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言学  >> Vol. 6 No. 1 (February 2018)

浅谈手语基本语序研究方法
A Brief Note on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Investigating Sign Language Basic Constituent Orders

DOI: 10.12677/ML.2018.61013, PDF, HTML, XML, 下载: 932  浏览: 3,910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施婉萍: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关键词: 手语基本语序一致关系动词空间运用角色转换Basic Constituent Order of Sign Languages Agreement Verbs Use of Space Role Shift

摘要: 本文探讨手语基本语序的研究方法。在有声语言文献中,找出基本语序有三个办法:1) 找出语用上最少语境或篇章预设的句子作为基本语序;2) 假定基本语序为没有复杂动词和名词结构的简单主动直述句;3) 同时有显性主语和宾语的及物动词短句最常见的语序,以此定为基本语序,本文指出第三种方法最适用于手语。手语为视觉空间的语言,有不少动词形态、空间使用及角色转换等均会影响表面语序,过往也有研究指出主语宾语指称对象语意上能否对调会影响语序,研究人员在设计图画进行诱导实验或分析自由对话数据的时候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studying basic constituent order in sign languages. In spoken language literature,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strategies in finding out the basic constituent order of a language: 1) assuming that the basic order is represented by the simple declarative clauses with no complex verbs or noun phrases; 2) assuming that the basic order is the least pragmatically marked order which presupposes the least discourse information; and 3) assuming that the basic order is statistically the most frequent order in transitive clauses with an overt subject, an overt object and a verb. We point out that the third method is most suitable for sign language research. Sign languages are visual-spatial languages. Surface word order may be affected by verbal morphology, use of space and role shifts. Previous studies also suggest that the semantic reversibility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referents may also be a possible factor. Sign language researchers need to take all these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designing picture elicitation tasks and analyzing free conversation data.

文章引用: 施婉萍. 浅谈手语基本语序研究方法[J]. 现代语言学, 2018, 6(1): 113-123. https://doi.org/10.12677/ML.2018.61013

1. 引言

手语研究在一九六零年代始于美国,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发展,目前在科研界已达致共识,确认手语为人类自然语言的一种,跟有声语言一样有着复杂的语法结构,也具有语言普遍的共性 [1] 。手语研究是具应用价值的科研范畴,随着学者对手语本质的认识逐步增加,社会大众开始理解到手语对聋童教育和聋人社群的重要性。纪录、研究、保育和推广手语成了不少国家推动聋健共融的首要任务,华语地区的手语研究也蓬勃发展中。分析手语的语法,尤其是基本语序,是纪录手语的重要一环,亦有助日后对手语句法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更广的层面来说,手语基本语序研究,能为语序类型学理论提供新的数据。过往有声语言语序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基本语序跟其他语序现象的关系,例如SVO的语言(例:英语)倾向使用前置介词(preposition),相反SOV的语言(例:日语)多使用后置介词(postposition),这些倾向称为语序共性,并在大量的有声语言中得到确立,但手语是视觉空间的语言,也会出现相同的共性吗?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议题。

不过要找出手语基本语序,应该从何入手呢?我们可以直接套用有声语言惯用的语序研究方法吗?研究过程需要考虑手语的视觉和空间特性吗?本文会以香港手语,斯里兰卡手语和印尼雅加达手语为例子,详细讨论这些语序研究方法的问题。本文内容结构如下:

章节(2)介绍有声语言文献对基本语序的定义和研究方法;

章节(3)讨论过往外国手语语序研究采用的方法;

章节(4)探讨采集和分析自由对话语料需要注意的事项;

章节(5)为总结。

2. 关于基本语序的有声语言文献

所谓基本语序,是指在一个简单及物短句(simple transitive clause)里面,主语、宾语跟动词的次序。在有声语言中,语序是区分语法关系(grammatical relation)的手段之一 [2] ,意思是,有些语言需要以名词片语和动词的相对位置来决定前者所代表的是主语还是宾语,英语和汉语同属这一类的语言,因此需要有明确的基本语序。另外两种常见的区分方法是动词的一致关系(verb agreement)和名词格位标志(nominal case markings),部分采用后两种方法的有声语言,由于对语序的依赖较少,语序相对弹性较大。

跟据过往的有声语言文献,找出基本语序主要有三种方法 [3] :第一种方法是找出语用上最少语境或篇章预设的句子作为基本语序的标准,Pullum [4] 认为,这类语用中立的句子只会在篇章的开端、仍未有篇章环境的部分出现;第二种方法是假定最能代表中性语序(neutral order)的是没有任何复杂动词和名词结构的简单主动直述句 [5] [6] ;第三种方法是找出同时有显性主语(通常为施事者)和宾语(通常为受事者)的及物动词短句最常见的语序,以此定为基本语序,这是类型学中最常见的方法 [7] 。

Mithun [3] 认为第一种方法并不可取,原因是语料会局限于少量介绍指称对象的存在式句子,不能反映普遍句子在语言中使用的情况。我们认同Mithun的理据,也认为如果要完全按照Pullum的原则,那么自发性的自由对话亦要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因为在对话语料中,对话的双方大多是认识的,要完全没有任何背景前设是颇困难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手语研究采用这个方法。另外,我们认为第二种方法不适用于手语。绝大部分已知存在的手语都是形态丰富(morphologically rich)的语言,以动词为例,传统的分析把手语动词分为三类 [8] ,包括一致关系动词(agreement verbs)、空间动词(spatial verbs)和简单动词(plain verbs),一致关系和空间动词分别加上了人称一致关系(person agreement)和位置的粘着语素(locative affixes)。例1来自印尼的雅加达手语,句子使用了空间动词[向前走]和一致关系动词[定睛看],[向前走]包含了几个具有独立意思的语素:手形(直伸的中指食指)和手指向下的方向代表一双腿,两指前后摆动代表走路的动作,手语从接近胸前的位置开始,以直线的路径向前移动,代表这个女孩是向着前方走的,打手语的人的视线向前,头部微微后倾,模拟了女孩走路时自然流露的模样;[定睛看]的直线动作方向显示了女孩(右前方)是宾语的指称对象,方向属第三人称,打手语的人的头部向左倾侧,显示他代入了位处空间左边的男孩(他介绍男孩时指了左边一下,点出位置)的角色(role shift),动词从他的眼旁开始,可以分析为第一人称一致关系,他皱起眼眉,全神贯注,正是男孩定睛看着女孩表现出的模样。这两个手语动词看似简单,实际上包含了多个语素,同步结合在一起,结构复杂。类似的多重语素结构,也见于手语语法其他部分,而且普遍存在于不同手语之中。因此,如果计算基本语序要排除所有包含形态复杂的词汇,恐怕会把相当大部分的语料去掉,得出的结果难以反映手语使用的真实情况。

例1:有一个女孩向前方走着,旁边有一个男孩定睛看着她。

女孩 往前走 指(那) 男孩 定睛看

相对首两个方法,第三种以最常见语序定为基本语序的方法的确较为可取 [7] 。由于这个方法没有就可能影响语序的因素作任何前设,因此采样范围没有刻意的限制,搜集的数据会包含各种词类、句型、语用环境等,对语序跟其他语言现象的互动关系能提供较为全面的覆盖,这对不少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的手语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搜集手语语料,以找出最常见的语序。

3. 手语语序文献以往采用的方法

3.1. 早期的美国手语研究

不少主要的有声语言,例如英语、西班牙语和汉语等,都有供学术研究用途的口头语料库,近年随着计算器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有越来越多的语言资料库同时收集了大量的书面语资料,为语序研究提供可靠的语料。手语研究起步相对较迟,在时间和资源限制下,早期的研究采用了略为粗疏的方法取得语序相关的资料1。最先提出美国手语语序问题的是Fisher [10] [11] ,按她跟美国聋人直接查询得来的结果,美国手语及物动词的小句(transitive clause)语序,取决于主语和宾语指称对象在语意上能否对调。例如“男孩看着女孩”这一句,如果把主语和宾语对调,变为“女孩看着男孩”,意思上仍然乎合逻辑,因此语意上属“可以对调”;相反,如果“男孩吃了苹果”变成为“苹果吃了男孩”,正常情况下这类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语意上属“不能对调”。Fisher提出,语意上主语宾语指称对象能对调的句子,需要清晰的语序来区分语法关系,因此语序必须要是SVO,这也是基本语序。语意上不能对调的句子,语序的弹性较大,可以出现SOV、OSV、OVS等等。Liddell [12] 同意美国手语的基本语序为SVO,不过按照他查询聋人搜集得来的证据,不是所有语意上主语和宾语指称对象不能对调的句子都能以SOV句式来表达,只有当代表宾语指称物件的手形会出现在动词之中,句子才会是SOV。Liddell用的例子是“PIE PUT-PIE-INTO-OVEN”,由于他没有提供图片,我们以相类的斯里兰卡手语句子为例:

例2:男人把门关上。

男人 门 关门

例2的语序是SOV,代表门的手形也同时出现在句尾的动词[关门]中。近年的手语研究文献一般把这种在动词中代表某指称对象的手形分析为类标志(Classifier),属粘着语素,需要跟动作、位置等其他音系参数等结合成为谓语。类标志手形带有代名词的功能,需要名词先行词确定其指称(即例2的[门]),因此这类句子通常是采用宾动结构的。

Friedman [13] 提出跟了Fisher和Liddell截然不同的观点,她分析了一些美国手语的自然篇章数据(natural discourse data),观察到语序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动词倾向出现在句尾,另外聋人可以使用以下的方式区分语法关系:(一) 空间和动词的方向;(二) 身体移动的方向;(三) 把一件及物动作的事件拆分为两至三个小句,先为指称对象定位,才表达动词。Friedman的第一和第二点正是例1的雅加达手语的动词一致关系和角色转换,第三点其实同样涉及空间的使用,我们以香港手语说明一下,例3是在聋人看完图1后打出的,目标句子原本是“男孩在骂女孩”:

Figure 1. A boy is scolding a girl

图1. 男孩在骂女孩

例3:男孩在骂女孩(女孩站在右边,男孩站在左边,他骂她)。

女孩 站右边 男孩 站左边 指(站着的人) 骂

例3的香港手语聋人用了三个小句:她先提及有一名女孩站在右边2,另一名男孩站在左边, 最后才说他骂(她),在最尾的一句,只有主语和动词,没有显性的宾语3。由于事件由三个小句造成,因此未能用作判断基本语序。

为什么同是研究美国手语的基本语序,三位学者会得出的不同的结论呢?我们认为,这些分歧正好反映了一些研究手语语序值得留意的问题。

Fischer和Liddell同样直接询问聋人,他们对SOV的运用有不同的判断,有两个可能性。一,不同种类动词的形态特征会影响手语的语序;二,这有机会是个人差异引起的。Fischer和Liddell没有提及询问了多少名聋人和他们的语言背景。事实上聋人的背景因素或多或少会影响手语使用的习惯。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聋童出生于健听人家庭,父母和其他亲人大多不会使用手语,聋童往往在进入聋校读书后才有机会接触手语,开始学习手语的岁数,会直接影响手语的流利程度;另外,在Fischer和Liddell进行研究的年代,手语甚少出现在大众媒体之中,聋人大多只能在少数的朋辈间和社交圈子中学到手语,地方性或社群性的语言变体因此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就算是生于聋人家庭、从少学习手语的聋人,他们的手语语法的运用和判断或会有重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现时手语研究大多邀请生于聋人家庭、从小学习手语的聋人提供手语语料,不过并不是所有国家或地区都能轻易找到这类聋人,按我们的经验,在澳门、缅甸的仰光、印尼的雅加达和日惹市,这类聋人为数甚少,在泰国和越南几乎是找不到的(James Woodward私下沟通);相反,在香港、日本和斯里兰卡,不难找到一些拥有数代聋人的大家庭,这跟当地遗传性失聪多数属于显性或隐性有关:如果属于显性,聋人诞下聋儿机会较大;如果是隐性,聋人诞下聋儿机会较小。当然研究人员也要考虑到这类聋人提供的语料,在聋人社群中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另一个可能引致三位学者对美国手语语序有不同看法的原因,是语料选取的分别。Fischer和Liddell集中看独立的单句,Friedman的观察的来自具连续性、有上下文的自然篇章,两者在空间的运用上往往出现颇大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词汇形态和句子的结构。空间在手语中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指称对象的追踪(referent tracking),打手语的人在介绍新的指称对象时,可以把他们设定在空间中一个清晰的位置,当继续提及同一个指称对象,所用到的限定词、代名词、一致关系动词、角色转换等都会导向至同一个位置,直接或间接协助受话人判断指称对象是谁,我们现在用香港手语为例说明一下。

例4:儿子很顽皮,妈妈骂他,他就哭了。

儿子 指(他) 很顽皮

妈妈 骂(他) 指(他) 哭

在例4中,打手语的人介绍[儿子]后,用了[指(他)]把指称对象定了在左边,第二句的[骂]是一致关系动词,是对着儿子的位置打的,显示了受事者是儿子,句子中没有出现显着的宾语,第三句的主语是代名词[指(他)],谓语是[哭],配上角色代入,即模仿儿子抬头望着妈妈哭的样子。换句话说,在短短的三个小句,已经有四个手语包含了儿子位置的讯息。这些都是自然篇章中追踪指称对象的必要手段。一般以言,指称对象在篇章中的地位越重要(即提及的次数越多),就越有机会以一个特定的位置来代表,相反在单独的句子中,空间运用不一定会出现的。上文有声语言的文献回顾曾经提过,语序是区分语法关系的其中一个手段,有一些语言采用一致关系动词和名词格位标记作区分手段,语序因此较具弹性,同样地,Friedman认为美国手语区分语法关系有不同的手段,因此语序是颇自由的。香港手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两小时香港手语自由对话中,共录得283句清晰的SVO和39句SOV句子,因此整体上SVO占多数,可以算是香港手语的基本语序,但在运用空间的情况下(例如是一致关系动词和角色转换),SOV也符合语法,例5使用了一致关系动词[帮助],动词方向显示了是妈妈帮助爸爸,语序是SOV。

例5:妈妈帮助爸爸。

妈妈 爸爸 帮助

我们相信,Friedman提及美国手语自然篇章的语序较自由,动词多出现在句末位置,也用了动词方向和角色转运,正正显示了空间运用如何影响语序的现象。

3.2. 后期其他手语的语序研究

上述三篇美国手语研究点出了一些有机会影响手语语序的因素,其中Fischer提出的主语宾语指称对象能否互调,成了不少其他手语研究探讨的重点。Volterra et al. [14] 是第一个利用图画诱导的方法找出及物动词小句语序的研究,他们设计了三类图画,尝试找出义大利手语如何表达(一)主语宾语指称对象能互调的句子(例:男孩拥抱着老太太);(二)主语宾语指称对象不能互调的句子(例:男孩在吃一件蛋糕);和(三)处所性的句子(例:一只猫坐在椅子上)4。Volterra et al. 的方法,其后重复使用在不少手语的语序研究,例如:

· 瑞德手语 [15]

· 荷兰手语 [16] [17]

· 爱尔兰和英国手语 [18]

· 香港手语 [19]

· 俄国手语 [20]

· 澳洲手语、爱尔兰手语和佛兰德手语 [21]

大体上,主语宾语指称能否对调只对部分手语(例如义大利手语和佛兰德手语)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由于文献对这方面已有讨论,我们不会进一步详谈,读者可以参考这些研究的原文或Leeson & Saeed [22] 对有关文献的撮述。我们在此集中讨论的,是利用图画搜集及物动词句子需要留意的地方。

第一个关注点是拍摄前如何指示提供语料的聋人。按我们搜集不同手语相关语料的经验,如果纯粹告诉聋人把每张图画的内容用手语表达出来,有机会出现以下两种不理想的情况:

1) 为了令聋人能自然地打出手语,通常在拍摄时会有一名同是聋人的研究员坐在摄录机旁,提供语料的聋人可以自然地望着对方打手语。但由于手语大多容许代名词脱落,聋人有可能以为对方都能看到图片或已经知道图片内容而省却了主语或宾语的代名词,结果所得出来的资料无助分析基本语序。

2) 手语是视觉的语言,聋人往往较健听人更加注重视觉上的细节,因此在表达图片的意思时,有可能会加上不必要的细节,例如描述施事者受事者的样貌衣着,背景景物等,令原本图画所要表达的及物动词事件拆分为好几句,同样无助分析基本语序。

我们建议设计图片时要减少不必要的视觉枝节,也要告诉参加者,坐在摄录机旁的聋人研究员不会看到图画,所以要把图中出现的人和事说清楚,避免不必要的代名词脱落。正式拍摄前可以让聋人先练习一下类似的图片,让他们熟习语料搜集的要求。

另外,上文提到,在美国手语自然篇章中聋人会倾向把一件及物事件拆分为几句 [13] ,这个情况在图片诱导实验也不时出现,不少上述采用Volterra et al. [14] 方法的研究亦有提及。在我们的经验中,这个现象对不同手语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最近进行了相类的图画诱导实验,分析香港手语、斯里兰卡手语和雅加达手语的语序,每个手语请了两男两女,表达18幅指称不能对调和12幅能对调的图画,结果有相当部分的图画聋人先用一至两句把人物设定在固定的位置,最后才提及动词,因此显性的主语、宾语和动词没有同时在同一句出现,这情况在香港手语中尤其普遍,表1列出了三个手语在实验采用多句表达方式的数目。

因此,有相当部分的实验数据基于多句表达的模式而未能对基本语序提供有用的线索。我们曾就此跟参与实验的香港手语聋人讨论过应否提议聋人在上述实验时减少空间和多句模式的使用,得到的共识是这种表达方式的确是自然手语常见的,如果刻意要求减少,有机会导致手语变得生硬,得不偿失。我们在此建议,如果出现大量这些情况,研究人员可以收取更多样本(例如多邀几位聋人参与实验),或以其他类型的数据(例如自由对话)补足实验数据的不足。

4. 搜集和分析自由对话需要注意的事项

自由对话是不少有声语言语序的语料来源,搜集手语对话数据作相关研究时,需要谨慎配对参与者,完全不相识(即陌生人)或太过熟络(例如夫妇)都不是理想的选择,前者有机会因互不认识而感到尴尬,影响对话投入的程度,后者没有什么话题是对方不知道的,结果谈几句便想不到新的话题。如果研究人员察觉到目标聋人社群有相当程度的基于教育或年龄背景导致的变体,配对时可考虑找背景相类的聋人,减少对话中花在查询对方手语意思的时间。

上文提及,空间的使用、一致关系和角色转移都有可能影响语序,因此搜集手语数据时必须确保这些元素能清晰拍摄下来。以往不少手语研究拍摄对话数据采用了以下两种座位安排:

图2用了一部摄影机,图3用了两部,两者的缺点是只能拍到两位参与者的侧面而不是正面,有碍分析面部表情、身体摆动,视线(例如是否看着受话人),尤其影响一致关系和角色转移的判断。我们建议如果器材和场地许可,可以考虑图四的做法,把两部录影机放在两个人中间,镜头对着参与者的正面(图4)之后再用电脑把两个影像同步合拼成同一画面(图5)。

Table 1. The number of multi-clausal representations in the three sign languages in the picture elicitation task

表1. 三个手语在图画诱导实验采用多句表达方式的数目

Figure 2. One camera for conversation data

图2. 一部摄录机拍摄对话

Figure 3. Two cameras for conversation data

图3. 两部摄录机拍摄对话

Figure 4. Two cameras for conversation data

图4. 两部摄录机拍摄对话

Figure 5. The image of conversation after merging two recordings

图5. 画面合拼后的对话

相比图画诱导法,对话数据更能反映手语自然交流的状态,但自由对话有一些无可避免的特性,研究员需要注意。Johnston et al. [21] 把他们的研究文章名为“Real Data are Messy’: Considering Cross-linguistic Analysis of Constituent Ordering in Auslan, VGT, and ISL”,用意是突显用图画诱导法得出的数据比想象中杂乱,但实际上对话数据杂乱情况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员需要花一些功夫去疏理,抽取有用的数据。

由于不少手语都是代名词脱落的语言,对话中大部分有定的主语和宾语都被省略了,除此以外,一致关系动词、角色转换等空间性的语法工具有助指称对象的追踪,进一步减低了显性主语宾语出现的需要。因此,在篇章中能清晰显示动词、主语和宾语语序的句子为数不多。我们所分析的两小时的香港手语对话,只录得362句这类的句子,另外在一小时的雅加达手语和40分钟的斯里兰卡手语分别只录得68句和31句。如果数量太少,涵盖的动词种类有限,有机会导致分析不够全面。要弥补不足,有至少两个可尝试的方案。一,按可应付的人手和资源,增加拍摄的时数;二,利用数据中其他类型句子作为佐证,例如如果数据中有相当数量的SV,我们可先确定该手语中S是在动词前面出现,因此数据中的VO句型,也能视为支持SVO的间接证据。至于OV的句子,有可能是SOV句式但主语脱落了,也有可能是宾语话题化加上主语脱落,如果该手语本身有清晰的话题结构标记(例如是扬起眼尾),那可以成为线索。

另外,自由对话属于事前没有刻意准备的语料,除了有声语言都会出现的犹疑、口误外,手语数据也有不少功能未明的重复结构,例如在香港手语中,有相当数量的SOSV、SOVO、SVOSV等等。不过需要留意的是,不少手语容许主语宾语右偏移至句末位置 [23] ,造成SVOS、SOVS、VOS、SVOVS、OVS等结构,我们在三个手语的对话中均找到这类结构,手语文献对这类结构的功能提出了不少建议,研究员在分析手语数据前,宜先参考这些文献。

5. 总结

本文概括讨论了研究手语基本语序的研究方法,手语是视觉和空间的语言,而且形态复杂,这些因素都有机会影响手语的语序,因此不宜直接把有声语言的语序研究方法一成不变直接套用在手语数据上。我们建议,研究在设计实验、搜集和分析数据时,需要考虑到一致关系动词、空间动词、类标志、角色转移等因素,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搜集语料方法,广阔涵概动词类型,务求所得的结论能正确反映手语真实使用的情况。

致谢

本研究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 (Basic Word Order in Asian Sign Language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450113),本人在此感谢所有为本研究提供语料的聋人和协助研究的聋人研究员。

NOTES

1本文只会集中讨论手语语序研究方法的问题,关于一般性手语研究方法,例如避免使用有声语言诱导、健听人在实验时尽量不要在场等等守则,读者可参考 [9] 。

2[站右边]用了一个代表“人”的类标志手形(姆指和尾指直伸),结合了静态动作和右边的一个位置。

3[骂]这个手语包含了一个已经词汇化了的类标志(姆指直伸),后者不带指称功能,[骂]属于一致关系动词。

4他们用的图片,类似上文的图一。

参考文献

[1] Sandler, W. and Lillo-Martin, D. (2012) Sig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Univers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 Kennan, E. (1975) Some Universals in Passive in Relational Grammar. CLS 11,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3] Mithun, M. (1992) Is Basic Word Order Universal? In: Payne, D., Ed., Pragmatics of Word Order Flexibility.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Philadelphia, 15-61.
https://doi.org/10.1075/tsl.22.02mit
[4] Pullum, G. (1977) Word Order Universal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Cole, P. and Sadock, J., Eds. Grammatical Relation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8.).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249-277.
[5]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Mouton, The Hague.
[6] Greenberg, J.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Greenberg, J.,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73-113.
[7] Hawkins, J. (1983) Word Order Universal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8] Padden, C. (1988) Interaction of Morphology and Syntax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Doctor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9] Orfanidou, E., Woll, B. and Morgan, G. (2015) Research Methods in Sign Language Studies: A Practical Guide. Wiley-Blackwell, Hoboken.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346013
[10] Fischer, S. (1974) Sig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Universals. In: Ruwet, N. and Rohrer, C., Eds.,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Allemand De Grammaire Transformationale, Band II: Étude De Semantiques et Autres. Niemeyer, Tübingen, 187-204.
https://doi.org/10.1515/9783111676517.187
[11] Fischer, S. (1975) Influences on Word Order Change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 Li, C., Ed.,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3-25.
[12] Liddell, S. (1980) American Sign Language Syntax. Mouton, The Hague.
[13] Friedman, L. (1976) The Manifestation of Subject, Object, and Topic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Language, 51, 940-961.
https://doi.org/10.2307/412702
[14] Volterra, V., Laudanna, A., Corazza, S., Radutzky, E. and Natale, F. (1984) Italian Sign Language: The Order of Elements in the Declarative Sentence. In: Loncke, F., Boyes-Braem, P. and Lebrun, Y. Eds., Recent Research on European Sign Languages. Swetz & Zeitlinger, Lisse, 19-48.
[15] Boyes-Braem, P., Fournier, M.L., Rickli, F., Corazza, S., Franchi, M. and Volterra, V. (1990) A Comparison of Techniques for Expressing Semantic Roles and Locative Relations in Two Different Sign Languages. In: William, E.H. and Karlsson, F. Eds., SLR 87: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Hamburg, 15-19 July 1990, 114-120.
[16] Coerts, J. (1994a) Constituent Order in Sign Language of the Netherlands. In: Brennan, M. and Turner, G. H. Eds., Word Order Issues in Sign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ternational Sign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Durham, 44-72.
[17] Coerts, J. (1994b) Constituent Order in Sign Language of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Functions of Orientations. In: Ahlgren, I., Bergman, B. and Brennan, M. Eds., Perspectives on Sign Language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Sign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Durham, 69-88.
[18] Saeed, J., Sutton-Spence, R. and Leeson, L. (2000) Constituent Order in Irish Sign Language and British Sign Language: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etical Issues i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TISLR), Amsterdam, 23-27 July 2000.
[19] Sze, F. (2003) Word Order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In: Baker, A., Bogaerde, B. and Crasborn, O., Eds.,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i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Selected Papers from TISLR 2000). Hamburg, 163-191.
[20] Kimmelman, V. (2011) Word Order in Russian Sign Language: An Extended Report. In: Linguistics in Amsterdam 4. http://www.linguisticsinamsterdam.nl/
[21] Johnston, T., Vermeerbergen, M., Schembri, A. and Leeson, L. (2007) Real Data are Messy: Considering Cross-Linguistic Analysis of Constituent Ordering in Auslan, VGT, and ISL. In: Perniss, P., Pfau, R., Steinbach, M., Eds., Visible Vari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on Sign Language Structure.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163-206.
[22] Leeson, L. and Saeed, J. (2012) Word Order. In: Pfau, R., Steinbach, M. and Woll, B., Eds., Sign Language: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De Gruyter Mouton, Berlin, 245-264.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261325.245
[23] Sze, F. (2012) Right Dislocated Pronominals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Journal of Pragmatics, 44, 1949-1965.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2.08.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