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Mohist “Universal Love”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DOI: 10.12677/cnc.2024.124107, PDF, HTML, XML,   
作者: 沙欣怡, 田佩鑫: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关键词: “兼爱”墨家当代价值“Universal Love” Mohist School Contemporary Value
摘要: “兼爱”思想是墨家思想核心,其他的思想都是围绕着核心思想所展开。“兼爱”思想展现出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生追求,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所传达出的价值导向与中国发展需要具有内在契合性。将墨家“兼爱”思想与中国时代发展相结合,对“兼爱”思想进行现代性发掘,有利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社会公共道德体系建设。研究墨爱的“兼爱”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universal love” is the core of Mohist thought, and other thoughts are centered around the core thought. The thought of “universal love” shows the Mohist’s pursuit of life,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conveyed at the national, social and individual levels is intrinsically compatible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needs. Combining Mohist “universal love” though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imes and exploring the modernity of “universal love” thought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human and nature relations and social public moral system. The study of Moai’s thought of “universal love” has not on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文章引用:沙欣怡, 田佩鑫. 墨家“兼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国学, 2024, 12(4): 695-699.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4107

1. 引言

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古人的智慧结晶,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有超乎想象的魅力。墨家“兼爱”思想作为墨家思想的核心,在人民渴求和平,停止战乱的时代中产生,拥有爱好和平的理念。因此,墨家“兼爱”思想中独特的人文情怀和慈悲精神,在今天依然有重要价值。

2. 墨家“兼爱”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墨家“兼爱”思想形成于中国大变革时期,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背景都有重大变化,这为墨家“兼爱”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墨家“兼爱”思想的形成条件出发,探究墨家“兼爱”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有利于全面理解墨家“兼爱”思想。

(一) 政治背景:群雄争霸的局势

墨家“兼爱”思想在一个“礼乐崩坏”、战争频发的时代应运而生。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定下的礼制不仅不被各个诸侯国遵守,还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破坏礼制的行为就更加层出不穷,甚至逐渐演变到各诸侯国相互兼并,大国互相攻击,大国欺负小国,乃至吞并小国。孟子针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现象说过,“春秋无义战”[1] (p. 194)。但其实,墨家也曾经甚至更早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现状有过强烈的批评。

面对君王暴政,战争不断,人民无家可归,饱受欺凌的局面,墨家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呼吁各国停止战乱,提出了“兼爱”“非攻”等救世主张。他们认为战争四起的原因在于“不相爱”,因此,在对社会现状进行深刻思考后,发现造成这种现状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的自私与贪婪。他们解释原因,如果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必然会造成混乱。“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大乱物,具此而已矣。”[2] (p. 121)如果每个人只爱自己的国家,只爱自己,没有理由天下不大乱。因此,墨家根据局势提出了“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3] (p. 126)的主张。所以,“兼爱”思想来源于混乱的社会局面,却亦是改善社会局面的良策。

(二) 经济背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来看,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铁骑牛耕作为当时农业最主要的方式,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牛耕的广泛使用,扩大了荒地的开耕,也促进灌溉技术的发展。铁器的使用又推动了牛耕的技术发展。这些发展使井田制作为原本的土地形态不断瓦解,从而大大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牛耕广泛地应用,使一部分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社会手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手工业者不断增加,社会分工不断深化。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金属货币的出现及应用,商品的流通变得更加便捷。农业、工业和商业的从业者都从不同程度得到了发展,为这些人由平民上升到“士”阶层奠定一定的基础。

平民生存在乱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统治阶级的无情剥削,为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提供支撑,却依然难以吃饱穿暖,没有办法通过物质生产来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与统治阶级反抗时,墨家将目光转向思想方面。墨家对外宣传“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主张,一方面试图去说服统治阶级停止战争,关爱百姓,与平民共享成果;另一方面以“兼爱”引导弟子爱别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相互爱护,重义轻利,为实现“兼爱”理想不惧困难,勇毅前行。

(三) 文化背景: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

夏、商、周时期,学校设于官府之中,官吏既是官员也是老师。政府官员是由世袭而来,且不能随意的去传授知识。政府官员来招募学生,学生也要拜师于官员,才可以学习到专业知识和技术。但并不是所有想学习的人都可以拥有学习机会,一般只有身属贵族才有资格得到机会,平民几乎学习不到知识和技术。春秋时期,孔子首开私人办学之风,类似于孔子的教育家们,不仅承担教育的责任,还肩负着传播知识文化的责任,因此平民百姓也可以受到教育,拓宽了平民可以学习的渠道。到了战国初期,各个诸侯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官师分离使私学不断发展,促进思想家的思想解放,从而产生不同思想的流派。由于当时新阶级的地位并没有稳固,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没有占据主流,这在客观上为各家思想的繁荣创造条件。再加上当时诸侯国战争不断,使原来的社会体制陷入混乱,原来的礼制与习俗出现被怀疑、被推翻,乃至瓦解的局面。各诸侯国为了实现国富兵强积极制定政策吸引有志之士的到来,给各位思想家一定的空间去探讨自己的学术。墨家的思想也是在这段时期里成为各派思想中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他们提出并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创建了与儒学齐名的墨家学说。

3. 墨家“兼爱”思想的基本特征

墨家“兼爱”思想具有“兴天下之利”的平等性、交互性等多方面特征,墨家“兼爱”思想虽然有很高的道德伦理价值,但由于时代条件难以实施,不可避免带有空想性。

(一) 墨家“兼爱”思想具有平等性

“兼爱”,是指爱不同的人或事物。“兼”是会意字,许慎《说文解字》中“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意思是说“兼”是手持二禾,“秉”是手持一禾[4] (p. 895),同时涉及到多种事物,并不是只看单个而是同时将几个事物看作一个整体,表示同时涉及、处理或具有几方面的情况的意思,而这个整体没有高低,几个事物都平等的,为“体”。“体,分于也”[2] (p. 326)。因此,可以看出“兼”是指平等的爱,整体的爱。

墨家“兼爱”思想不仅仅是同时爱不同的人和事,还指“爱无差等”。“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下之臣也”[2] (p. 23)蕴含了平等观念。墨家提倡“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2] (p. 122),所有人都可以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爱自己的家一样爱别人的家,爱自己的国家一样爱其他的国家,不分阶级,没有亲疏远近。墨家“兼爱”思想要求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人,不仅要求要爱别人,还要求爱自己。可以看出墨家“兼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倡人们在爱和利上超越阶级,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二) 墨家“兼爱”思想具有交互性

墨家“兼爱”思想有显著特点,相爱相利是墨家“兼爱”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2] (p. 23)墨家提出“爱”与“利”相统一,“爱”离不开“利”,“利”也离不开“爱”,因此具有交互性。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墨家认为爱与利密不可分,那么“爱”与“利”具有交互性,会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有所反应,所有人既然承担了“爱”的义务,享受着被“爱”的权利,那就一定要履行自己“利”的责任,只有相爱相利才是墨家“兼爱”。

为了让“兼爱”更具合理性,墨家提出投桃报李的原则。“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2] (p. 127)如果爱别人,会得到回报,伤害别人,自己也会自食其果。墨家“兼爱”思想是想表明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对他人相互尊重,善待他人,别人因为得到爱也会心存感激回报,“兼爱”是得到爱的前提。

(三) 墨家“兼爱”思想具有空想性

若平等性、交互性是对墨家“兼爱”思想特征的深入发掘,那么空想性则是对墨家“兼爱”思想实践的评价。墨家“兼爱”思想虽然强调极高的道德伦理,但实际运用起来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墨家“兼爱”思想诞生于战争不断、百姓深受战苦的时代,为了让百姓摆脱痛苦,墨家提出“兼爱”,他们认为只要“相爱”,就不会有战争。但其实,人性使然,很难可以做到无差别去爱别人,无私奉献,爱别人的国家像爱自己的国家一样,想要做到需要很高的道德修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要求,至少现在不符合人性,人们很难自愿去履行,强制履行又不符合墨家“兼爱”思想平等内核。其次,墨家“兼爱”思想虽然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但是这种思想靠的是诸侯国君的慈悲之心而不是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缺少坚定变革社会的决心,反而沉浸在说教改良的妄想中。由于认识局限性,墨家“兼爱”思想难以实现。“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5] (p. 871)因此,墨家“兼爱”思想具有空想性,它可以成为理想,也可以变成当时时代人民的信仰,但难以实现。

4. 墨家“兼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墨家“兼爱”思想在广阔的历史银河中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证明了思想的合理性和价值,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积极影响力。恩斯特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化时期,并不是如同一些风蚀剥落的石块那样仅仅作为以往时光的见证,而是潜藏着巨大的能量,随时准备再次发挥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6] (p. 8)因此,研究墨家“兼爱”思想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

(一) 墨家“兼爱”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墨家“兼爱”思想在社会人际关系中,可以表现为范围和性质两方面。

从范围来看,墨家“兼爱”思想想要表达的是博爱,墨家提出“视人之室若己室,视人之国若己国。”[2] (p. 122)足以证明墨家“兼爱”思想所涵盖不仅仅是个人、亲人,还包括了所有人、所有的地方和国家。因此,“兼爱”是博爱。从性质上看的话,墨家“兼爱”思想表达的是爱无差等,不分远近亲疏,贫富、无差别、平等的爱。墨家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应当对所有人做出行动,相互关爱,相互尊重。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以人民为中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7] (p. 46)提倡人民履行爱人的义务和行使被爱的权利。“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2] (p. 125)将墨家“兼爱”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创造一个团结友爱的氛围,从而达到共赢。墨家还提出要合理运用人才的能力,让人才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从“兼爱”的角度主张“尚贤”,能者居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之间的和谐。

(二) 墨家“兼爱”思想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墨家“兼爱”思想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与国家,还包括人与整个生态系统。人与整个生态系统相和谐需要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和谐。墨家“兼爱”思想是为了有一个和谐关爱的社会环境,提出“节用”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可以再循环、再生产,更有效率的拥有自然资源。墨家还根据当时社会现状提出“非乐”“节葬”,避免奢靡浪费和享乐之风,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相和谐。

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再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需要重视。吸收墨家“节用”“非乐”“节葬”思想,鼓励全社会树立节勤俭节约的意识。“爱尚(上)世与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8] (p. 407),爱他人包括爱后世,不能只看重眼前利益,要为后世着想,在发展生产力、满足自己必需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然资源以及生态资源是否可以让后世生活。墨家用自己超凡的智慧,在遥远的时代传递了“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因此,在不断发展生产力时,既要爱当下人民,也要兼顾到后世,做到爱当下、过去和未来。所以,“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7] 50,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合理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爱护生态环境。

(三) 墨家“兼爱”思想有利于社会公共道德体系建设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是常金仓先生命名的“典范政治”,简单来说是指在社会给全体人员树立一个榜样典型,吸引全体成员去效仿。通过榜样示范引领,让整个社会的行为变得和谐统一。这种“典范政治”有利于上行下效,促进意识形态的传播。

墨家与“典范政治”大致相同,墨家所规定的制度法律,墨家学子都需遵守,违者要很大后果。“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9] (p. 27)因此,“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为之所死也。”[10] (pp. 2096-2097)从中可以看出墨家其实也奉行“典范政治”,起示范引领作用,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为维护规定的制度法律。社会公共道德的高低,体系是否完善对整个社会和谐有点一定影响。因此在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人民素质。可以通过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将墨家“兼爱”思想中爱人如己、相爱相利精神传播出去。这不仅仅可以使困难人群得到帮助,还有利于全体成员增加人际交往的信心。因此需要全体成员以诚实和友善的态度、关爱的胸襟对待他人,共同努力完善社会公共道德体系,创造一个和谐美丽的社会。

5. 结语

墨家“兼爱”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突破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打破了等级束缚,呼吁爱平等,提倡既要爱自己,也要爱天下,将爱与利相结合,致力让人人都可以在爱中成为平等的主体。如今借文化自信之东风,在古代优秀文化继承创新过程中,墨家“兼爱”思想为社会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公共道德体系建设提供多方面的积极启示。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墨家“兼爱”思想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黄文娟, 许海杰. 孟子[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1.
[2] 墨翟. 墨子译注[M]. 方勇,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3] [南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 李贤中. 《兼爱与利害》[M]//任守景. 《墨子研究论从(八)》(下).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895.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 (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M]. 沉晖,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8] 孙冶让. 墨子闲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9] 陈涛, 张万彬. 吕氏春秋译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10] 张双棣. 淮南子校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