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台北人》是当代作家白先勇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首次出版于1971年。该书收录了14篇短篇小说，描绘了大陆移民在移居台北后，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命运变迁，充满了历史兴衰与人世沧桑的感慨。1982年，白先勇与自由文学翻译家陈佩霞合作，首次将《台北人》译成英文，并由著名翻译家乔志高编辑校对，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标题为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采用1982年版译本，出版了汉英对照版本Taipei People。
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步骤，即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该理论认为，翻译理解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活动，因此翻译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密切相关，每一步都凸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白先勇作为原作者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与视角。他不仅能够深入理解原作的内涵与意图，还能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对原作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写，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和审美标准。这种调整与改写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更体现在对原作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的阐释与再现中。本文将以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框架，结合《台北人》中的具体短篇，探讨其主要内容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体现。
2. 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
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是西方翻译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乔治·斯坦纳在他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并依据阐释学理论，具体将翻译划分为四个步骤[1]：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
斯坦纳认为，“所有的理解，都始于信赖行为”[2]。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四个步骤中，第一步是“信任”。这一步骤指的是译者相信原文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且所翻译的是一部言之有物、具有价值的严肃作品。这种信任不仅具有哲学、文学和宗教上的意义，还体现了译者对文本价值的认可。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言，理解并非仅仅是对固定事实的把握，而是对人类存在潜在性和可能性的探索与接近。在文学翻译中，这种信任尤为重要，因为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带来审美愉悦，还能引发形而上的思考。译者相信，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而他所翻译的内容也承载着这种意义。正是基于这种信任，译者才能确信自己传递异域语言文化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从而在翻译过程中投入热情与责任感。
斯坦纳将“侵入”作为翻译阐释活动的第二步，认为这是对原作者意图和原文本身的理解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一观点源于伽达默尔的翻译理论。伽达默尔指出，理解具有历史性，而这种历史性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这种偏见并非是消极的，而是“合法的”，因为它反映了理解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3]。斯坦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历史条件，都会对译者的表现形成制约，使得译者对原文及原作者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特征。因此，斯坦纳认为，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译文是不可能实现的，译者无法完全复原原文或原作者的初衷。他强调，“侵入”这一翻译步骤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二是译者个人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积累。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译者的理解方式，并最终影响译文的生成。
第三步“吸收”是指将原文的意义和形式移植到目标语言中。在这一过程中，译入语可能会因吸收外来元素而变得更加丰富，但也可能导致源语被同化。不同译者在“吸收”阶段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其中最常见的是归化和异化。归化策略倾向于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和表达习惯，而异化策略则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和语言形式。
在表达阶段的“吸收”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一种是“融合”，即译文在形式和意义上与原文达到高度对等，实现了源语与目标语的和谐统一；另一种是“相交”，即译文虽然在理解层面上与原文保持一致，但未能完全传达出作者的真正意图。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翻译阐释活动中的“吸收”环节。它既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其结果既可能丰富目标语言，也可能因文化差异而导致意义的部分流失。译者在“吸收”阶段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译文的最终效果和目标读者的接受程度。
“补偿”是翻译阐释活动的第四步，其核心目标是实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平衡。斯坦纳指出，在第二步“侵入”和第三步“吸收”中，由于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可能会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遗漏部分信息，从而导致原文与译文之间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为了恢复这种被打破的平衡，译者需要通过“补偿”来弥补缺失，尽可能接近理想的翻译效果。尽管完美的译文并不存在，但正如斯坦纳所言，译者必须尽力“通过补偿来恢复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平衡”。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信息的补充，更是对文化内涵、情感表达和艺术价值的修复与重构，以确保译文能够在目标语言中最大限度地传递原文的意义与精神。
3. 译者主体性
译者的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阈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特点[4]。译者在这个过程中，会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能动性是译者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
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主体性不仅展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以及语言文化层面的艺术再创造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所承载的文化目的、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在译本序言或后记中对译作预期文化影响的调控等多个方面[5]。然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是随心所欲，需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会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
国内也有诸多翻译家的翻译理念体现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到现在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劝诫译者可以有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但不能曲解原文所传达的意思，首先要确保忠实于原文，还要通顺明白，译文要自然流畅。《论语》中提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作为一个合格的译者也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阐释学是“理解的理论”，而阐释学指导下的翻译的本质意义即通过阐释的方式对原文本进行理解与解释[6]。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原文的基础上，不能随意更改原文的主体内容。
4. 阐释学翻译理论指导下译者主体性在《台北人》英译中的体现
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充分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接下来，本文将以阐释学四步骤为理论框架，结合白先勇《台北人》的自译本，具体分析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体现。
4.1. 信任
“翻译是一门兼具严谨性与艺术性的工作”，译者要坚信所承接的翻译任务是具有价值的。翻译之路充满挑战，译者需对文本持有深厚的信任，确信所译之作富有意义，而非随意为之。这份信任首先反映在对文本的精挑细选上，而这一过程深受译者个人偏好、语言驾驭能力及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位杰出的译者在挑选翻译文本时会格外审慎与讲究。
白先勇在散文自选集《树犹如此》，“翻译苦，翻译乐——《台北人》中英对照本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谈到过，英文不是他的母语，用于创作就好像左手写字一样生疏、别扭。参加《台北人》的“翻译团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这个翻译团队有主编乔志高、合译者叶佩霞。乔志高是著名的翻译家，他长年居住纽约，能够自如地游弋于中英两种语言之间。其中翻译的几本美国文学经典成为了典范，菲茨杰拉德的《大亨小传》(即《了不起的盖茨比》)、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以及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团队的第二位核心人物是叶佩霞，是生长在纽约的犹太人，出身书香世家，热爱文学音乐，并且对东方文化悟性很高，古典文学底子深厚，《史记》《杜诗》《红楼梦》的英译本都有涉猎，对其兴趣极为浓厚，为之倾倒。因此，在合译第一篇《游园惊梦》时，译文也颇有韵味。
三个人群策群力，在中西方文化之间进行灵活的转换，共同完成了这项吃力的文字工程。《台北人》作为离散文学的代表作品，展现了跨文化旅行者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与追寻。这种文化离散现象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仍具有重要意义，为离散者提供了寻求身份认同的借鉴和启示。此外，《台北人》中的语言和文化元素丰富多样，对译者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如何在翻译中准确传达原文的意蕴和情感，同时保持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是译者面临的重要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文文学的海外传播，《台北人》的翻译和推介为海外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学、认识中国文化的机会，是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的重要途径。
4.2. 侵入
在信任基石之上，译者能充分展现其主体性，运用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进行翻译，这标志着“侵入”或“提取”的第二步。在此阶段，译者需深入原文，克服重重困难，准确捕捉原文真义。文化与语言差异，以及译者的独特文化及教育背景，均对翻译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译者需以读者与阐释者的双重身份，充分发挥主体性。作为读者，译者需动用情感、审美、想象力等文学才能，生动再现源文本。作为译者，则需深度挖掘作品的思想情感内涵，全面揭示其文学与社会价值。翻译作为跨文化活动，常遇文化冲突。有时，目标语中难寻与原文对等表达，此时便需对源语进行阐释。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译者都将在这一过程中深入原文。
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白先勇的代表作，收录了《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游园惊梦》等14个短篇。该作品中的《游园惊梦》是白先勇风格的代表作，这篇小说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生活和文化，其中充斥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包括出场的各类人物艺名、各类色彩的细致刻画等，所以译者应努力保留其原貌，同时也可在翻译过程中适当创造，以增强译文的文化韵味和可读性。
例1：钱夫人方才听窦夫人说天辣椒蒋碧月也在这里，她心中就踌躇了一番，不知天辣椒嫁了人这些年，可收敛了一些没有。1
When Madame Chien first learned from Madame Tou that Chiang Pi-yueh was to be present, she had wondered whether, after being married so many years, the fiery Heavenly Pepper would have mellowed a bit. (《游园惊梦》，2013)
《游园惊梦》中对艺名的处理也体现了译者主体性，“天辣椒”在原文的意思是想表达蒋碧月个性张扬、工于心计、无情无义又热情如火、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两种性格在她的身上奇妙地融合，典型的“坏女人”，颠覆了一切在中国传统女性身上贴的温良恭俭标签。译者在翻译这个词时，运用西方文化中类似的词“侵入”了原文，原产地为秘鲁、墨西哥等南美热带地区的朝天椒为目前常见的食用辣椒之一，所以在处理时把“天辣椒”翻译为“Heavenly Pepper”，为了达到相符合的翻译效果，前面再用fiery来着重修饰以此凸显蒋碧月的人物个性，这样更符合目标语言读者的阅读习惯。
例2：得月台的师傅说“一个夫子庙算起来，就数蓝田玉唱得最正派”。
The Master of the Moon Terrace had said, “Of all the singers in the Confucius Temple District, Bluefield Jade is the one who must be regard ed as the most classic.” (《游园惊梦》，2013)
这段中的“蓝田玉”是该作品中的重要人物钱夫人，她是已故将军钱鹏志的遗孀，原是南京秦淮河边得月台的清唱姑娘。该艺名由“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得来。蓝田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通常译成Lantian Jade，但外国读者对蓝田玉可能知之甚少。这里译者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采用意译的手法，将其巧妙地转化为Bluefield Jade。但读者缺少相关的背景知识要通透地理解它还是比较困难的。正如《锦瑟》中这句诗所表达的，美好事物在时间的摧残下逐渐消逝的哀愁，而在翻译的过程中，钱夫人无常和虚幻的人生并没有得到更好的诠释。所以，这样的“侵入”会造成原文中信息发生扭曲和遗漏。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侵入”。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这种侵入的结果难免会造成一些原文信息的扭曲或流失。但为了保持译文的可读性、方便外国读者理解原作的含义，译者不得不做出让步。然而，有些时候“侵入”能够使译文变得更加简洁流畅，并且与原文的表达效果基本相同。所以，译者在进行“侵入”时必须正确、充分地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步骤是翻译实践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步骤。
4.3. 吸收
在吸收的过程中，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面对迥异的语言文化、社会及文化背景，源语可能面临两种极端：一是被过度归化，以致丧失其独特韵味，难以在译入语中延续原作的生命力；二是保留了过多的异国文化特色，对目的语读者而言显得陌生且难以理解。因此，译者需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精准拿捏尺度，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常用的翻译策略包括异化与归化，以求在保持原作精神与适应目标读者需求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例3：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But however the affairs of men fluctuated, Yin Hsueh-yen remained forever Yin Hsueh-yen, the “Snow Beauty ” of Shanghai fame. (《永远的尹雪艳》，2013)
尹雪艳是上海舞厅的交际花，她总是穿着一身银白，风姿绰约，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举手投足都展露出万种风情。她的名字代表了她的人物特点，但翻译成英文时，译者认为仅仅音译为“Yin Hsueh-yen”是欠缺的。所以，译者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在后面加上“the Snow Beauty”这个艺名，则使外国读者对尹雪艳舞女这一形象的印象加深了。译者通过音译对原文的保留加上后面创造性的阐释，使得翻译更加传神。译者主体性在这一次翻译的过程中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发挥。
例4：“你还在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呢！”金大班霍然立了起来，走到朱凤身边，狠狠啐了一口。
Taipan Chin sprang up and went round to her. “You’re still dreaming your mother’s fairy-tale dreams!” she spat.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2013》)
这一篇小说讲述了舞女金大班在生命的舞池里摸爬滚打，起起伏伏的一生逐渐走向了星辰陨落的末尾。在这段译文中，译者将“做你娘的春秋大梦”翻译成dreaming your mother’s fairy-tale dreams。这充分体现了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对原文的信息进行了“吸收”加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如果译为grand dream或unrealistic ideas，则不能展现出金大班对朱凤的遭遇的痛恨和无奈。她想骂醒朱凤，也是骂醒曾经的自己。她希望朱凤不要沉溺在幻想的童话故事里，而是让她遗忘痛苦，拥抱果敢的现实。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吸收”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充分发挥其译者主体性，根据不同的文体、内容、语境调整翻译策略。译文中哪些地方需要保留源语的元素，进行异化翻译都是由译者进行主观判断的。而这种判断也必然受到译者自身文化背景、语言水平，还有对原文理解程度的影响。
4.4. 补偿
阐释学翻译理论的第四步，就是“补偿”。补偿是一种“互惠的行为”，也是一种翻译的伦理[7]。信任、入侵和吸收之后使原作失去平衡，造成语言成分、特色的流失，而真正的翻译必须恢复平衡。补偿也能够增强原文本的力量，最为常见的补偿方式就是增译和注释。
例5：“蒋小姐醉了倒不要紧，只要莫学那杨玉环又去喝一缸醋就行了。”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being high, just be careful you don’t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Imperial Favorite and drink your fill of vinegar.”
Notes: To “drink vinegar” is a Chinese idiom to be jealous of someone who has alienated your lover’s affections. (《游园惊梦，2013》)
在这句翻译中，译者没有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是为了更多地将中文“吃醋”的特殊含义传递给外国读者，译者采用加注的办法将特色词汇译成英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着更多的考量，发挥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译者的责任。
例6：“你好，刘副官”，“托夫人的福”。
“How are you, Liu Fukuan?” “I’m fine, thanks to Madame blessings.” (《游园惊梦，2013》)
在这两句对话中，译者通过增补的方式将原文的意义表达出来，又保留了汉语的表达形式。“I’m fine”保留了英语表达的习惯，而“thanks to Madame blessings”则体现了中国人的特殊礼貌表达方式。既方便了英语读者的理解，又保留了汉语的特殊表达方式。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补偿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若是选择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没有适当补偿的话，那么读者就会难以理解源语言的典故或者一些特色词汇。而完全选择归化的话，原文想传达一些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效果就会在译文中大打折扣。所以，选择合理的“补偿”方法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
5. 结语
译者主体性是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作为原文作者和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译者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本文在阐释学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对白先勇、乔志高、叶佩霞合译的《台北人》进行了实例分析。通过分析可知，从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他们拥有丰富的文化、社会背景，通过合作、打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得译文也更加契合原文风格，达到了与原文的“神似”。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贯穿于翻译全过程，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译者主体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才使得译文成为经典，更好地让原文所传达的精神在译文中缓缓流淌。
NOTES
1注：本文例句均来自《台北人》原文著作。白先勇. 台北人[M]. 叶佩震, 白先勇,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