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我验证理论(self-verification theory)是Swann(1983, 1987)在符号互动理论(Mead, 1934)和自我一致性理论(Lecky, 1945)及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体试图在自我知觉之间以及自我知觉与即将获得的信息之间寻求一致性：人们希望他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与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保持一致(Swann, Kwan, Polzer, & Milton, 2003)。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采取两种策略来满足自我验证的需要：营造自我验证的社会环境和处理自我验证的信息。在行为层面上，人们往往通过寻求和建立与他们自我观念相一致的关系、脱离无法获得自我验证的关系(Swann, Stein-Seroussi, & Giesler, 1992; Cast & Burke, 2002)，传达符合自我身份的“暗示”，引导他人做出验证自我认知的评价(Gosling, Ko, Mannarelli, & Morris, 2002; Pratt & Rafaeli, 1997; Chang-Schneider & Swann, 2009)等方式来有意无意的去构建一个能够证实自我概念的社会环境。另外，人们也可以通过加工来自环境并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信息，甚至“看到”支持自我概念的证据，来满足自我验证需求。有三种认知方式主导着人们对信息的感知和理解，分别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诠释(Swann & Read, 1981; Story, 1998)。
根据自我验证动机理论，即使个体的自我观是消极的，他们也会力图寻求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外部评价性信息。虽然有很多研究结果支持了这种预测，但类似的行为是否可以用自我验证动机来解释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论与质疑。本文将对近些年来针对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动机的争论进行梳理和评述，并从自我验证的原因和对象两个方面对已有的争论进行反思，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探讨，以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支持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的证据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消极者的自我验证效应不仅存在，而且表现层次也不尽相同。
Cassidy, Aikins和Chernoff(2003)发现，在某个能力领域(如运动)持消极自我概念的儿童对于在这个领域给予他们负面评价的同伴有更强的交往兴趣。张锋，沈模卫，何亚芸(2006)用问卷筛选出整体自尊和交谈自尊高低不同的四组被试，在评价人对被试的交谈表现提供不同评价及表达不同交友态度的条件下，发现低交谈自尊的个体始终认为否定评价更能反映自己的情况。Valentiner, Skowronski, McGrath, Smith和Renner(2011)对大学生被试群体的研究表明：被试的社会自尊水平越低，越倾向于接受消极的社会评价。在心理疾病临床病人中，这种效应表现的更为明显。例如，Giesler, Josephs和Swann(1996)比较了抑郁症患者、正常的高低自尊个体等三类被试群体对反馈信息的选择。其中，抑郁症的被试更多选择了消极评价，高自尊的被试更多选择了积极评价，而低自尊的被试两种反馈都有选择。并且，当三组被试被要求就他们最优秀的特质寻求反馈时，抑郁症患者群体对积极反馈的兴趣最低。Borelli和Prinstein(2006)也发现抑郁水平高且总体自我价值感低的心理疾病患者要比正常被试更喜欢关于自我的负面反馈。Reijntjes, Dekovic, Vermande和Telch(2007)研究了未成年被试中抑郁症状与对反馈的偏爱之间的关系，发现当给予消极的总体评价时，抑郁症状水平高的被试相比他们正常的同伴表现出了对消极评价更大的偏爱和认同。
对个体生理水平的测量似乎也间接支持了以上的效应。Ayduk, Mendes, Akinola和Gyurak(2008)研究了被试自我验证过程中的心血管反应，发现当持消极自我观的个体收到积极反馈时，他们在生理上表现出更多的回避和苦恼的反应。相反，当收到消极反馈时则在生理上表现出 “被唤醒”或“被激起”的反应 (指心血管反应以一种趋近动机的方式被唤起)。
近些年来，研究者开始研究群体水平的自我验证效应(Chen, Chen, & Shaw, 2004; Chen, Taylor, & Jeung, 2006; Swann, Gómez, Seyle, Morales, & Huici, 2009)。结果表明，寻求消极自我概念一致性的倾向同样也会在群体水平出现。例如，Chen, Chen和Shaw(2004)发现，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某一特质高度确定的个体面对在这一特质上给以消极评价的内部成员时表现出了更强的交往意愿。Kwiatkowska, Karpinskij和Kolyszko(2008)也发现，虽然所研究的波兰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感，但在热情和能力等特质方面还是给予了所在群体更多的消极评价。
3. 关于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动机的争论
虽然有以上研究支持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验证动机，但是仍然有研究者怀疑该理论的解释力度。目前围绕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动机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如何解决与自我提升动机之间的矛盾；第二，如何解释伴随自我验证过程出现的情绪方面的矛盾；第三，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验证动机是否具有适应价值。
3.1. 与自我提升动机之争
自我提升动机(或自我增强动机) (self-enhancement motive)是自我系统的另一种动机性成分，其核心假定在于人们有一种增强自尊、提高个人价值感、寻求积极自我认识、避免消极反馈评价的需要(刘肖岑，桑标，张文新，2010)。自我提升和自我验证对具有正面自我认知的个体预测相同，都认为他们会主动寻求积极评价。但对那些具有负面自我认知的个体而言，自我提升理论认为他们仍然会寻求积极的反馈，而自我验证理论则认为他们会倾向于接受消极的信息，这两种理论显然是矛盾的。如果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验证动机是成立的，那么如何解决与自我提升理论之间的矛盾呢？
迄今为止，两种动机的争论已持续了数十年。最初研究者认为自我增强和自我提高是相互对立的，人们的行为只受其中一种动机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两种动机共同影响着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评价过程，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更倾向于表现出其中一种动机。例如，Kwang和Swann(2010)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基础上认为，两种动机在个体自我评价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各占优势：自我验证效应在关于自我的偏认知性的反应中占优势，自我提升动机在对情绪信息的反应中占优势，而如果在与他人交往中被拒绝的风险较高时自我提升动机会强于自我验证动机。也有研究者认为，当评价信息更多的涉及到个体某项具体的自我概念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自我验证倾向，而总体自我概念的高低在其中不起作用(张锋，沈模卫，何亚芸，2006; Bojana, 2011)。总之，对两种动机产生的具体情境和要素进行研究表明，自我提升动机和自我验证动机并非两种互不相容的自我动机，而是一种同时存在但因具体情境的差异而选择性激活的自我动机(付彩红，吕厚超，2013)。但是，对于在何种情境下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倾向才能强于自我提升动机，研究者所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这也是目前研究者争论的焦点所在(Bernichon, Cook, & Brown, 2003; Bojana, 2011; Reijntjes et al., 2010)。
3.2. 情感好恶之争
动机是指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心理过程和内部动力。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一般而言，人们在动机满足后总是伴随着积极的情感体验(Gregg, 2009)。从理论上来说，持消极自我观的个体在满足自我验证动机后也应如此。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后会带来情感上的积极体验。例如，Swann(1996)的研究表明，即使是负面的重要特质(低自尊，无吸引力等)得到验证，个体在情感上也会得到满足。在Rehman, Ebel-Lam, Mortimer和Mark(2009)的研究中分别让抑郁与非抑郁的单身被试阅读关于异性的介绍，然后让他们在其中选取想要下一步交往的对象。当抑郁的被试被交往对象拒绝后，他们的情绪(主要是焦虑)反而有所缓解。Wood, Heimpel, Newby-Clark和Ross(2005)分析了高低自尊者面对成功经历的情感反应，发现低自尊者面对成功时会出现更多的焦虑反应。但是，也有研究不支持以上的结论。例如，研究表明低自尊的个体在收到消极反馈时，会比自尊水平高的人面临情绪上更大的挫折感(Brown, Dutton, & Cook, 2001; Dutton & Brown, 1997)。Ilies, De Pater和Judge(2007)及Bojana(2011)的研究均表明，低自尊的个体不管接受的反馈如何，总是比高自尊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抑郁与焦虑情绪。
针对以上争论，North和Swann(2009)给出的解释是，消极自我观的个体面对负面反馈时的情绪反应存在一个时间问题：可能最初产生的情绪是负面的，因为这威胁到了人们的自我提升倾向。但是，如果个体有足够的时间将评价与真实的自我概念做比较并作出符合自我验证动机的选择后，其情感体验应是转向积极的。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过程中的情感作用机制问题是目前理论研究中的难点，其他研究者产生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
3.3. 适应价值之争
自我概念消极的个体会在动机的驱使下主动寻求符合自我观的信息，这一观点不仅与自我提升动机相左，与人们的一般常识也是相背离的。那么，这种看似矛盾的动机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是否有适应价值呢？针对此问题，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研究者是支持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动机的适用价值的。根据进化心理学的基本假设，现代人类所存在的心理与行为在演化过程中通常都具有重要的适应价值，它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种系的繁衍(蒋柯，熊哲宏，2010)。人类在历史上是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演化的，其中相互之间的信任对生存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接受群体内成员的负面评价与接受积极评价相比所面临的信任风险要低得多，因此通过自然选择人们可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偏向(Gómez, Morales, Huici, Gaviria, & Jimenez, 2007)。另外，Leary和Baumeister(2000)的“社会计量器理论(sociometer theory)”认为，通过自然选择过程，人们可能形成了一种探查自身社会关系问题的机制，并且自尊在其中扮演着“社会计量器”的角色。当人们的人际关系存在问题时(接受负面评价导致自尊降低)，便会产生一种解决人际间问题的驱力。在这种情境之下，存在自我验证动机是具有适应价值的，可以使得个体重新评价自我概念并作出调整以增强群体间的和谐度。Shepherd和Haynie(2011)也认为，消极自我观的个体隐瞒自己的某项缺陷有被所属群体孤立的危险，而主动暴露负面的自我概念则能更好的获得他人的认同。与确认消极的自我观造成的低自尊相比，与群体关系的维持对于个体来说无疑更为重要。
另一些研究表明，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验证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弊大于利的。尤其个体持有不恰当的消极自我观时，在自我验证动机的作用下，这种自我观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他们即使有所认识也难以改变(Riis, Simmons, & Goodwin, 2008)。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上述弊端表现的尤为明显。例如，处于家庭暴力中的个体往往有非常负面的自我图式，即使她们接受了心理辅导和治疗，也常常在自我验证动机的驱使下为了维持自我认知的一致性而无法脱离被虐待的环境(Swann & Predmore, 1985)。另外，心理疾病自我污名(mental illness self-stigma)是心理疾病患者内化公众对其消极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形成自我偏见和歧视的过程。它的存在会使得患者长期固着于关于自我的消极图式中，并使其引发的种种负面作用形成恶性循环，持续的对心理康复产生消极影响(岳童，王晓刚，黄希庭，2012)。因此，对于那些形成不恰当消极自我概念的个体来说，想办法从自我验证的恶性循环中脱离出来是非常必要的(Swann, 2012)。
4. 对存在争论的反思
综上所述，用自我验证动机理论来解释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验证现象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论。面对以上争论，为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该问题，有必要从其他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我们认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4.1. 自我验证的原因：动机因素还是认知因素
鉴于用自我验证动机理论解释消极自我概念者的类似行为存在如此多的争论，且即使是该理论的支持者也承认自我验证动机是一种“偏认知性的动机”(North & Swann, 2009)。因此，一些研究者便认为，这种动机在消极自我观的个体中并不存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Gregg(2009)提出的理性驱使理论(Raison oblige theory, ROT)，其基本观点是，消极自我观的个体不一定是因动机驱使来确认符合消极自我概念的信息，可能仅仅是因他们相信这些信息是准确的，依靠理性诚实的反映出来了而已。理性驱使理论主要在两个方面质疑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验证动机。首先，有关自我验证动机的研究是通过自我验证行为来推测个体存在一种心理倾向，但外显的行为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个体内在的动机。个体产生的某个行为有可能是因为感觉自己有义务去做，不一定是在动机的驱使下完成的；相反，人们更有可能克制自己去做某事的欲望，理性对个体的影响很多时候会压过动机的力量(Gregg, 2009)。第二，ROT 理论认为消极自我概念者通过理性确认存在的自我概念，但是并不喜欢这些反馈。也就是说，个体的自我验证效应完全是由认知因素决定的，情绪反应在其中不起作用，更不存在所谓的自我验证动机。
由于目前对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的研究多停留在被试的主观报告和外在行为的测量上，因此支持自我验证动机的实验证据也可以用理性驱使理论来解释，且更加符合经济原则。如何在未来的研究中区分自我验证行为背后的认知性成分和动机性成分，可能是研究者在下一步研究设计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4.2. 自我验证的对象：整体自我还是具体自我？
自我概念是实现自我验证的基础。而自我概念是个人对自己所有方面的知觉，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有组织的结构(黄希庭，2002)。其中既包括整体自我概念(global/general self-concept) (意指个体对自己的一般和抽象的评价，不指向特定的领域和特质，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又包含具体自我概念(specific self-concept) (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领域的能力和特质的主观评价与自我体验，如学业自我、身体自我、人际自我等) (Brown, Dutton, & Cook, 2001)。那么在自我验证过程中，究竟是是整体自我概念，还是具体的自我概念在起作用呢？
Swann等人(1989)最初认为是具体而非整体的自我概念引导着自我验证过程，但在之后的研究中Swann又修正了其前期的观点，认为两种自我概念都引导着自我验证的过程(Swann, De La Ronde, & Hixon, 1994; Swann, 2002)。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不一致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自我验证动机主要由具体自我概念引导。例如，Bojana(2011)认为，不论个体的自尊水平如何，引导他们进行自我验证的都是其具体的自我概念，而非总体积极或消极的自我概念。张锋，沈模卫，何亚芸(2006)用问卷筛选出整体自尊和交谈自尊高低不同的四组被试，在评价人对被试的交谈表现提供不同评价(肯定或否定)及表达不同交友态度(接受或排斥)的条件下，考察了整体自尊与特殊自尊对人际互动过程中自我确认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在判断外部评价的准确性时，不论整体自尊是否得以维持，被试的自我验证倾向都只受具体自尊的调节。也有些研究者认为，具体自我概念所引导的自我验证动机是受总体自尊高低所制约的。例如，Bernichon, Cook和Brown (2003)采用社交能力作为具体自我概念的指标，测量被试对相关反馈的接受情况。结果发现，只有总体自尊高的被试才会寻求在社交能力方面符合自我验证的消极评价，而低总体自尊者更多的是寻求积极评价，表现出自我提升动机。
近些年来对多重自我的探讨进一步增加了自我验证动机研究的复杂性。这些研究发现，人们在不同情境和身份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自我方面(McConnell, 2009, 2011)。这些不同的自我之间不仅有着相对独立的自我知识表征，而且在认知加工情绪和动机等方面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探讨不同自我方面在自我动机上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便更为深入的了解消极自我观个体的自我验证动机问题。
5. 展望
5.1. 理论研究方面
以往研究之所以存在如此之多的争论与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理论方面解释力度不足所致。对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动机的经典研究范式多是在自然人际环境下测量被试的自我报告评价的符合度和与他人交往的意愿，这些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被试的自我概念未进行预先测量。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我概念都是偏积极的，在研究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问题时被试群体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Diener & Diener, 2009)。对实验变量操纵的不严格可能会使得自我验证与自我提升效应无法有效的区分。第二，对于是否表现出自我验证动机是通过外在行为来推测的。这就会带来两个弊端：首先，个体对自我评价信息的准确性判断是认知过程，对评价人及其评价的接受程度是决策行为，这是信息加工中的两个阶段，因而可能有不同的心理机制，外显行为不一定可以代表个体心理的倾向性。其次，在人际环境下考察掺入太多无关变量，无法直接证明自我验证动机的存在。
鉴于以上问题，在今后可能需要更为深入开展自我验证动机的认知加工机制研究。在这个方面很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论假设：例如，有学者认为自我验证动机在自我评价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加工时间与认知资源，因此在加工机制方面不同于其他的自我动机(Swann, Hixton, Stein-Seroussi, & Gilbert, 1990; Kwang & Swann, 2010)；Swann (2012)认为，自我验证动机存在相应的神经基础；North和Swann(2009)认为，自我验证动机是一种“偏认知性的动机”，因此消极自我概念者在满足动机需求后会产生积极情感。虽然研究者提出以上种种理论猜想，但相应的实证研究还未系统开展。自我验证动机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类似的行为现象，同时也可为其理论的存在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此外，由于东西方文化下个体自我概念构建方式不同(Spencer-Rodgers, Boucher, Peng, & Wang, 2009)，两种文化下自我验证的形式也存在差异。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普遍具有一种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的倾向(English, Chen, & Swann Jr., 2008)，这被视为在东亚文化下为达到自我改善特有的方式。因此，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考察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验证问题时，便需要与上述倾向加以区分。
5.2. 应用研究方面
虽然对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动机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的争论与质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普遍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对消极自我概念者自我验证动机的理论研究为很多心理问题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Valentiner和Skowronski等(2011)提出了社会焦虑的自我验证模式：消极社会自尊是社会焦虑的核心特质，通过自我验证过程，这种消极的社会自尊得以维持并不断的加重个体的社会焦虑水平。还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的自我歧视观念、行为的形成和作用的背后，很大程度上都是消极自我概念者的自我验证动机在起作用(Granberg, 2011; Shepherd & Haynie, 2011; Scherr, Madon, Guyll, Willard, & Spoth, 2011)。从以上视角出发，便可以在心理健康临床治疗和干预方面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些研究者已经在此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North和Swann(2009)提供了如何利用自我验证原理来提高个体自尊水平的基本假设：为了提高个体的自尊感，减少提供他们可以验证负面自我观的资源是关键因素，因此在治疗中应提供可信的积极反馈信息，以使得自我验证向积极的方向转变。Lindenboim(2009)也发现，如果双相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患者与医师之间对治疗中患者的表现评价越一致，他们中途退出治疗的可能性越小，这提醒研究者在治疗过程中医患之间或许需要更多的沟通与了解。这提醒相关的研究者，今后可以将理论研究的成果运用于临床实践中，以提高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基金项目
西南大学2012年度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城市幸福指数量表的编制研究”(12SKB005)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