失判断力的地步，最终导致压力和混乱”(Van Bennekom et al., 2015)，进而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大热点。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当代青年的数字囤积行为进行探讨，分析其基本表征，帮助青年群体在多样化、同质化的海量数字资源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不再受困于数字牢笼。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线上推送问卷链接，针对不同类型的青年群体随机发放调查问卷，最后共回收问卷366份，剔除填写时间过短和填写答案明显矛盾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25份，有效回收率为88.80%。
2.2. 研究工具
在问卷星平台创建自编问卷《当代青年数字囤积行为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中涉及个体数字囤积的类型、来源渠道，对数字囤积行为的态度以及了解程度等25题。根据研究对象所填写的问卷答案进行数据录入和编码，从而对青年群体的数字囤积行为进行分析。
2.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 26.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对青年群体数字囤积的来源或渠道作多重响应——频率分析。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性别、学历青年是否受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以及数字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情况
有效调查问卷为325份，被试者共325人。其中，男性88人，占比27.08%，女性237人，占比72.92%；在学历上，专科以下学历占3.38%，专科生占19.08%，本科生占61.85%，研究生占15.7%；在学科方面，经济学占9.24%，法学占12.1%，文学占12.1%，管理学占17.83%，理学和工学共占20.06%，其他学科为28.67%。
3.2. 当代青年囤积数字信息来源或渠道的多重响应——频率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青年群体获取数字信息的来源或渠道总体上较为丰富，但选择在各种软件APP上进行数字囤积的人数达292人，占比89.85%，这表明各种软件APP成为了青年群体获取数字信息的首选，也是数字囤积的主要来源或渠道，见表1。
Table 1. Sources or channel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hoarded by contemporary youth
表1. 当代青年囤积数字信息的来源或渠道
3.3. 不同类型青年数字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分析
3.3.1. 不同性别青年数字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分析
从表中数据可得出，不同性别青年在数字信息处理能力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5)，其中，男性样本均值为2.32，女性样本均值为2.82，表明女性的处理数字信息的能力高于男性，见表2。
Table 2. T-test of differences in digit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y of young people of different genders (M ± SD)
表2. 不同性别青年数字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状况T检验(M ± SD)
3.3.2. 不同学历青年数字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分析
由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历的青年在数字信息处理能力上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这说明不同学历的青年处理数字信息是并无明显差异，表明学历可能不是影响青年群体数字信息处理能力的主要因素，见表3。
Table 3.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the differences in digital processing ability of you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M ± SD)
表3. 不同学历青年数字处理能力差异状况的单因素方差分析(M ± SD)
3.4. 不同类型青年受数字囤积影响的差异分析
3.4.1. 不同性别青年受数字囤积影响的差异分析
由下表数据所示，在不同性别青年的数字囤积行为是否带来压力和焦虑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不同性别的青年在数字囤积行为是否影响学习、工作效率和占用电子设备存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 < 0.05)，具体表现为男性更容易受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见表4。
Table 4. T-test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hoarding among young people of different genders (M ± SD)
表4. 不同性别青年受数字囤积影响差异状况T检验(M ± SD)
3.4.2. 不同学历青年受数字囤积影响的差异分析
据表所示，不同学历的青年在数字囤积行为是否影响学习、工作效率和占用电子设备存储空间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在是否带来压力和焦虑上有显著性差异(P < 0.05)，具体表现为中专学历的青年更容易因数字囤积行为造成心理压力和精神焦虑，见表5。
Table 5. One-way ANOVA of you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ffected by digital hoarding (M ± SD)
表5. 不同学历青年受数字囤积影响差异状况的单因素方差分析(M ± SD)
4. 结论与讨论
4.1.青年群体数字囤积的渠道多样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青年群体身处数字化时代，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和存储数字资源。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当代青年可以更轻松地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数字信息。同时，青年群体对数字内容的多样化需求可能也是导致数字囤积渠道多样化的原因之一，加上存储设备价格的下降和容量的提升，可以更加方便地将数字信息存储在本地设备中，进一步为青年群体囤积数字资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个体选择更为便捷的各种APP软件来囤积数字信息，通过囤积数字资源以缓解或消除不确定性(张成虎等，2023)，实现资源积累和自我价值提升，从心理层面获得安全感和掌控感(刘天元，贾煜，2023)，减少因错失重要信息而带来的不安。言而总之，青年群体数字囤积渠道的多样化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青年来说，了解和掌握各种数字囤积渠道的特点和使用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管理和利用数字资源，提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效率。
4.2. 不同性别青年的数字信息处理能力存在显著性差异
性别对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与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存在复杂的关系，并受到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不同性别青年对数字信息的处理能力是不相同的，本研究着重分析了信息处理能力与性别的相关性。女性可能在注意力、单词记忆、社会认知和语言能力等方面表现更出色，更擅长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和情感交流；男性可能在空间处理和感觉运动速度能力等方面表现更出色，更擅长进行空间导航和旋转二维或三维形状的可视化思维。相对而言，男性更擅长执行单一任务，女性更擅长多任务处理。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侧重于收藏社交媒体上的学习、娱乐或数字资源(贾明霞等，2022)，更擅长从长期记忆中检索信息，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较高。尽管本研究表明在数字囤积方面女性青年对信息的处理能力高于男性青年，但不能简单地将性别与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联系起来，并推及到所有人群的身上。数字囤积行为的本质和个体心理认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取决于性别，还涉及到个体的特质、心理偏好、习惯和价值观等因素。个体在数字囤积行为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主要取决于对信息管理的认识和个体偏好的塑造。总而言之，尽管性别在信息处理能力上的差异在本研究中被发现，但并不适用于所有个体，其他因素对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4.3. 不同性别、学历青年受数字囤积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
本次调查研究显示，不同性别、学历青年受数字囤积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男性、中专学历的青年更易受到数字囤积的影响。首先，由于男性更倾向于囤积各种数字软件和应用程序、更热衷于技术导向和竞争性的内容板块、对数字技能和知识更加感兴趣，因此男性青年偏向于“尽可能多地保存信息，成为信息富有者”，这也是他们在网络浏览中偶遇信息保存行为的重要动机(康梦兰，2019)。这也导致男性更容易转移注意力，进而追求新的信息和技术。女性在选择囤积数字资源时带有明显的目的性，直接价值和现实效用是她们首先考量的标准。女性青年可能更注重实际应用和目标导向性的学习和工作方式、更倾向于将精力集中在实际任务上，而不是过多地囤积数字信息。这种差异可能导致男性青年更加容易受到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而降低学习和工作效率。但并非所有男性青年都受到数字囤积的不利影响，或者所有女性青年都不受到影响。两性在进行数字生活中所显现出不同的个性偏好，是个体在浏览信息时下意识地保存的行为习惯。并且，质量高且具有精准性和价值性的信息更容易受到个人进行数字囤积(张艳丰，杨琬琛，2023)。因此，不同性别青年群体受数字囤积影响的差异程度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验证。其次，本研究发现，中专学历的青年更容易因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而感受到心理压力和精神焦虑。这可能与中专学历的青年在数字素养、学习环境和需求、数字信息处理和管理方面的能力相对较低有关，过度地获取数字信息，若未能及时整理信息，可能会造成数字冗沉，导致个体不同程度地消耗和损害个体认知功能，引发心理焦虑甚至造成心理疾病或恶性循环(贾明霞，2023)。低学历的青年可能将数字物的囤积视为知识积累和自身价值提升的工具，但不断熵增的数字物也会带来自我损耗和心理压力。而囤积是一种适应性行为，是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中逐渐建立起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刘天元，贾煜，2023)。高学历的青年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下，会更加注重整理和管理数字信息。相比之下，低学历的青年可能在这方面受到较少的影响或指导，急需建立起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以缓解数字囤积行为引发的压力和焦虑。
5. 研究建议
第一，加强管控数字生产者以提高数字资源质量。移动社交媒体用户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机理是一个综合、复杂的有机整体，且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关联，在数字囤积行为演进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人们由单一的信息消费者转变为集信息的生产者、分享者、消费者三者于一身的多面体(汪新建，2021；于旻欣，2022)，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输出不受时空限制，个体能感知到的信息数量急剧增长(黄荣怀等，2010)。近几年来，各种社交平台地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各种自媒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出，而每个个体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导致网络媒体中数字信息的真实性与时效性对个体来说更加难以辨别，如何从海量的数字资源中找到真实有效的信息，给受众群体增加了工作量。但数字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以及占有的数字资源不平等(施芸卿，2014)，同样会影响着个体对数字囤积的接纳程度。数字技术的使用习惯让个体倾向于选择能够提供方便存储和访问的平台，希望通过占有更多的数字资源实现身份认同，这既是社会数字化发展下人们更为单纯的价值选择，也是个人为应付外界信息爆发式增长的自我防御手段。由此，针对数字生产者数量和质量的标准进行管控尤为重要，是增加数字信息有效性和利用率的重要策略。
第二，数字消费者应提高数字信息处理能力，科学管理数字资源。信息数字化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同时，网络信息有着复杂多样化和高度同质化的特征，个体常常以直观感受作为数字产品囤积的参考标准，而忽略了数字信息的有效性，缺乏对信息资源的筛选过滤。对于无法甄别真伪的信息，个体只能无差别地囤积，甚至数字资源的囤积会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因此，青年群体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降低信息囤积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应对外在风险(张征，贺伟，2023)。综上所述，青年群体应提高获取、分析以及利用数字信息的能力，“保持清晰理性的头脑，加强自我约束能力，及时摒弃无用信息”(晁宇，李菲，2023)，在使用科技产品时保持批判思维，避免陷入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的困扰当中。
6. 结语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得出青年群体获取数字资源的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使得青年群体收藏数字信息无序化，缺乏理性的整理和管理，致使数字囤积表现出闭环式的循环流转，且无意识加深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而这也是在数字化时代之下，青年群体对数字资源利用表现出的一种极端化的常态现象。另外，本文的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对不同类型青年群体的行为特征有待进一步的系统分析，以提出具体的策略，制定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法；另一方面，缺乏对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生成机制分析，需要更进一步探讨产生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21SJZDA149)：后疫情时代城乡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研究；淮阴工学院202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 (项目编号：202311049005Z)：当代青年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研究。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