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HS  >> Vol. 6 No. 1 (January 2018)

    湖南绅士与时务学堂的新旧文化之争
    The Old and New Cultural Battle between Hunan Gentry and the Current Affair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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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顺富: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长沙

关键词:
湖南绅士时务学堂文化之争Hunan Gentleman Current Affairs School Cultural Debate

摘要:

湖南绅士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下,出现了向西方学习,变法求强的开放思想。为了培养近代湖南实业建设急需的人才,湖南绅士创办了时务学堂。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后,改变了原有的办学宗旨,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平权思想,使时务学堂风气大开,反封建专制的维新变法思想日趋高涨,引起了湖南保守绅士的极大恐慌,他们以学术论争为幌子,开展了全面的文化论争,使官绅一体的维新阵营迅速解体,思想活跃的时务学堂随之沉寂。

Western learning, reform and open thought were proposed when the Hunan gentleman were stimulated by the failure of Sino-Japanese War.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modem Hunan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talents, Hunan gentleman men started school. When Liang Qichao became the keynote speaker, he changed the original purpose to advocate the bourgeois democracy and parity. It opened school climate, encouraged the thought which was against the feudal autocratic reform movement and caused a panic among Hunan conservative gentleman. Disguised as academic controversy, they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debate which broke up the reform camp and turned the active school spirit to silence.

1. 引言

甲午战争后,湖南出现了官绅一体共谋维新的互动局面,但是,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士人很难担负起向西方学习的改革重任。为了适应湖南近代实业建设的发展需要,湖南绅士创办了培养新式人才的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梁启超以时务学堂为阵地,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思想,批判封建的三纲五常和君主专制统治,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传统的政治制度,从而背离了湖南保守绅士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实业人才的初衷,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导致了时务学堂的新旧文化之争,使官绅一体的维新阵营出现了解体,思想开放、充满激情的时务学堂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迅速走向衰落。

2. 湖南绅士创办时务学堂的动因与文化之争的时代背景

湖南维新派的学习西方首先是从器物文化开始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大多数湖南绅士看来是中国“技不如人”,而不是整个政治体制出了问题,最多是文化教育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必须作有利于挽救时局的改革。只有少数激进维新派已经看到了中国制度文化也有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地方,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问题,这种看法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加深,但在最初他们还是把着力点放在转移人们的文化观念方面,毕竟一种新思想、新文化的植入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因此,选择从器物文化入手更容易为湖南士人阶层所接受。谭嗣同在《上江标学院》书中说得很明确,“为今日湖南计,非开矿无以裕商源,非制器无以饬军政,而开矿、制器诸事,随在与算学相资,故兴算一节,非当世之远模,抑亦湘省之亟务”( [1] , p. 182)。他的这一看法与湖南地方官吏陈宝箴,江标等人不谋而合。甲午战争前后,湖南天灾人祸不断,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立有殊勋的湘军将领家族手中。连年的反洋教、拒洋务,更是社会动荡不安,水旱灾害,使湖南粮价飞涨,战后赔款,湖南每年要负担70万两,湖南财政更是雪上加霜,而要举行新政,更是处处需款,因此,开辟财源就成了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当务之急。他首先推行的新政措施就是兴办近代工商实业,他的这一措施获得了湖南绅士的广泛支持。湖南绅士刘镇、张通典、邹代钧、朱昌琳等积极投身于湖南的矿业建设;谭嗣同、熊希龄、王先谦、蒋德钧等绅士则投身于内河航运业和争取粤汉铁路从湖南经过的活动;绅士王先谦、张祖同、熊希龄、刘国泰、杨巩等投资于近代的制造业。“由于外患的刺激,湖南官绅力图挽回利权、富国强兵,对兴办工商实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使素以仇视洋务出名的湖南风气渐开”( [2] , p. 79)。

近代企业的设立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湖南新式技术人才从哪里来。1896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股东蒋德钧向公司负责人王先谦、张祖同、熊希龄建议在公司下面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后由王先谦领衔上报湖南巡抚陈宝箴,获得批准,湖南时务学堂由此建立。

最初时务学堂办学的宗旨与当时的洋务学堂并无区别。陈宝箴在1897年9月公布的《为招考湖南时务学堂学生示》一文中强调:“查泰西各学,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辅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习熟,即由本部院考选数十名,支发川资,或咨送京师大学堂练习专门学问,考取文凭,或咨送外洋各国,分往水师、武备、化学、农学、矿学、商学、制造等学堂肄业,俟确有专长,即分别擢用。其上者宣力国家,进身不止一途;次者亦得派称[充]使馆翻译、随员,及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帮办;即有愿由正途出身者,且可作为生监,一体乡试。中国自强之基,诸生自立之道,举莫先于此矣”( [3] , p. 1239)。从这里不难看出陈宝箴的办学目的依然是造就“以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人才,可见1897年上半年以前的湖南“维新事业”,还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文化范畴。陈宝箴、江标还没有具备推进政治变革的文化心理,直到1897年下半年黄遵宪、徐仁铸、梁启超等人相继进入湖南之后,才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思想引入湖南,湖南的维新运动才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始向制度文化的方向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如《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一文中所言:“窃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指1897年夏天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羽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 [4] , p. 164)。可见,时务学堂是在器物文化变革的声浪中诞生的,是在洋务派绅士所认可的范围内安静的降临,尚带着浓重的洋务学堂的气息,如果不是素有民权思想的梁启超前来主持时务学堂,在课堂上暗中灌输民权、平等学说,它就不可能发出那样耀眼的政治光芒,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

时务学堂最初的动议创设是作为湖南实业事功发展的附属部分而出现的,这必然会局限它的发展,何况王先谦等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绅士抱定的看法为现今当务之急是“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这可能是激进维新派熊希龄所不满意的事情,因此,他建议将制造公司中的轮船、制造、学堂三事分开。商议结果为:由汤聘珍主持轮船公司,后又推张祖同专办;王先谦负责宝善成公司;熊希龄独办时务学堂。

熊希龄独办时务学堂后,就取消了把时务学堂办成工艺学堂的打算,在征得陈宝箴及部分官绅同意后,决心办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学堂。于是,邀请激进维新派谭嗣同、“染明治新政,主变从西法”( [5] , p. 410)的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是湖南官员中唯一亲身到过日本、欧、美等国,眼见最开阔,思想最新的人,当时湖南官绅一致认为,时务学堂总教习“非达人时贤,且学贯中西者不足以孚众望”( [6] , p. 75)。黄遵宪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翻译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得到了湖南官绅的一致赞同。

湖南时务学堂于 1897 年 9 月 24 日 正式招生,报考人数多达4000人,但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40名,比原计划录取60名还差20人。时务学堂在它易名之前,总共招收了3批学生,第2批招生于 1898 年 3 月 22 日 ,共录取内课生(兼学中西文的学生) 30名,外课生(专学中文不学西文的学生) 18名,附课生(成绩教差、年龄较大的学生) 7名;第3批招生于1898年5月,共录取内课生46名,外课生52名,备送北洋生10名。时务学堂3期合内、外、附课诸生共计203名,住堂肄业者为116人( [6] , p. 85)。基本上都是年纪较小,拥有低级科举功名,可堪造就的人才。

由于《时务报》负责人汪康年不愿意放梁启超、李维格等人入湘,后经湖南官绅的多方交涉,梁启超、李维格于1897年11月14日到达长沙,同来的还有梁启超聘请的中文分教习韩文举与叶觉迈,李文格聘请的西文分教习王史。梁启超因为主张维新变法,又以主编《时务报》而名盛一时,因而,他们受到了湖南官绅的热烈欢迎,或宴请,或邀游岳麓山,“宾客盈门,款待尤渥”。就连王先谦也放下了大名士的架子,与张祖同“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 [7] , p. 73)。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梁启超等人入湘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湖南之士气,为变法维新提供一个试验基地和变法样板。早在北京强学会遭封闭后,梁启超就有赴湖南开一片新天地的想法。1896年4月2日,他写信给汪康年,认为湖南居于天下的中心,而且士气旺盛,民气可用,又有思想开放、敢作敢为的陈宝箴在这里担任巡抚,是个有所作为的地方,这可能是上天不想灭亡中国的好兆头吧。并说如果汪康年的《时务报》不能顺利创刊,他就不能再等,只好舍痛割爱,转赴湖南,投奔陈宝箴,希望汪康年能利用与陈三立、邹代钧的关系,帮其从中介绍( [8] , pp. 1831-1832)。他在上海时就对入湘办学宗旨有过规划,并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商议出四种办法:“一渐进法;二激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主,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梁启超主张采用第二、第四两种办法。康有为“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 [9] , p. 88)。因此,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后,就按照他原定的办学宗旨,对时务学堂的教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时务学堂的教学活动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教师讲授,二是学生作札记、教师批答,三是师生讨论(问答)。全部教学活动的核心在于,从政学至上的观点出发,借助《春秋》、《孟子》等儒家经典,发挥西方的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向学生灌输政治激进主义,为变法维新、改良政治创造条件( [10] , p. 103)。他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里,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其办学宗旨。他制定的“学约十章”: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治世,十曰传教。这些条目,从形式上来看,与传统的儒家教育好象没有什么两样,仍旧把“内圣外王”的个人修身功夫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企望通过个人自我的内心修炼,达到符合圣人的人格规范,再以“内圣”开出“外王”,培养出合乎时代要求、为国建功的人才。但在实际上是在继承儒家思想精华的同时,更多的强调了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无疑是对“康学”的继承和发挥,是与今文经学、变法维新密切相关的。很显然,梁启超是想借助传统文化的外衣,来宣传他所醉心的民权革命学说,培养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的变法人才,这就是其用意所在。

梁启超早在《时务报》任主笔时,就曾经有意识地宣传过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但是因为与张之洞和《时务报》创建诸人早有约定,不敢在报上发表有损于朝廷的过激言论,因此梁启超在宣传其师的政治主张上,还不敢大张旗鼓,显得比较隐晦和克制。但是,到了时务学堂,他就象放飞的鸟儿,没有了约束,故而敢于放言高论,毫无顾忌。梁启超在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的时候,就提出“推孔教以仁万国”( [11] , p. 24),有意鼓吹康有为创立新孔教的意义,把孔子作为维新变法的活标本,要人民加以效仿。在其所撰写的《读西学书法》中,梁启超更是要求学生深刻理解乃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真正含义,强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教主,孔子改定的儒家六经是历朝历代治国兴邦的经典著作,东汉以来所畅行的所谓古文经学并不是儒家的正宗,而是刘歆的伪造,东汉以来以训诂名物为基本特征而至乾嘉时代鼎盛一时的所谓汉学也并不是儒学正统,而是儒学的变异与无聊。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三代以后中国君权日尊,民权日衰,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而导致这一恶果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凡此种种激烈言论,势必与正统学说发生冲突,开启新旧势力之间的争论”( [12] , p. 672)。

时务学堂中最为激进、最有争议的观点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学生所作的读书札记和教师的批语之中。梁启超启发式的演讲和“笔锋常带感情”具有异端倾向的文章,深深的激荡着学生们的思想,学生们在打开了西学门径之后,看到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心中的澎湃之情不言自明,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跃然纸上,因此学生的札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激烈的异端倾向。而梁启超的批语更强化了这种情感意识,引导着学生对自由、民权、平等的深思。梁启超就曾在学生提及民权学说的札记中借题发挥,将《春秋》大同之说比拟于西方的民权思想,并且声称如果汇集六经中有关民权的文字,那一定是浩如瀚海,他强调君主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是“孔子绝大精义”,臣民也有自主之权,这是平等的真谛。他认为应以《孟子》为宗旨,以泰西为楷模,救民患,重民权,达民隐,开民智,做到“上下有议院,君民有国会,官商有公司”( [10] , p. 127);对于学生们札记中提到的议院、西法,梁启超也大加赞赏。在他看来,西人所实行的“一切更张制度”,中国的圣人早就说得很详细,想得很周到了。“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再如公法,“公法之源,惟理与例。愚以为《春秋》之旨,亦不外此理例二字。”再如弭兵,“此孟子半生精力,一片苦心,处处有民胞物与之怀,欲以王道救中国,且欲以王道救地球也。”而“美国瑞士,便是不言兵而国自强”( [10] , pp. 135-136)。他认为议院思想中国虽古已有之,但没有从思想转化为现实,那是因为中国的君主专制时间太长,扼杀了其成长的生机;梁启超对于学生札记中提到的废除跪拜式的旧礼仪问题也深表赞同,强调如果不先废除跪拜礼仪,君主端拱于上,群臣俯首于下,就没有平等议事的可能,维新变法也就无从说起,这不仅会令外国人耻笑,更无法建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政治体制;对于学生们札记中提到的象征改朝换代的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敏感问题时,梁启超也是直抒己见,毫不回避,声称“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生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13] , p. 549);他进而指出政教是国家强大,种族兴盛,人民幸福的关键。国家可以易姓改号,种族可以进种改良,但和平、博爱的儒教精神不能中绝。相反,儒教就是要以这种精神征服世界,达到大同的理想境界。要解救国民的现实苦难,也需要从政教入手,为此可以不惜牺牲保国的目标——推翻满清统治。

梁启超之所以在时务学堂的教育中,煞费苦心的披上儒学的外衣,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中找寻改革的依据,把西方的先进制度附会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既是中国冷酷的现实政治所逼,又是岭南文人飘逸浪漫的个性和富于想象的乌托邦理想的体现。梁启超等人知道,在儒家文化被强烈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不可能离开孔孟之道奢谈任何改革,而只有将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因子和现实的变革措施联系起来,才能为变法维新争取合法地位,不至于有“离经叛道”之讥乃至革职杀身之祸。岭南知识分子的“思想又总是溢出或突破现实划定的可能性极限,飘游于玄思冥想的乌托邦之域”( [14] , p. 217),作为岭南知识分子的梁启超也不例外。因此,在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面前,“烂漫”而富有人文哲思的梁启超,不仅仅承受着亡国灭种的痛苦,更有一种书生救国的强大精神压力。作为一个剧变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敏锐地觉察到儒教价值观念所受到的根本冲击,在滚滚而来的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面前,传统的儒学文化有些力不从心,穷于应付,从而产生一种“文化认同危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为济世救民,必须通权达变,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目的,使得梁启超既不沉溺于儒家文化昔日的辉煌,在回忆先人的丰功伟业中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也不胶着于国家、百姓的眼前得失,更不考虑个人的生死荣辱,而是执着于中西文化的综合、大同理想的追求。“从梁启超许多言论的字面上看,他是要唤醒整个国民的纯粹良知与道德心,实则其目的在于培养出一个道德高尚的知识阶层作为改革的生力军( [14] , p. 260)。所以,他对时务学堂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3. 时务学堂新旧文化之争的始末与实质

时务学堂激进的教学内容,显然是湖南守旧绅士所不能容忍的。但在1898年春节之前,由于学生住在学校之内,与外界没有什么接触,校内空气尽管日日激变,校外依然是一个“安静的世界”。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湖南各界对时务学堂赞赏有加,认为教员卖力,学生用功。但是,到了是年春节放寒假的时候,回家过年的学生向亲友出示其具有异端思想的札记,不久,长沙实学书店、叔记新学书局又相继刊刻了学堂课艺及批语,于是“全湘大哗”,引起了新旧两派激烈的文化论争。

这场新旧文化之争首先是由湖南最有名的书院——岳麓书院的学生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等人发其端,湖南巨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助其浪,扬其波,张祖同、孔宪教、黄自元等一大批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绅士附其后,而形成滔天巨浪的,使充满生气的时务学堂陷入了谣言和攻击的泥潭。

这场文化之争是以学术论争为外壳,以政治论争为内核,其最终落脚点是在维新变法上。守旧派以学术论争为幌子,以厘清学术,使儒家学说恢复正轨为号召。他们指斥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宣传的西学不是真西学,而是歪曲圣贤之道的“康学”。 1898 年 6 月 30 日 ,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等人上山长王先谦书中,明确指出:“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 [4] , p. 164)。在他们看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而是出于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伪”书。康、梁坚持伪经说,坚持素王改制,是“想当然”,毫无根据,其用心是“以便于其推行新法之实”( [4] , p. 15)。他们认为,这种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康门之士,每欲举一切旧学之书,大声疾呼而废之,于是人不知有古书,惟知有康学。将来外人用事,尊南海如巨子,奉时务为前驱,此其处心积虑,视始皇坑儒愚黔首之智,尤为过之。无怪其徒日日欲为始皇呼冤,人人欲学李斯焚书也。学术之坏如此,时事尚可言乎!”( [4] , p. 91)。因此,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在接到宾凤阳等人的上书和叶德辉送给他的时务学堂的教习评语后,也打着维护圣教的幌子,联络前云南补用道刘凤苞、编修汪概、工部郎中蔡枚功、候选郎中张祖同、吏部主事叶德辉、工部主事郑祖焕、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前宁夏府知府黄自元、前华容县教谕严家鬯等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于 7 月 10 日 向巡抚陈宝箴递交了《湘省公呈》,要求撤换教习,并附上宾凤阳原信。《公呈》说:“为政先定民志,立学首正人心,损益乃百世可知,纲常实千古不易”( [4] , p. 169)。他们攻击总教习梁启超、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致使胸无主宰的学子误以康学即是时务,争相趋附,要求屏退主张异学之人。 8 月 12 日 ,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求忠书院等三大书院院长,齐集湖南学宫,邀请湘省绅士订立所谓《湘省学约》,企图通过《学约》中所标明的正心术、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等内容以纠正康梁学说对湖南青年的影响。

保守派挑起的文化之争以学术论争开其端,是因为学术论争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何况康梁的学说也是以学术探讨的方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形成很大社会影响的,他们通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样版,把历代统治者崇奉的儒家经书说成是汉代刘歆的伪造,为他们的变法维新制造理论依据。因此,保守派也想祭起学术论争这把利剑,“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利用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文化影响,来消除康梁改革思想在湖南的漫延。加之湖南的维新新政是得到湖南地方官员支持的,如果直接从政治上来反对变法维新,很有可能会遭之湖南地方官吏的压制和打击,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先从学术辩论入手,从理论依据上击垮维新派,再深入政治论争,这样就不会引起湖南地方官太大的反感,也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在湖南站不住脚。

围绕时务学堂的新旧文化之争,学术论争是其名,政治论争则是其实。不管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人士,还是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苏舆等保守人士,他们都不是在作纯学术上的论争,而是以此服务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主要目的是宣传《春秋》改制说,宣扬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改变君主政体这种以往视为神圣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以此证明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以《公羊传》、《孟子》教导学生,主要目的是为了倡导改革、倡导民权。而保守派也都看到了这一点,针锋相对,既指出维新派借学术论争为名,行宣传变法改革之实,又注重从政治变革上来进行反驳。如叶德辉在《<輶轩今语>评》中指出:“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此孔子所谓言伪而辨之少正卯也”( [4] , p. 87)在《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中,他们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肆以攻击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主要目标对着时务学堂的梁启超等人,认为这些人传播康梁异端邪说,使湖南素来淳朴的民风、原本纯正的学风大受影响。他们指出,康梁所用以蛊惑人心的,不外乎什么民权、平等这些口号,而中国及湖南目前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 [4] , p. 164)。在《湘绅公呈》里面,保守派控告梁启超借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机,“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民权之说”,“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垢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 [4] , p. 169-170)。在《湘省学约》中,保守派进一步攻击时务学堂的梁启超,声言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识之徒翕然从之”。“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酥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 [4] , p. 170-171)。从这些言语中,不难看出,保守派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他们对时务学堂的创办并无恶感,甚至认为“上年开设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兴起”( [4] , p. 169)。但是,因为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中宣传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主张民权、平等学说,败坏了封建的三纲五常,破坏了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秩序,他们认为这是教人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创办时务学堂的初衷。

4. 时务学堂新旧文化之争的因果剖析与社会影响

应该看到保守派并不是一味反对西方文化,王先谦本身就是与郭嵩焘谈洋务的知音,也是创办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公司,兴办湖南矿务局、创设湘轮以及兴办时务学堂等湖南新政初期许多新政机构的积极参与者。故他曾被更“僻陋”的旧派视为新政要角。他还撰文抨击旧科举制度,改革岳麓书院课程,增加算学、译书等新科目,并购买宣传维新变法新思想的《时务报》,供岳麓书院学生阅读。王后来自述说:“从前学堂之事,外人以为先谦主持。群相指摘。”直到他又领衔签署反对新政的《湘绅公呈》后,王仍认为:“湘人俨分新旧两党”并非因为“趋重西学”所造成。“盖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朘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故从前火柴机器各公司,先谦与闻其事,确系中心之诚,以为应办;至今并无他说”( [15] , pp. 863-864),保守派另一要角叶德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兴办工商的实际事务,但与维新人士交往密切,关注湖南新政,赞同开民智、兴工商、变科举等维新主张,与维新派成员拥有共同的话题和倾向。他认为“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故“不通古今,不得谓之士;不识时务,不得谓之俊杰……今之视西艺若雠者,一孔之儒也。”他承认泰西有善政,中国应变法,所谓制造、报馆、学堂、武备等,本身都不错,只是中国人弊重而未能运用得法。他主张:“于学之有益于几者,当博观而约取之;于学而用于世者,当兼收并蓄之。用夏变夷,则必入穴以探虎”( [16] , p. 3)他对西方文化也不轻视,认为天理人心,中西皆同。他还多次表示了对守旧“迂儒”或“旧党”的鄙夷,且特别声明:“夫维新美名也,逆党攘之以掩乱迹;守旧习闻也,迂儒持之以攻异己……彼等(指康梁等维新派)之所为乃逆也,非新也;吾辈之所争乃顺也,非旧也”( [17] , p. 3)。叶德辉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守旧派的代表。他甚至还主动地把自己的爱徒石醉六、刘先瑞、黄郁文送往时务学堂学习。应该说,叶德辉与湖南那些极端守旧派比起来,他又有开新、求变的一面。时人曾感慨说:“乡里中细民,丰心部翳目光,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人。”对于时务学堂,“则父兄所以勉其子弟者,不过觊觎膏奖,绝不知创设之何谓。而州县官以谓于考成无涉,尤视为具文,而资送寥寥。然则吾中丞及一二当事之苦心,虽揭日月而行,而邦人诸友,其能曲体深谅,出而效片壤消埃之助者,几何人矣” [18] 。皮锡瑞日记中有关湘省绅民愚昧不学、智慧难开的记载也有不少。如1897年底,他由湘潭乘船回长沙,同船有30多人,“此辈议论绝可笑,有谓电灯、电报,洋人将以此烧省城者”。他几次赴席,座中士绅多为举人、廪贡出身,或系归田官吏,然而谈及维新变法,多不赞同。皮锡瑞由此感慨“守旧维新,议论不一,予是以知湘中风气尚未开也”( [19] , p. 147)。由此可见,当时的湖南总体风气并未完全趋新,湖南的维新运动发展迅猛仍是少数精英人物的大力推动和湖南地方高官支持的结果。因此,相对于那些极端守旧者而言,王先谦、叶德辉还称得上是个比较开明的趋新者。不过这些人的趋新有一个底线,底线上的东西都好商量,而触及底线,那是他们万万不能允许的,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奋起反抗。他们赞同学习西方的技艺,也允许对某些政教制度实行适度的改革,但是,如果改革牵涉到他们心目中最神圣的君主制度、中国传统的孔教和封建道统,那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是他们的根,是不可能越雷池半步的底线。他们反对维新派的民权、平等学说,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保守派设定的改革底线。邵阳士绅召开会议,驱逐维新党人樊锥;宾凤阳等8人上书时务学堂的创办人王先谦,要求他立即辞退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湘省公呈》要求“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湘省学约》则约定“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七条条约等等,都是因为维新派的变法主张触及到了保守派最敏感的神经,越过了他们所能容忍的心理底线而作出的极端反应。

对于保守派挑起的文化论争,湖南的维新派也不示弱,进行了坚决的回击。7月14日,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联合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候选训导戴德诚等给巡抚陈宝箴上了《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并将《禀稿》登在《湘报》上,与湘绅针锋相对。熊希龄等人首先认定“通省书院积弊太深”,而其原因是“山长无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先谦;并提出定教法、端师范、裁乾修、定期限、勤功课、严监院、速变通等各项整顿措施,但其核心,在于改山长。“从前山长多半守旧、不通时务之人,若听其久拥皋比,则坐废半年岁月;若一旦辞去,又觉不近人情”( [7] , p. 71)因此,他建议仿照江苏另延山长的办法,致送全年束修,另聘学贯中西之士担任山长。其矛头所向,不言自明。15日,熊希龄又在《湘报》上公开上书陈宝箴,将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指责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人出尔反尔,为谋一己之私利,而对时务学堂恶言相加,并表示要与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人“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 [7] , p. 79)。但是,由于维新派的主将梁启超、谭嗣同先后离湘,削弱了维新派在湖南的势力,因而,无法与保守派势力进行有效抵抗。

对于这场论争,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徐仁铸等开始是站在维新派一边的,他们想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压制保守派对时务学堂的攻击,但是,保守派都是湖南地方上有声望、有影响的大绅,而且与朝廷高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轻易得罪不起的。湖南在近代是一个绅权势力强大的省份,没有这些地方大绅的支持,要干成任何事情都很困难,何况这些人以时务学堂的课艺大做文章,摘录的言词确实有不利于朝廷的过激行为,他的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来信要求严查,如果自己不加理会,必然会遭来许多的非议,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派人调阅时务学堂的课艺及教师批语,改派黄遵宪代替熊希龄总理时务学堂,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颁布《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整顿时务学堂的过激言论,参劾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伤理害道”,要求朝廷毁其书,用其人,以平息保守派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又下令追查造谣污蔑之人,利用光绪帝对湖南维新的支持,来压制时务学堂的反对派。因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激进言论而引发的文化冲突暂时得到了平息。

拉斯维尔在其名著《政治:谁在何时得到什么》中指出,任何精英都以其共同命运的象征,即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20] 。湖南新旧之争中的旧文化精英正是利用维新派“离经叛道”、“遗害君父”、“非圣乱法”的意识形态工具来攻击敌对的维新派精英,通过文化论争,来动员社会改革的反对势力,以维护他们既得的权势,形成对改革的制约机制。在“黜康学,翼孔教”的旗帜下,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文化精英始终抓住时务学堂激进的教学内容不放,肆意放大它对现实政权的危害作用,以激起统治者对维新变法派改革用意的怀疑,其手段可谓高明。孔子改制、民权平等、设议院、兴国会、变政教等,正是梁启超等新文化精英要大力宣传,而又不为当时的政治气氛所相容的思想观念。除了激进维新派分子谭嗣同、唐才常等少数人最初敢于正面坚持外,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许多赞同变法的官绅,后来都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尽管他们在湖南境内拥有极大的权力,但在这一问题上也只能退避三舍。因为他们不可能与朝廷唱反调,更不敢与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抗衡。

时务学堂自成立到政变后改为求实书院,名义上存在1年左右,实际上只存在了9个月,为时短暂,但对湖南的教育和文化变革却影响颇大,它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引进了变革文化和民主、民权观念,激发了学子们对“仁义相兼”的太平盛世的渴望,极大地开阔了学生们的文化视野,引发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使他们从愚昧和盲从中得到了解放,“湘中诸学子经此启发,风气为之一变”( [9] , p. 88)。时务学堂师生在学校改组后,大致走出了三条道路:一是继续维新事业,最终流血牺牲。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就有唐才常、林圭、田邦璇、蔡钟浩、李炳寰等诸人慷慨赴义,为“勤王”变法献出了生命;二是由维新而革命,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投身辛亥革命事业。杨毓麟、秦力山、蔡锷、唐才质等人都是在对维新事业失望,在民主革命思想的激荡下,放弃改良主张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并为此抛洒热血;三是从事教育学术事业,为国育才,为民造福。著名学者范源濂、杨树达、李复几等人都是潜心学问,才华横溢的教育家和科学家。他们的道路虽然不同,但其爱国精神、奋斗精神却如出一辙——他们为已是历史陈迹的时务学堂创造了辉煌。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立项课题《湖南近代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编号16YBA357]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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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用:
许顺富. 湖南绅士与时务学堂的新旧文化之争[J]. 历史学研究, 2018, 6(1): 8-17.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18.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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