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  >> Vol. 7 No. 3 (March 2018)

    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黄瓜营小区住户拒绝搬迁为例
    The Causes of the Refusal of Moving of People in Huangguaying Community Become from Individual Behavior to Collective Ac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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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聂 倩: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周 宁: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关键词:
拒绝搬迁群体性事件相对剥夺感社会心理学社会分层Refusal of Moving Collective Action Behavior Relative Deprivation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Stratification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改造进程的加快,拆迁问题频发,甚至演化成群体性事件。本研究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黄瓜营小区拒绝搬迁住户为期一年半的跟踪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来探析黄瓜营小区住户拒迁行为如何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最终得出以下结论:黄瓜营小区住户拒绝搬迁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其中相对剥夺感是原动力,满意度下降是催化剂,群体认同和集体效能感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并就政府、开发商如何在潜伏期减少相对剥夺感、提高政府满意度、关注住户心理,以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提出措施建议。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peed of city reconstruction became faster than before, and problems of remove happened, which even became a collective action behavior. This research constantly followed the refusal behavior of Huangguaying Community people about one and a half years, and analyzed how the behavior evolved from individual issue to a collective action behavior, and came up some solutions at the end. The final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There were three reasons that people in Huangguaying Community refused moving individually. Within these three reasons, relative deprivation was the motive power; the decreasing of satisfactions was the catalyst; collective identify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of practice. In order to make this kind of events happen less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and developer about how to decrease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how to increase the satisfaction for government and how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states.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改造进程的加快,房屋拆迁成为了城市改造过程中避无可避的一大问题。在此过程中,被拆迁住户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就会导致典型拆迁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甚至演化成群体性事件,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导致政府、开发商和住户的双输。

针对拆迁问题,国内现有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经济、法律、制度等客观因素 [1] [2] [3] [4] [5] ,也有学者从心理等其他角度入手,提出相关建议 [6] - [11] 。但以往研究大部分研究对象为“城中村”住户 [12] 和农村征地问题 [1] ,针对城市小区住户的研究较少 [13] 。

群体性事件是当下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 [14] ,是社会运动、社会不稳定、社会矛盾积累的突出表现 [15] 。国外学者Wright从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定义为代表群体利益的成员为改善整个状况而采取的行动 [15] 。黄瓜营小区拒绝搬迁住户为了提高所有拒绝拆迁住户的利益和处境,从而与开发商“打仗”,“拿命拼”,轮流值班,在小区门口拉横幅、设标语等,符合Wright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

近年来,国内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进行对策探讨和政府危机管理研究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通过情境模拟和实验法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实证性研究 [16] 。而国外的一大批学者,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比较深入和成熟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 [17] [18] [19] [20] 。但这些理论模型较多从单一或少数几个因素来阐释群体性事件,忽略了群体性事件的多因素综合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黄瓜营小区拒绝搬迁住户为期一年半的跟踪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深入探析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因素。该小区的拆迁属于昆明螺蛳湾中央商务区(二级CBD)建设的一部分。截止至2010年3月,原城中村改造14号片区(黄瓜营小区)村民住房签订拆迁协议472户,签约率98.5%,已经拆除建筑面积52264平方米;住户住房已经签订拆迁协议2029户,签约率57.4%;单位签订协议2户,签约率28.6%。其中,实际上仍存在三分之一的住户拒绝搬迁。黄瓜营小区住户与以往拆迁研究被试的不同在于:拒绝搬迁的住户数量大(小区的三分之一),并且其拒绝搬迁行为从个人行为演变成了群体性事件,社会影响大。以往对拆迁的研究多为个案研究,较少有针对像黄瓜营小区拒绝搬迁住户这种群体性研究。而且本研究历时一年半时间,时间跨度大,对黄瓜营小区住户的拒迁事件有较为深入和长期的了解。因此,有助于了解住户心理,探索其演变过程,同时也能够给政府开发商制定相关政策合约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解释现象分析学来进行描述和解释。解释现象分析又名IPA,其主要的理论基石是现象学 [21] 、诠释学 [22] 和个人记述研究取向 [23] ,同时还和心理学中对个人陈述和主观体验的传统关注 [24] 以及符号互动论 [25] 联系在一起。其目标是对个人详细的个人和实际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并考察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他们的个人世界和社会世界。尤其适合于探索健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以及那些需要探明人们是如何知觉和理解自己生活中重要事件的主题 [26] 。解释现象分析学要求研究者既要“共情”,以叙事的方式描述被试的故事,又要以客观甚至批判角度去挖掘被试在讲述过程中的一些不合理或者是矛盾的地方,符合本研究的思路和目的。

2.2. 选取被试

选取云南省昆明市黄瓜营小区为样本。访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访谈时间为2012年12月12日至2013年5月12日对黄瓜营小区60-80岁的拒迁住户15名(男6人、女9人),进行了10次访谈;第二阶段,即回访,于2014年4月12日对黄瓜营小区53-71岁的拒迁住户4名(男2人、女2人),进行了2次访谈。

2.3.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即访谈)分为两个时期,并做相关访谈记录。第一时期采用的是开放式访谈法和半开放式访谈法。第二时期,即回访,则采用半封闭式访谈法,以《城市改造中被拆迁住户拒绝搬迁原因的调查及分析——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的结论为依据进行(具体访谈提纲详见附录)。

2.4. 资料转录与分析

访谈结束后,运用Smith and Osborn在2003年关于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相关研究对资料进行分析处理。

首先,根据研究者记录的纸质信息及回忆将12次的访谈资料转录为电子档,包括访谈对象、内容、地点及访问者情况,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之后进行对访谈记录的初始阅读,以获取对访谈资料的整体感受。继初始阅读之后,分析过程通过对访谈记录的再阅读持续下去,以产生内容宽泛、记录对文本进行反应的笔记,将其记录在访谈内容的左边空白处。接下来返回访谈记录并使用先前在左边空白处所做的笔记,在右边空白处生成主题。这一阶段使用的多为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包括社会心理学、社会认知、老年心理学,同时也涉及了部分社会分层的概念。接下来识别初级主题之间的连接,这一阶段也许会出现合并或移动某些主题。在分析的最后,将高阶主题、次级主题及说明性引用的内容放在一起,组织成为一个表格。最后,以叙事形式呈现整个分析结果 [27] 。

3. 研究结果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解释现象学分析发现,影响黄瓜营小区住户拒迁行为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有三个因素:相对剥夺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群体效能和集体认同感。

3.1.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指剥夺是相对的,人们对其处境感到怨恨或不满,未必是在绝对意义上被剥夺,而是与某些标准相比感到剥夺了 [28] 。黄瓜营小区拒迁住户认为自己是“困难户”,说明其心理感知来源于与其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并产生了落差感和不平衡,感觉到无助,甚至怨恨,符合相对被剥夺感的描述。

针对相对剥夺感,有两种解释符合黄瓜营小区的情况。

第一,参照群体。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用“参照群体”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 [28] 。

对黄瓜营小区拒迁住户而言,他们的参照群体有其他拆迁群体、高于自己分层的群体,以及自己的过去。访谈九里面的受访者提到“成都的赔偿方案是1:1.51:1,而且是框架结构”,是将自己与其他拆迁群体比较。访谈六的受访者认为“市政府、检察院的有房子,都是100平方米的,环境还更好,所以搬走”,而自己是“没有钱买房子,就算有回迁费,也不够钱买”,是与高于自己分层的群体做比较。因为拆迁,道路被堵、需要绕路,导致出行不便,小区周围绿化带被破坏,菜市场被取缔,买菜不方便等描述都是住户与拆迁前自己的生活作比较。

第二,社会不公平感和愤怒情绪。

Stouffer等认为当个体主观体验到不公平时,才会有可能导致不满情绪,激发群体性事件 [29] 。社会不公平感是指个体对社会财富、地位、机会等分配是否合理的感知 [30] 。

在黄瓜营小区拆迁问题上,房屋面积是一个重要变量,房屋面积的大小与自己身份地位的匹配度是拒迁住户知觉公平的标准之一。如果住户认为匹配度与自己的期望差异太大,就会感觉到不公平。而住户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自己的权益和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也会感知自身受到不公平待遇。

黄瓜营小区住户认为自己在拆迁期间遭遇了严重不公平待遇,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情绪,而这种强烈的情绪体验使个人产生改善自身处境和扭转劣势的渴望,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强烈。

3.2. 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

首先,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定时期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 [31] 。

由于拆迁,小区周围绿化带被破坏、菜市场被取缔、买菜不方便、道路被堵、出行不便等问题,甚至出现了一系列强制拆迁行为,小区住户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导致其生活满意度急剧下降。

其次,政府满意度。

“政府满意度”是指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绩效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满意程度 [32] 。如果政府行为的效果低于公众的期望,公众会对政府表现出抱怨、冷漠、不满和不信任 [33] 。

黄瓜营小区拒迁住户有一部分是经历过二次拆迁的,过去的拆迁方案是先看房再搬走,而现在是采取发过渡费等回迁的方式。他们认为过去的拆迁方案明显优于现在的,前后对比之后认为现在政府行为的效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产生不满情绪。

3.3. 群体认同和集体效能感

首先,群体认同。

群体认同是指个体对某一组织或群体的归属感,起源于对群体成员关系的认识和作为群体成员所产生的价值与情感意义 [34] 。

黄瓜营小区拒迁住户大都在小区内生活近二十年,关系较为密切,在拆迁过程中一旦集体利益受到威胁,很容易对互相产生群体认同。其群体认同表现为两个方面:对于“我们”的认同,即对自身群体遭受不公平待遇并处于劣势地位的认同,访谈期间受访者多次表示“我们老百姓真是没办法啊”,并且与其他已搬走住户的比较相比,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群体在经济和地位上都比不上高于自己分层的群体,给自己定位为“困难户”;对于“他们”的认同,即对自身群体遭受不公平待遇以及处于劣势地位的责任归咎人的认同,比如“他们政府”。住户认为这一切都是政府、开发商“搞的鬼”,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改善处境,黄瓜营小区拒迁住户选择集体维权。

其次,集体效能感。

集体效能感是指团体成员在某一情景中,对于自己的团队结合这一切取得特定水平成绩的能力的共同信念 [35] 。

黄瓜营小区拒迁住户认为个人行为已经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集体认同互相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体会为了增加他们的共同利益,用集体的力量去反抗、维权,所以他们选择成为一个群体,从而实现群体的目标,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群体行动的效果又强化了他们的行为。

4. 讨论

4.1. 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发现,当个体在与参照群体比较时,知觉到社会不公平,就会产生愤怒情绪,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正如相对剥夺感的概念所描述的,相对剥夺感是群体性事件的原动力 [15] 。

在拆迁过程中,政府未及时改善和提高住户的生活质量,导致住户的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下降,催化了黄瓜营小区住户拒迁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黄瓜营小区住户之间相互认同,认为自己是“困难户”,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应该团结起来“维权”,并且相信集体力量大于个人力量,强化了集体效能感,给黄瓜营小区住户拒迁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

4.2. 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形成的进一步分析

4.2.1. 住户自我定位偏差导致相对剥夺感

通过研究发现,住户的相对剥夺感除了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住户自我定位偏差的影响。

黄瓜营小区拒迁住户属于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但是,拒迁住户往往会把自己形容成为社会底层群体,在他们的描述里,自己是“无家可归”甚至“活不下去的”,即绝对利益受损群体。

从客观标准看,与无家可归的人相比,黄瓜营小区住户所属分层群体的生活状况不算最糟糕的。但拒迁住户从不与贫困地区的人比较,他们往往会选择与在拆迁中获利的住户比较,和同在一个小区但是高于自己分层群体的住户比较,即选择高于自己分层的群体为参照群体,并因此引发相对剥夺感,激化了矛盾并引发社会冲突。

4.2.2. 镜像知觉引起政府满意度下降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住户出现了镜像知觉,导致政府满意度的急剧下降。

镜像知觉是指在冲突中,双方之间的误解常常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他们都会美化自己和丑化对方,并且,双方常常夸大这种差异 [36] 。

黄瓜营拒迁住户美化自己——“老百姓是最善良的,最通情达理的”,丑化政府——“中央政府都是好的”而“地方政府不是”,正是镜像知觉的表现。

4.2.3. 老年人心理对群体认同和集体效能感的影响

黄瓜营小区住户多为中老年人,适应性降低和地缘观念是老年人心理特点之一,影响了群体认同和集体效能感。

首先,老年人地缘观念较浓厚,对长期居住的地理环境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他们期望在家中或“家门口”安度晚年 [37] 。对长期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强烈认同意识和归属感会让老年人“舍不得”离开,从而强化老年人的群体认同感。

其次,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适应性减退,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下降,其中一个表现在于新环境的抵触上 [38] 。对黄瓜营小区拒迁的老年人而言,拆迁意味着需要适应新环境,需要消耗较多精力去适应新环境带来的诸多应激,比如装修、电梯等问题,所以他们“嫌麻烦”,更倾向于保持现状。

总之,由于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在面对同一应激事件——拆迁时,会更易互相理解,互相认同,更易形成群体认同。再加上老年人的个人能力、社会资源等有限,所以更倾向于形成群体来对抗应激事件,强化了集体效能感,从而给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

5. 措施建议

拆迁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为了使城市化进程能够顺利推进,我们应使拆迁措施尽量能够对更多人有益。

在拆迁问题上,政府和开发商应该在保证客观因素的同时,加强对住户心理问题的了解,尽量针对住户的需要进行调整,更多关注心理因素的影响。

5.1. 减少相对剥夺感

首先,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黄瓜营小区拒迁住户在访谈过程中反复提到“退休工资低”,认为自己是“困难户”“活不下去”“生病了,政府不开钱”都是由于自身经济状况不佳,而又缺少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保证社会公平,减少被拆迁住户的经济负担,从而减少相对剥夺感。

其次,开发商制定多样化拆迁合约政策,以人为本。

针对类似黄瓜营小区这种社会分层复杂的小区在制定拆迁合约时,应采取多样化的方案,包括补偿费用、房屋面积等。在拆迁过程中,建造临时性住所,提供过渡房进行过渡,或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给予合理的过渡费,杜绝“少发”甚至“不发”的情况出现。多从住户角度出发,制定以人为本的合约,减少住户的不适应感,尽量避免住户“嫌麻烦”,出现相对剥夺感。即使出现矛盾,也要站在住户角度去处理,而不是选择逃避或者站在住户的对立面,采取强制性手段,激化矛盾。

5.2. 提高政府满意度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约束不合理拆迁行为,加强党政建设。

加强建设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约束不合理拆迁事件的发生,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和谐。进一步加强党政建设,以人民利益为重,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落实群众路线,减少社会中处于较低分层的群体的不满情绪,提高政府满意度。

其次,加强拆迁监管,减少对被拆迁者的附加影响。

在拆迁过程中,政府应注意加强管理,约束开发商在规定范围内实施拆迁,减少对被拆迁住户的附加影响,如堵路、破坏绿化等行为。严格监管开发商的行为,避免开发商做一些与拆迁无关的事情。

最后,开发商应该保证施工效率,加强与住户沟通协商。

开发商应保证施工效率,“少拖”甚至“不拖”,减少时间浪费,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专职人员与住户进行沟通协商,不能对住户避而不见。减少与被拆迁住户的冲突矛盾,从住户角度出发,并注意合约内容的调整,不能一成不变。

5.3. 关爱老年人

关注被拆迁住户的心理,尤其是像黄瓜营小区的中老年人住户的心理变化,应根据老年人心理的变化来进行疏导,关爱中老年人。

辅助老年人搬迁,尤其是孤寡老人,或没有家人帮忙,或经济不宽裕的老人。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出现,让老人处于安全、受关爱,受尊重的状态,保障老年人舒心舒适的生活。

在房屋设计时应多为老年人的出行、休闲、生活等便利考虑,保证路面平坦,在小区里面内部设计一些老年人休闲活动区域。免费提供拐杖或轮椅,并注意凳子的合理布置,让老年人在休闲娱乐之余,方便坐下来休息。电梯速度运行适中,不宜过快,以免老年人头晕。楼梯设计合理,不宜过高或过窄。维护小区周边的治安情况,保证出行便利,生活方便。

6. 结论

黄瓜营小区住户拒绝搬迁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其中相对剥夺感是原动力,满意度下降是催化剂,群体认同和集体效能感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基金项目校级项目:城市改造中被拆迁住户拒绝搬迁原因的调查及分析——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ky2012-004],主持人:聂倩。

附录

第一阶段访谈提纲

一、针对合约政策、开发商的问题

1 拆迁持续多长时间好?

2 期间拆迁方找过居民多少次?

3 每次拆迁方提出的补偿条件是否有所改变?

4 能否接受这些补偿条件?若不能,认为应得到什么样的补偿?

5 是否跟开发商进行过认真协商?有何结果?

二、针对住户生活方面的问题

1 对生活有多大影响?哪些方面比较明显?(物质类)

2 对心理有何影响?(由具体问题引导)

(1) 家庭关系、成长经历

A 从小艰辛

B 从前有过好待遇,所以对此无法理解

(2) 不想搬迁的原因,你认为以上原因是否有改进的办法?

第二阶段访谈提纲(回访)

现实因素

总结性提问:

那你们是不是觉得政策合约才是关键?

你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其实是影响你们决定搬迁的重要原因?

因为拆迁导致你们小区附近的环境破坏,影响了平时的生活,就更加不情愿搬走了?

你们听到的别人对搬迁的说法,会不会影响到你们自己搬不搬的决定?

还有其他现实的一些你要补充的吗?

心理因素

总结性提问:

那你们是不是觉得只有满足了你们的一些基本需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的,你们才愿意搬迁?

你们身边的人的说法和看法会影响你们的搬走与否的决定吗?

还有其他的你要补充的吗?

NOTES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聂倩, 周宁. 从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黄瓜营小区住户拒绝搬迁为例[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3): 284-29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3047

参考文献

[1] 王建, 李昌娟. 浅析农村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J].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 2014(1): 41-44.
[2] 何欢. 浅议城市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的保护[J]. 才智, 2015(4): 264-265.
[3] 刘志强. 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能否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J]. 中国土地, 2015(2): 58.
[4] 周钰涵. 初探“拆迁维权协会” [J]. 法制与社会, 2014(34): 166-168.
[5] 董晶, 吴晓瑞. 违规强拆存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 建设科技, 2015(2): 86-87.
[6] 张埔炽. 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大学, 2014: 16-33.
[7] 祝守明. 钉子户提法不妥[J]. 楚天主人, 2000(1): 15.
[8] 何志武, 朱秀凌. “恶政府”?“弱拆迁户”?——拆迁冲突议题的媒介建构[J]. 新闻大学, 2014(1): 76-83.
[9] 单松. 城市拆迁过程的被拆迁者心理分析[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1, 13(2): 161-162.
[10] 毛文娟, 程素萍, 刘海珍. 被拆迁者拆迁过程的心理定性分析[J]. 社会心理科学, 2008(3): 94-99.
[11] 田其锐. 强制拆迁中私产观念冲突的原因分析[J]. 学理论, 2014(35): 83-86.
[12] 张卫娜.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 旅游纵览月刊, 2014(2): 224-225.
[13] 江帆, 丁丽柏, 马勇, 等. 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拆迁问题及对策研究[J]. 经济法论坛, 2012, 9(1): 319-347.
[14] 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群体相对剥夺前因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调查的实证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09, 6(4): 69-77.
[15] 吴开松, 李华胤, 徐晓晨.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
[16] 张书维, 王二平. 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2): 1730-1740.
[17] Runciman, W.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Routledge, Abingdon-on-Thames.
[18] Henri (1982)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 McCarthy, J., Zald, D. and Mayer, N.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 Morristown.
[20] Klandermans, B. (2013)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Current Sociology, 61, 886-905.
https://doi.org/10.1177/0011392113479314
[21] Moran, D.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Routledge, Abing-don-on-Thames, 109-112.
[22] Palmer, R.E. (1969)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vanston.
[23] Langenhove, L.V., Harré, R. and Smith, J. (1995) Idiography and the Casestudy. Rethinking Psychology. Sage, London, 59-69.
[24] Allport, G.W. (1943) 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Prepared for the Committee on Appraisal of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561-563.
[25]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26] Giorgi, A. and Giorgi, B. (2003) Phenomenology in Smith. In: Smith, J.A.,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Sage, London, 25-50.
[27] Smith, J.A. and Osborn, M. (2003)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 Smith, J.A.,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Sage, London, 51-80.
[28] 亚当•库珀, 杰西卡•库珀.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642.
[29] Stouffer, S.A.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Volume 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40, 1189.
https://doi.org/10.1001/jama.1949.02900490055028
[30] 杨智涵, 虞涛. 政府信任感对民众社会公平感与生活满意感及心理和谐的影响[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54-56.
[31] Shin, D.C. and Johnson, D.M. (1978)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 475-492.
https://doi.org/10.1007/BF00352944
[32] 陈俊星. 地方政府公众满意度测评的困境与出路[J]. 东南学术, 2011(4): 103-110.
[33] 刘贵忠. 政府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湘潭: 湘潭大学, 2005: 16-17.
[34] Tajfel, H. (197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61-76.
[35]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391.
[36] Myers, D.G. 社会心理学[M]. 第8版, 侯玉波, 乐国安, 张智勇, 等,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392-394.
[37] 孙鹃娟. 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214.
[38] 崔丽娟, 丁沁南. 老年心理学[M].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2: 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