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10月，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喻丰的《恋爱心理学》因为太火爆而上了热搜。上课的画面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刷屏。同一时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菲教授在B站上关于两性关系的视频获得80多万粉丝的关注，她的视频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幽默又犀利地探讨恋爱和婚姻的问题。“恋爱课”、“婚姻课”的火爆，其实反映了年轻人对爱情的好奇，对恋爱的渴望以及对心理学知识的渴求，同时也暴露了当前婚恋情感教育的缺失。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原生家庭对成人亲密关系的影响。原生家庭对于个人亲密关系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孩子在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各种不良经历会对个人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发展产生各种影响，如影响个人的认知，而个人的认知又会转而影响亲密关系的发展。当前关于童年创伤、反刍思维、亲密关系的两两关系的研究较多，但是关于反刍思维在童年创伤与亲密关系的中介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因此本文拟研究反刍思维在童年创伤与大学生亲密关系的中介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以期能为童年创伤与大学生亲密关系的研究添砖加瓦。
2. 文献回顾
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指一种主体体验到的情感或身体上的亲近 [1]。广义来说，亲密关系的范围不限制性别与年龄，在关系中会有长期的互动，伴随着较强的依赖，形成紧密的情感联结，一般不具有排他性，而狭义的亲密关系多具有排他性，一般指夫妻关系、恋人关系 [2]。亲密关系将关系双方处于强度紧密的情感连接中，在这种情感连接中，关系双方给予彼此依赖、了解、信任、关爱以及保持忠诚 [3]。亲密关系的排他性为关系双方关系提供了闭合性，即除了关系双方以外，其他关系无法进入。也就是说，关系闭合让关系双方感受到唯一性和占有性，而唯一性和占有性程度越深，亲密关系就越强烈 [4]。也正是亲密关系与其他人际关系的这种区别，才使得建立并维持满意的亲密关系具有挑战性。
亲密关系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据依恋理论的解释，依恋关系的形成与早期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即童年创伤，是指个体在16岁以前经历或遭受到的创伤性生活事件，个体无法妥善应对这些事件，最终导致其长期生活在焦虑的情绪当中，产生绝望和无助感 [5]。根据美国精神病协会 [6] 的说法，创伤是一种威胁到伤害、死亡或身体完整性并导致恐惧和无助感的感知体验。童年创伤也是生活压力的一种形式，包括对儿童的身体、心理、生理和情感的忽视 [7]。以往研究表明早期的创伤经历、创伤性生活事件、疾病、负面的躯体形象是不安全依恋的有效预测因素，并且早期儿童创伤经历对建立亲密关系有负性功能 [8]。除此之外，早期创伤经历与亲密恐惧有着密切的关系 [9]，童年创伤经历会抑制个体与他人发展和维护亲密关系的能力 [10]。童年创伤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到成年，在儿童期遭遇过创伤的成年人出现身体和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 [11]，在对有情绪虐待(CEM)史的大学生之间亲密关系的稳定性与满意度的研究中发现，经历过CEM的人在成年后更有可能遇到有问题的亲密关系，因为研究对象倾向于自我批评，这就干扰了他们的亲密关系满意度，因此研究表明，由于自我批评，儿童时期的情感虐待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发展 [12]。
童年早期的创伤，除了会对早期依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还会改变孩子对自我的看法、对他人的信任和对世界的看法 [13]。童年期遭受创伤会产生长期后果 [14]，童年创伤对成人的认知、社交和情感的影响深远 [15]，并且童年期遭遇的创伤复杂程度与认知障碍程度相关 [16]，影响情绪调节和行为控制 [17]。童年创伤能驱动反刍思维。为了探究有哪些因素在童年创伤与成年自杀之间发挥作用，研究者 [18] 对纳入的314例早期精神病成年患者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反刍思维能够影响早期经历创伤与成年患者自杀这一路径，也说明早期创伤对反刍思维具有预测作用。在一项童年创伤和成年焦虑的非临床样本研究中，研究者纳入了277名非临床被试完成了系列量表，建构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模型表明，童年创伤及其亚型通过反刍三种亚型与抑郁和焦虑相关。创伤对反刍的预测作用明显，即童年创伤是反刍的危险因素 [19]。Munoz和Hanks (2019)发现童年创伤通过反刍思维导致低希望的完全中介模型拟合良好，重复实验结论一致，童年创伤能够驱动反刍思维，进而导致低希望 [20]。此外，在童年虐待和攻击性行为的关系研究中也发现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21]。Rose和Abramson提出，在遭受到情感虐待的最初阶段，个体为了保持希望，就会采取外归因方式，即认为外部因素导致遭受情感虐待，但是如果儿童长期遭受情感虐待，个体开始将采取内归因方式，即认为内部因素导致遭受情感虐待，并且做出消极结果的推论或者是消极的自我认知，随着时间流逝，儿童将在其他失败的事情上做出这一消极的概念化认知，并对此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22]。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可以对亲密关系产生影响。反刍思维 [23] 最早被视为一种反应风格，并将其定义为个体遭受让其感到痛苦和苦恼的事情后或者面对感到压力的事件时，无意识的反复思维的现象，随后，Nolen-Hoeksema [24] 又对反刍思维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定义，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负性的认知方式，这种消极的认知方式会以高频率方式不经意间出现在人的大脑中，而个体对此无可奈何，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认知方式，这是一种非适应的反应风格，当个体产生消极情绪时，会过度地去思考事件发生的缘由以及各种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个体的思考关注点在消极情绪上，但是却不会寻找积极的方法去解决问题。Brinker和Dozois (2009)对反刍思维给出的定义是一种对负性事件进行反复的、无法控制的强制性思考模式 [25]。因此，反刍思维实际上是一种不经主观控制的，对负性事件不断地进行复盘，并且采取消极方式应对的认知模式。成人依恋内在模型 [26] 认为，依恋受到不同认知方式的调节，正性或负性的认知方式对成人依恋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认知因素能够影响亲密关系满意度，当亲密关系发生矛盾时，倾向于采用回避、自责等方式的个体其亲密关系满意度较低 [27]，并且反刍思维水平高的个体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负性情绪 [28]。有研究发现，同伴依恋与反刍思维呈负相关，即同伴依恋关系越亲密，反刍思维程度越轻 [29]，并且反刍思维程度越严重越容易引发亲密关系中的心理困扰问题，即反刍思维与大学生亲密关系中的心理困扰呈显著正相关 [30]。另有研究表明，依恋回避与依恋焦虑与反刍思维呈正相关 [31]。
综上所述，研究拟建构童年不良经历、反刍思维和亲密关系变量之间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并根据模型提出以下假设：H1童年不良经历可以正向预测亲密关系；H2童年不良经历可以正向预测反刍思维；H3反刍思维可以正向预测亲密关系；H4反刍思维在童年不良经历和亲密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模型拟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该模型是否成立。
3. 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基于方便取样的方法，通过问卷星向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问卷中设有知情同意选项以获得问卷填答者的知情同意。此次问卷发放共回收问卷562份，剔除问卷测谎题中未选指定选项的被试问卷32份，一共回收53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3%，符合统计学标准。
3.2. 研究工具
3.2.1. 童年不良经历量表(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Questionnaire, ACE-Q))
童年不良经历量表(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Questionnaire, ACE-Q)是Fletti及其同事(1998)编制而成 [32]，该量表涵盖了成长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包括身体虐待、生理忽视、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性侵害，或成长在有家暴、药物滥用者、精神疾病患者、犯罪成员的家庭的等，用于研究成年人身心健康与童年创伤之间的关系，如“你是否经常感觉到家里没有人爱你，没有人觉得你是重要的？”。量表一共10个条目，每个条目设“是”与“否”两个回答，回答“是”计1分，回答“否”不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被试遭遇的不良童年经历种类越多，心理健康状况越不佳。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
3.2.2. 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RRS)
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RRS)由Nolen-Hoeksema [33] 于1991年编制而成，总量表包含22个条目，包含抑郁症状(想到自己是多么地孤单)、沉浸反刍(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问题而别人没有)、反思反刍(常常分析自己的性格以便理解为什么感到压抑)三个维度，采用1 (从不)~4 (总是) 4级评分，所有条目均采用正向计分方式，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的反刍思维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3.2.3. 简版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 Scale-Short Form, ECR-S)
简版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 Scale-Short Form, ECR-S)由Wei，Russell，Mallinckrodt和Vogel等人于2007年编制而成 [34]，主要用于成年人自我报告亲密关系经历，测量处于恋爱关系中的成年人的不安全依恋。量表一共12个条目，分为2个维度：依恋回避(我想与恋人亲近，但又总会退缩不前)和依恋焦虑(我需要恋人一再地保证她/他是爱我的)，其中第1、3、5、7、9、11条目测量依恋回避，第2、4、6、8、10、12题测量依恋焦虑。该量表采用1 (完全不同意)~7 (完全同意) 7级评分。除第1、5、8、9题采用反向计分，其他条目皆采用正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不安全依恋程度越深，即亲密关系满意度越低。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表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
3.3. 研究方法
运用SPSS26.0对所得数据进行录入和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处理童年不良经历、反刍思维和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运用AMOS25.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反刍思维在童年不良经历与亲密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并且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检验对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分析，其中抽样数为10,000，置信区间度为95% (不包括0)。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研究中所有的量表题目(除人口学资料和测谎题)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共有8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的变异量为27.19%，小于临界值40%。这说明研究结果不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4.2.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各量表评分比较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ll measures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经过检验发现，大学生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对于各量表得分没有显著影响和差异(表1)。
4.3. 童年不良经历、反刍思维和大学生亲密关系的相关分析
对童年不良经历、反刍思维和亲密关系三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大学生童年不良经历与不安全依恋呈显著正相关，P < 0.05，由此H1成立。大学生童年不良经历与反刍思维呈显著正相关，P < 0.05，由此H2成立。大学生反刍思维与不安全依恋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大学生的反刍思维越严重，其不安全依恋程度就越高，由此H3成立。相关分析表明，这三个变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适合进一步做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rumination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表2. 童年不良经历、反刍思维和大学生亲密关系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
4.4. 中介效应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这三个变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适合进一步做中介效应分析。根据表2结果可知，童年不良经历、反刍思维与亲密关系之间的相关显著，满足中介检验要求。在本研究中，童年不良经历为显变量，反刍思维和亲密关系为潜变量，其中反刍思维由沉浸反刍、反思反刍、抑郁症状三个因子抽取，亲密关系由亲密焦虑和亲密回避两个因子抽取。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反刍思维在童年不良经历与亲密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通过运用AMOS25.0建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2 = 13.301，df = 7，χ2/df = 1.9，GFI = 0.992，AGFI = 0.976，NFI = 0.990，TLI = 0.989，RMSEA = 0.041，RMSEA的90%置信区间为[0, 0.075]，模型拟合度好，因此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可以接受，模型结果如图2所示。
Figure 2. The result of mediation model
图2. 中介模型结果图
路径分析结果(表3)所示，童年不良经历可以正向影响反刍思维(β = 0.307, P < 0.001)和亲密关系(β = 0.193, P = 0.005 < 0.05)，反刍思维可以正向影响亲密关系(β = 0.480, P < 0.001)。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提出的Bootstrapping法检验反刍思维在童年不良经历与亲密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将Bootstrap抽取次数设为10,000，即从样本容量为530的原始样本中有放回地抽取10,000次，并计算95%程度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若该区间内未包含0，则说明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显著；如果该区间内包含0，则说明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果显示，童年不良经历对亲密关系的标准化直接效应估计值为0.193，95% CI (0.069, 0.335)，直接效应显著(P < 0.05)；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为0.148，95% CI (0.080, 0.237)，间接效应显著(P < 0.001)。因此，反刍思维在大学生童年不良经历与亲密关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14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3%，直接中介效应显著，由此H4成立。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the path coefficient
表3. 路径系数结果表
注：**P < 0.05，***P < 0.001。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童年不良经历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不安全依恋，这与前人研究一致，即童年创伤经历会破坏个体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 [35]，童年创伤经历影响依恋的焦虑和回避维度，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不安全依恋的维度中如恐惧、不安、逃避等与童年创伤经历有密切关系，且呈负相关 [36]。由于儿童在童年期生理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将更容易产生挫折感、不安全感，进一步影响其成年后的自信、自尊、信任感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掌控感。这一类儿童在童年期没有得到与看护人的良好互动，则会加强在成年后依恋关系的焦虑感。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与童年不良经历存在显著相关提示，大学生童年时期遭受到的创伤会影响成年后自己面对亲密伴侣时的焦虑与回避程度。
其次，童年不良经历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反刍思维，Nolen-Hoekman研究发现儿童期的心理虐待和忽视经历会导致其失去对环境的掌控感，从而产生反刍思维。也有学者 [37] 认为童年期的不良经历是一种负性生活经历，对个体的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平衡系统起到挑战，为了维持这一系统的平衡，个体会不断地迫使自己寻找事件背后的意义，不断地对自我和外部世界进行负性思考，从而产生消极的认知模式。除此之外，反刍思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不安全依恋，反刍思维程度越高的大学生，其不安全依恋程度也越高，这与当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31]。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反刍思维在大学生童年不良经历与不适应的依恋关系中起显著中介作用，这也是本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这意味着虽然童年不良经历会对大学生的不安全依恋产生影响，但是在其影响机制方面，反刍思维在二者中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儿童期遭遇了不良的童年经历的大学生容易沉浸在对过去痛苦的回忆当中，不断地产生消极的认知，从而对亲密关系感到焦虑，甚至不敢面对，从而陷入亲密逃避当中。
以上研究结果支持了童年不良经历对大学生不安全依恋的影响，同时将反刍思维作为中介变量引入童年不良经历与大学生亲密关系中进行模型分析，扩展了关于童年不良经历对大学生不安全依恋的认识，加深了对大学生不安全依恋的作用机制理解。
本研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取样存在偏差，网络随机发放问卷导致男生少，女生多，取样存在偏差会对研究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本研究被试均为在校大学生，其对于不安全依恋的经历和体验都是有限的，缺乏与非在校大学生人群的比较。因此对于非在校大学生群体在不安全依恋方面的研究也许可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