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腐败是权力腐败的表现之一,是对话语权的滥用。不同于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语言腐败的隐蔽性更强,涉及范围更广,它所蕴含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往往不易被察觉。语言腐败能侵入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在浑然不觉中腐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如不及时发现和治理,不仅阻碍当前社会的发展,也会对下一代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尝试以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模型,通过分析语言腐败案例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发现其特点和规律,以便更清晰地揭示其本质,并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
2. “语言腐败”的概念及研究现状
“语言腐败”最早是美国左翼作家乔治·奥维尔在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提出的。奥威尔认为,语言腐败的根源是政治和经济的腐败,它腐蚀人们的思想,思想腐败进而加重语言腐败,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1] 。关于语言腐败与思维的关系,奥威尔举了个形象的例子:某人可能因自认失败而酗酒,之后又因酗酒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他指出,语言也是如此:思想愚钝导致语言的丑陋和不精准,而粗俗拖沓的语言又容易形成愚钝的思想。有意识地抵制语言腐败是防治的关键 [1] 。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1984》中,奥威尔创造了一个名词“新语(Newspeak)”。这种语言通过将互相矛盾的概念合二为一,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阻碍异端者的思想表达。比如“和平即战争”“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再如,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部门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等 [2] 。“新语”是极权主义的产物,也是语言腐败的典型表现。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操控语言绑架或重塑现实,剥夺人们思维和表达的自由,以巩固强权政治。
国内最早提到“语言腐败”的学者是刘英凯。他在1985年发表的《现代美国英语不正文风探讨》一文中分析了英语中的语言腐败现象,在探讨不正文风的根源时引用了乔治·奥威尔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的论述,但并未阐述什么是语言腐败 [3] 。首次探讨“语言腐败”概念的学者是张维迎。2012年4月21日他在“2012年中国绿公司年会电视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中解释了语言腐败:“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达到操纵人心的目的。” [4] 张维迎认为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指出语言腐败有三个严重后果:使语言失去了交流功能、毁坏了人们的道德、导致体制的不可预见性,他呼吁通过思想和语言自由来消除语言腐败,从而消除政治和其他领域的腐败 [4] 。张维迎对“语言腐败”概念的界定及对语言腐败现象的抨击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目前国内学者对语言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丁立福首次提出,界定语言腐败的定义时一定要触及其本质——权力,认为语言腐败是“语言文字使用人员为其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等目的,不正当使用话语权从而造成语言文字畸形发展的行为及其结果。” [5] 。丁立福从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两个角度区分了狭义和广义的语言腐败,将狭义的语言腐败作为研究重点,并从“提高语言自觉意识”、“正当使用话语权”等方面提出防治语言腐败的途径 [5] 。苏金智将语言腐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语言表达或者是语言行为做不正当的事;二是语言使用不符合常理,语言的传情达意功能受到了损害 [6] 。李凌燕、梁文华认为,语言腐败是话语主体在重构事件的过程中滥用话语权而产生的一种语用现象,其语用结果为导致话语事件模糊不清或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语用目的为了实现话语主体及其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 [7] 。以上研究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语言腐败的探讨。郝宇青、李婧 [8] 及董宏斌 [9] 等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语言腐败。郝宇青、李婧认为,语言腐败是政府及官员在政治行为发生、过程与结果一系列进程中的政治语言滥用现象,具体来说“是指部分政府部门或官员在表达政治言行时,有意或被迫使其表意模糊化、虚假化、空洞化和模式化,或任意改变话语的本意与政治内涵,以逃避责任、迷惑民众或骗取短期的政治信任,最终导致政治效率或效益低下,政治合法性递减等后果”,指出语言腐败的三大危害:严重破坏语言的交流功能、损害政府信誉与形象、浊化社会风气 [8] 。解迎春 [10] 、李文杰 [11] 和周利萍 [12] 等分别从传播学角度探索了语言腐败。
通过分析语言腐败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两大问题:一是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语言腐败”概念的界定尚有分歧,分歧主要体现在语言腐败的行为主体和言语行为表征方面。二是研究多侧重于对语言腐败的类型分析,对其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我们认为,语言腐败主要发生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但不限于这些领域,其行为主体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拥有相对强势的话语权。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 [13] 。话语权人人都有,但在不同领域,不同的人话语权有强弱之分,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绝对平等的话语权。比如在雇主与员工、教授与学生、专家与外行、医生与患者之间,前者拥有比后者更强的话语权,也更易滋生语言腐败。只要存在话语权的不平等就可能存在语言腐败。因此语言腐败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二,语言腐败的主体利用话语权歪曲现实,其目的是使腐败思想或行为合理化、正当化,以获得现实影响力。第三,语言腐败不只是单一的语言现象,它在操纵、扭曲甚至颠覆概念和事实的同时,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和认知,左右人们的价值观和言行,进而加深语言腐败的程度,形成恶性循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人类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语言影响思维。思维是通过语言来感知外部世界的,而语言并非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它可以歪曲现实,从而影响并控制思维,控制人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因此,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层面分析,语言腐败既是行为也是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语言腐败是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叙述主体,为使其腐败思想或行为合理化、正当化而有意使用歪曲事实的语言,造成语言文字畸形发展的行为及其结果。语言腐败的本质是滥用话语权歪曲事实。
3. 言语行为理论与语言腐败
3.1. 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中的语言腐败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于1962年提出的,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加以修订和发展。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不仅仅有陈述功能而且还可用来实施行为,即言语本身也是行为。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三类,又称“言语行为三分说”。言内行为即实际所说的话;言外行为即在特定语境中所说的话的交际意图;言后行为是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对听者产生的影响或效果 [14] 。奥斯汀认为,言外行为需要根据语境推导说话人的含义,它的特点是隐形的;而言后行为主要表现在说者和听者的心理互动,它的特点是无形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对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成为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之一。
我们认为,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视角分析研究语言腐败现象,有助于理清隐形的言外行为和无形的言后行为,更好的把握语言腐败的本质。
3.2. 语言腐败的言语行为表征
3.2.1. 歪曲词义以颠倒是非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根据词义三角理论,每个语言符号都包含形式、词义与事物(或事件)。形式并不直接标记事物(或事件),而是通过词义跟事物或事件发生联系。作为中介的词义容易被曲解。歪曲词义概念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黑化为“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原义为牛头的鬼,蛇身的神;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形形色色的坏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言外行为是:消灭以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邪恶力量。言后行为是:煽动群众反对知识分子。言后行为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和认知,使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迫害趋于合理化。此类语言腐败现象在文革中屡见不鲜。例如,将破坏文物和历史建筑称为“破四旧”;将整人说成是“整风”;将政敌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未经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当权派的人说成“反革命分子”;把对利益团体的愚忠称作“爱国主义”等。当今社会也不乏类似的现象。比如,把行政定价称作“集中采购”,把“下滑”说成“负增长”,把“罚款”说成“执法”,把“涨价”说成“调价”,把“渎职”说成“管理不到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称为“学习”,在特定时间限制民主人士的行动自由称作“免费旅游”等。
歪曲词义是语言腐败最典型的表征。它不仅掩盖事实真相,而且能颠覆人们的价值观,其言后行为影响恶劣,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程度很大。例如,文革中在权威组织的煽动下,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加入“红卫兵”,参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历史建筑及文物的打砸抢,上演了数不清的历史悲剧,这与“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等词汇的大量滥用密切相关。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语言腐败一旦左右了人们的思维和价值观,还具有延续性。从当今社会的一些语言腐败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糟粕的残留。
3.2.2. 增加“……性/式”修饰语以避重就轻
2011年9月,上海地铁发生追尾事故,造成271人受伤,某电视台播报新闻时说是“轻度追尾”。类似的表达还有:维修性拆除、礼节性受贿、合约式宰客、倒退性改革、正确性错误、保护性销毁、政策性提价、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等。它们都表现出逃避责任或避重就轻的语言欺骗。
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呈现在公众面前,冠以“轻度追尾”很容易掩盖事故的严重性。而“维修性拆除”“礼节性受贿”“保护性销毁”混合了两个矛盾的概念,其言外行为是强调修饰语的主导作用,将“拆除”“受贿”“销毁”等违法行为合法化,试图达到避重就轻的目的。言后行为是引起民众对事实真相的质疑。
3.2.3. 恣意妄言以表达权力傲慢
有些官员或专家在新闻媒体上说话极不负责,恣意妄言的背后表现出明显的强权意识。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被开发商建起了楼。记者要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党委委员逯军对老百姓信访处理意见进行解释时,他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话的言外行为有两个:一是“党和老百姓是水火不容的利益群体”;二是“你作为记者,应该为党而不是为老百姓说话。”言后行为是:听者认为,在他的眼中党并不代表老百姓,如果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就是对党的利益的侵犯。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治医师阿宝在《锵锵三人行》栏目中说指出,中国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医院的原因是,中国医疗太廉价、太便利。他举的例子是,有很多穷得住不起旅馆的患者在郑大一附医院门口打地铺,这些最底层的人都能够支付起当地最好的医院的医疗费用,说明中国医疗应该涨价,涨到穷人去不起大医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医疗太廉价”这句话与“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可以完美对接。2011年7月23日温州境内两列动车发生追尾,铁路部门在搜救工作完成前就急忙清理并掩埋事故列车的火车头。在向记者解释原因时,铁路部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接机人员告诉他事故车头已用于填平事故现场附近的一个泥塘,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抢险。“他们是这么说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2013年,北京市外事办主任赵会民一句“中国人习惯的烹饪对PM2.5的贡献也不小”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言外行为是“你们信或不信都不重要,我说的就是真理。”言后行为是:民众认为,说者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既是对事实本身的歪曲,又是对民众的蔑视。官员和专家在媒体上暴露出的语言腐败现象,损毁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容易引起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造成信任危机。
3.2.4. 讲空话大话以愚弄民众
空话、大话通常出现在会议讲稿中。空话是一些绝对正确却无事实依据的话。比如用“成绩突出”“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形势喜人”等词汇来模糊事实。大话通常反映出一个人的“两面性”。比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在会上说:“我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私下却对其圈内的人说:“我在会上讲的那些话是给别人听的,咱们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他还宣称:“我郑重承诺:在土地、项目、工程审批等政府重大经济活动上,我不会打一个招呼,不会批一个条子,不会推荐一个队伍。”然而,2009年6月这名高调的市长却落马了。
空话、大话的言外行为是表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政治积极性。言后行为是公信力的丧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语言腐败的言内行为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歪曲了事实,是对话语权的滥用;言外行为是使腐败思想或行为合理化、正当化,以获得现实影响力;言后行为是语言腐败反作用于思维和认知,左右人们的价值观和言行。
4. 语言腐败的危害
4.1. 破坏语言的交流功能,腐蚀民众的思想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语言腐败不但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还将语言变成了愚弄民众的工具。“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通过大众媒体或信息平台,大量充斥语言腐败的文章和谈话使人们日益习惯于强权政治和不平等的社会现状,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们不再产生质疑,甚至忘却了词汇最初的含义,归顺于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利益集团的思想掌控。语言腐败及其衍生的思想腐败不仅作用于当代,对下一代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4.2. 瓦解道德底线,导致道德堕落
张维迎认为,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他说:“道德是什么?道德其实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道德的底线是什么?诚实,就是我们说真话,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语言腐败是什么?语言腐败就是不诚实,实际上就是说假话。”一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充斥着欺诈和私欲、缺乏公平公正和公信的社会。当谎言带来利益,人们不愿意被抛离游戏规则之外,于是参与其中,起初是不耻于指鹿为马,之后发展为挂羊头卖狗肉,最后发展为在利益的驱使下做出坑蒙拐骗甚至草菅人命的事情。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和责任感不断下降,最后导致道德体系的分崩离析。
4.3. 扰乱预警系统,引发社会危机
最易衍生语言腐败的是权力机构。即使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依然是主流媒体。语言腐败造成整个社会的信息严重失真。人们出于盲信,或出于从众、畏权的心理会有意无意去跟随、模仿。在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失真的信息无法引发预警,人们对面临的巨大灾难浑然不觉。“大跃进”中席卷全国的浮夸风就是典型案例。浮夸风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灾难,据官方统计,“大跃进”期间非自然死亡人数达2158万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重视对史料中语言腐败言后行为的研究,会对其危害有更清晰的认识。
4.4. 损害政党形象,削弱政府公信力
发生在党和政府部门的语言腐败所造成的危害除了上述几点,还有政府公信力的降低,甚至丧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传递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官员的信口开河可能会通过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我们看到,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王勇平那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在网友中掀起了模仿游戏,作为语言腐败的经典句式而广泛流传。每一位政府官员都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其公众形象直接关系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认可程度,关系到党和国家政策实施的效力。官员的语言腐败能迅速瓦解政府长期努力所建立的公信力,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5. 语言腐败的治理措施
赫胥黎说,真正的极权国家是要讲效率的,达到这种效率并非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人人自觉自愿使然。语言腐败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很少有人关注,也极少有人发出抗议。被篡改的历史,被扭曲的人性,被洗过的大脑,无一不是通过语言这个利器实现的。“语言腐败”的根源是权力腐败,要从源头去寻找治理的方法。
5.1. 完善语情监督机制,监测语言腐败现象
政府应加强对新闻稿件及官方会议发言中语言的规范和管理。治理语言腐败首先要恢复语言本来的功能。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反腐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语言腐败。但应该认识到,只要存在权力的滥用就必然有语言腐败滋生的土壤。民众对权力机构官员语言腐败的反感,从根本上说是对官本位思想和滥用权力行为的反感。语言腐败问题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会导致民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因此完善语情监督机制,监测语言腐败现象,建立健全反语言腐败制度是当务之急。
5.2. 培养民众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人都应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非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认识到语言的力量,有意识地维护语言的纯正性,揭露语言腐败及其根源。
5.3. 加强舆论监督,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民众应充分利用微博、微信、论坛等信息平台进行舆论监督,有意识地抵制语言腐败,主动行使公民的话语权,发出真实、可信的声音。政府应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只有加强民众的监督,确保信息渠道多元流畅,语言腐败现象才能得以遏制。
6. 结论
我们认为,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能够较好地揭示语言腐败现象所隐蔽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透过表象认清本质,提高辨识和批判语言腐败现象的能力,增强语言自觉的意识,争取真正平等的话语权;另一面也可以促使学者将语言腐败的研究重心从类型转向用意和后果,引发更广泛的警惕和重视,进而在制度层面建立起更有效的治理措施。希望本文为语言腐败现象的研究提供一个范例。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探讨语言腐败现象需注意两点:第一,确保获取完整的语境信息。第二,重视对言后行为的分析,如能通过跟踪调查得出结论将更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