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践与展望——以余华小说在韩的译介和传播为例

The Practice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Taking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Yu Hua’s Novels in Korea as an Example

摘要: 21世纪以来，中国大力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学的“走出去”显得至关重要。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文学对韩国影响深远，两国有着相通的儒家文化思想基础，现代以来，余华作品深刻地描绘了人类共通的基本情感，引起了韩国读者的共鸣，在韩国广受好评，通过借鉴余华作品的成功经验，如影视化传播、改进翻译方法等，有望推动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增进中韩文化交流与理解。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strategy of “going global” for culture, and as literature serves as a carrier of culture, the “going global” of literature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South Korea. Both countries share a common basis of Confucian cultural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Yu Hua’s works have profoundly depicted basic human emotions that are universally shared, resonating with South Korean readers and receiving widespread acclaim in South Korea. By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Yu Hua’s works, such as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and improved translation methods, it is hoped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can better “go global” and enhanc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1. 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文化软实力也逐步提升。2002年，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随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规划，制定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更明确的阐释，强调着重抓好文化“走出去”的重大工程，全面利用国际和国内这两个广袤的市场，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国际合作与竞争之中，进一步强化对外文化交流。通过这些举措，初步扭转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不利局面，构建以民族文化为核心主体、兼收并蓄外来有益文化、全力推动中华文化迈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格局。文学作品是文化的载体，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包括民族精神、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等。文学作品在国际传播的同时，将中国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使外国读者能够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了解中国文化，以达到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韩国从新罗时期开始就选派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典籍，很多学者学成归国后把中国典籍介绍到韩国，其中，《三国演义》是在韩国出版印刷次数最多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在韩国也家喻户晓，儒家强调的君臣父子、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成为韩国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价值取向，中韩两国读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

2. 余华小说在韩的译介出版情况

自中韩建交以来，余华的多部重要作品被陆续译成韩文出版，其中包括《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兄弟》等。这些作品的韩文译者有白元淡、崔荣晚、李宝英、赵成雄等人。出版机构有绿森林出版社、人文主义者出版社、文学村出版社等。作品具体的译介出版情况详见下表1。

Table 1. The publication status of Yu Hua’s novels in Korea

表1. 余华小说在韩国的出版情况

序号	出版年	书名	译者	出版社
1	1997	《活着》	白元淡	绿森林出版社
2	2004	《在细雨中呼喊》	崔荣晚	绿森林出版社
3	2007	《活着》	白元淡	绿森林出版社
4	2007	《许三观卖血记》	崔荣晚	绿森林出版社
5	2007	《兄弟3》	崔荣晚	人文主义者出版社
6	2007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李宝英	绿森林出版社
7	2009	《炎热的夏天》	赵成雄	文学村出版社
8	2010	《四月三日事件》	赵成雄	文学村出版社
9	2013	《余华文集》	崔荣晚	绿森林出版社
10	2013	《第七天》	文贤善	绿森林出版社
11	2013	《一九八六年》	赵成雄	文学村出版社
12	2016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里》	金泰成	文学村出版社
13	2017	《兄弟合集》	崔荣晚	人文主义者出版社
14	2018	《第七天》	文贤善	绿森林出版社
15	2018	《许三观卖血记》(电子书)	崔荣晚	绿森林出版社
16	2018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电子书)	李宝英	绿森林出版社
17	2018	《在细雨中呼喊》(电子书)	崔荣晚	绿森林出版社
18	2018	《说话》	金泰成	绿森林出版社
19	2018	《活着》(电子书)	白元淡	绿森林出版社
20	2019	《文学或者音乐》	文贤善	绿森林出版社
21	2022	《文城》	文贤善	绿森林出版社
22	2023	《活着》(特别版)	白元淡	绿森林出版社
23	2023	《许三观卖血记》(特别版)	崔荣晚	绿森林出版社

3. 余华小说在韩受欢迎的原因

据韩国出版社统计，余华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在韩国的销量分别超过10万册和25万册，成为韩国读者心中的经典之作。此外，余华小说在韩国的受众群体也十分广泛，涵盖了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特别是20~40岁的青壮年人群。同时女性读者在余华小说的受众中占比较大，达到了62%。这充分体现了余华小说在韩国拥有广泛读者基础，且深受年轻读者喜爱。

3.1. 余华小说的特点

余华的作品在韩国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深刻地刻画了人类共通的基本情感，如生存的挣扎、苦难中的坚韧、亲情的羁绊等。余华作品对人生的思索和对命运的叩问本身就是人类文学的重要部分，越来越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精神共鸣[1]。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亲人相继离世、生活的重重磨难，却依然顽强地活着。这种对苦难和生存的描写能跨越文化界限，韩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艰难时期，韩国读者从这些故事中体会到人类在困境中顽强求生的本能以及对生命的敬畏。

余华的作品对家庭和亲情也有着细腻的刻画。无论是《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屡次为了家人的生计而卖血，还是《活着》中福贵对家人的牵挂，都体现了重视家庭的思想观念。在韩国文化中，家庭价值也被高度重视，有着深厚的家庭伦理传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社会，对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情感故事有着天然的文化认同感[2]。韩国读者在阅读余华作品时，往往能在文化层面找到契合点，被作品中展现的亲情所打动。

余华作品有着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结构。在《第七天》中，余华运用奇幻的叙事方式，将现实与阴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叙事的方式不仅新颖独特，而且能给读者带来一种超脱现实、审视人间的感受。同时，书中大量采用“重复”与“回环”的叙事技巧，例如，张刚和李先生下棋悔棋的情节就采用了这些技巧。而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对韩国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这种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感到好奇和兴奋，并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和理解这部作品。

3.2. 余华小说在韩传播方式

余华小说的译介和出版是其传播的重要方式。自1997年韩国著名出版机构绿森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韩语版《活着》以来，余华其他作品如《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炎热的夏天》等也相继在韩国翻译出版。这些译本的出版，使得韩国读者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广泛阅读余华的作品，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思想和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

余华小说的影视化和舞台化也是余华小说在韩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2002年，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被改编为电影《许三观》在韩国上映。电影以家庭黑色喜剧的形式展现，虽然套用了原著的框架，但将故事从中国搬到了韩国[3]。电影在展现个人情感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韩国社会的某些现实问题。不仅如此，2003年《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还被搬上了话剧舞台。这部话剧上演后，获得了韩国演剧协会选定的“七篇优秀剧作”和评论家协会选定的“三篇出色作品”的荣誉，同时还获得了第40届东亚演剧奖的作品奖。《许三观》电影的成功上映和《许三观卖血记》话剧的成功上演，进一步提升了余华小说在韩国读者中的知名度，许多韩国观众通过电影和话剧了解并喜欢上了余华作品。

余华个人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在其小说在韩国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2023年，余华参加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余华文学创作40年记者座谈会”，在此次座谈会上余华详尽阐述了个人的文学创作感悟和心得。早在2017年，余华也曾在首尔研讨会上发表了关于自己与东亚文学的演讲，他回顾了自己的写作历程，并分享了对文学的理解等。余华多次参加此类活动，与韩国读者及文学界人士展开面对面沟通，这即为韩国读者提供了直接了解余华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思想的机会，也推动了中韩两国文学界的交流和合作。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社交媒体和在线阅读平台也成了余华小说在韩国传播的重要渠道。在韩国，诸如教保文库、naver书店等主要电子书服务平台，均上架了余华小说的电子书版本。这些平台通过在线销售和租赁的方式，使得韩国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地阅读余华的作品。读者在享受在线阅读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发表评论、打分等多种互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这也为小说的传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视角和反馈，进一步扩大了其在韩国的读者基础。

4. 中国文学“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译介及在海外的接受现状不甚理想，但在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文化语境下，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政府对于文化输出工程的高度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也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4]。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韩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也随着增强，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也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借此了解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学已然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媒介，对韩国民众了解现代中国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中国文学在韩国的译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4.1. 外部政治与地缘因素的影响

政治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产生一定的影响。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整体上很边缘化，影响力十分有限。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其他国际文学大奖，于大局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只是会较好地带动作家本人的海外接受状况[5]。当前国际政治环境复杂，一部分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存在一定偏见。比如在国际舆论被政治因素干扰的时期，韩国部分读者可能受到负面宣传的影响，进而降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度，对中国文学有不信任和冷淡的态度，这无疑阻碍了中国文学在韩国的传播。韩国读者长期受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更倾向于欣赏欧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余华、莫言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家正是在西方获得广泛关注之后才进入了韩国读者的视野[6]。

4.2. 语言差异及翻译问题

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本土化译者不仅要具备超高的母语的理解和处理能力，而且要能熟练地运用目的语表达，更要具备文化差异的意识，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底蕴[7]。汉语和韩语分属不同语系，二者在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给翻译工作造成很大的难度。在词汇翻译方面，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一些有特殊文化含义的词汇很难在韩语中找到对应的词语表达。例如“叶公好龙”这个故事蕴含了对表里不一之人的讽刺，若简单翻译，韩国读者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在语法方面，汉语语法相对灵活而韩语语法讲究规则性。汉语中的词序变化会改变句子意义和语气，古汉语作品中主语、宾语省略现象较为常见。比如“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桃花源记》)，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准确理解原文语义和逻辑，在韩语翻译中合理补充和调整句子结构，以保证译文符合韩语语法规范不歪曲原文意思。精准的翻译工作需要精通韩语和汉语同时深入了解两国文化的翻译人才，但目前高校朝鲜语专业面临招生困境，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需要长期投入，要从语言学习、文学素养、文化研究等多方面进行教育，同时进行翻译技能训练。整个过程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实践。此外，翻译工作的待遇和社会认可度较低也影响了人才培养。存在翻译报酬低、学术评价体系中翻译成果的价值很难得到认可等问题，导致很多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得不到高质量的翻译，影响其在韩国的传播效果。

4.3. 语言差异及翻译问题

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对单一民族的韩国读者来说相对陌生，为译介工作带来难度。从价值观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家族观念、等级秩序等，在文学作品也有充分体现。一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过于强调本国国情下特有的价值观念，而韩国读者更倾向于追求具有普世价值的情感表达和道德观念，例如当前在韩国很受欢迎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鹿川有许多粪》《熔炉》等作品，以家庭伦理冲突、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等情节为主，反映了韩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体现了作品的普世性。对于韩国读者来说，理解这些情节背后的价值驱动较为困难。

中国现当代小说一些风格特点也影响了韩国读者的接受度。一些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比较冗长，韩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难以沉浸其中。例如一些长篇乡土题材小说，情节发展缓慢，描述细致入微，与韩国读者喜欢的简洁明快的阅读节奏不符。曾经因陌生而引发韩国读者兴趣的中国元素，如今却成为了阅读的障碍。随着时代发展，互联网的普及，这种陌生感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让读者在理解作品时感到吃力。

5.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对策

5.1. 拓展多元化传播方式

中国文学在韩国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纯依靠文学翻译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借助多种形式共同推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为扭转当前传播规模与效果失衡等问题，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传播机制建设，从而持续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8]。余华作品之所以在韩国大受欢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高质量的翻译是基础，它精准地将余华作品中的文字转化为韩语，保留作品的原汁原味。其次，余华作品的影视化也是余华作品受欢迎的关键因素之一。电影《活着》将福贵充满苦难与坚韧的一生，通过生动鲜活的画面、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所传达出的亲情的珍贵、生命的顽强等主题，引起了韩国读者的共鸣。韩国文化极为重视家庭观念，在传统韩国家庭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共渡难关，这与《活着》中福贵一家在苦难岁月里展现出的亲情的内涵一致。同时，韩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诸多艰难时期，民众对苦难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能深刻理解作品中传达出的在苦难中顽强生存的精神。影视化能够迅速地推动作品的传播，让韩国读者更生动地体验作品的精神世界。

此外，余华作品中简洁而有力的叙事风格也符合韩国读者的阅读偏好。余华通过朴实而深刻的语言，揭示了人性的悲欢离合，呈现了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小说的文字流畅而富有节奏感，触动人心的场景和情感在作家笔下得到了生动的描绘[9]。余华以简洁凝练的文字传达出深刻的情感和思想，避免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疲惫感，使韩国读者能够轻松地沉浸在作品之中。

5.2. 优化译介策略

推动中国文学在韩国发展，在选择要译介的作品时，要考虑作品主题与韩国文化价值观是否契合。在翻译过程中，也要注重文化内涵的传递，合理地加以注解，帮助韩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在译者的选择和翻译方法上同样需要不断完善。安排对中国文学有深入理解的专业译者进行翻译工作，构建中韩两国译者合作的模式。在翻译方法上，追求异化和归化的平衡。对于韩国读者可能感到陌生的中国文化元素，适当采用归化翻译，或者添加注释等方式，在不影响作品主题表达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文化壁垒。同时，认识到中韩两国在文化交流历史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努力地向韩国普通读者介绍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真实面貌，帮助他们消除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误解和偏见，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文学在韩国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更多的韩国读者能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阅读和评价中国文学作品，进一步促进中韩两国在文学领域的深入交流与相互理解。

6. 结语

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韩国的传播发展也是战略地重要组成部分，对增进韩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具有重大意义。余华小说在韩译介与传播是中国文学在韩受到欢迎的典型案例。一方面，余华深刻描绘人类共通基本情感，如《活着》中福贵历经苦难仍顽强生存，韩国读者基于自身经历能产生共鸣；另一方面，细腻刻画家庭亲情，契合韩国重视家庭价值的文化传统，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为家人卖血之举深受韩国读者认同。此外，余华简洁有力的叙事风格也符合韩国读者阅读偏好。

然而，中国文学在韩译介面临诸多挑战。外部政治与地缘因素干扰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部分韩国读者受负面宣传影响而存在偏见。汉语和韩语语言差异大，翻译工作困难重重，包括词汇对译难题、语法结构差异，且专业翻译人才匮乏，培养难度大，翻译工作待遇和认可度问题也影响人才培养。文化差异方面，中国文学承载的传统文化对韩国读者较陌生，中国当代文学部分价值观念不易被理解，现当代小说叙事风格与韩国读者习惯不符。为推动中国文学在韩发展，需采取多种对策。可借助影视化等多元形式，如《活着》影视化后通过生动画面与情节，引发韩国读者共鸣。选本和译介时要注重韩国文化符号，选择契合韩国文化价值观的作品，翻译注重文化内涵传递，合理运用归化翻译与注释减少文化壁垒。译者选择可考虑母语为韩语且懂中国文学的专业译者或中韩译者合作模式。同时，积极向韩国读者介绍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真实面貌，消除误解偏见，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中韩文学深入交流与相互理解。中国文学“走出去”仍需各方协同努力，克服困难，充分发挥文学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