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Fromm在《爱的艺术》中写道,“人类的爱情可能也会遵循社会交换的模式,但是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Fromn, 1956/2008)。但我们难以否认一个事实是:恋人关系这种重要的人际关系,同样遵循普通人际关系的交换模式和原则,且比普通人际关系更复杂。Hatfield等人(2008)从进化论、文化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公平理论应用于亲密关系研究的合理性。研究者认为,不论西方或非西方的个体都会把公平作为社会交往的黄金准则(Aumer-Ryan, Hatfield, & Frey, 2006)。有学者提出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是双方都感受到共有知觉工具性,即知觉到自己是伴侣重要目标的工具,同时把伴侣看成是自己重要目标的工具(Orehek & Forest, 2016)。心理学近三十年的研究也发现,伴侣关系间确实存在遵循公平原则交换关系,但这种交换并不像市场交换那样必须要求等价、即时(Batson, 1993; Taylor, Peplau, & Sears, 2000/2004)。国外关于公平理论在亲密关系中的应用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目前已经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在中国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
本文依次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公平理论在亲密关系中应用的研究现状、测量方式及影响因素。一方面提供了探索亲密关系的新角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发展出适合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测量亲密关系的方式,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对亲密关系中公平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2. 相关理论及研究状况
2.1. 相互依赖理论
社会关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Homans (1958)在研究社会行为时提出并作深入地阐述。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社会交换理论中的相互依赖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了人际交往模式,它假设人们在交往过程会不自觉地记录下自己在关系中的付出和所得,即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奖赏,并对此进行权衡和比较(Kelley, 1987)。成本和奖赏是社会交换的中心要素,成本是指发生在关系中的消极结果,奖赏是指在交往中获得的任何收益;奖赏和成本都具有两种性质:一是特定性,如爱这种情感,不仅有特殊性和排他性,且奖赏的价值更多地依赖于爱的付出者;二是具体性,如金钱等这些看得见的有形的东西,且这是不需要由特定的人给予(Taylor, Peplau, & Sears, 2000/2004)。关系的质量往往取决于关系中的个体对付出和结果的权衡,当事人在关系中获益过多或不足均对关系质量有负面影响(Rusbult & Van Lange, 1996)。此外,个体也会在对不同的关系之间进行比较(Van Lange & Rusbult, 1995):过去的关系好于现在的关系,则极有可能放弃现在的关系;备选关系好于现在的关系,且放弃现在的关系并不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则可能结束现在的关系。夫妻、恋人这样的亲密关系虽具特殊性,但其交往模式同样遵循社会交换的相关模式和原则(Hatfield & Rapson, 2011)。
2.2. 公平理论
在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将经济学中的公平理论应用于人际交往模式。Adams (1965)认为只要有社会交换发生就会有公平和不公平之分,而社会交换发生的关系可以是队友、师生、情侣、亲子等。公平理论从提出之时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Walster, E., Berscheid, and Walster, G. W. (1973)首先将公平理论应用于亲密关系的研究中。而后有研究者提出了对亲密关系中公平的心理测量方式,并发现公平理论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价值(Hatfield, Traupmann, & Walster, 1979)。公平理论认为只有人们觉得自己在关系中既没有多得、也没有少得的时候,对当前的关系才是最满意的。它假设人们既不喜欢占便宜,也不喜欢被人剥削,主要包含四个部分:第一,无论男女都在最大化追求愉快,最小化遭遇痛苦;第二,社会让人们都表现得公平和平等,团体也会表扬那些公平对待他人的个体,惩罚那些不公平对待他人的个体;第三,人们得到他们值得得到的东西会感到舒适,如果受益过多就会有负罪感、愧疚感和羞耻感,如果受益不足,则会悲伤、生气和憎恨;第四,在不公平的关系中,人们会尝试减少压力和不满,通常会采取修复心理公平感、追求实际的公平和离开这段关系三种方式(Hatfield, 1979)。
恋人或夫妻关系是我们离开父母进入社会建立的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带给我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理想中的爱情都是慷慨大度、无私奉献的,但现实中伴侣之间的投入和回报的平衡影响着恋人、夫妻的关系满意度。Van Yperen and Buunk (1990)的对伴侣间公平和关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显示,感知到关系公平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亲密关系满意度。Vanfossen (1981)的研究结果也发现,相比那些在家务事和照顾孩子方面得到丈夫公平对待的女性,未得到公平对待的女性更倾向于表现出对关系不满意。还有研究发现,为了保持情侣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满意度,恋人至少要保证投入和回报的比率为5:1 (Brehm, Miller, Perlman, & Campbell, 2001/2005)也就是说关系的成本与关系的质量并不是成正比的,投入越高并不代表回报越高或关系质量越好(Clark & Grote, 1998)。由此不难看出,要保证关系的稳定性和满意度,当事人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Kordoutis (2007)的研究发现大学生亲密关系中的公平对关系满意度和彼此的情感交流有影响;Bakker, Petrou, & Tsaousis (2012)的研究也发现,亲密关系中的不公平会增强伴侣的抑郁体验,Peterson (1981)也认为,相比在亲密关系中未感知到公平的个体,感知到公平的个体有更高质量和更长久的亲密关系。综上所述,亲密关系中的公平感知对关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
3. 亲密关系中公平的测量
3.1. Hatfield的一般测量方法
Hatfield的一般测量方法(the Hatfield Global Measure)对亲密关系中的公平感进行测量(Hatfield, Traupmann, & Walster, 1979),询问被试“比较恋人关系或夫妻关系的投入和从中得到的回报,以及你的伴侣对你们恋人或夫妻关系的投入和从中得到的回报,你觉得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呢?”,使用−3到3的7点评分:−3表示我的伴侣比我得到的多得多,3表示我比我的伴侣得到的多得多。Hatfield等人(1979)的七年追踪研究使用一般测量方法考察公平与性出轨的关系,结果发现受益较多的那一方更不容易出现性出轨,而受益不足的那一方则更容易发生性出轨。一项针对夫妻一方中患有癌症的亲密关系公平与关系质量的研究也采用了Hatfield的一般测量方法(Kuijer, Buunk, & Ybema, 2001)。
3.2. Adams的数学计算法
另一种测量亲密关系的方法就是沿用Adams (1965)在经济学中测量公平的方式,这是一种具体而详细的公平测量方法(detailed equity measures),即分别测量双方为彼此的付出和从中得到的回报,对伴侣付出和回报的某些方面进行加权,然后计算回报与付出之间的比值或差值。学者广泛收集与付出和回报相关的项目,通过被试对题目的反应最终确定量表的题目,经过反复的探索和验证得到付出和回报共包含三个稳定的因素,即个人关心、情感关心和日常关心,最终构建出该量表(Traupmann et al., 1981)。
3.3. 两种测量方法的比较
两种测量方法中,Hatfield的一般测量方式测量的是个体相对主观、整体的公平感知,而Adams的数学计算法更加客观、具体。研究者通过同时使用两种测量方法来考察关系的满意度和承诺时发现,一般测量方式更能准确地预测亲密关系的维持时间(Van Yperen & Buunk, 1990)。Smith and Schroeder (1984)对两种测量方法的验证研究意外地发现,相比严格计算付出和回报的测量方法,公平的一般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与日常关怀和情感关怀方面有很强的正相关;还发现上述两种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的相关性显著,但效应量很小。也有研究结果显示一般测量方法和数学计算方法所测量的结果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Hatfield, Traupmann, Sprecher, Utne, & Hay, 1985)。虽然前人的研究已经对亲密关系公平进行不同方法的测量,但两种测量方法的结果却一直未得到统一。根据两种测量方式对不同方面的预测效果的差异性,学者可根据研究目的选择不同测量方法。将来的研究还需要针对两种测量方法的关系做进一步探索。
4. 亲密关系中公平的影响因素
4.1. 性别差异
Van Yperen & Buunk (1990)的追踪研究发现,无论在恋爱或婚姻中女性均比男性感受到更多的不公平,人们普遍认为照顾孩子和家庭是女性的天职,(Rosenblatt & Cunningham, 1976),为家庭奉献自我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已婚夫妇的研究中也发现(Peterson & Maynard, 1981),那些为家务和养育后代做出更多牺牲的女性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受到伴侣不公平的对待,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也更低。由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不一样,各自重视的内容也不相同,因此对亲密关系中公平的感受和评价也有差异。女性比男性更看重家庭关系的和睦,认为对关系有利的付出都是积极的,如果伴侣对此段亲密关系的发展表示漠不关心,女性就感受到不公平,但男性并不会产生此种情况(Van Yperen & Buunk, 1991)。综合上述,在不考虑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背景差异的情况下,男性对亲密关系中的公平感知普遍比女性要高,且男性对关系的满意度也要高于女性。
4.2. 依恋类型
相比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更多认为自己在关系中得到公平地对待(Grau & Doll, 2003)。焦虑型依恋的个体则倾向于认为他们在关系中获得不公平的对待,且伴侣的付出总是少于自己的付出(Grau & Doll, 2003)。回避型依恋在关系中的情感交流很少,他们往往不善于关心和支持伴侣,也很少能采取积极的应对行为,因此会被伴侣误认为付出得不够(Collins & Feeney, 2000),这就会给伴侣带来不公平的体验,对关系有消极影响。不同的依恋类型对亲密关系中公平的感受不一样。个体的依恋类型导致对付出和回报的感知不一致,可能是降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之一。
4.3. 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会赋予公平不同的权重。Cunningham (1976)研究发现,公平对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认为公平相对没有那么重要,而Hui & Triandis (1990)的研究发现那些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关系中则会更多地考虑回报,以及是否受到公平待遇。不同文化背景导致不同的行为差异,集体主义文化倡导人们付出和奉献,相互依赖是人际交往的模式;而个体主义文化倡导人们表现自我,追求自我利益及付出与回报的平衡。正是这些行为的差异导致不同文化个体对公平的感知不一样,美国的男性和女性均感到自己在婚姻关系中被公平对待,而牙买加、西印度等地的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感受的公平非常少(Aumer-Ryan et al., 2006)。
5. 小结与展望
目前,国外从公平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亲密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基本没有。国外关于公平理论在亲密关系中的应用的初始研究主要针对已婚夫妇,随后的研究将恋爱中的大学生和未婚人士也作为研究对象。Peterson & Maynard (1981)对已婚女性公平感的研究发现,承担更多家务的女性倾向于认为自己在夫妻关系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Aumer-Ryan及其同事(2006)也采用已婚夫妇来研究不同文化女性的公平感差异,研究发现东方已婚女性比西方更容易在关系中感受到不公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关于公平理论在亲密关系中的应用研究中主要探讨了亲密关系中公平感对关系质量的影响。Traupmann and Hatfield (1983)通过随机访问麦迪逊和威斯康星的已婚夫妇,发现那些在婚姻关系中受到公平对待的个体对关系更满意,感受到更多的爱。同样有研究发现公平感也会影响婚姻关系的稳定性(Mikula et al., 1998; Yperen & Buunk, 1990),且在婚姻关系中感受到公平的个体更愿意和伴侣长久地在一起。在已有的中文数据库中并没有发现中国文化下公平理论在亲密关系中的应用的文献。
公平理论借鉴经济理论,将情感中的付出和回报变成一种交换,该理论为认识亲密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看重自己付出劳动后得到的收获;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国家,主流文化倡导无条件地为他人付出和奉献,但仍免不了在人际交往中衡量付出和回报。目前,中国文化下研究公平理论在亲密关系中的应用较为缺乏,这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此,我国学者在这一角度的研究应着重于集体文化主义的背景下,首先要了解个体对亲密关系中公平的重视程度和平均感受水平;其次要发展出适合测量中国人对亲密关系中公平感受的测量工具,用来了解中国人对亲密关系中公平感知情况的现状;最后要探讨中国人的亲密关系中的公平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为亲密关系中公平感知做出科学的解释和指导,以及该结果是否也和国外的研究结果一样可以预测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