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Barriers to Trade in Digital Services and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摘要: 基于2014至2020年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抑制中间品进口两个途径来抑制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并且对制造业中技术水平高的行业影响更大。研究结论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data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14 to 2020,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arriers on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manufacturing expor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service trade barriers inhibit the increase of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by increasing trade costs and inhibiting the import of intermediate goods, and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字贸易¹迅速发展。而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势头强劲，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国际视角看，2022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额为4.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全球服务出口比重达57.1%²；从国内视角看，2022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为3727.1亿美元，同比增长3.4%，实现顺差483.7亿美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³。但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各国对国家数字安全、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日益重视[1]，纷纷制定与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规则⁴，形成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2] [3]。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主战场，而出口技术复杂度反映了一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4]，决定着出口竞争力，是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重要突破点。因此，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不断上涨的趋势下[5]，探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有两类，第一类是关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另一类是关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

现有关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不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6]-[12]，学者们站在各种不同视角进行了思考，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数字化转型[13]、基础设施建设[14] [15]、贸易自由化[12]与便利化[16]、数字经济[17] [18]与数字服务发展[6]以及数字贸易[19]等。而本文最关心的是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其中，戴魁早和方杰炜(2019)发现出口贸易壁垒可以通过出口边际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来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20]。与前者不同的是，朱永明和张羽(2022)则认为在跨境电商促进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没有显著作用，但关税性贸易壁垒起到了抑制作用[21]。以上研究虽然考虑的因素已经非常全面，但很少有学者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进行探究。

相对而言，学界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还没有那么深入，大部分学者发现与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限制措施会抑制服务贸易的进口[22] [23]与出口[24]-[26]。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其对贸易边际和价值链的影响，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抑制出口贸易的扩展边际[27]-[29]和产品创新[30]，阻碍服务业价值链地位[31]和产品质量[32] [33]的提升，但对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有促进作用[29]。其中，赵晓斐和何卓(2022)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使得服务要素投入的减少从而降低产品的生产复杂度[34]，孙安琪(2022)则认为创新动力和产品多样性也是其降低出口复杂度的渠道[35]。齐俊妍和强华俊(2022)、张希颖和王艺环(2023)和周念利和姚亭亭(2021)分别考虑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数字服务和数字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现其通过贸易成本、网络环境和进口技术复杂度等途径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26] [36] [37]。以上学者虽然已经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相关的角度探究了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但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谈论也仅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角度，少有考虑贸易成本和中间品。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两点：第一，从行业层面衡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对制造业进行细分分析子行业的异质性问题。第二，分析并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路径，包括贸易成本效应和中间品进口规模效应。

2.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OECD的DSTRI限制指数来衡量各国对数字服务贸易的限制程度。该限制指数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测度：(1) 基础设施与连通，例如是否允许数据跨境流动；(2) 电子交易，例如是否支持非本地居民公司申请电子商务活动执照；(3) 支付系统，例如国内和国际标准支付系统监管政策是否适配；(4) 知识产权，例如是否对外资和其所拥有的IP施行同等保护待遇；(5) 其他影响数字贸易的壁垒，例如对上传和下载以及在线广告的限制。

2.1. 贸易成本

首先从基础设施与连通来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要求企业在进行商业数据跨境传输时必须满足严格的安全审查和风险评估，提高了传输门槛降低了信息搜索的质量与便利性从而提高了合规成本、搜寻成本和沟通成本[27] [37]。其次数字服务交易依赖于电子商务平台，支付系统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而电子商务许可证的歧视性和支付系统监管政策的差异性会增加企业进入市场的行政成本和沉没成本[38] [39]。此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不一致使得国外企业出口产品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侵权问题也会提高企业的法律法规成本[31] [32] [34]。而各类贸易成本的叠加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从而降低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提出假说H1：

H1：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通过增加贸易成本降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2.2. 中间品进口规模

中间品的进口能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12] [40]。而中间品投入使用的过程包括在市场上寻找该生产要素和采购该生产要素[41]。从搜寻来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通过提高中间品信息传输的门槛降低企业寻找合适中间品的效率提高中间品的搜寻成本抑制中间品进口；电子商务许可证和知识产权的歧视性则限制了中间品供应商导致企业搜寻到中间品的质量差异较大不能获得更合适的中间品[6]；从采购来说，支付系统监管的差异性则会增加采购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限制中间品的进口。因此提出假说H2：

H2：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通过抑制中间品降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3.1.1. 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解释变量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参考该领域大多数文献做法[31] [42]，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ln exp{y}_{it}={\beta }_0+{\beta }_1\ln dstr{i}_{ct}+{\beta }_2\ln ope{n}_{ct}+{\phi }_i+{\phi }_t+{\epsilon }_{ict}$ (1)

式(1)中所有变量均为对数形式，下标i表示行业，c表示目的国，t表示时间，$\ln expy$ 表示出口技术复杂度，${\beta }_0$ 为常数项，$\ln dstri$ 表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phi }_i$ 和${\phi }_t$ 分别代表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epsilon }_{ict}$ 是随行业、目的国和时间变化的随机扰动项。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选取$\ln open$ 为控制变量，表示一国贸易开放程度。

3.1.2. 机制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参考江艇(2022)对作用机制检验的阐述[43]，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ln M_{ct}={\beta }_0+{\beta }_1\ln dstr{i}_{ct}+{\beta }_2\ln ope{n}_{ct}+{\phi }_i+{\phi }_t+{\epsilon }_{ict}$ (2)

其中，$M_{ct}$ 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中介变量，分别为贸易成本和中间品进口规模，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3.2. 核心变量测度

3.2.1. 被解释变量

基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Hausmann等(2007)提出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本文参考上述方法[4]，测算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PROD{Y}_p={\displaystyle \sum _c\frac{\frac{x_{c,p}}{X_c}}{{\displaystyle \sum _c\frac{x_{c,p}}{X_c}}}}{Y}_c$ (3)

$EXP{Y}_i={\displaystyle \sum _p\left(\frac{x_{i,p}}{X_i}\right)PROD{Y}_p}$ (4)

$PROD{Y}_p$ 衡量某种产品的收入水平，对所有出口该产品的国家的出口份额通过人均GDP进行加权。$x_{c,p}/X_c$ 表示c国p产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Y_c$ 表示c国的人均GDP，$PROD{Y}_p$ 为出口产品p的技术复杂度。EXPY则是通过出口一个行业的贸易份额作为权重对PRODY进行再加权得到。$x_{i,p}/X_i$ 代表i行业p产品出口额占行业总出口额的比重，$EXP{Y}_i$ 为c国产品p所在行业i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3.2.2.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基于Ferencz (2019)构建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评价体系对各国数字贸易壁垒程度进行了评估和比较[44]。控制变量贸易开放程度参考蒋庚华和曹张帆(2024)通过计算各行业的出口额和总产出的比值得到[42]。

3.2.3. 中介变量

参考Novy (2006)构建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成本[45]，计算公式为：

$cos{t}_{ij}=1-{\left[\frac{EX{P}_{ij}EX{P}_{ji}}{\left(GD{P}_j-EX{P}_j\right)-\left(GD{P}_i-EX{P}_i\right)s^2}\right]}^{\frac{1}{2\rho -2}}$ (5)

其中，$EX{P}_{ij}$ 、$EX{P}_{ji}$ 分别表示中国向j国的出口额和j国向中国的出口额，$GD{P}_i$ 、$EX{P}_i$ 分别代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额，$GD{P}_j$ 、$EX{P}_j$ 分别代表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额，s为可贸易品比重，ρ是替代弹性，参照施炳展(2008)的方法，s取0.8，ρ取8 [46]。

中间品进口规模首先参考许家云等(2017)，将BEC分类标准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和53的进口产品视为中间品，然后用每年制造业各行业中间品进口额衡量[47]。

上述相关数据分别来自于CEPII-BACI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中制造业识别参考李小平等(2015)提供的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与SITC3分位代码对照表，并根据联合国数据库提供的HS与SITC编码对照表，将制造业行业与HS6分位产品代码进行匹配[48]，最终确定了2014至2020年中国制造业细分28个行业对应的4322种产品出口到37个国家的集合。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由表1第一列可以看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前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由第二列可以看出，加入贸易开放程度这个控制变量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前的系数依旧为负且显著，说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与前面的猜想一致，并且贸易开放程度前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Table 1. Baseline regression

表1. 基准回归

	(1)	(2)
	lnexpy	lnexpy
lndstri	−0.0424^***	−0.0377^***
	(−8.87)	(−7.68)
lnopen		0.0208^***
		(4.84)
_cons	5.546^***	5.636^***
	(536.79)	(260.62)
N	663,997	663,997
sector	Yes	Yes
year	Yes	Yes
adjusted R^2	0.245	0.245

^*p < 0.1，^**p < 0.05，^***p < 0.01。下表同。

4.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模型的稳健性与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采用剔除极端值和聚类标准误的方法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如表2前两列所示。第一列为出口技术复杂度剔除上下1%的极端值后得到的结果，第二列为采用聚类在目的国–行业–年份组合的标准误。由两列可以看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前的系数为负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证实上文研究结果稳健有效。此外，为了避免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和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结果如第三列所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前的系数为负且显著。

Table 2. Robustness test

表2. 稳健性检验

	剔除极端值	聚类标准误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lnexpy	lnexpy	lnexpy
lndstri	−0.0541^***	−0.0377^***	−0.0284^***
	(−12.01)	(−2.32)	(−5.45)
lnopen	0.0125^***	0.0208^*	0.0366^***
	(3.13)	(1.77)	(8.03)
_cons	5.598^***	5.636^***	6.153^***
	(280.63)	(86.71)	(267.07)
N	650,855	663,997	522,562
sector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adjusted R^2	0.241	0.245	0.242

4.3. 异质性检验

本文将制造业各行业进一步细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来探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发达程度的行业的影响，高低技术行业分类如表3所示，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高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其对低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论是高技术行业还是低技术行业，对外开放程度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并且对高技术行业的促进作用更大。

Table 3. High and low technology industries

表3. 高低技术行业

技术发达程度	行业
高技术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
低技术	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业、纺织业、烟草加工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饮料制造业、食品加工和制造业

Table 4. Heterogeneity test

表4. 异质性检验

	高技术	低技术
	lnexpy	lnexpy
lndstri	−0.0879^***	0.0000792
	(−11.89)	(0.01)
lnopen	0.0275^***	0.0194^***
	(4.27)	(3.31)

续表

_cons	5.735^***	5.557^***
	(176.06)	(187.51)
N	286,731	358,884
sector	Yes	Yes
year	Yes	Yes
adjusted R^2	0.263	0.229

4.4. 机制检验

由表5第一列贸易成本效应可以看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提高贸易成本从而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由第二列中间品进口效应可知，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限制中间品进口从而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其中，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间品进口的抑制效应显著大于其对贸易成本的促进效应，因此，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间品进口的抑制使得出口技术复杂度下降的幅度更大。

Table 5. Mechanism checking

表5. 机制检验

	贸易成本效应	中间品进口效应
	lncost	lninter
lndstri	0.00447^***	−0.0742^***
	(147.84)	(−25.79)
lnopen	−0.0213^***	0.525^***
	(−1394.51)	(206.00)
_cons	−0.454^***	19.91^***
	(−5681.89)	(1629.13)
		−0.362^***
		(−5280.10)
N	663,997	663,997
sector	Yes	Yes
year	Yes	Yes
adjusted R^2	0. 0619	0. 0807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提出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4至2020年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显著抑制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并且在采用聚类标准误、剔除极端值和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结果依旧稳健。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中高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更大，对低技术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可以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减少中间品进口来抑制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NOTES

¹《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2)》：数字贸易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的对外贸易。其中，数字交付贸易包含数字技术贸易、数字服务贸易、数字产品贸易和数据贸易；数字订购贸易是指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达成的货物和服务贸易。

²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WTO)。

³数据来源：《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2)》。

⁴美国通过其主导制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等协定建立起了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形成了“美式模板”；欧洲则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协定形成了“欧式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