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学翻译活动一直被视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它不仅传递语言信息，更传递深层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随着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学者们开始重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影响，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1]。该理论认为，文学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重写活动，涉及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
《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作为威廉·福克纳的杰作，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南方哥特风格，对译者提出了挑战。这部作品的翻译不仅需要准确传达原文的语义和风格，还需在不同文化语境中重塑其诗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使其成为检验操纵理论的绝佳材料。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的中文翻译实践，分析不同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进行诗学选择和文化调适，以及这些选择如何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和目标文化的接受预期。研究不仅丰富了对作品翻译多样性的理解，也为文学翻译的诗学操纵提供了一定实证研究。
2. 文学翻译中的诗学操纵机制
2.1. 操纵理论的文学翻译观
操纵理论，作为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非弗尔提出。该理论强调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斗争，指出翻译作品常常是不同文化力量角逐的结果。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和调整，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都受到源文本和目标文化之间的张力所影响[2]。该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深植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递过程。勒非弗尔认为，翻译总是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意识形态、诗学标准以及赞助人的压力[3]。在《水浒传》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操纵理论用以审视不同译者如何根据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诗学偏好来选择翻译策略。某些译者更侧重于传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和语言特色，而另一些译者更倾向于使作品适应目标文化的审美和价值观。这些不同的翻译策略，不仅反映了译者的个人选择，也体现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倾向[4]。
2.2. 诗学维度与文化边界
诗学维度的探讨则是对作品艺术性和美感传递的深入挖掘。诗学不仅关注文本的语言美学特质，如节奏、韵律和风格，还关注这些特质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被重新创造和表达[5]。翻译中的诗学操纵，涉及对原文诗学特征的识别、保留或转化，以及对目标语言文化规范的适应。这种操纵在跨文化传递中尤为关键，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作品的文学价值，还关系到其在新文化环境中的接受和理解。因此，翻译过程中的诗学选择往往伴随着文化适应的挑战。译者在传递原作诗学特质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在目标文化中重新定位作品的难题，涉及到对原文某些文化特定元素的省略、解释或替换，以减少文化隔阂并增强作品的可接受性。但这种做法也导致原作某些独特诗学特质的丧失，引发对翻译忠实度和文化真实性的批判[6]。也就是，原作的独特性和异域感被淡化，以迎合目标文化的主流审美。这种倾向忽视了文学作品作为文化多样性载体的价值，也削弱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启发性和挑战性。
2.3. 诗学操纵机制
诗学操纵机制通常包括异化和归化的策略选择、直译与意译的技巧运用，以及对原文进行文化层面的调整和重构。然而，诗学操纵并非总是向着文化间的和谐与共融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操纵带有文化霸权的色彩，倾向于将源文本的诗学特质和文化内涵强制性地适应目标文化的审美和价值观[7]。具体而言，过度的异化导致读者难以接近和理解文本，而过度的归化则剥夺了文学作品的多元文化价值。梁实秋和方平对《仲夏夜之梦》的不同翻译版本就体现了这种诗学差异。梁实秋的译本更注重原作的文化内涵和语言风格，而方平的译本则更强调作品在目标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和艺术表现。这两种策略的选择，虽然各有优势，但也引发了关于翻译忠实度和文化适应性的讨论。
2.4. 研究扩展
尽管操纵理论为理解文学翻译中的诗学操纵提供了有力工具，但翻译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不断扩展和深化这一理论的应用。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译者的诗学选择如何受到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本文将探索如何在保持原作诗学特征的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为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的和谐共生提供学术支持。
3. 文本分析与译文对比
《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是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短篇小说以1930年代的美国南方小镇为背景，讲述了贵族女性艾米莉·格里尔森小姐的悲剧人生，其以独特的非线性叙事技巧和深刻的社会寓意著称。艾米莉的形象，从一位高贵的南方淑女逐渐转变为一个孤独、固执、最终走向极端的老人，这一过程充满了荒诞与怪异，折射出南方社会的衰落和个体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冲突中的挣扎。小说中的诗学特征表现在其对时间和记忆的复杂处理，以及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艾米莉的形象既神秘又令人同情，她的故事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张力和对传统价值的坚守与冲突。
《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的中文翻译工作由多位翻译家完成，其中包括刘洋和叶紫的译本，他们在翻译风格和策略上各有侧重。刘洋的译本注重语言的文学性和忠实度，力求在中文译文中复现原作的语言韵味和节奏。而叶紫则更注重对原文情感和氛围的传达，追求整体的叙事流畅性和文化传递。通过对这些译本的分析，能够具体识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表现，以及他们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做出诗学选择。
4. 诗学操纵的多维度译文对比
4.1. 语言风格：直译与意译的诗学考量
诗学操纵下，语言风格的转换是译者主体性与目标文化预设相互作用的结果。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构建[8]。在《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的译本中，语言风格的选择反映了译者对原作诗学特征的解读以及对目标文化接受度的预期。语言风格不仅塑造了故事的氛围，也深刻体现了角色的性格与社会背景。
例1：It was a big, squarish frame house that had once been white, decorated with cupolas and spires and scrolled balconies in the heavily lightsome style of the seventies...
刘洋译本：那是一幢方形的大木屋，过去被漆成白色。屋子坐落于当年最为讲究的街道，还装饰着七十年代清新风格的圆顶、尖塔以及涡旋花纹装饰的露台。
叶紫译本：那是幢方形的大木屋，早年间通体洁白，圆顶、尖塔装点，阳台缀有涡形花纹，70年代风格的明快气息尤为浓厚。
在小说开篇对艾米莉房子的描述中，刘洋译本选用的词汇呈现出一种平实、质朴的风格。“漆成”这一表述较为口语化，简单直接地说明了房子颜色的形成方式；“讲究”一词虽然传达出街道的某种特质，但相对较为笼统，缺乏更深入的文化韵味；“装饰着”也只是平铺直叙地描述了房子的装饰情况。整体而言，这种词汇选择使得译文在风格上显得简洁明了，能够让读者迅速获取关于房子外观和位置的基本信息。从目标文化诗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翻译方式可能是考虑到部分读者更倾向于直接、易懂的文本，以高效的方式传达信息。然而，与源文本诗学相比，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房子装饰风格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艺术氛围。
叶紫译本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通体洁白”相较于“过去被漆成白色”，不仅在语义上更加精确地描绘了房子曾经洁白无瑕的状态，而且在语感上给人一种更为纯净、高贵的印象，仿佛能让读者看到这座房子在其鼎盛时期的辉煌模样，更好地呼应了艾米莉家族的贵族身份。“装点”和“缀有”这两个词汇相较于“装饰着”，更具艺术美感和画面感，使读者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房子上那些精美的圆顶、尖塔和涡旋花纹阳台的生动形象，仿佛这些装饰元素是精心点缀在房子上的艺术品，而非简单的附加物。“明快气息”一词则是对原文中建筑风格的高度凝练概括，精准地捕捉到了“heavily lightsome style”的精髓，将那种既浓郁又明亮、充满活力的风格特点生动地展现出来。通过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词汇选择，叶紫译本营造出了一种浓郁的南方文化氛围，使译文在语言风格上更贴近源文本的诗学特色，让读者能够更好地领略到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个时代和地域的独特魅力。
4.2. 叙事结构：保留与重构的诗学适应
叙事结构是文学作品构建意义和情感的框架，其在翻译中的处理直接关系到原作艺术魅力的传递和目标读者的接受。小说原文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方式，通过回忆、插叙等手法展现艾米莉的一生。
例2：...we had said, “She will marry him.” Then we said, “She will persuade him yet,”... Later we said, “Poor Emily”... Then some of the ladies began to say that it was a disgrace...
刘洋译本：大家都说：“她肯定会嫁给他。”然后又说：“她还得说服他呢。”……大家都不禁在百叶窗后感叹：“可怜的艾米丽。”……之后有些妇人开始议论，说这真是让镇上蒙羞……
叶紫译本：我们第一回目睹她与荷马·巴伦一道外出时说：“她要嫁给他了。”后来又说：“嫁之前还得先说服他”……我们在百叶窗后都不禁要来一句：“可怜的艾米丽。”再后来，一些妇女开始讲闲话，说此事令全镇蒙羞……
在描述艾米莉购买砒霜这一情节时，是在她与霍默·巴伦的关系发展过程中插入叙述的，整体叙事呈现出一种碎片化、跳跃式的时间线，通过回忆、插叙等手法将艾米莉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交织在一起，展现其复杂的一生。这种非线性叙事结构增加了故事的神秘色彩和解读空间，让读者在拼凑情节的过程中逐渐深入了解艾米莉的人物形象和命运。
刘洋译本在处理这部分内容时，基本按照原文的叙事顺序进行翻译，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原文独特的叙事节奏，体会到故事在时间线上的跳跃和情节的曲折性。这有助于保留源文本诗学中的叙事艺术特色，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像阅读原文一样，逐步揭开艾米莉命运的神秘面纱，理解她在不同阶段的经历和变化对其性格及命运走向的影响。
叶紫译本同样遵循了原文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但在一些细节处理上略有不同。她在语言组织上更加注重句子之间的逻辑连贯性和情节过渡的自然性，使得叙事节奏在保持原文特色的同时，略显流畅和平稳。这种处理方式考虑到目标文化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情节连贯性的更高要求，通过微调叙事结构中的语言表达，在不改变原文非线性叙事框架的基础上，使译文更符合目标文化诗学中对于叙事流畅性的期望，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脉络，从而实现源文本诗学价值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有效转换。
4.3. 文化象征：移植与转化的诗学选择
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象征的处理是实现跨文化对话的关键。象征元素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深层的社会指涉，其在翻译中的操纵不仅反映了译者的诗学选择，也体现了文化适应性与忠实度之间的张力[9]。
例3：our whole town went to her funeral: the men through a sort of respectful affection for a fallen monument, the women mostly out of curiosity to see the inside of her house...
刘洋译本：全镇的人都去参加葬礼；男人们是出于某种敬慕之情，纪念一位风云人物就此倒下；而女人们大都出于好奇，想到她家里看个究竟。
叶紫译本：镇上所有人都去吊丧：男人们是出于某种敬慕之情，对他们来说，一座丰碑倒下了，女人们则大多是因为好奇，想到她家里头瞧上一瞧。
艾米莉在小说中是南方旧传统、贵族尊严以及旧时代价值观的象征。在原文中，她的形象通过各种描写得以体现，如她的房子、她的行为举止以及她与小镇居民的互动等。在描述艾米莉去世时，刘洋译本将“fallen monument”译为“风云人物就此倒下”，这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艾米莉在小镇中的重要影响力，从人物的影响力角度来诠释她的死亡对小镇的影响。从文化象征层面来看，译者可能是考虑到目标文化读者对“风云人物”这一概念的熟悉程度，试图通过这样的翻译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艾米莉在小镇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强调她作为一个个体在小镇社会中的显著性。同时，“风云人物”也带有一种传奇色彩，这与艾米莉神秘的一生相呼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源文本中艾米莉形象的独特魅力，从侧面反映了源文本诗学中艾米莉形象的多面性。
叶紫译本则将“fallen monument”译为“一座丰碑倒下了”，则更加强化了艾米莉作为南方旧传统象征的意义。在南方传统社会中，丰碑通常代表着崇高、庄严和不可磨灭的价值，艾米莉的家族曾经在小镇具有极高地位，她的一生与家族紧密相连，她的去世象征着南方旧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这一翻译准确地把握了源文本诗学中艾米莉形象的核心象征意义，将其与南方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紧密联系起来。在目标文化诗学的语境下，“丰碑”这一词汇更能唤起读者对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的深刻思考，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小说所表达的主题，即南方传统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消逝。叶紫译本通过这种翻译策略，在目标文化中充分展现了源文本中艾米莉形象的文化象征价值，使读者能够更好地领略小说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例4：valance curtains of faded rose color, rose-shaded lights
刘洋译本：褪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罩灯
叶紫译本：褪了色的玫瑰色的窗帘，晦暗的玫瑰色灯罩
其次，小说中对艾米莉小姐房间的描述，其中提到了玫瑰色的装饰，不仅营造了一种过时、衰败的氛围，也通过玫瑰花的色彩暗示了艾米莉小姐曾经的青春和美丽，以及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消逝的生命力。在刘洋的译本中，这些描述被直接翻译为“褪色的玫瑰色窗帘”和“玫瑰色的罩灯”，这种翻译忠实于原文，但未能充分传达原文通过色彩和光影变化所营造出的情感和象征深度。叶紫的译本则在翻译这些细节时选择使用“晦暗的”来强调时间的流逝和美丽的消逝。这种翻译不仅传达了原文的象征意义，还增强了中文读者对艾米莉小姐命运的共鸣。
例5：We remembered all the young men her father had driven away, and we knew that with nothing left, she would have to cling to that which had robbed her, as people will.
刘洋译本：大家都记得他父亲赶走了那么多的年轻人，现在她一无所有，也只好将情感寄托在夺走她一切的那个人身上，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紫译本：我们仍记得被她父亲赶走的所有年轻男士，我们也了解，一无所有的时候，她会像大多数人那样，死死拖住那个夺走她一切的人。
在原文中，“cling to”这一短语的翻译对于文化意象的传递至关重要。刘洋译本将其译为“寄托情感”，从人物心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艾米莉在经历了诸多挫折后，在困境中寻求某种情感寄托的心理状态。在南方传统社会的背景下，女性的命运往往受到诸多限制，艾米莉在父亲的控制下失去了爱情和自由，当父亲去世后，她处于极度孤独和无助的境地，此时“寄托情感”这一翻译体现了她试图抓住某种东西来填补内心空虚的心理需求。从文化内涵的层面来看，这种翻译较为委婉地反映了南方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以及艾米莉在这种束缚下无奈的选择。它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向读者呈现了艾米莉的内心世界，使读者能够较为平稳地接受艾米莉的行为动机，逐步理解她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复杂情感。
叶紫则译为“死死拖住”，这一翻译则更加生动形象地传达了艾米莉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对所剩之物的执着。在南方传统社会文化的大框架下，女性地位低下，艾米莉在家族命运走向衰落、个人自由被严重剥夺的情况下，她的这种挣扎和无力感通过“死死拖住”这一表述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一翻译选择深入挖掘了源文本中的文化意象，将艾米莉复杂的心理状态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充分地展现了南方传统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她在困境中的绝望与不甘。这体现了叶紫译本在源文本诗学的基础上，通过精心挑选具有强烈表现力的词汇，有效地强化了文化意象在目标文化中的传递效果，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小说所描绘的人物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5. 结语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活动，在《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的译本中展现出了丰富多样的诗学操纵策略。这不仅体现了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与诠释，更反映了他们在源文本诗学、目标文化诗学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下的权衡与决策。刘洋译本展现出简洁明了的特点，其词汇运用、句式构建、文化意象等多以清晰传达信息为导向。这反映了译者试图在源文本诗学与目标文化诗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确保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能够更广泛地触达读者，促进文化交流的普及性。叶紫译本则致力于深度挖掘和还原源文本的诗学精髓，成功地重塑了源文本的文化氛围，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小说所描绘的南方文化情境之中。这一翻译路径凸显了译者对源文本诗学完整性的坚守，以及对目标文化中读者对文学深度体验需求的尊重。总体而言，两个译本的译者通过各自的诗学操纵，在源文本与目标文化间构建起不同的沟通桥梁。译者的选择既受源文本的制约，又受目标文化期待的影响，其决策过程体现了翻译活动在不同文化诗学间的动态平衡，有助于推动文学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传播与文化间的深度对话。
致 谢
在探索福克纳作品的旅途中，本文作者深受其文学魅力的启发。特别感谢刘洋和叶紫两位译者，他们精准而富有洞察力的翻译工作，为此次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此强调，本研究的目的是增进理解，而非对任何翻译工作的评判。
基金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X2024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