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支持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学者对当时社会变迁、社会政策、工业化等现象的观察,且认为有关现象会造成人类社会关系解离及社会统整丧失,也会使有关人士在心理上的幸福感受到负面影响,继而引申出社会支持的概念(张美云,2007)。有文献显示,个体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则其压力就会越低(何采萤,2015)。另外,之前有实证研究显示,身心障碍人士家长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压力呈现负相关(冼嘉华,2014)。可见社会支持能减轻身心障碍人士家长的心理压力之负面影响。
澳门政府于2006年颁布“第9/2006号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强调特殊教育优先在普通学校内以融合的方式实施(董志文,2017),澳门私立学校正式开始收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同时澳门政府亦界定了融合生的定义:融合生是指经评估后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学习或学校环境上只需要少量的特别辅助,便能和普通学校同班同学一起学习、成长,以及发展潜能的学生,一般而言,这些学生可包括身体机能障碍、智力范围在临界之内、学习困难、轻度的自闭症、情绪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类别(澳门教育心理辅导暨特殊教育中心,2015)。在融合教育推行十多年下,近年澳门融合生正在不停地增加,且引申其它问题。之前研究显示,融合生家长会对孩子的融合教育学额、学习状况、教育支持等有不同的忧虑(董志文,2016)。可见当社会上有越来越多融合生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融合生家长承受有关的忧虑、心理压力,而有关家长在教养孩子时所面对的压力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调适。然而,目前关于澳门融合教育研究不多,而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研究更是甚少,本地化的研究工具又欠缺,因此有必要制定澳门本土化的融合生家长之社会支持量表,才能推广到日后的相关研究工作。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之初步制订
在测量这些家长所感受有关社会支持之前,就须在编制量表的初期,参考国外、国内学者对于社会支持测量的文献。其中,社会支持理论有两位倡导者House与Kahn,就提出了社会支持有两个层面,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House & Kahn, 1985)。这两个层面内容,主要是陈述个体承受压力时,给予调适的社会支持之类型可以是什么,有关层面与本研究想探究的似乎符合。因此研究者认为以House与Kahn所提出的两个层面来作为本量表的因素层面之制定是合适的,初步亦拟用有关层面来订出预试题项。另外中国台湾在社会支持的测量上,黄宝园(2010)曾提出社会支持可包括[尊严的支持]、[讯息的支持]、[社会情谊]、[工具的支持]、[评价支持]、[实质帮助]等六项,然而有关层面似乎太多,这样可能会造成题项过多的状况,家长就未必愿意花太多时间填写较多的题项。而有更多学者,包括吴佳贤、张美云、林宏炽、王龄竟、陈毓文、张桂贞等人,除在House与Kahn的基础上提出上述[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等两层面来测量社会支持外,也提出另一个层面来测量社会支持,该层面就是[实质支持] (也称作工具支持) (吴佳贤,2002;张美云,林宏炽,2007;王龄竟,陈毓文,2010;张桂贞,2012)。研究者认为,若从量表实际操作的便捷性、效益、可测量范围等角度来看,以三个层面来作为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的因素会较合适。因此综合上述,本量表在研究层面之设定先以上述学者所提出的[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支持]为层面,作为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的三个因素,并以这三个层面为蓝本,参看上述提出三个层面相关题项的学者来设计预试题项。每个层面最初订出了7个题项,全份预试量表共21个题项。本量表中的[情感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在养育融合生孩子时所感受到他人在精神上、情绪上的支持;[实质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在养育融合生孩子时所感受到他人所给予之实际支援与帮助;而[信息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所感受到社会给予帮助融合生孩子的资讯。量表拟定使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rating scale)的五点量表方式塡答,从[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一半同意]、[少部分同意]到[不同意],分别给予5分、4分、3分、2分、1分,将每一位受试者在每层面的分数加起来,其分数就代表该受试者在该层面的心理表现,三个层面分数相加后所得出的总分,即为量表的整体分数(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名融合生家长所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大,反之越低。
定出最初题项后,研究者将有关量表交给一位澳门的教育心理学教授、一位澳门教育系教授、两位本地资深特殊教育教师等专家进行审阅,这四位专家依据题项的适宜性、重要性及题项语句流畅清晰度对有关题项修正,考虑到上述两位教授指出因素分析的预试人数须与题项数目呈一定关系、以及过往澳门融合教育研究较难抽取家长来作施测的状况,参考有关建议,研究者于是将量表的每个层面较不重要的一个题项删除,因此[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支持]等每个层面最后只保留了6个题项,整份量表的题项总数为18题,有关量表预试题项,见附录所示,当中第1至第6题(A1~A6)为[情感支持],第7至第12题(A7~A12)为[实质支持],第13至第18题(A13~A18)为[信息支持]。
2.2. 研究对象
在实施本量表的预试前,须考虑预试取样数目。按预试对象人数须不少于题项数、最好按量表题项总数的3~5倍之数目来作为预试人数(吴明隆,涂金堂,2016)。以此为准则的话,本研究量表的预试题项有18个题项,因此预试人数就不能少于18人,即最少预试样本数要在18人以上。若也按上述所指出的题项总数之3~5倍为原则,则可将预试人数定在54人~90人之间会更好一些。所以研究者参看上述两个预试取样准则,于2017年6月间,采用方便抽样方式,透过澳门非牟利社团:“澳门鲍思高青年服务网络”向融合生家长派发有关预试量表填写,考虑到过往澳门融合教育的家长研究上,在正式施测时,取样数大概只可取250人左右(澳门特殊教育研究学会,2015)。因此本研究在预试上就不能派发太多量表,以免影响正式施测时的取样数。因此最后只对两间在澳门参与了融合教育的学校之融合生家长派发预试量表,家长除了是融合生的父母外,也包含融合生的其他主要照顾者。预试量表共发出71份,有效回收数只有43份,有效回收率60.56%,其中母亲有20份,父亲有15份,其他主要照顾者有8份。虽然43份有效量表数目少于理想预设的预试数目(54人~90人),但仍多于预试最少样本数18人,按在特殊情况下,预试样本取样数可以少一些为依据(吴明隆,2016)。因此,有关预试数目仍符合预试取样的基本要求。
2.3. 统计方法
本量表编制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回收的43份量表之数据进行输入处理,接着以教育统计学者吴明隆的问卷预试方法,依次实施项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项目分析采用[同侧性考验法],以求出量表每个题项与量表整体分数(总分)的相关,按有关数值来决定量表的题项所测量之心理特质属性是否非常接近;因素分析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此求出量表的建构效度;最后利用[内部一致性考验],以检验本量表的可靠性及稳定度(吴明隆,2016;吴明隆,涂金堂,2016)。
3. 统计过程与结果
3.1. 项目分析
同侧性考验上,先将各题项的分数相加,计算出量表的总分,之后运用[积差相关分析]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以计算量表中每个题项与量表总分之相关性系数,在有关考验的准则上,除了定立题项与预试量表总分的相关不仅要达到显著水平(p < .05),也要求两者间呈现一定相关性,按吴明隆、涂金堂(2016)指出,同侧性考验的相关系数至少在.30以上,倘若有题项不符合有关要求,则可将其删除。表1及表2之结果显示,采用同侧性考验实施的积差相关分析下,除了第1题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为.190 (p > .05)外,其它每一个题项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介于.333~.753 (p < .05),表示第2题至第18题等题项与量表总分相关达到显著,相关系数达到.30以上。因此有关项目分析,显示了除了第1题外,其它各个题项符合同侧性考验要求,有关题项所测量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心理特质属性是比较接近。因此,预试量表上,首先将第1题删除,之后再进行因素分析。
Table 1. The item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A1~A9)
表1. 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项目分析(A1~A9)
**表示p < .01,*表示p < .05。
Table 2. The item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A10~A18)
表2. 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项目分析(A10~A18)
**表示p < .01。
3.2. 因素分析
在项目分析删除第1题后,对整份量表其它17个题项实施探索性因素分析,先考验Bartlett球形检定显著性及KMO系数,若Bartlett球形检定小于.50,KMO系数大于.50,则表示量表各题项适合因素分析(吴明隆,2016)。结果显示,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501.630,自由度为136,显著性为.000,小于.50,KMO系数为.683,大于.50;这表示预试量表17个题项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由于量表编制时,在文献分析后,已将题项归类为三个明确的层面([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支持]),因此探索性因素分析就选取了[限定抽取共同因素法],在因子分析萃取上,限定萃取三个因素,对量表17个题项采用[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转轴采用直交转轴的[最大变异法](varimax),主成份分析发现,17个题项的共同性在.542至.785间,按共同性须大于.20为准则,显示每一个题项与其它题项可测量之共同特质较多,适合主成份分析(吴明隆,2016);实施最大变异法、主成份分析法后的结果发现,由于限定萃取三个共同因素,转轴大于1的特征值也会为三个共同因素,转轴后三个共同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4.646、3.348、3.323,相应转轴后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7.329%、19.695%、19.550%,解释总变异量为66.574%。以解释总变异量须在50%以上为准则(吴明隆,2016),预试量表的因素分析所决定萃取的三个因素层面之结果是理想的。
表3显示了转轴后的因素矩阵之第一个共同因素所包含的题项,结果显示,第13至第18题,以及第11题(A13~A18、A11),这7个题项在共同因素一的负荷量较大,在共同因素二、共同因素三的负荷量较少,因此共同因素一包含了第11题、第13题、第14题、第15题、第16题、第17题、第18题(A11、A13、A14、A15、A16、A17、A18),由于共同因素一的第13题至第18题属于[信息支持],只有第11题:[若有需要时,有人会协助我处理孩子的学业、情绪、行为或其他各项问题]不属于[信息支持],在最初预试量表的设计上,第11题属于[实质支持],因此必须要将第11题删除;表4显示了转轴后的因素矩阵之第二个共同因素所含的题项,结果显示,第7至第10题、以及第12题(A7~A10、A12),这5个题项在共同因素二的负荷量较大,在共同因素一、共同因素三的负荷量较少,因此共同因素二包含了第7题、第8题、第9题、第10题、第12题(A7、A8、A9、A10、A12)。表5显示了转轴后的因素矩阵之第三个共同因素所含的题项,结果显示,第2题至第6题,这5个题项在共同因素三的负荷量较大,在
Table 3.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first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1 contains the items
表3.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一包含的题项
Table 4.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first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2 contains the items
表4.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二包含的题项
Table 5.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first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3 contains the items
表5.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三包含的题项
共同因素一、共同因素二的负荷量较少,因此共同因素三包含了第2题、第3题、第4题、第5题、第6题(A2、 A3、A4、A5、A6)。由于共同因素二、共同因素三所包含题项都能归类于同一层面,所以不需删除题项, 最终在整个因素分析中只删除了第11题,删题后,就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
删除第11题重申再做另一次因素分析,第二次分析显示,Bartlett球形检定卡方值为455.963,自由度为120,显著性为.000,小于.50,KMO系数达到.689,大于.50,这表示删除题项后、剩下16个题项的预试量表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二次主成份分析法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共同性在.560至.782间,按共同性须大于.20为准则,这表示每个题项与其它题项可测量的共同特质较多,适合主成份分析(吴明隆,2016);采用最大变异法、主成份分析法所得出的结果显示,转轴后三个共同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4.283、3.316、3.208,相应转轴后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6.767%、20.724%、20.047%,解释总变异量为67.539%。以解释总变异量须在50%以上为准则(吴明隆,2016),预试量表的因素分析所决定萃取的三个因素层面之结果是理想的。而第二次因素分析的解释总变异量大于第一次因素分析的解释总变异量(第二次的67.539%大于第一次的66.574%),说明删除第11题是适合。
表6~表8均分别显示了第二次因素分析中、在转轴后的因素矩阵之第一个共同因素、第二个共同因素、第三个共同因素所包含的题项,结果显示,共同因素一[讯息支持]包含了第13题、第14题、第15题、第16题、第17题、第18题(A13、A14、A15、A16、A17、A18);共同因素二[情感支持]包含了第2题、第3题、第4题、第5题、第6题(A2、A3、A4、A5、A6);共同因素三[实质支持]包括含了第7题、第8题、第9题、第10题、第12题(A7、A8、A9、A10、A12)。所有题项在经过第二次因素分析后,每一个题项能有效归类于原预试量表设计中的因素层面,因素一[讯息支持]的6个题项(A13、A14、A15、A16、A17、A18)之因素负荷量介于.729至.861之间;因素二[情感支持]的5个题项(A2、A3、A4、A5、A6)之因素负荷量介于.725至.858之间;因素三[实质支持]的5个题项(A7、A8、A9、A10、A12)之因素负荷量介于.684至.844之间。各因素层面之题项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在.500以上,转轴结果可以接受。第二次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删除第11题后,预试量表剩下的16个题项能归类于原有预试量表的层面,也能够测量出融合生家长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3.3. 信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考验结果如表9显示,[情感支持]所包含的5个题项(A2、A3、A4、A5、A6),其Cronbach α系数是.851;[实质支持]所包含的5个题项(A7、A8、A9、A10、A12),其Cronbach α系数是.839;[讯息支持]所包含的6个题项(A13、A14、A15、A16、A17、A18),其Cronbach α系数是.909;另外整个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865。按层面的Cronbach α系数在.80~.90间为[理想]、在.90或以上为[十分理想]作准则、以及以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在.80~.90间为[理想]作准则来判定(吴明隆,涂金堂,2016),[情感支持]、[实质支持]的信度是理想的,而[讯息支持]的信度则是十分理想,整个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也是相当不错的。
Table 6.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second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1 contains the items
表6.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一包含的题项
Table 7.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second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2 contains the items
表7.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二包含的题项
Table 8.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second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3 contains the items
表8.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三包含的题项
Table 9.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表9.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信度分析
4. 结论
本研究对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编制,首先透过文献分析,建立量表的三个理论层面([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支持]),并在专家多次检验、及对题项进行反复修改下,构建了较好的专家效度。项目分析上,删除第1题后,其它各个题项与量表总分具有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在.30以上,说明量表中除第1题外,各个题项所测量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心理特质属性是非常接近。综合上述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的部分,整理如表10。
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结果表明,在删除第1题、第11题后,剩下16个题项的共同性在.560以上,显示这16个题项中、每个题项与其它题项可测量的共同特质会较多,三个共同因素在转轴后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6.767%、20.724%、20.047%,解释总变异量为67.539%;在删除第1题、第11题后的转轴因素显示,每一个题项能有效归类于原预试量表设计的因素层面,各因素之题项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在.684~.861之间,整份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而对量表结构的可靠性、稳定度上,以内部一致性考验,可发现各层面的Cronbach α系数均在.839以上,整份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在.80以上,各项系数都能符合心理测量之要求,量表具较好的信度。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的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具有
Table 10. The pre-test summary table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表10.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预试摘要表
良好的信效度,可在未来相关研究领域使用。
附录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
以下部分主要了解您在照顾融合生的孩子时,您心里的感受状况。请您在最适当的一个□中打P
注:项目分析后,删除了A1题项;因素分析后,删除了A11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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