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P  >> Vol. 7 No. 1 (March 2018)

    浅论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A Brief Discussion on Xi Jinping's View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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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连 童: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伦理学研究生院,河北 保定

关键词:
生态文明天人合一生态建设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摘要: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建设生态文明提高到了千年大计的高度,从而引起了生态文明学习热,而构建中国现代生态伦理体系,必须重视、发掘、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资源。由此出发,本文集中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形成,并揭示了其中蕴含的深刻哲学意蕴。

In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raise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the height of a millennium plan, which caused a fever for study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modern ecological ethics system in China,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it and explore it. From th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of Xi Jinping’s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veals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1. 引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广义指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狭义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而言,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一种文明性状,是生态伦理最高价值目标。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其对象是绿色也就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矿藏和动植物分布等等。巴克尔曾经说过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是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四个主要因素。孟德斯鸠也认为,气候的权力强于一切权力。热带民族的懦弱往往使他们陷于奴隶地位,而寒带民族的强悍则使他们保持自由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他们都秉持着地理环境决定论,这样虽然片面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认为人的心理、气质,民族的精神风貌,国家的政治制度也都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但是也确实反映出了环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地理环境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给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特色。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所以人类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持生态平衡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具体来说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从出现到形成经历了三个时期。

2. 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形成

2.1.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是1969~1992年也是习近平的青年时期。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根本,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搞好“三农问题”当作一个不可懈怠,不可放松的重要问题。所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领导下基层锻炼了解百姓的真正疾苦的良好风尚就已形成,很多国家领导人也以积极的态度不断进入基层进行磨练和感悟,与老百姓同吃同劳作。习近平的成长与农村有不解之缘,长期的农村工作和生活让习近平的思想扎根基层,拥有者充分的可操作性,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第一,1969年,习近平去了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的梁家河大队,在那里当一名普通知青并度过了六年时光。当地的环境破坏极为严重、自然环境也极为恶劣,习近平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里亲眼看到并亲身体验了恶劣的生态环境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给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困扰。习近平充分运用知识和智慧带领梁家河的百姓不断的向幸福靠近的同时,长期的基层生活和磨练让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悟,就连习近平自己后来也坦承:“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第二,在1975~1993年间,习近平求学和工作实践让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断充实。1975年,习近平如愿进入清华大学深造,1975年到1979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完成了大学学业。这期间,习近平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智慧的营养,结合日益发展的社会形势,对原有工作经历中的问题,有了更加清晰和准确的认识。1982年到1985年,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的3年时间里先后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改变了正定县“高产穷县”的现状,开创了“中国正定旅游模式”,拓宽了人民致富渠道。刚上任的习近平着力打造“六无”、“四好”公路,改变随意占用公路,损坏公共设施的局面。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表现和实践,更透露出习近平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1992年,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主持编订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并用了整整10页(第145~155页)的篇幅对“环境保护”、“治理气、水、噪音等污染”的生态建设方面做出了全面详细的规划与设计。可以说,该“3820”工程规划设计不仅给福州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而且也是“生态环境”概念在习近平的公开文献中的第一次呈现 [2] 。

在这一阶段,习近平通过在基层的亲身感受与实践为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素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2.2.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期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随着其工作经历的不断增加而更精彩纷呈,特别是在其任福建省委领导之后到上海市委书记(1993年~2007年)这个阶段得到了很大发展,内容不断充实、内涵不断丰富。

首先,大力倡导城市生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显性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但是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进城市发展成为新的趋势。时任福建省委领导的习近平以发展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发展趋势,并提出“城市生态建设”、“生态省建设”等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点。福州市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较早的重要实践城市,被寄予了沉甸甸的希望,“城市生态建设”理念由此开始,要求“城市区域达到清洁、优美、舒适、安静的要求”。

其次,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的不断丰富。2002年至2007年,习近平调任浙江省,这一时期习近平在“建设生态省”的基础上,把生态文明建设范围扩展到了海洋。

再次,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升至理论高度并倡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任何能指导实践的理论都经过了实践的严苛检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实践检验,最终被世人所认可并用于指导现实生活。习近平多次在浙江省多家报刊上发表自己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生态文明的建设是离不开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习近平认为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

2.3.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成熟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逐渐成熟是在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2007年至今)。2007年,习近平同志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自此开始,习近平的工作范围扩展至整个国家,肩上的责任愈加沉重。特别在十八大后,习近平对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看法,标志着习近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基本形成时期。

2013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政治学习时,习近平同志着重指出,要加快海洋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把海洋生态建设纳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范畴。在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同志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要把生态环境与民生问题联系起来,并倡导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民生这一重要理念,习近平同志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对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了详细并重要的说明,他认为当今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所以必须健全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度,并依靠制度来解决我国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根本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核心的环境保护思想是绿色发展观的直接理论来源;以基层工作大量实践经验为基础,经过三个阶段所形成的。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建设,实现伟大中国梦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 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哲学基础

3.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等生态智慧是绿色发展观的中国元素

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从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来思考人与自然的系统性是包含有中国元素的绿色发展观,而这中国元素的绿色发展观则集中体现在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朴素自然观上,这些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美丽中国和实现快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是指天、地、人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感应的一种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认为,人在世间的德行能够被天地所感知,所以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共同体,这种思想是一种朴素的生态发展观念。而儒家的“厚德载物”的思想,成功的把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伦理关系广义上的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然间的万物应该像对待朋友一样平等地来对待,这是朴素绿色的生态理念。而在传统道家看来,天就是自然,道德经中则写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世间万物同质同源,而人则只是天地万物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人也不能超脱逍遥于自然法则之外,但是由于社会思想的进步,人开始为自然立法,使得人失去了很多自然属性,在自然法则中变得突兀了起来。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就是指自然而然、不加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及主观能动的意思。“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行为做事的最高行为准则,也是与世间万物沟通并和谐相处的核心所在。庄子重点提出了人对于精神境界的追求1。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庄子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划分。而“天人合一”中所指的“天”绝不是带有宗教意味的超自然的存在或具有任何主观色彩神话性的存在,而指的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与自然合为一,人、我、物不再有任何区分,所带来的意境颇有出世哲学之风。墨家在生产力的生产与经济的消费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墨子认为“生产”和“节约”两个观念是对立统一并相辅相成而存在的,只有提高生产效率,国家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才能提高,才能达到国泰民安。而节约则是为了生产,提倡适当消费从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思想。实际上,墨子早在百家争鸣之时便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思想,而适度消费的节约思想也就成了墨子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色发展的理念完美的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与“厚德载物”等优秀的绿色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去掉了其与当今社会不相符的思想,并且吸收了其他国家关于绿色、环保等可持续发展思想中的精华及对我国发展有所脾益的思想,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提出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大创新,必将我国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推上新的高潮2

3.2. 马克思自然观是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是人在社会中存在首先要明确的 [3] ,也是各国伦理学者所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提出了“无”的概念 [4] 。“无”绝不是说在本体论意义上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而是在价值论的层面上进行的讨论。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然是与人相关的,可以被人类活动所改变的实实在在的自认而并非形而上学的自然,只有打上了可被人类所改造的烙印才是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然观是一种十分感性的自然观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一、关于自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实践中形成的自然,而不是预先就生成了的自然,原生态的世界与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人的实践获得了完美的结合。所以自然史与人类的历史具有一致性的,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二、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感性的自然观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本源,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产物之一,人仅仅是自然的普通组成之一,而绝不是超越于自然的存在;人还与自然中的其他组成部分相互联系,自然组成部分中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甚至于超越了其组成方式。所以马克思思想认为,人无机的身体就是自然,自然不仅为人提供环境,还提供了生存的基础,并且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自然也发生着变化,人与自然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有缺陷的自然。人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将自然改造的更适应于人类发展,自然也以其自身来限制人类的改造,人与自然必须互相制约并共同发展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系。习近平同志着重强调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这一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中感性的自然观的集中体现并升华的结果,是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根本理论基础。

NOTES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智慧》,王国聘,北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1期16卷。

2《习近平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意蕴和当代价值》,郭晓磊,南京:党史文苑,2017年第6月。

文章引用:
连童. 浅论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J]. 哲学进展, 2018, 7(1): 1-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18.71001

参考文献

[1] 佘正荣. 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 姜木枝.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哲学解读[J]. 江西: 老区建设, 2017(14).
[3] 傅华. 生态伦理学探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4]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于光远, 等,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