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发其根源，文脉筑牢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在时代齿轮的滚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给予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自信和巨大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者”，守好中华文脉，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志气”、“骨气”、“底气”，首先必须明晰不同“文化”学理概念，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界定，准确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及突出特性，揭示出具有时代价值的中华文化精神。搞清其内涵，有助于我们明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进而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既需要溯源、寻根、挖宝，更需要提炼、阐发、转化，发掘和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传统和现代的交融点，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义厘清
马克思的文化观体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经典文本中，在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其系统唯物史观中就渗透着对于文化维度的思考。他们在考察社会分工的发展演变时指出，“精神”、“思想”、“文明”、“观念”起源于社会现实，本质上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步不断改变。在马克思的诸多文本中，关于文化概念的使用一定程度就等同于文明概念，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纯粹自然的东西不能称为文化，一般来说，文化一词分广义与狭义，文化泛指人类文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资产阶级文化危机分析，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引，认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并不都是文化，“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1]此外，在谈到社会结构层次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作为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将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视为社会文化结构的要素。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说“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2]也就是说，文化必然随着社会生产实践变化而发展丰富，因而文化必然处于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中较少使用“文化”概念，但通过对其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思想，整体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主要是用来表述“文明”、“观念”、“思想”、“精神生活”、“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始，就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相生，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条件。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思想认识、意识形态、道德观、价值观。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共同价值观念”的说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范畴，本身是指向一种价值性的认知，实际就是特指中华民族优秀独特的思想观念，本质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历史的“精神底色”和“精神标识”。同时我们必须厘清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优秀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继承和发展的精神财富，是那些历经千年形成的文化结晶，蕴含着丰厚的价值底蕴，深刻影响着中华儿女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只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内容才能与学校思政教育的内容相通。
2013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3]可见，党中央认识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课题与任务。在2023年6月2日讲话中，习总书记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明确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4]这些重要元素也可以归纳为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认真研究分析这些重要元素与“四观”，对于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育的基本要求
3.1. 对教材的思想逻辑与知识点深入把握是融入的前提
当前我国思政课存在着形式化、过场化、没有吸引力等问题。[5]在教学内容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就需要对课程与教材思想逻辑与包含知识点的深入把握，要主抓思政课程，不断调整、完善教学模块，建构深度与广度并存的思政教材体系，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处于教育共同体中，强调思政教育“主体间性”，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政课教育的浸润式融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所构成的德育系统，以德育观、人性观、生态观以及需要理论为指导形成的德育理论，渗透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体系中。首先，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生活实践，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赓续和理解，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深入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其次，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崇德向善，重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扶危济贫、尊老爱幼，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思想道德基础。最后，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育系统是我国时代性、地域性的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同时也具有世界性与共同性的思想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德文化，德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和优秀品质，思政课与中优秀传统文化在本质内涵上具有共性，在实现目标上趋于一致，二者融合具有逻辑合理的基本前提。
3.2.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命题和核心精神的精准理解是融入的基础
中华文化形成于我国几千年来悠久的农耕历史，在封建传统文明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残留下专制迷信的糟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准确把握和厘清，以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和与思政课教育的融入，就需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伦理。目前学校开设的如名著阅读等传统文化课程较少，使得思政课传统文化知识支撑单薄，教育方式枯燥单一。[6]中华文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文化文明得以赓续传承的重要保障依据，恩格斯在《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说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7]任何文化的发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由“先驱”和先行者在以“特定的思想材料”为前提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总结。中华文化具有可分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出来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如何对待古代文化和传统道德伦理，学者有着各自的理论解释与方法特征。
第一，马克思的辩证法、两分法，就要求我们既要正视古代文化的消极成分，去除糟粕，又要取其精华，挖掘提炼古代文化的“优秀”之处。马克思唯物史观也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则会阻碍社会存在和发展。马克思曾批判落后错误的“传统”：“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8]思政课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不可全盘接受，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应抛弃传统封建伦理中诸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愚忠愚孝”等糟粕观念。通过思政课教育，在学生心中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发挥传统德育潜移默化的精神价值，使其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不迷信、不盲从。
第二，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方法。“抽象继承法”是冯友兰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主要针对当时近代极“左”思潮下，以政治化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这是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上高度自觉的表现。冯友兰认为，某些中国古代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其抽象意义往往可以为一切阶级服务，因而可以继承。为了避免误解，冯友兰在1957年第5期《哲学研究》发表的《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中，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正：用“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代替“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这两个字眼。冯先生晚年在《三松堂自序》明确指出“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于我有利的就继承，与我有害的就抛弃。这说的是继承的对象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么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9]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主张抽象继承法，认为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抽取其核心思想，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冯友兰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精神财富。他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学派都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因此，他主张应该全面地研究和了解这些思想体系，从中吸取养分，以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共同性价值”之认定，尤其是古今之间的共同性。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于“天下关怀”和全人类共同命运，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念与新时代的世界视野、大国担当。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特别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营造易于落地践行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促进价值观念从“理论形态”向“生活形态”的转换，真正做到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
3.3. 对“融入”本身有深刻的认识
首先，“融入”要服务于教材体系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10]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体系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教育目标和培养要求，组织编写、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有机整体。思政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思想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认识历史才能把握形势，体悟优秀文化才能理解战略政策。一方面，以思政课教材的各种专题为导向，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设置“爱国主义思想与舍生取义将领的爱国事迹”专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程中，设置“毛泽东思想对革命文化及儒学的批判吸收”专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中，设置“习近平文化思想论《论语》”的专题。其次，“融入”要服务于教学体系的需要，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必须分清“主”、“次”，两者之间是“本体器用”的关系，不可将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北方工业大学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开展历史素质讲堂。[11]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思政课堂，有些教师在谈及传统文化时容易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也有些教师太过注重于专业知识点的机械讲授，忽视传统文化内在精神和意蕴的传达。因此，进行教学体系和课程制度统筹安排时，在课时、内容、侧重点的分布上，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需要有度取舍，服务于思政课教学体系的整体性和政治性。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育的方法路径
4.1. 问题导入式的融入
贯彻党的教育理论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必须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当前学生主动学习传统文化的态度不积极、教学中运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力度不强等问题亟需解决。[12]新时代，将思政课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入，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为思政课教育提供了思想理论之基，同时也是提升思政课质量、完善思政课教材课程体系的双重需要。《论语·为政》中提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基于问题的思政教学实践要根据教材章节内容，结合所选取的传统文化主题，设计一整套具有内在机动和关联的启发性问题和问题链。这些引导式和探究性问题应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兴趣、击中学生的内心情怀，侧重强调通过环环相扣问题的讨论来提高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的主导地位。以“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章节为例，由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比较为问题导入点，展开东西文明比较的讨论思潮，引入梁启超、辜鸿铭、方东美、牟宗三等人的文化精神观点。
梁启超的“中国魂”，早在1899年，梁启超忧心忡忡地呼吁“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13]；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温良’，这是一种深深的、天生的礼貌，是一种不需要别人教授，也不需要学习的一种礼貌”；方东美的“生命精神”把中国哲学解读为一套机体主义的形上学，用“广大和谐”概括中国哲学的精神；牟宗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牟宗三通过分析中西学术问题、现实问题和文化建设问题，阐述了他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想，认为道德和理想是个人和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动力。
教师通过东西文化学者不同观点问题的提出，对近代学者关于中国精神和文化思潮进行研究，引导学生分析文化现象，探究其中蕴含的哲理或价值观，与思政课的理论内容相结合。可以发现，现代学人们的理解，多是从个人性格、境界、体悟等精神层面去论证，除此之外，中华文化还具有特殊的精神传统，例如中华自然精神：中华文化中的“自然”精神体现在多个方面。古代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要如实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人的主观想象。道家则强调人们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提出了保护生态平衡的卓越思想。此外，茶道精神也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修行得道为宗旨，注重通过饮茶艺术来修炼身心、体悟大道、提升人生境界。通过这些问题和文化的研究与追问，引导学生关注东西方文化与学者的异同以及关于道德精神的思考，最终引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理想人格养成的重视等知识点。通过问题导入式，坚持针对性、关联性、新颖性和简洁性原则，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可以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以及在当今的时代意义，同时也极大地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4.2. 背景烘托式的融入
思政课中传统文化的教学没有使学生产生情感认同感，[14]思政课专题讲座是进行有效教学尝试的方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采用背景烘托式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例如部分政法院校在设计法学课时，具有重应用法学、轻理论法学的倾向。在法学院系课程结构体系中，理论法学的存在占比较低、课时量较少。[15]因此，教师根据课程教材的章节专题确定要融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例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华传统节日等，在讲解思政课的内容时，适时引入与主题相关的背景知识。这些背景知识可以包括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文化习俗等。在引入案例背景之后，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解析，引导学生理解其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意义。通过讲解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内涵和价值。例如在讲解《思想道德与法治》第一章“领悟人生真谛，把握人生方向”专题时，教师运用“背景烘托式”导入，帮助学生领会到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主张从人的社会属性去看待人的价值。先讲中国古代的主流观念，讲述儒家人性论在古代思想中的主流地位，以及性善论与性恶论各自的偏颇。儒学本质是关系伦理、角色伦理、职业伦理，将人的应然本质的理论界定与实践养成置于社会关系之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儒家最终还是基于血亲伦理与礼法社会的关系与实践，去把握人的本质，因而与马克思的关系人性论有契合性。讲解“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专题时，教师从先秦“礼崩乐坏”的社会失序、孔子的积极重建礼乐文明以及儒家矢志不渝的王道社会理想，来展现中华民族渴望道德、文明、进步的社会理想愿景。由此，论证远大理想的重要性，为本章理想信念、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等知识点做历史逻辑的铺垫。
背景烘托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思政课中，教师对讨论内容进行总结和反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意义，也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的思想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学生在学习思政课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了解传统文化的背景和内涵，还能够深入理解其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意义。同时，这种教学方法也可以增强思政课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4.3. 关联互证式的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育，思政课教师讲授基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相互印证，让学生获得更全面和准确的认识。关联互证式方法具有关联性分析、相互印证、系统性和全面性、迭代和动态等特点，通过关联互证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复杂关系，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提供更准确的指导。首先要建立关联，教师在讲解思政理论时，通过引用经典文献、历史事件或文化传说等方式将传统文化元素与之建立关联。在介绍“中国精神”知识点时简略介绍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与价值指向就是成圣成贤的理想主义，深入讲解儒墨道佛对君子、神人、真人、成佛的具象化状态的永恒追求，体现出超越的人格目标，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其次，进行互证分析，引用孔子的话加以论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贵是人之所欲，贫贱是人之所恶，但不仁不义即可得富贵，去贫贱，而不为也。为此进行印证分析得出，即便紧迫与逆境都要坚持原则。
此外，关联互证法运用于“重视整体利益，强调责任奉献”章节，强调传统文化重视群体、社会、国家、民族的秩序以及利益——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孔子说：“博施济众者，可谓仁矣。”(《论语·述而》)《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吕氏春秋》将“天下为公”解释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直到近代以来，学者们依旧重视集体利益的保护，强调社会责任奉献。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君主应“以公心待天下之人”；黄宗羲提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的“公利”价值观；王夫之强调“天下非一姓之私”；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通过“关联互证”式融入，可以将传统文化与思政课紧密结合，在新时代重新厘清和增添时代内涵，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价值观塑造，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