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1951年确立的法定退休年龄制度，即男性6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虽历经多次调整，但基本框架仍延续上世纪50年代的模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有的退休年龄及老年劳动参与率已无法满足当前经济社会需求，导致老年劳动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并对养老金体系与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多个重要会议均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进行部署。2012年，《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此后，政策方向逐渐明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年)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分别部署了“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任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重申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要求。2024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稳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2024年9月13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我国将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具体来说，将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至55周岁、58周岁。这一政策将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采取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3]。
为何要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如何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什么样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具有更好的效果？仅靠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能否解决老龄化问题？尽管现有文献对这些问题已有所探讨，但缺乏对相关政策和文献的综合梳理与总结。因此，本文基于2005~2024年间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来源，对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理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旨在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和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思路。
2. 延迟退休年龄的文献计量分析
2.1. 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文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对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进行研究。定量研究部分，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研究趋势、主要研究机构、期刊分布以及关键词分析，提供目前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研究的宏观概览，为后文的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在定性研究方面，则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选定文献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工具选取国际上文本编码的核心软件NVivo11.0。该软件能够处理包括文本、可移植文档格式、视频、音频和图像在内的多种文件类型，既适用于纯粹的定性研究，也适用于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
2.2. 文献来源与检索方式
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检索来源，选取SCI、北大核心、CSSCI文献为来源类别，于2024年6月3日以“渐进式延迟退休”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为主题，按时间顺序排列检索了531篇期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与主题无关或关联性不大的文献，最后保留411篇。
2.3. 年度发文量分析
依据我国学术界对延迟退休年龄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发文量情况(见图1)，发现2005~2024年我国研究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文献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12年之后，研究热度显著增加，在2017年达到顶峰，共发表了60篇相关论文，约占整体发布量的15%。发表数量从2018年之后趋于稳定，但仍然保持一定的研究数量。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progressive retirement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4
图1. 2005年~2024年我国渐进式退休政策研究发文量
2.4. 机构分析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progressive retirement policy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4
图2. 2005年~2024年我国渐进式退休政策研究机构分布
从发表机构来看(见图2)，文章分布前十名分别为中南财经大学(28篇，占比6.91%)、中国人民大学(26篇，占比6.42%)、中央财经大学(12篇，占比2.96%)、中山大学(12篇，占比2.96%)、西南财经大学(12篇，占比2.96%)、上海财经大学(12篇，占比2.96%)、中国社会科学院(9篇，占比2.22%)、西北大学(8篇，占比1.98%)、四川大学(8篇，占比1.98%)等。
2.5. 期刊分期
从论文发表的期刊来源来看(见图3)，发文数量排名前10为人口与经济(17篇，占比4.13%)、人口与发展(11篇，占比2.67%)、西北人口(11篇，占比2.67%)、社会保障研究(10篇，占比2.43%)、保险研究(9篇，占比2.18%)、人民论坛(8篇，占比1.94%)、财经研究(8篇，占比1.94%)、调研世界(8篇，占比1.94%)、经济社会体制比较(7篇，占比1.70%)、财经问题研究(7篇，占比1.70%)。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for progressive retirement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4
图3. 2005年~2024年我国渐进式退休政策研究期刊分布
2.6. 关键词分析
Figure 4. Keyword frequency analysis of progressive retirement research
图4. 渐进式退休研究的关键词词频分析
将文献导入NVivo11.0软件，便于集中管理和分析。通过反复阅读，筛选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关键词，并生成“词云”图(见图4)。该图已剔除无关信息，仅展示核心内容。词云中，字体大小、颜色和形状代表关键词的频率和重要性。核心关键词如“延迟”、“退休”、“年龄”、“老龄化”、“养老金”和“政策”等，被突出显示，便于识别。这些高频词揭示了研究的重点领域，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方向。
3. 延迟退休年龄必要性的研究
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学界最开始主要讨论的是“要不要”的问题，即对推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必要性的研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策主要基于四项关键考量：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受教育年限增加、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演变。国内学术界亦围绕这些维度探讨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必要性。
3.1. 从人口老龄趋势的角度出发
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是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4]。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697亿人，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676亿人，占总人口的15.4% [5]。人口老龄化危机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方位、长周期、系统性的影响，并将给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不是社会发展的包袱，更是社会的财富。唐钧(2006)认为适时、适势、适度地推迟退休年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对养老保险制度冲击的有效政策选择[6]。杨燕绥(2010)的研究也表明，延迟退休能够有效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并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7]。
3.2. 从人口预期寿命的角度出发
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提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到20世纪50年代的40~45岁，再到2021年的78.2岁，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81.3岁。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拥有庞大的老年劳动力资源。林宝(2021)指出，随着预期寿命的显著提升，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标准偏低，将给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8]。原新(2023)进一步认为，平均预期寿命(余寿)的延长将导致社会抚养压力增加，老龄期占比上升，不仅改变代际比例，更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造成压力[9]。
3.3. 受教育年限增加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已达到2.1836亿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了6537人，达到15,467人[5]，这表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逐年上升，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持续增加，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工作年限缩短。越来越多的适龄劳动力选择提高自身学历水平，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点，导致社会平均就业年龄提高。因此，现行60岁的退休年龄已不符合实际情况，老年人的年龄门槛亟需更新。
3.4. 劳动力结构变化
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劳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2022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351亿人，占总人口的62.6%。其中，第一产业占24.1%，第二产业占28.8%，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达到47.1%。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的经验和技能，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缓解部分行业和地区的招工难问题。陈卫等(2007)认为，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口红利效应减弱，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劳动者工作年限，有效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挥其经验和技能优势，缓解劳动力短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10]。
4. 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驱动因素研究
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的意愿和接受度至关重要。学者们对延迟退休意愿进行了深入剖析，从政治、经济、社会、个人和家庭等多个维度，探讨了不同区域、行业和群体对政策的看法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将从这些角度出发，分析影响公众延迟退休意愿的关键因素。
4.1.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包括社会保障政策、政策导向和宣传力度。在中国，党政机关、国有(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劳动者与民营、外资、个体经营单位等体制外劳动者的退休状况差异较大。梁玉成(2007)认为政府的法定退休年龄对体制内劳动者具有较强的约束，他们通常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退休年龄，但体制外劳动者的退休决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他们一般能够自主选择退休年龄[11]。除此之外，政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对于延迟退休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透明的政策信息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提高政策的接受度，而有效的政策宣传和吹风则能够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政策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接受度和支持率。
4.2.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是复杂且多维的，涉及收入水平、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等主要经济因素。收入水平是影响个体延迟退休意愿的关键经济因素。田立法等(2017)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延迟退休可以增加他们的工作年限，从而增加收入和福利，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延迟退休。较高的储蓄率意味着个体在退休后有更多的财务保障，这可能使他们更愿意延迟退休，以享受额外的工作收入和福利。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使得个体更愿意延迟退休以获得更高的收入[12]。
4.3.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包括劳动力需求、就业市场和社会环境等。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动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欢迎。例如，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导致某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鼓励延迟退休。同时，社会对老年劳动者的态度和就业机会的提供也是影响延迟退休意愿的重要因素。朱稜(1999)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影响法定退休年龄的意愿主要因素有人口结构的变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以及教育制度[13]。倪一宁(2023)通过研究发现空气质量变差会影响居民的退休意愿[14]。
4.4.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对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教育背景、健康状况、职位、工作性质和工作年限等。吴翌琳等(2021)从个人特征、工作情况和健康状况三个维度探讨了影响延迟退休意愿的因素及作用机制[15]。其他学者从工龄、年龄[16]和受教育程度[17]等不同角度研究了这些因素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年龄较大且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以及教育水平较高、从事管理或专业工作的人员更可能支持延迟退休。工作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质量的预期也会影响退休决策。李琴(2015)认为女性和职称较高的人更愿意延迟退休[18]。针对不同职业群体，如高校教师[19]、机关事业单位人员[20]、高级职称护理人员[21]和中高领护士[22]的延迟退休意愿的研究也表明，不同职业群体对延迟退休的态度存在差异。
4.5. 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不容忽视，涉及婚姻状况、配偶情况、赡养老人和抚养孙辈等方面。家庭责任和家庭支持系统对个人的退休决策有显著影响。例如，需要照顾家庭成员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提前退休，而家庭支持系统健全的个体可能更愿意延迟退休。董娜(2015)研究发现婚姻状况是影响在职女性的延退意愿的主要因素[23]。张丹(2022)研究发现，赡养老人、抚养第三代对个人压力程度等家庭因素是影响高校处级和高级女教师是否延迟退休的关键因素[24]。
上述研究表明，影响延迟退休年龄意愿涉及多个方面和因素。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对延迟退休持有不同的态度，而政治、经济、社会、个体和家庭等多个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退休意愿。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确保政策既符合国情又体现人文关怀。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因素对退休意愿的影响机制，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和社会支持来提高公众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同时，也可以关注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评估和改进措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参考依据。
5.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的研究
学者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研究也相当详尽，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进行了十分全面的研究。宏观层面主要从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经济增长角度出发，微观层面主要对个人生育率和生育决策、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
5.1. 从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角度出发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沉重。有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年龄能够有效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压力。熊婧(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延迟退休政策在短期内能有效解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并得到可观的盈余[25]。刘万(2020)认为延迟退休对抑制缺口扩大具有显著效果[26]。王云多(2023)认为延迟退休能有效增加养老储蓄，提高退休后养老金待遇[27]。但也有学者对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缺口的有效性表示质疑。袁磊(2014)通过对延迟退休方案进行72种假设模拟发现，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延迟退休年龄[28]。
5.2. 从对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角度出发
延迟退休政策对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支付压力。曾益(2021)运用精算模型研究发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以提高职工医保基金可持续性[29]。李姝(202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收支缺口、提高职工医保基金的偿付能力[30]。殷俊等(2019)认为，在2039年以前调整生育政策是降低医保统筹基金赤字规模最主要的手段，而2039年以后延迟退休年龄是最主要的手段[31]。延迟退休政策对医保基金财务运行的影响是复杂的。也有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可能导致医疗资源更加紧张，给医保基金带来更大的支付压力。李姝(2023)研究认为实行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将分别于2024年和2034年开始出现当期收不抵支和累计赤字情况[30]。
5.3. 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
从宏观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政策需要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相匹配，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平稳过渡并推动经济发展。众多学者已经聚焦于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严成樑(2016)提出延迟退休可以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来促进经济增长[32]。鲁元平等(2016)研究显示，延迟退休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以及对消费和投资的正面影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33]。景鹏(2020)延迟退休不仅影响个人生命周期资源配置，还可能通过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来影响经济增长[34]。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延迟退休可能会对年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产生挤压效应，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5.4. 从生育率和生育决策的角度出发
封进(2020)认为在我国女性生育成本高、社会托幼服务稀缺和昂贵的背景下，(外)祖父母已成为照料婴幼儿的重要力量。父代退休政策对子代的生育行为可能产生影响[35]。张世伟(2023)通过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母亲延迟退休对女性、就业、未生育和低收入的子女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6]。但也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会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杨华磊(2018)基于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延迟退休不仅有助于改善家庭养老状况，还能促使生育水平的提升[37]。于成文(2021)延迟退休使代表性个体增加隔代教养参与度，从而提高人口出生率[38]。
5.5. 从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角度出发
关于延迟退休年龄与就业方面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张川川(2014)基于我国抽样调查的数据，提出老年人就业人数的增加不会导致年轻劳动力的失业[39]。王竹(2019)通过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年龄不仅不会挤占年轻劳动力就业，还会对年轻劳动力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0]。也有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会加剧就业紧张形势，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就业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李磊和席恒(201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延迟退休会对年轻劳动力就业产生不利影响[41]。
综上所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会对宏观和微观层面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宏观层面，该政策有助于缓解养老保险基金和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的收支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在微观层面，该政策可能对个人生育率和生育决策、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并非绝对，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6.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设计的研究
6.1. 延迟退休的时机步骤研究
学界对于延迟退休的时机和步骤有广泛讨论，提出了多种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方案。主流观点是渐进式延迟退休，它主张通过逐年或每几年延长一定的退休年龄，逐步达到政策目标。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其平稳性和可预见性，能够给劳动者和社会提供足够的适应期，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学者根据不同的视角和参数设定得出不同的渐进方案，这些方案的具体执行时间表以及步伐速度不尽一致[42]。有学者提出可以采取先女后男，男性65岁退休，女性60岁退休，先自愿选择，后强制推进，分步实施。郑功成(2008)建议以“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为原则[43]。2013年清华大学养老改革方案指出，到2015年女性先延迟退休，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接着从2020年开始对男性进行延迟退休，到2030年实现男性职工65岁领取养老金[44]。席恒(2015)提出了“95制”、“96制”、“97制”、“98制”和“99制”的五个渐进方案[45]。杨钒(2020)认可“女先男后”、女工人优先、最后实现65岁同龄退休的延退方案[46]。曾益(2021)从提高基金可持续性与降低财政责任的视角，考虑了“女先男后”和“男女一起”两种延退方式的差异，建议每年延迟6个月是最佳或较为理想选择[47]。肖严华(2023)强调改革方案的渐进性和分阶段实施，并允许参保人在规定退休年龄的窗口期选择退休年龄[48]。
6.2. 渐进式延迟退休相应的配套政策
渐进式延迟退休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就业促进、职业培训等方面。依据人口老龄化程度、养老基金收支情况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情况进行不同的政策设计与政策组合，以灵活弹性的退休年龄政策为主，辅以高激励型养老金政策和慷慨的促进就业政策[49]。完善延迟养老金领取年龄与养老金待遇挂钩机制，在现行养老金计发办法中已体现“多缴多得”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长缴多得”的因素。在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中对延迟领取人员加大激励的幅度[50]。熊婧(2017)对延迟退休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仅靠单一的实施延迟退休无法长期维持基金的平衡，需要同时采取一些配套措施[25]。房连泉(2023)指出应在退休金制度设计中实现激励相容，加大对延迟退休的待遇奖励[51]。范维强(2023)认为，降低缴费率和提高养老金待遇等配套性政策可以减少延迟退休带来的负面影响[52]。
通过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设计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渐进方案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同时，配套政策的出台对于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根据国情制定合适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以及如何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持续性。
7. 结论与展望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延迟退休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众多关键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推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必要性、意愿、效果以及政策设计四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研究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以及社会经济需求的变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已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措施。在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实际情况。同时，在评估政策效果时，也需综合分析其正面与负面影响。科学制定退休年龄延迟政策方案、适时实施相关措施、稳步推进政策进程，并在充分考虑支持条件与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配合相应的配套措施，以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有效执行。
学术界的研究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政策的出台与执行也反映了学术界对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共识。目前，学术界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建议已在政策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采纳和实施。延迟退休已是大势所趋，未来必须不断丰富相关理论与实践，以理论有效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来完善理论。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不同群体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意愿和接受度。深入了解劳动者的担忧和需求，以及企业和社会的期望，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具体和针对性的建议。在评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果时，应采用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方法，除了关注宏观和微观指标外，还需考虑政策对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长期影响。通过建立长期跟踪研究机制，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政策的实际效果，为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依据。此外，还需要加强配套措施的研究。
基金项目
《基于公民权利视角的社会保障政府责任研究》SW190920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重大培育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